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最近，注意到我國某半官方機構的頭面人物在國際輿論場上發表的言論，震驚之余，對此深感不安和憂慮！因為這些言論不僅與有關國際形勢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而且明顯背離和根本違反我國政府在國內外已清楚表明的基本立場，損害我國的根本利益。這樣的言論和輿論導向在國際上以及國內已產生極壞影響，如對其聽之任之而不及時整頓、整治并肅清流毒，勢必會繼續干擾習主席和黨中央的戰略方針，破壞我中華的國之大計！　　

　　這里所特指的，是北京大學馮玉軍教授在4月11日用英文發表于英國《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馮文的題目是《俄羅斯在烏克蘭輸定了》。在這篇文章里，馮某極力贊賞烏克蘭“出色的抵抗和民族團結水平”，嚴厲抨擊“俄羅斯的帝國野心”，充分肯定“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廣泛支持” 。他不但附和美西方“國際社會”的論調：“這場戰爭使歐洲意識到俄羅斯的軍事侵略對歐洲大陸的安全和國際秩序構成的巨大威脅”，更為其幫腔道：“這場戰爭讓越來越多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相信，俄羅斯的帝國野心威脅到它們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 馮玉軍斷言，烏克蘭在戰后肯定會加入歐盟和北約，而俄羅斯將失去這個前蘇聯共和國。

　　馮教授把俄羅斯政府稱為”regime”。Regime在英文里是個明顯的貶義詞，有“偽政權”或“非合法/不道德的政權”的含義。不但如此，他的矛頭還進一步針對俄羅斯內政，說普京“已無法控制（俄羅斯）內部的緊張局勢，包括雇傭軍的叛亂、種族間緊張關系、恐怖襲擊以及軍中的不滿”。不僅如此，他還大有要從根本上顛覆俄羅斯政府的勢頭：“如果俄羅斯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就會繼續發動新的戰爭，使世界處于更大的危險之中”。似乎這樣還不能證明自己對俄羅斯的刻骨仇恨，馮玉軍還破天荒地呼吁要改革聯合國并減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要將俄羅斯從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里除名而后快。

　　馮玉軍以權威口氣對中俄兩國的“性質”作了這樣的區分：“俄羅斯試圖以戰爭手段顛覆現有的國際和地區秩序，而中國則希望和平解決爭端”。因此，“中國和俄羅斯是截然不同的國家”，而由于受到俄烏事件的影響，“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并未固定”。他用十分輕佻的口吻地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最近與我國王毅外長在中國首都的重要會談比作一場“love-in”（英文里意為互相吹捧、爭相示愛的游戲），而其中“更多的是俄羅斯（單方面）的外交努力”。他借用所謂“精明的觀察家”的嘴斷言，“中國對俄的立場已經從2022年初的“沒有上限”的立場回歸到“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傳統原則”。

　　這位儼然以中國政府當家人的權威口氣在國際上發表宏論的“俄羅斯問題專家”，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眾所周知，我國政府對俄烏戰爭的看法和立場是明確和一貫的。一方面，中國“將繼續站在和平一邊，站在對話一邊，站在公正一邊，為早日結束危機發揮建設性、負責任的作用”（今年4月外交部發言人語）。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的根源在于歐洲長期積累的地區安全矛盾”，而“北約對危機本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出處同前）。至于中俄關系，我國與俄羅斯雙方一再確認，兩國是層級極高的“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用習主席最近去年10月與普京總統會談的話來說，“發展永久睦鄰友好、全面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共贏的中俄關系不是權宜之策，而是長久之計。” 王毅外長在2021年說“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而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大使在2023年4月24日（即俄烏戰爭爆發后一年多后）確認，這個說法并無變化。中國政府從來沒有講過一句話把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定義為侵略，完全沒有將其視為是對歐陸安全和“國際秩序”的威脅，更何談“巨大”？就在僅僅就在前幾天，中俄兩國國防部長進行了親密的會晤。我國的董軍部長明明白白地說：“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下，中俄兩軍互動對世界發揮穩定作用”，并強調“兩軍保持高度態勢，順應時代潮流，對全球戰略穩定至關重要！”

　　這就是中國與俄羅斯的親密關系。

　　眾所周知，《經濟學人》是英國一個以國際性專業經濟類雜志為包裝，具有強烈政治性的政經類刊物，是一個地地道道極端反華的美西方喉舌，在意識形態領域和輿論界為美國的霸權主義和顛覆主義幫腔和散布毒素。

　　經查，馮玉軍“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俄羅斯研究所所長、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中俄友協常務理事。多次承擔國家及省部級課題項目研究并獲獎，所撰寫研究報告多次獲得中央領導批示。”至于他什么時候去了北大，擔任什么職務不得而知。

　　真不明白，像這樣一個位高資深、負全國盛名、享國家厚祿的學者專家（也是高級干部），怎么能違背黨性原則、喪失國家立場，歪曲政府方針、挑戰領袖戰略，“應邀”在一個長期、不遺余力反華的美西方刊物上大放厥詞？

　　姑且不說現在的烏克蘭局勢和趨勢與馮教授的斷言完全相反。君不見，美國長期來不斷打壓、八方圍堵、咄咄進逼我國，最近甚至將可以打擊中國相當一部分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的陸基中程導彈都部署到了我們的家門口。俄羅斯面對北約（即馮玉軍所謂的“國際社會”）的五次擴張和烏克蘭新納粹的殺戮和挑釁，敢為天下先，單挑美國及北約，客觀上起到了為我國大大減壓、加力和協戰的友軍作用。真不明白，像這樣一個資深的“俄羅斯問題專家”居然連如此明顯的嚴峻局勢都看不清楚？搖唇鼓舌、為虎作倀，是何居心？

　　在國內，許多的愛國網民已對馮教授的言論進行聲討。但是必須指出，他的言論雖在許多網站被下架。但已造成了相當的困惑、混亂，甚至是對我國政府含沙射影的惡毒攻擊。下面聊舉幾例：

　　◆“背后都是政府授意，否則馮玉軍怎么敢？”

　　◆“都別爭了，國內學者可以在外媒上公開發文，這個行為本身可能就暗示著官方的某種轉向，或者說投石問路。”

　　◆“馮只不過是說出了許多人早就明白了的事理。”

　　◆“馮所說的是大部分中國學者不敢說的真話。只跟一幫窮國交好而疏遠發達國家就是作死！”

　　◆“像馮教授這樣的中國正義人士多著呢。”

　　在國外，馮的“大作”不出意外地馬上火了起來，得到了西方反華主流媒體的一片附和與喝彩。美國的當然最多：《美國之音》《紐約時報》《新聞周刊》《臉書》《美國外交政策協會》《華盛頓時報》，等等；其它國家的如英國的《每日快報》、德國的《法蘭克福評論報》、法國的世界報》…… 隨手搜索一下，滿目皆是，就恕我不在此一一列舉了。

　　這篇對中俄關系極盡挑撥離間的文章當然引起俄羅斯方面相當強烈的反應。4月26日在《今日俄羅斯》上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的標題是：《布林肯在北京：美國試圖讓中國反對俄羅斯——但成功了》。文章寫道：

　　“最近，有一些信號可以被解釋為北京愿意與莫斯科保持距離。具體來說，北京大學教授馮玉軍在《經濟學人》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轟動。這位官方的條分里析的俄烏沖突專家用著十分吻合西方政治思想的精神發言：他抨擊了莫斯科，預測其將失敗，稱贊基輔是“團結的抵抗力量”，甚至暗示如果俄羅斯不改變權力結構，俄羅斯將繼續通過挑起戰爭來威脅國際安全。

　　“了解中國社會組織結構的人，很難想象寫這篇文章的教授會在沒有北京負責任的同志支持的情況下冒著風險行事。中國四家主要銀行最近拒絕接受來自俄羅斯的付款，即使是人民幣，也可以被視為向莫斯科發出的警告信號。換句話說，事實證明，雙方字面上十分強大的俄中聯盟在實踐中遠非有效和沒有故障。而布林肯肯定會試圖鞏固這一趨勢。”

　　在美國的嚴厲制裁、兇狠打壓和層層圍堵下，中俄兩國只能背靠背互相支持、進行緊密戰略合作互動。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普京總統更是即將來華進行重大國事訪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幾日訪華，重點就是要逼迫中國斷絕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系，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馮玉軍在這樣的時機、拋出這樣的文章，意在何為？

　　我國已進入世界“百年之大變局”的關鍵時期。美國把我國從視為相對無害的合作伙伴，漸次發展到懷疑、敵視、抑制、鉗制、制裁、打壓、圍堵，到了極端恐懼、仇恨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中美之間早已不再是僅僅“競爭”，而是全方位的對峙、角力、對抗，并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沖突的你死我活的關系。這是直白的美國人和含蓄的中國人心理都明白、都不得不承認的一場結構無法改變、趨勢不可逆轉的全面的持久大戰。我國現在暫不出手，保持戰略定力，不過是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前，推遲戰略決戰而已。

　　必須指出，在上世紀的“冷戰” 結束后，國家之間的戰爭再也不是單單以軍事形式進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從龐然大物到解體崩潰，已經充分地證明了美西方在意識形態領域里進行的“和平演變”戰、認知戰和輿論戰是多么可怕地有效。

　　對于意識形態和輿論領域里的斗爭，習主席已經多次強調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2016年，習主席又一次深刻闡述了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意義、職責使命和基本方針。他重點強調“新聞輿論工作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去年1月，習主席特別著重指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仍然尖銳復雜，需要全黨以敢于斗爭的精神、善于斗爭的本領主動應戰，牢牢掌握主動權。”

　　在意識形態和輿論界，我們要尤其要嚴防“影響力間諜“。

　　影響力代理人，或影響力間諜（Agent of Influence）指的是某一種高級間諜或外國勢力代理人。這些人利用其官方或公共的職位及其它手段，對目標國家（往往是自己的國家）的政策、公眾輿論、特定事件的進程、政治組織和國家機構的活動施加病毒般擴散的影響，進行不利導向。他們或接受外國情報指示，或根據自身利益和需求進行運作，但客觀上、實際上都起到了普通間諜難以實現的作用，危害極大。

　　如前所述，馮玉軍完全可以歸類為外國勢力的影響力代理人或影響力間諜。

　　根據廣大人民群眾的揭發，我國此類極具影響力和蠱惑力的“病毒介質”不在少數，已經造成嚴重公害。譬如，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閻學通居然公開宣稱，投降是維護和平最容易的途經。閆教授稱：“許多歷史戰爭之所以能夠早日結束并實現和平，很可能是因為其中一方主動選擇投降和妥協”。他因此還列舉了甲午戰爭與鴉片戰爭的兩個典型案例：“清政府在面臨戰敗時，選擇了簽訂對華不平等條約，為戰爭劃上了句號、開啟了和平的過渡時期。”　　

　　與閻學通公然宣揚“跪降”異曲同工，也許具有更大蠱惑性和欺騙性的，是圓滑地、轉彎抹角地散布恐美思想的胡錫進：“如果中美發生戰略利益對等、對雙方都生死攸關的戰爭，美國將能夠輕而易舉開展為美國生存而對華一戰的政治動員，并且能夠將所有力量全都調動起來與中國進行生死一搏，如果形成那樣的情形，我相信中方將不會有勝算。”

　　胡錫進另具毒化作用的一手是認同和宣傳西方的普世價值。他大言不慚地說，“我要重申，中西價值觀的共同性要遠大于分歧，美國和西方一些人就是要把中美沖突說成是價值觀對立，我們決不能掉入他們的話語陷阱，真把中美和中西推向價值觀對抗。”

　　一面懼美恐美、一面贊揚“普世價值”，胡錫進還更進了一步，說“中美不是敵人”：“我堅定地認為，今天的美國不是中國傳統意義的敵人，中國絕大多數人，包括我們的政府，也不愿意中美成為敵人。”胡的狡黠，在于他對“敵人”的概念加上一個“傳統意義”的定語卻又不說明“其它意義”上的敵人是什么。又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良好和和平愿望歪曲、代入為現實，為其“美國并非敵人”的論點提供根據、進行掩飾。

　　我國不久前剛剛修訂了國家的《反間諜法》，其中擴大了對間諜行為的定義、國安單位的執法權力，更要求郵政、電信及互聯網服務業者配合政府打擊間諜活動。國家安全部的陳一新部長4月份兩次發聲，都著重提到了“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和反間諜”的“五反斗爭”。這里請注意，擺在國家安全第一、第二、第三位置是“反顛覆、發霸權、反分裂“”。是哪個國家要顛覆中國？是哪個國家在推行國際霸權？是哪個國家70多年來孜孜不倦地要讓中國保持分裂狀態，要阻止中國的統一？這個國家不是敵人誰是敵人？

　　胡錫進為原官方刊物《環球時報》總編，退出后仍然挾其“代表官方”的大眾印象，筆耕不綴，繼續坐擁粉絲兩千多萬，其“影響力”不容小覷。而現在諸如馮、閆、胡這些代表外國勢力的學者型“影響力”人物在國內已經散布于大學、研究機構、半官方甚至某些政府機構，而且在媒體圈和輿論場掌控了相當程度的話語權。

　　“千里之堤，毀于蟻穴”。我們應當牢記，擁有近2000萬蘇共黨員和530萬軍隊的前蘇聯之崩潰解體，不是因為克格勃“傳統意義”上的情報特工人數太少或工作不力，而正是因為其領導集團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忽悠下，意識形態出了大問題。他們放任新自由主義者如雅科夫列夫等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從贊同西方價值觀、喪失警惕、認為美國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敵人”，到認敵為友、自我繳械，不但為歷史唾棄，也讓自己可悲可笑地讓美國人嘲笑。　　

　　這些人難道還想讓中國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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