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場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在全國展開。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滅亡，仍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權做最后的反撲，他們一次次將暗殺的槍口對準新政權的各級干部。1951年3月，毛澤東原秘書、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山東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就被暗藏在人民軍隊中的反革命分子刺殺，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遇刺身亡的高級干部，一時震驚了中央。

　　身后射來的罪惡子彈

　　1951年3月，山東省省會濟南的夜晚，乍暖還寒，街道上行人稀疏。13日晚8點半左右，坐落于經二路的市政府禮堂內，傳出陣陣鑼鼓響，瑟瑟琴弦聲。這里，山東軍區文化工作座談會剛剛落下帷幕，正在進行文藝晚會的演出。參加座談會的代表200余名，大都是山東省軍區系統司政機關科以上負責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山東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坐在前排右首第一個座位上，他是當晚出席這場活動的職務最高的首長。演出開始前，他走上主席臺，向與會代表發表了講話，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與會人員中有一個人正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這天，黃祖炎正在生病發燒，身體虛弱，本想講完話后回家休息，但為了不掃大家的興，還是決定留下來與大家一起觀看文藝演出。

　　文藝晚會的節目主要是演唱、雜耍。第一個節目是本地大鼓，第二個節目是河南墜子，第三個節目是西河大鼓。正當第三個節目結束、觀眾熱烈鼓掌之時，在黃祖炎左側后的不遠處，一雙窮兇極惡的眼睛在死死地盯著他。稍頃，那人環視了一下周圍，發現人們都在全神貫注地看演出，沒誰理會他，便悄悄繞到黃祖炎身后，拔出手槍，瞄準了黃祖炎的頭部，隨著“叭”的一聲槍響，黃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著，兇手又向其右邊處長的座位處胡亂地開了一槍。

　　事情來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當有人反應過來，大聲喊著“捉住他”時，兇手已自斃。山東軍區保衛部的張一萍科長等人，急忙把黃祖炎抱進汽車送省立醫院。但因傷勢太重，黃祖炎途中即不幸身亡，年僅43歲。

　　▲黃祖炎

　　刺殺黃祖炎的兇手是誰？他為什么對黃祖炎下如此毒手？

　　刺殺黃祖炎的兇手不是公開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軍分區宣教科副科長、暗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時年34歲，山東省文登縣西橫窯村人，出生于一個地主家庭，抗戰初期擔任過小學教員，1940年混入八路軍，1941年混入共產黨內，1944年減租減息因觸動其家庭利益消極抵抗，長期裝病在家休養。土改運動中，他曾表現不滿，情緒消極，又因家中被斗而公開發表謬論，謾罵群眾，誣蔑土改，但未作處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調惠民軍分區任宣教科副科長后，企圖利用職權要求組織出面證明其父并非惡霸地主，遭拒絕后心懷不滿，對黨及黨的土改政策更加仇視。

　　1951年2月，全國展開鎮反運動。3月6日，惠民軍分區收到王聚民家鄉群眾寫的一封聯名信，揭發王聚民的父親系惡霸地主，曾逼死兩條人命和其他惡跡等罪行，同時還揭發王聚民本人在 1938年曾向敵人密告我兩名地下黨員的問題，要求在這次鎮反運動對他進行處理。惠民軍分區政治部領導惟恐影響王聚民的情緒，既未嚴肅處理，也未向山東軍區報告。王聚民知道了群眾對他的控告后，情緒突變，認為自己的處境不妙，決定來個魚死網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遺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現，惠民軍分區領導不但沒有引起警惕，而且三日后仍令其來濟南參加山東省軍區召開的文化工作座談會，以致發生了他有機會刺殺黃祖炎的嚴重事件。

　　王聚民的行徑說到底是一個基本立場問題，當解放后形勢的發展與他的個人利益發生尖銳沖突時，他感到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就走向了反面，根本立場徹底暴露。解放初期，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黨內像王聚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少，但他們大都能堅決擁護和支持共產黨的土改政策，表現出對事業的忠誠。然而王聚民完全從自己家庭的私利出發，進而發展到對黨的仇恨。事發后，許多人都認為：黃祖炎與他今世無冤，往世無仇，如果山東省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來參加當晚演出的話，他的槍口對著的將是許世友。

　　黃祖炎其人

　　黃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一個貧窮的手工業者家庭，1926年投身革命，在江西陶業工會南康分會做工運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慘遭迫害。他沒有動搖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蘇區信(信豐)、康(南康)、雄(南雄)中心縣委書記兼游擊大隊政委。他帶領部隊和群眾給敵人以沉重打擊，敵人出重金懸賞捉拿他，但在群眾的掩護下他幾次死里逃生，化險為夷。

　　1930年，黃祖炎任中國工農紅軍二十八縱隊政委和書記，指揮部隊和兄弟部隊一起浴血奮戰，多次粉碎了敵人的重兵圍剿，受到黨中央的表揚。在這段艱難險惡的日子里，他的家庭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接連失去了4位親人。父親被反動派監禁，死于獄中，母親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黃祖炳、黃祖渲在反“圍剿”戰斗中先后犧牲。

　　此后，黃祖炎兩度調到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書長，同時任毛澤東秘書：第一次是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第二次是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不久，一直到1938年春毛澤東派他去新四軍工作。黃祖炎先后在毛澤東身邊工作4年，與毛澤東結下了很深的感情。黃祖炎初到毛澤東那里時，毛澤東正受王明“左”傾路線的排擠打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之后又被免去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這一虛職。但黃祖炎始終不離其左右，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和參謀。毛澤東當時寫的《尋烏調查》，就主要是由他幫助整理的。

　　▲黃祖炎1947年留影。

　　1934年9月，毛澤東去江西于都縣做調查，尋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如何挽救紅軍命運的辦法。當地條件極其艱苦，由于操勞過度，加上身體虛弱，毛澤東得了瘧疾，高燒不退，昏睡在床。黃祖炎和警衛員陳昌奉、吳潔清等人日夜守護在他的身旁。后來，黃祖炎連夜跑了幾十里路找來名醫傅連暲，終于給毛澤東治好了病。毛澤東對黃祖炎很信任也很關心，紅軍到達陜北時，毛澤東已經確立了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他便把黃祖炎從紅軍總政治部調到身邊，并讓他兼任中央機關黨總支副書記。

　　黃祖炎長征前調到中央后不久就得了肺炎，過草地時，發高燒癱倒了，要不是鄧穎超把自己的馬讓出來馱了他一段，他就有掉隊的危險。毛澤東知道后，勸他把煙戒掉，并半開玩笑地使了激將法，說：“你要是能戒了煙，那我就戒飯了。”黃祖炎果然就把煙戒掉了。

　　西安事變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為了加強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的工作，毛澤東派黃祖炎去贛南協助陳毅等同志組建新四軍，他再次離開毛澤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先后擔任中央長江局高干訓練班主任、新四軍二縱四師副政委等職，參加指揮了許多戰役戰斗。

　　▲1950年黃祖炎與夫人及子女在濟南合影。

　　1950年3月，黃祖炎擔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標兼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他工作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雖然時常因舊病復發而吐血，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發燒仍拖著病體參加了會議。他善于把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與部隊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因而在機關和部隊中很有威信。

　　黃祖炎一生艱苦樸素，犧牲后留下的除了配發的軍裝和四箱子書外，還只有一支派克鋼筆。毛澤東原警衛員陳昌奉回憶說：“毛澤東對黃祖炎評價很高，說他政治素質高，工作能力強，且忠誠可靠。”

　　刺殺案震驚了中央

　　黃祖炎遇害的當晚，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立即將這一消息逐級報告到了中央。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聞訊后無不十分震驚，毛澤東不久代表中共中央親擬一通報，發往各中央局、大軍區、志愿軍黨委及其他有關單位。毛澤東在通報中指出：

　　“據報，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會議上用槍刺殺。這是我黨高級干部被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殺，過去是很少見的，應當引起全黨警惕。王聚民為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長，原為惡霸，1941年混入我黨，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兇后當場自殺。據山東分局及軍區來電說，此事顯系反革命分子在我黨及人民政府堅決鎮壓反革命之際的報復行為。特此通報，務請你們注意：

　　(一)嚴防反革命報復。應當肯定反革命的報復是必然會有的，必須預先采取防制的辦法，千萬不可疏忽。除加強警衛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積極手段，破獲反革命的組織，消滅反革命的巢穴，堅決迅速地殺掉一切應當殺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無力施行報復手段。

　　(二)必須認識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級以上機關內，軍分區及師一級以上的機關，城市則為市區兩級機關內，特別注意考查這類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應作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

　　▲黃祖炎在文化工作座談會上遇害前的最后一次講話。

　　事件發生后，山東省軍區對王聚民所在的惠民軍分區的領導和有關干部進行了嚴肅處理，他們還認真總結了這次事件的教訓，主要是：鎮反運動剛開始，軍隊內部對存有反革命認識不足，各級組織存在嚴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缺乏應有的警惕性；保衛部門工作疏忽，措施不力，會場布置不妥，警衛安排不周等。為防范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他們制訂了一些具體措施，山東省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還下令，以后機關干部除非執行剿匪等任務，一律不準帶槍。

　　為吸取黃祖炎被刺的教訓，中共山東分局也于事發的第二天，向所屬單位發出七條指示，指出：黃祖炎同志被刺，說明了階級敵人當我堅決鎮壓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際，用刺殺、暗害的恐怖手段來進行報復，企圖以此混亂我內部，動搖我鎮反的決心，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組織內部的不純和保衛工作的松懈無力。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要以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黨，加強機關和首長的保衛。

　　3月20日，毛澤東看了山東分局的七條指示后，在文件上寫了一段批語：“下面是山東分局在黃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屬市委、地委發出的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指示是正確的，特轉給你們，請你們連同中央3月18日為此事而發的指示一道加以討論，并作出自己的決定，指導所屬，堅決執行。中央希望你們務必重視此事，切勿等閑視之。”此批語后以中央名義發往全黨全軍。

　　4月12日，羅榮桓(時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總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公安部長)、傅鐘(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奇清(公安部副部長)、肖華(總政治部副主任)就黃祖炎被刺事件的經過、王聚民的歷史和行兇原因以及應當記取的教訓，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

　　毛澤東4月19日看了這份報告后，在報告上又作了批示：“茲將羅榮桓、羅瑞卿諸同志關于黃祖炎同志被刺案調查報告發給你們研究。像王聚民這樣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許多罪惡表現，全黨全軍如有類似這樣的人，務須注意及時處理。”這個批示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往全國。

　　對這起高級干部遇刺案，毛澤東主席一個月內竟然連續作了三次批示，這在我黨的歷史上還沒有過，這充分說明毛澤東對這一事件的重視和對黃祖炎感情的深厚。

　　青山有幸埋忠骨

　　黃祖炎遇害后，組織上批準他為革命烈士，并給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遺體安葬在位于濟南市南郊的四里山上。四里山亦名英雄山，則緣于后來毛澤東主席對黃祖炎的一次追憶和緬懷。

　　1952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席第一次踏上了濟南這片熱土。他的這次山東之行，除聽取工作匯報，察看山東各地，座談了解情況，還有一項重要的日程，那就是憑吊黃祖炎烈士。當日下午，在聽完山東分局安排的視察活動計劃后，他通過詢問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得知，黃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山上。毛澤東說：“我想去看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別，他去贛南接陳毅下山組建新四軍，到如今已經14年了。沒想到那一別竟是永別。”毛主席的話語充滿了惆悵和悲傷。

　　10月27日，四里山紅櫨似火、松柏肅然。毛澤東主席和許世友同乘一輛轎車，沿著蜿蜒跌宕的山路匆匆向黃祖炎烈士的墓地行進。在途中，他對許世友說：“祖炎同志是個難得的人才，能文能武，為人厚道。他有很強的組織觀念，工作兢兢業業，從未出現過差錯。他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同志團結友愛。我很懷念他。”

　　▲1952年10月27日，許世友在黃祖炎墓前向毛澤東介紹黃祖炎遇刺時的情況。

　　談話間，汽車到達了半山腰處，毛澤東主席下車步行。黃祖炎的墓地在烈士陵園的最高處，墓為拱形圓頂，花崗巖石修葺，正前方的墓碑上鐫刻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之墓”的字樣。毛澤東主席快步來到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鞠一躬。許久，他輕撫著墓碑深情地說道：“祖炎同志，我來看你了！”此時，淚水已順著他的臉頰慢慢地流下，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不禁也潸然淚下。

　　毛澤東又緩步繞墓地一圈，滿意地點點頭說：“墓修得很好。山東軍區的烈士撫恤工作做得不錯。”許世友介紹說，濟南戰役犧牲的將士基本上都埋葬于此，有不少烈士連姓名都沒有留下。毛澤東主席又環顧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陵墓，深有感慨地說：“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這么多人民英雄長眠在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是英雄山啊……”由此，四里山就有了一個新的名稱——英雄山。此后不久，由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革命烈士紀念塔”七個金色大字鐫刻在山頂的紀念塔上。

　　毛澤東親登英雄山悼念黃祖炎的情況，許世友讓軍區政治部秘書長向黃祖炎夫人周澤作了轉達，許世友也向軍區機關副部長以上領導干部作了傳達。70年過去了，現在，黃祖炎的幾個孩子在部隊、地方政府部門和技術單位工作，家庭和睦，子女上進，可以告慰將軍的在天之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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