璩靜鬧劇，主流視角普遍集中于她不體恤下屬、對職員打工群體盛氣凌人，這個當前廣大被剝削階級早已見怪不怪甚至有些無奈無語的現象，其實之前寫過很多了，不做贅述。
推薦閱讀：五一國際勞動節，「調休」陰影下，失真的工人階級節日（閱讀請加VX：jinxuemessi 通過后直接要即可；加過別的號的同志無需再加，直接私信要）
但是大家貌似忽視了一個更值得關注的隱秘問題（其實并不隱秘）：輿宣領域的政商旋轉門。
璩靜這次自曝，她在百度時曾遇到下屬寫三百多封舉報信……
此后有多名前百度員工在社交媒體上曝光這些舉報信內容，直指璩靜在百度領導期間強迫要求下屬收集國家級新聞機關部門、中央媒體、官媒門戶網站等相關負責人信息。
多位自稱百度員工、定位在百度大廈的人士也在社交媒體發文，爆料璩靜曾要求他們收集央媒官媒領導干部信息的細節。
之后有百度一中層人士向媒體證實了諸多舉報信的內容真實性，并稱百度調查后，璩靜工作一度未受影響，但要求其停止繼續搜集媒體人員資料。
再之后，搜集個人資料的情況仍繼續，“只是要求不能通過微信傳輸資料，要內部給。”
同時，百度公共關系部門開始出現多名員工離職——很顯然，這些干“臟活累活”的人成了背鍋俠，且在離開百度時必然簽署了前段時間沸沸揚揚的“離職保密協議”，除非鐵拳介入，否則不指望任何媒體能從他們嘴里套出百度（璩靜）“吸收”國家新聞公職人員的內幕。
輿宣界的旋轉門事實上并非秘密，業內早已心照不宣。
2016年，共青團中央曾直接批文《受資本控制，部分主流媒體人格分裂》，矛頭所指不言自明。
大財閥大企業大集團有維護公司形象、維穩媒體關系、洞悉上層信息、控制宣傳路徑、洗腦市場觀感的公關需要，而那些就職于央媒官媒的“體制內媒體人”們，不論是業務能力還是人脈資源，恰恰為資本家們所需要，也就成了巨頭們的圍獵對象，紛紛邀請“下海”負責企業的公關宣傳與政府關系。
這導致了輿宣領域的“華麗轉身者”們，是中國政商旋轉門這個賽道僅次于金融領域的第二大人數規模的“旋轉群體”。
別的不說，她璩靜本人就是輿宣旋轉大軍的一員。
璩靜早年供職新華社，工作長達八年；
后在2015年被華為相中，成為華為公共及政府事務部副總裁、中國媒體事務部部長，期間主持撲滅了包括“251事件”、“繁體臺灣名稱事件”、“西班牙發布會地圖事件”等多個華為負面新聞；
2021年入職百度，任集團副總裁（VP），負責集團公眾溝通部工作，自詡“百度公關一號位”。
大企業挖角體制內媒體人掌舵公司輿宣這在中國政商界已非新聞。
就說前年，萬達集團就大張旗鼓發出重金招募——年薪400萬招聘官媒報社的副廳級干部，并稱“正處也可，最好是副總編輯或總編輯”，要求入職后負責萬達集團公共事務、政府關系對接及維護等。
據說彼時京城有十多家“皇糧媒體”的高層前去面試……
就拿萬達為例子的話，過去十年間有多位體制內“總編輯”級別的媒體人加盟萬達，比如新華網（財經部）的李春、《京華時報》劉明勝和張瑾、《南方周末》的伍小峰、《第一財經日報》的岳富濤、《人物》的林天宏……
包括《京華時報》的副社長兼總編輯朱德付，相傳王健林曾親自出馬但是未能拿下，朱德付最后去了阿里巴巴任副總裁（主管輿宣）。
就像老王數年前春風得意時的豪言壯語：“萬達進入的行業，無論國企央企，都沒機會做老大。”
??
甚至老王的兒子王思聰創業也有樣學樣，從央視挖來段暄坐鎮香蕉體育。
這些體制內媒體人士下海加入企業后，薪水往往乘以百倍，也動搖著資本市場的“公關戰爭”。
2022年時，通過脈脈、領英以及百度搜索等多種途徑，有媒體收集到155名從體制內“皇糧媒體”轉型到企業集團做品牌公關、且擔任過知名企業（至少在垂類里知名）總監以上職務的人員詳細信息。
155人中，有70人來自有一定影響的中央級媒體，28人來自有一定影響的北京媒體，20人來自有一定影響的上海媒體，37人來自南方系。
經統計發現，在中央級媒體人、北京媒體人、上海媒體人和南方系媒體人當中，直接由記者轉型成為企業品牌公關的，均超過七成，占比分別為71%、79%、70%和84%。
而中央級媒體人中，從記者直接轉型當上企業總監級高管的，占32%；從副主編以上職務轉型當上企業總監級高管的，占21%。
記者之所以轉型比例遠高于編輯等崗位，是因為記者“到處跑”，經年累月積累造就的人際資源更豐富、內幕信息更靈通，尤其得到資本家們的青睞。
不光萬達和阿里巴巴，許家印的恒大、賈躍亭的樂視等也都熱衷吸納傳媒媒體業的媒體人擔當企業品牌公關或資源主管，比如恒大的陳朝華（南方都市報），比如樂視的劉建宏（央視）、敖銘（央視）、劉語熙（央視）、馬國力（央視）、李響（體壇周報）、李黎（北京電視臺）……
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有這樣一句話：“當這種資本力量雄厚，奴役著千百萬勞動者，奴役著整片整片地區的時候，它便開始直接地和肆無忌憚地對政府施加壓力，把政府變為自己的仆役。”
就像前文提及的被王思聰拉下水的段暄，這種體制內“旋轉潮”的背后，本質是資本對權力的軟性滲透，即“資本權力化”的隱秘生成。
這一點，包括王文銀的正威集團、許家印的恒大集團、賈躍亭的樂視等“爆雷企業”玩的最遛。
擅長乃至依賴吸收體制內“旋轉人”，這與企業“爆雷”理論上存在著某種必然關聯，因為前者本就是一種“公權力私有化”的尋租式變現，其目的往往正是為了支撐企業諸多非正常手段的融資或利息維持，而這種經營路徑顯然難以長久。
像正威集團，由于王文銀是安慶人，集團高層便著重吸納安慶籍官員——比如安慶市潛山縣原副縣長汪長銀，下海任董事局副主席；比如安慶市工業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江道祥，下海任正威國際集團投資委員會主席；比如安慶市原副市長張小青，下海任正威國際集團戰略委員會主席，此人在安慶市宿松縣做一把手時曾為正威集團量身定做了一套“沒有競爭者的拍賣方案”以6500萬向正威賣掉兩個價值百億的大理石礦的探礦權；比如張小青在宿松縣工作的同事劉宏，后來在深圳市福田區統計局任局長時曾被深圳市紀委監委通報批評，之后不久就下海任正威國際集團董事局副主席了……
再說王文銀的鐵桿摯友許家印（“卓越偉大”這個梗就是出自王老板贈予許老板的舔詩書法），在金融領域“挖社會主義墻角”更是不遑多讓。
從央企的中信集團，到國務院的銀監會，許老板“挖呀挖呀挖”無所不用其極。
前年4月2日，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姜麗明，官宣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和佳木斯市監委聯合審查調查。
2017年1月時，姜麗明就已從體制內高官位置辭職，以“旋轉門”的姿態投身商海，打響了2017年“銀監會官員下海”的第一槍。
她七年前去的地方正是恒大集團，擔任監事長，后升任副總裁，是許家印的核心左右手。
當時在姜麗明之前，十八大之后銀監會已經有包括法規部主任黃毅、銀行監管三部原副主任張霄嶺、組織部原部長、人事部主任吳躍等多位司局級官員到互聯網金融機構擔任高管，共計十二人。
姜麗明被查兩個月后，2022年6月，證監會山東證監局原黨委書記、局長馮鶴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此人于2015年7月離開體制“下海”，加盟民生證券。
民生證券（民生銀行），泰山會的錢袋子，系民營資本泛海系旗下，也就是著名的寡頭盧志強的金融財閥。
推薦閱讀：盧志強與神秘的泰山會（閱讀請加VX：jinxuemessi 通過后直接要即可；加過別的號的同志無需再加，直接私信要））
2016年12月，馮鶴年出任民生證券董事長，年薪600萬，在法律層面滿足了當時證監會官員的離任一年“靜默期”的要求；一年后又入職泛海控股，擔任董事。
此外，馮鶴年還曾擔任中國通海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已先后于2020年和2021年辭任，仍繼續在民生證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職。
2018年他還曾做過《順勢而為，借助資本市場推動醫藥行業健康、快速發展》的演講，主張“順勢而為，順勢而行，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鼎力支持中國醫療健康企業的做大做強。”
前年馮鶴年被帶走調查，大概率和此前證監會會計部原主任王宗成（6月2日被帶走調查）和中國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原一級巡視員曾長虹（4月1日被開除黨籍）有關，三人曾在2012年同時在創業板發行監管部任職。
馮鶴年是自2008年證監會非公部獲準設立后的第一任“掌門人” ，于2012年7月擔任創業板發行監管部主任，王宗成則是在那之前三個月擔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創業板發行監管部、發行監管部巡視員兼副主任；曾長虹則時間久遠，自2009年11月至2016年12月一直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創業板發行監管部副主任、發行監管部副主任。
同時注意：民生銀行也是恒大集團最大的債權金主之一，堪稱許家印的“黑金奶牛”。
至于恒大集團與中信資本過往的腐敗茍合，比如那個去年剛落馬的“旋轉人”、恒大人壽原董事長/中融人壽原代行董事長/中信銀行副行長的朱加麟，已有寫過，不做贅述。
推薦閱讀：許家印的敗落，新興資產階級的原罪
旋轉門這個詞，本是一個西方詞匯，但其現象本身是不分國別的。
政府官員退休或離職之后下海進入企業、學校任職，被西方的公共行政倫理專家稱為“旋轉門現象”。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建國過晚，沒有舊貴族勢力掣肘）甚至會有專門的“掮客集團”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團，許多落選的官員被著名的游說公司雇用，領取比在政府里任職高出許多倍的薪水，這些游說公司反過來又向客戶收取高額傭金。
同時，許多私人部門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納、成為政府官員。這種雙向流動就是“旋轉門”(revolving door)。
如特朗普，他卸任美國總統之后經營自家企業，那么憑著前總統身份在政府中保留的人脈自然會增加他的公司的競爭力。
他的前任奧觀海在2013年曾提名一位白宮辦公廳主任雅各布·盧，擔任財政部長，此人也是一個典型的“旋轉人”：1998-2001年擔任克林頓的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2001-2006年搖身一變出任紐約大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后又任花旗集團全球財富管理部門首席運營官和替代投資部門首席運營官。
旋轉門的出現原因很簡單，強大的利益集團、財閥勢力要控制政府、讓政府的決策為它們的利潤服務。
一種辦法是提供資金、把自己的代言人推進議會；另一種辦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員在政府中的影響和人脈，來到企業擔當要職，間接影響政府決策。
此前僅1998年期間，美國就有138名前國會議員經審核批準而成為正式注冊的“游說人”。
到2001年3月，在任滿的國會議員和離職的前政府內閣級官員中，分別有31%和33%都與游說公司或公關公司簽約。
由于美國總統四年一屆，行政官員的任期短，從而令其身份可以反復轉換、雙向撈錢，或是資本、或是政治資本。
比較典型的就是切尼，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國防部長。卸任后退出政壇。1995年成為哈利伯頓公司（主營油田服務和施工業務）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隨后，哈利伯頓公司就不聲不響地拿到了幫助科威特撲滅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大額合同……
旋轉門現象顯然是不利于市場活力，極容易滋生、或者說其壓根就是服務于利益壟斷和錢權茍合。
早在200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報告就指出：美國旋轉門與2008年金融危機直接的關系，并要求美國加強對因“旋轉門”所產生的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腐敗的監管。
股民和中小企業被割韭菜，財閥則巋然不動，旋轉門之弊端無需多言。
在中國，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這種情況同樣尤為突出。
2012年末時，中國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請了前官員擔任獨董、達到1101人次，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官員獨董”，且不乏省部級高官。
如知名服裝企業雅戈爾的獨董李國光，退休前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達八年；雅戈爾另一名獨董葉如棠，退休前為建設部常務副部長。
但是在十八大之后，特別是2012年底的“八項規定”和2013年10月中組部頒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等一系列限制性條例出爐之后，中國特色的旋轉門確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滅。
從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一年時間就有超過260位“A股獨董”離職，其中包括約30名省部級獨董。
比如寶鈦股份的獨董錢桂敬，曾任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副部長級）；再比如韓修國，1998年1月-2001年9月任甘肅省副省長，2001年9月-2009年3月任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
應該來說，在1978年之后，優勢家庭背景和優勢政府資源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舊精英”身份，還是作為黨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確實在事實層面回來了，于市場經濟框架下的“資本滲透權力，權力反哺資本”尤為顯著。
看看這個，真有意思：
將資本觸角伸向國家級、乃至中央一級的媒體，通過操縱最具政治力量的輿論聲浪，達到為資本服務的目的……高，實在是高。
上面那張圖里面提到的“引導人大代表”的要求，真是赤裸裸不加掩飾。
近年來，針對全國人大出現越來越多的資本代表、越來越廣泛的“商業建議”，輿論早已愈發沸騰。
可以看到：
1975年四屆人大，代表共2885人， 工農兵比例占67.95%，工農占51.1%
1978年五屆人大，代表共3497人， 工農兵比例占61.68%，工農占47.3%
1983年六屆人大，代表共2978人， 工農兵比例占35.57%，工農占28.6%
1988年七屆人大，代表共2970人， 工農兵比例占32%， 工農占23%
1993年八屆人大，代表共2978人， 工農兵比例占29.6%， 工農占20.6%
1998年九屆人大，代表共2979人， 工農兵比例占27.8%， 工農占10.8%
2003年十屆人大，代表共2985人， 工農兵比例占27.4%， 工農不足4%…
半個世紀之前，一個農民都可以成為副總理；半個世紀，人大代表里已尋不到幾位工農……
文章的最后，以毛主席1962年1月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吧：“我們站在那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