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5月5日是馬克思200歲生日，保馬策劃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專輯。今天推送的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張光明老師《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馬克思——從馬克思的幾個治學特點談起》，文章認為今天需要應該特別重視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馬克思。馬克思的治學是富于無私的科學精神的，他自覺地追求理論的完整自洽，并非主觀地、理想主義地構想未來，而是立足于經(jīng)驗的和實證的研究，去發(fā)掘研究對象的內(nèi)在規(guī)律性。今天應該運用他的方法重新考察20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fā)展歷程，達到規(guī)律性的認識。這是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必要途徑。

　　本文原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2018 年第 2 期。感謝張光明老師授權推送!

　　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馬克思

　　———從馬克思的幾個治學特點談起

　　張光明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這位偉大人物在近現(xiàn)代世界上所產(chǎn)生的影響，是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的。無論在思想的領域里，還是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他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跡，人們可以贊同他或反對他，但沒有人能夠繞過他。許久以前便有人說過:馬克思以后的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研究，在許多方面都是同馬克思進行的對話。今天我們還可以補充說，這場對話不但遠未結(jié)束，而且顯得更為必要和迫切了。正因此，在這個重要的年份，對于學術界而言，最有意義的紀念應該是本著科學求實的精神，獨立而真誠地去研究馬克思。

　　在這樣一篇短文里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務的。筆者只想談談我所知道的、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馬克思的幾個特點，并就當今的若干流行意見發(fā)表一些看法。

一、馬克思的治學是科學家式的，而不是僅僅以學術為外衣、實則以政治需要為目的

　　恩格斯曾說，馬克思既是科學家又是革命家，但首先是革命家。這話當然是對的，在19世紀那些充滿動蕩、沖突與革命的年代里，尤其是對的。[1]但筆者以為，今天應該更多地重視作為科學家的馬克思。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馬克思作為革命家的立場，完全是基于他從自己的研究中所樹立起的信念，要想真正認識革命家馬克思，就不能不首先從學理上真正理解作為科學家的馬克思;第二，20世紀以來新的歷史發(fā)展提出了大量新的挑戰(zhàn)性的問題，它們遠遠超出包括革命在內(nèi)的一般策略性問題，要求從理論的高度予以回答。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應當不避煩難，承擔起這樣的責任。因此，重新考察馬克思本人在科學上的貢獻，便應當提到首位。

　　馬克思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異常認真和勤奮，凡對馬克思的生平有一定了解并且不懷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個事實。然而我們也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馬克思的研究是為了證明他早已先入為主地設計好的理想目標，并服務于他那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政治意圖。這意思是說，在馬克思那里，結(jié)論先于論證，信仰高于求真，應然高于實然，黨派性高于科學性。有趣的是，持這種意見(如果可以算做意見的話)的人群中，既有許多馬克思的反對者，也有不少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雙方的分歧在于，前者批評而后者稱贊。實際上，他們都沒有認真地把馬克思當做科學工作者看待!

　　筆者不贊同上述看法。不錯，馬克思不是終生蟄伏書齋的一般意義上的學者，而是積極投身于政治運動的革命家。他的筆是他的斗爭武器，他的學說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他的治學有明確的目標，那就是為社會主義的到來鍛造科學的理論。馬克思多次談到他是在為“黨”寫作。例如，1859年他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一書即將交付出版時，他寫道:“我希望為我們的黨取得科學上的勝利。”[2]這就是說，他是一位不僅有“傾向”，而且有黨派的學者。但是我們絕不能把這庸俗地理解為:馬克思的治學只是為了證明他早已先驗地設想出來的政治理想，服務于他所鐘意的階級或黨派的利益和一時需要，他的學術哪怕再認真，也不過是一種主題先行、學術包裝而已。事實絕非如此。

　　馬克思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學說的發(fā)明者。在他之前，這些學說已經(jīng)形成思潮并在西歐傳播開來了。馬克思是在認真切實地考察了這些思潮之后，把以往那些簡陋的、不完善的、通常從情感而不是理智出發(fā)的思潮和運動轉(zhuǎn)移到科學思維的基地上來。他在19世紀40年代的認識，若從后來他所達到的高度看確實存在不足。例如，從《資本論》的高度看，《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哲學的貧困》甚至《共產(chǎn)黨宣言》都是不足的。然而要是由此判定說，《資本論》不過是對《共產(chǎn)黨宣言》預定結(jié)論的一番更精致的“學術裝飾”，那是筆者不能同意的。且不說《資本論》的邏輯演繹方式與《宣言》的歷史敘述方式大為不同，有哪一位認真的學者在學術生涯中不是沿著自己形成的思想認識，使之一步步臻于完善和系統(tǒng)化呢?一定要在自己后來的著作中不是發(fā)展而是每一次都拋掉先前的主張，重起爐灶，這樣才不算是主題先行嗎?

　　筆者還敢于說，馬克思的整個學說不是康德式的“絕對命令”，不是出于對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的簡單同情，不是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道德憤恨，而是基于他對客觀歷史運動的內(nèi)在規(guī)律性之盡可能深入完備的理論思考。關于這一點，在馬克思的第一代理論繼承人那里是個盡人皆知的常識。第二國際時期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說，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共產(chǎn)主義者和革命者，但他們成為這樣的人,既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出于熱情的驅(qū)使”。[3]馬克思的女婿、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保爾·拉法格說:“馬克思雖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階級的痛苦，但引導他信仰共產(chǎn)主義觀點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歷史和政治經(jīng)濟學的結(jié)果。”[4]至于馬克思與他所投身于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政黨的關系，也不能庸俗地解釋為一種簡單的服務和配合關系。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在一篇關于馬克思組織觀的論文中這樣寫道:“馬克思所設想的‘黨’，其意義遠遠高于對一個特殊組織的要求。他所指稱的‘黨’是基于‘崇高的歷史意義上’的一種原則與實踐的凝結(jié)物，是革命者們借以承擔其對歷史運動的特定形勢負責的形式。”[5]換句話說，馬克思所要在科學上為之負責的“黨”有著超越具體組織形式的理論含義，它是一種以遠為廣闊的人類歷史客觀進步為出發(fā)點和根本尺度,以對這一進步有明晰的自覺認識為前提的志同道合者的“聯(lián)合體”。[6]筆者認為，沒有理由不同意胡迪斯的觀點。

　　正因如此，馬克思，當然還有恩格斯，在自己的學術工作中一貫主張，研究者應該本著最為真誠的態(tài)度，根據(jù)事物的本來面貌去認識事物，把握住現(xiàn)實自身的性質(zhì)并客觀地予以理解，而不能根據(jù)個人的、集團的、階級的或黨派的主觀需要——哪怕是最崇高的需要——搞主題先行，歪曲現(xiàn)實，迎合暫時需要。馬克思寫道:“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引出的觀點,而是從外部、從與科學無關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對于那些不是以科學的無私追求為目的，而是刻意把偽造的科學當做偏私利益的工具的做法，馬克思稱之為“對科學的犯罪”。[7]在這里，馬克思所要求的正是一切真正的科學工作者都必須遵循的原則，即一種可以稱做“為科學而科學的”原則。同樣，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jié)》一書中，在批判德國官方學術界時鄙夷地寫道:“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衷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與此相對立，他主張:“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8]當我們今天認識思想家馬克思時，應該永遠記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種忠于真理的科學精神。

　　與此相應，馬克思毫無保留地稱頌那些在科學上真誠無私的、擺脫了狹隘階級偏見的學者，下面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大衛(wèi)·李嘉圖是資本主義自由貿(mào)易的熱烈擁護者，在他看來，為了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chǎn)，工人階級作出犧牲是必不可免的。然而，站在工人階級一方的馬克思不但沒有視李嘉圖為敵，反而給予極高的贊揚，稱之為具有“科學的公正態(tài)度和熱愛真理”。[9]為什么呢?因為李嘉圖公開承認了工人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在經(jīng)濟利益上的對立，而工人是受損的一方。李嘉圖并不因其支持自由資產(chǎn)階級的立場而隱瞞事實，這就是馬克思所肯定的“科學上的誠實”。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如果說李嘉圖的觀點整個說來符合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這只是因為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符合生產(chǎn)的利益……凡是資產(chǎn)階級同這種發(fā)展發(fā)生矛盾的場合，李嘉圖就冷酷無情地反對資產(chǎn)階級，就像他在別的場合反對無產(chǎn)階級和貴族一樣。”[10]這就是說，李嘉圖是站在“為生產(chǎn)而生產(chǎn)”這個更高的原則上看待階級關系問題的，而在那個需要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的時代這是完全正確的。

　　可見，當馬克思贊賞李嘉圖時，他同樣是以人類的整體利益高于階級的利益為準繩的。馬克思之所以站在工人階級一邊，并非簡單地出于他對這一階級的同情和熱愛，而是由于他的研究使他確信，工人階級由于其自身經(jīng)濟地位，必將承擔起克服資本主義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的歷史任務。如果不了解馬克思的這種學術觀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立場。而如今我們在網(wǎng)絡上隨處可見的關于馬克思經(jīng)濟學說的大量爭論，往往正是立足于誤解的基礎上。當一方熱烈贊頌馬克思對工人階級的同情，而另一方責備馬克思在工人和資產(chǎn)者之間“偏袒工人”時,雙方恰好都把馬克思改造成了“倫理主義道德家”。當我們看到這類言不及義的爭論(不如說是爭吵)時，豈不是應該向他們提個建議:與其在這里爭得不可開交，何不坐下來拿起馬克思的書，稍微認真地讀讀和想想呢?

二、馬克思自覺地追求理論的完整自洽，不能對其學說作碎片化理解

　　筆者在這里不談馬克思早期的思想，至少在他成為歷史唯物主義者之后，他始終從生產(chǎn)力的最終決定這一基本原則出發(fā)，自覺地追求思想的完整、統(tǒng)一和高度自洽;理論邏輯的一以貫之對于馬克思學說來說，就如同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血液循環(huán)系統(tǒng)之于人體一樣，不可缺少。這正是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的又一個突出特點。凡認真讀過馬克思著作而又能持正常理解能力的人，很難不對馬克思的這一特點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過去和現(xiàn)在的人們有著相當不同的看法。

　　在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代理論繼承人那里，事情是清楚明了的。他們普遍認為馬克思的思想體系是嚴密、完備并徹底的，各個部分之間互相緊密聯(lián)系成一個整體,不可分割。普列漢諾夫是這樣看的,拉布里奧拉是這樣看的，考茨基、梅林以及更加年輕的羅莎·盧森堡等都是這樣看的。即使在政治觀點上與前面這幾位有很大差別的列寧，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看的。不僅如此，他的關于馬克思主義是一塊“整鋼”的比喻，在后世的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成為標準教科書中的著名格言。

　　當代情況似乎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對大量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在世界范圍內(nèi)，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內(nèi)興起了一種向傳統(tǒng)的“馬克思觀”發(fā)起整體質(zhì)疑的傾向。當代的馬克思學家中，一些人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甚至兩人彼此對立的論者頗不少見。熱心于尋找和揭露這些矛盾，特別是從以往未受到足夠關注的著作和手稿中尋章摘句，探微燭隱，從中提出驚人的新發(fā)現(xiàn)，似已成為一種時尚。這在許多思想史巨人的后世詮釋者和研究者那里本是一種普遍的情況，不足為奇。本文不想涉入這類問題，只是認為:本著認真嚴肅的學術態(tài)度對許多細節(jié)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有益的，但如果穿鑿附會，好出驚人之語，刻意求異以嘩眾，輕浮地對待這項特別需要真誠和踏實的事業(yè)，那絕不是值得稱許的做法。

　　國內(nèi)也有類似情況，人們也熱心于發(fā)現(xiàn)馬克思思想中的矛盾。與延續(xù)了至少幾十年的“整鋼說”相比，如今影響更大的似乎是“馬克思與時俱進”說。對以往過分簡單僵硬的觀點提出質(zhì)疑，本無可厚非，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筆者對近年來的一些流行說法是頗持異議的。筆者以為，在一些全局性的理論問題上，研究者應該排除實用的政治意圖，在對文獻本身并沒有作謹慎細心的考察和分析之前，不可放言高論，率爾操觚，隨意得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自相矛盾或發(fā)生根本轉(zhuǎn)變的結(jié)論。大家都知道，一旦涉及任何一個學術領域，沒有受過專門學術訓練、缺少必要理論修養(yǎng)的一般旁觀者們總是本能地傾向于求新求異，隨時準備著對他沒有聽到過的新奇觀點表示歡迎，專門的研究者因此有責任慎重對待自己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里，情況更是如此。

　　就拿所謂馬克思晚年“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說”來談談吧。國內(nèi)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的關注和討論至今已逾30年，起因是對馬克思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和1881年給維拉·查蘇利奇的復信及其草稿的解讀。如所周知，在前一封信中，馬克思在俄國是否可能繞過資本主義階段的問題上語焉不詳，但可以看出一種隱隱的希望，即他更愿意看到俄國利用“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繞過資本主義,而不希望它沿著1861年開始走的道路“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11]到了1881年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馬克思盡管仍然語焉不詳,但在前后幾份草稿中，則明確提出了“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這一概念;對俄國土地公社固有二重性的分析比前一封信更加詳細，對俄國所處有利國際環(huán)境的論述也更加清晰，從中可以較為明白地看到馬克思對俄國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期望。然而馬克思指出，走這條道路的一個最主要條件是:俄國必須能夠“占有資本主義生產(chǎn)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12]而因此首先應該有一場推翻沙皇專制主義制度的革命。

　　許多論者就是從這里發(fā)現(xiàn)了馬克思晚年新創(chuàng)的“東方社會理論”，認為它迥然有別于先前馬克思的“西方社會理論”，照亮了后來的東方社會發(fā)展道路。更有論者把這一“重大轉(zhuǎn)變”上升到哲學高度，斷言這意味著馬克思對自己“歷史觀的突破和變革”，以至于認為是對他早年“人道主義的回歸”。按照這種說法，馬克思似乎是在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幾十年間走了一大段理論彎路，直到晚年才又回到早期的正確起點。

　　對于這種看法，筆者認為未免過于輕率和夸張了，它既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明明白白的話語，也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邏輯。筆者多年前曾不止一次地指出過，馬克思給查蘇利奇復信草稿中的表述其實是不完整的。[13]此信在談論俄國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可能性的設想時，給出的條件是必須充分占有西歐資本主義的“肯定成果”，那下一步的問題必定是:落后的俄國從哪里獲得這種肯定成果呢?僅僅靠俄國民粹派發(fā)動的革命推翻了沙皇統(tǒng)治，就能從西歐資本主義那里得到這些成果嗎?顯然不能。俄國革命本身并不是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充足條件。還需要有更充分的論證。

　　這種論證是有的，但不在這封復信里，而是在《共產(chǎn)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的序言里，那里有著在這個問題上被馬克思、恩格斯稱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讀過這一序言的人都會記得結(jié)尾處那句有名的話:“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xiàn)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chǎn)主義發(fā)展的起點。”[14]“西方無產(chǎn)階級革命”這個如此關鍵的地方,卻被我們的論者忽略了或選擇性地遺忘了。這樣一來，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完整的思想邏輯被主觀地割裂開來，晚年的“突破和變革”就這樣產(chǎn)生了。[15]

　　那么，馬克思的思想究竟是怎樣的呢?有了1882年序言這“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情況已經(jīng)不言自明了。與其說馬克思晚年的這些書信里發(fā)生了“思想轉(zhuǎn)變”，不如說仍然是在堅持《共產(chǎn)黨宣言》中關于“各文明國家的聯(lián)合的行動，是無產(chǎn)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的老主張，即馬克思、恩格斯一貫持有的世界革命論。只不過在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懂俄文的馬克思、恩格斯了解了俄國的社會狀況和緊張的局勢后,認為這里的革命已經(jīng)指日可待，因此可以將這場革命納入到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革命框架中加以考慮。唯有在得到西歐無產(chǎn)階級的響應及援助之后，這個比西歐落后得多的國度才有可能利用資本主義的充足成果來“跨越卡夫丁峽谷”。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次“雙贏”的結(jié)果。因此,順理成章的結(jié)論應該是:促使馬克思提出這個“設想”的，不是什么放棄了自己先前全部主張的“新理論”，而是以一貫堅持的以唯物史觀為前提的局部策略調(diào)整，其理論基礎在于“共產(chǎn)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并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fā)展進程”[16]的主張，僅此而已。

　　由此看來，問題之所以被搞得如此復雜和玄妙，恐怕是由于對馬克思作了過度的詮釋，而這又是對馬克思作了表面化和碎片化閱讀的結(jié)果。20世紀的落后國家社會主義之路確實需要論證，但應該從科學地把握現(xiàn)實歷史發(fā)展進程本身的性質(zhì)，從世界性總體高度的“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和“世界交往”中去論證。從被誤解了的觀念中尋找論據(jù)，是無助于解答這種大問題的。

　　還有其他被搞得更加混亂的問題。革命與改良的問題就是其中的一個。

　　大家知道，在過去很長的時期里，“暴力革命”成了一般人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第一原理”，是判別“馬”與“非馬”的“試金石”。過于簡陋的宣傳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不外是由一兩個人物從頭腦中構想出一套美好未來的藍圖,然后通過暴力革命去強制地實現(xiàn)。這樣的理解當然是不正確的,它給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帶來了極大的損害。

　　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有論者提出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按照它的說法，“暴力革命”的主張是馬克思、恩格斯犯下的大錯誤;然而到了晚期，他們從思想上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拋棄了早先錯誤的“暴力革命”主張，轉(zhuǎn)而主張改良主義，據(jù)說這一重大轉(zhuǎn)變開辟了后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如果這種說法能夠成立，只會導致如下怪異的結(jié)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恰好在于他們否定了自己!然而在一片厭惡革命的氣氛中，這種“新理論”一經(jīng)提出便大行其道，不脛而走，令許多人為之傾倒，甚至被人稱為“劃時代的理論發(fā)現(xiàn)”，即使到了今天，它仍然影響著不少人的頭腦。

　　事情是這樣的嗎?不是。筆者已經(jīng)在許多文章中，通過援引大量材料和詳盡的分析，證明了此說法在文獻(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史實(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演變)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充滿了時間顛倒、斷章取義、張冠李戴、隨意解讀……可以說完全是杜撰，在方法上更是與馬克思學說不相干。當然，“轉(zhuǎn)變論”的倡導者們對此本來也是不在意的，他們的意圖不在學術和理論本身，而在于以此起到某種政治上的勸誘作用。這就更加幼稚了。懂得世界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民主從來都是人民自己通過長期的艱苦努力爭取來的，以為靠憑空生造幾條勸誡式的說教就能代替真實的歷史，這不過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烏托邦而已。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自始至終都表明了這一基本態(tài)度。很遺憾，論者們卻對此一無所知。

　　在筆者看來，無論把馬克思、恩格斯理解為一味號召“暴力革命”的“狂人”，還是把他們說成是晚年幡然悔悟的“回頭浪子”，都是不正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革命家，但他們是世界歷史意義上的革命家，而不是不問條件、不擇手段到處鼓動暴力奪取政權的革命家。他們確信資本主義制度必將為工人階級自我管理的社會主義所替代，這一替代本身是一場社會革命，而為此不經(jīng)由使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的政治革命是不可能的。但在實際的進程中，具體的政治革命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話，其方式、進程與結(jié)局是怎樣的……這些都離不開對歷史條件、階級關系和政治局勢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析。當進行這種分析時，馬克思、恩格斯從來都是十分謹慎的。如果不是在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發(fā)展為這一社會主義做好物質(zhì)與精神的準備的情況下，“由少數(shù)革命家”發(fā)動一場解救勞動者大眾的布朗基式革命，那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反對的;[17]如果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權，他們是表示贊同的——早在1847年恩格斯已經(jīng)聲明，共產(chǎn)主義者但愿以和平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18]但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們看到的是凌駕于社會之上，實則服務于統(tǒng)治階級的官僚國家機器一貫使用暴力鎮(zhèn)壓工人階級的抗議和起義，殘酷的現(xiàn)實使他們確信革命不可避免。正因此，貫穿他們一生的主張是:大講暴力革命，但一旦有合法斗爭的機會也絕不會放棄。這兩方面的考慮，本來就是統(tǒng)一于他們的革命理論體系里的。可以把他們的主張作這樣的歸納:堅持革命，不拒絕改良，時刻警惕和反對改良主義。這樣便不難理解，隨著19世紀晚期歐洲民主化的顯著進步，當工人階級的斗爭獲得了更為有利的合法斗爭條件時，他們自然要更多地重視這一斗爭方式的作用和意義。于是便有了馬克思1872年在海牙、1878年在德國“非常法”實施時所提出的，關于在英國、美國和荷蘭這樣一些國度里工人階級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的主張;有了恩格斯在八九十年代的多篇文章中提出要盡可能利用合法斗爭的主張;直到最后，有了那篇著名的1895年《導言》中關于要大規(guī)模“使用普選權”而避免過早“決戰(zhàn)”的主張。普列漢諾夫在談到這一《導言》時指出，盡管基佐很可能尖銳地譴責暴力和起義，但并不妨礙他是一位革命家，因為他始終主張資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權。同理，當恩格斯在《導言》中反對過早的革命時，他也仍然是一位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家，因為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主張無產(chǎn)階級取得自己的統(tǒng)治權的。[19]

　　普列漢諾夫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包括1895年《導言》中看到的是他們的學說中始終如一的革命精神，在這個精神之下，合法與不合法的斗爭，都是策略手段層面的問題而已。因此，他認為絕不能把這種策略上的局部調(diào)整和改變夸大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幡然改途。今天人們所熱烈談論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革命與改良的“斷裂”，大半是出于對一個完整體系的認識不全而采取了碎片化理解所致。

　　其實，何止以上的問題,馬克思在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如何看待私有制等問題上，也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即始終從歷史條件、歷史需要出發(fā)，在這一原則之下，策略因時因地而不同。如果從這些不同里面發(fā)現(xiàn)“自相矛盾”和“思想斷裂”，那是十分容易的，但也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這會是一條讓發(fā)現(xiàn)都自己陷入思想混亂的道路。依筆者之見,真正誠實地致力于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人們，與其走這條充滿陷阱的道路,不如下一番苦功去把握這個完整的體系，從中學會那真正有助于看清和解決我們現(xiàn)實問題的方法論。這才是有益的理論創(chuàng)新之路。

三、馬克思的治學方法:立足于經(jīng)驗和實證進行研究,而非主觀地、理想主義地構想未來社會

　　馬克思學說的理論基礎是唯物史觀，這一歷史觀把馬克思與其他各種社會主義學派以及非社會主義學派劃分開來。例如，羅伯特·歐文與馬克思都主張生產(chǎn)資料公有和權利平等;但歐文的主張是出于對社會不公的嫌惡和對工人階級貧困狀況的同情，馬克思則把這些看做是客觀經(jīng)濟運動的必然方向。再如，李嘉圖學派的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的出發(fā)點都是勞動價值論;李嘉圖學派社會主義者是利用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推導出應將勞動所得從資本家所有轉(zhuǎn)歸工人所有的結(jié)論，馬克思則是以勞動價值論為起點，發(fā)展起一整套關于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客觀運動規(guī)律的理論,它不是建立在“把被騙走的奪回來”這樣的粗糙主張上，而是從資本主義的現(xiàn)實中去挖掘其由于純經(jīng)濟原因最終不能不讓位于社會主義的內(nèi)在趨勢。又如，馬克思和自由主義者雖然是論敵，但也頗有契合之處。雙方都把自由民主當做自己追求的目標，但馬克思要求的是更多的民主，即勞動者大眾直接管理生產(chǎn)資料的實質(zhì)民主。因此，在反對封建主貴族和皇權專制主義制度的斗爭中，馬克思、恩格斯是一向支持自由資產(chǎn)階級同“敵人的敵人”進行斗爭的。但雙方的出發(fā)點卻大為不同。自由主義的起點是關于自然權利、人的天性之類的假設，馬克思則不滿足于這些假設而要求深入到觀念背后的“可以用純粹經(jīng)驗的方法來確認”的“現(xiàn)實前提”去求得最終的解釋。[20]

　　正是這種思維方式的根本不同，決定了恰好是作為共產(chǎn)主義者的馬克思從來都反對從頭腦里主觀地構想共產(chǎn)主義。既然拒絕把思想意識看做獨立自存的東西和把現(xiàn)實歷史運動看做觀念自我實現(xiàn)的結(jié)果，既然“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21]，馬克思便一定會去認真考察生產(chǎn)力的狀況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這推動著馬克思從一位以“人的本質(zhì)”為出發(fā)點去批判“異化”的哲學家，轉(zhuǎn)變成為一位不避煩難地從商品“元素”入手去研究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經(jīng)濟學家。對現(xiàn)象作客觀的、經(jīng)驗的和實證的觀察和研究，因此成為馬克思治學的又一突出特點。

　　《資本論》便是這方面的杰作。它里面的很多分析十分抽象，往往令普通讀者望而生畏，他們很容易認為，這些抽象的概念是馬克思虛構出來的。就連羅莎·盧森堡這位出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曾經(jīng)表示過對這部巨著的“討厭”，原因是它太多繁瑣的“仿效黑格爾的筆法”和“羅可可式的裝飾”。[22]但她的這種看法是不公平的。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的跋中很明確地寫道，他正是要運用顛倒過來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像顯微鏡下的解剖那樣去分析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瑣事”。他從對商品二重性的分析開始，揭示出交換過程背后所體現(xiàn)出的生產(chǎn)條件和社會關系;又從基于商品生產(chǎn)者“自由意志”基礎上的等價交換，論證了在怎樣的條件下它必然地轉(zhuǎn)變?yōu)閾碛猩a(chǎn)資料的資本家與只能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的工人之間的關系，而這種“契約對契約，權利對權利”的關系又怎樣邏輯地達到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結(jié)果。到這里，事情還遠沒有結(jié)束。馬克思不是高聲喊出“這是剝削!”并對資本主義大表道德義憤而止步，他要繼續(xù)前進，分析“既然處在這樣的位置，就只能這樣去做”的資本家，怎樣通過從絕對剩余價值生產(chǎn)到相對剩余價值生產(chǎn)的方式去追逐剩余價值的最大化。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由此怎樣既推動著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同時又促進著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利益對立和斗爭。在這種對立中，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創(chuàng)造了生產(chǎn)力高速發(fā)展的奇跡，促成了生產(chǎn)資料的高度社會化，同時卻恰好不自覺地為自己在經(jīng)濟上的過時奠定了物質(zhì)基礎。讀完這一巨著，再回過頭去重讀序言，讀者將會很容易理解馬克思的名言:“我的觀點是把經(jīng)濟的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chǎn)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23]這種分析和敘述是立足于知識的、經(jīng)驗的和高度現(xiàn)實主義的、科學的，因此是無可懷疑的。

　　其實，不只《資本論》，馬克思成熟時期的所有著作，都如前面已經(jīng)說過的，絕對不是以道德、正義之類的抽象概念為出發(fā)點，而是以對歷史實際發(fā)展的盡可能完備的認識為基礎的。對于這一特點，今天許多人已經(jīng)遺忘了，但馬克思同時代的和后來的許多非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是再清楚不過的。俄國經(jīng)濟學家伊·伊·考夫曼評論說，“在經(jīng)濟學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輩都無法比擬的實在論者”;“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社會關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fā)點和根據(jù)的事實……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于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chǎn)生、生存、發(fā)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guī)律”[24]。20世紀的著名經(jīng)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說:“他(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背叛實證科學去玩弄形而上學……他的論據(jù)在任何地方都以社會事實為根據(jù)，他的主張的真正來源，沒有一個出自哲學領域。”[25]就連被認為20世紀以來在理論上對馬克思構成最大威脅的卡爾·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也看到，馬克思不是用貪婪和利潤之類的動機而是從經(jīng)濟結(jié)構的分析去解釋現(xiàn)象的，他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分析“是令人欽佩的”。[26]

　　在今天，不論歌頌還是批評馬克思的論者們，不論他們是業(yè)余的還是職業(yè)的，最重要的還是應該研讀馬克思自己的著作，并要特別注意思想家馬克思的這一重要特點。凡是那種把馬克思理解為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或糟糕的“烏托邦”始祖的人們，他們的誤解是共同的，都與馬克思本人的主張無關。

四、方法永遠是第一位的，應該運用馬克思的方法研究矛盾

　　筆者不是教條主義者，并不認為馬克思的所有主張都是絕對正確的。隨著歷史的發(fā)展，特別是20世紀以來的巨大變化，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論部分確實遇到了來自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其中有些觀點被動搖了，有些隨著歷史的變化逐漸失效，以致不得不被放棄——這一點也不奇怪，科學事業(yè)的本性正是如此。直接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程度最高的歐美地區(qū)，工人階級運動日益趨向改良主義化而不是革命化，經(jīng)濟發(fā)展的結(jié)果并沒有引向預期應該發(fā)生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發(fā)展薄弱的東方落后地區(qū)，卻依靠具有堅強決心和嚴密組織的革命黨的指揮，在一系列國家里奪取了政權，舉起了社會主義的旗幟。這種“奇怪的道路”(列寧語)給人們帶來了困惑，以致革命左派中的杰出人物也產(chǎn)生了疑問:怎樣使現(xiàn)實的革命進程與經(jīng)典學說一致起來呢?克拉拉·蔡特金把革命歸因為某種神秘的意志，[27]安東尼奧·葛蘭西把俄國十月革命稱做“反對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革命”。[28]所有這些都應看做現(xiàn)實與理論之間出現(xiàn)某種“脫節(jié)”在觀念上的反映。在進一步的發(fā)展中，這一筆者所稱的“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分野”還產(chǎn)生了影響深遠的結(jié)果。在實踐中，是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長期改良主義政策和二戰(zhàn)之后的紛紛入閣執(zhí)政及其福利國家試驗;在蘇聯(lián)，是“一國社會主義”指導下的長期發(fā)展，在這一發(fā)展中既有過耀眼的成就，又有官僚主義化的惡劣后果。在思想領域中，20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和左翼運動中也出現(xiàn)了新的轉(zhuǎn)向，倫理主義取代了科學的精神，必然性的信念被偶然性的感覺所排擠，對“權力與意志”的迷信模糊了關于勞動者大眾自我意識和自我管理的信念……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情況。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誠實地看到這些問題，對這些現(xiàn)實矛盾給以令人信服的解答。卡爾·科爾施在1923年就提出:應該把馬克思的科學方法應用于考察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發(fā)展，這是個十分有益的提法。[29]沿著這條道路，重新考察隱藏在20世紀以來世界資本主義長期延續(xù)背后的客觀條件和原因，重新總結(jié)世界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復雜線索和其中的成功與挫敗，使人們的頭腦上升到“反思的歷史”的高度，即是說，達到規(guī)律性的認識。這是一條解決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大量新問題的無法回避的道路，也是真正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必要途徑。

　　然而，從事這項工作需要的正是馬克思本人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唯物史觀的方法，是與這一方法緊密聯(lián)系著的無私的科學精神和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在任何重要的思想體系里，方法從來比結(jié)論更為重要:結(jié)論一般有自己的有限適用性，隨著歷史的向前邁進它可能過時，但真正有益的方法卻具有遠為長久的生命力。唯物史觀正是這樣的方法。這是馬克思給后人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始終需要“樸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賴特·米爾斯語)去切實地對它加以研究和有效運用。

　　注釋

　　[1]參見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恩格斯這里所講的“科學”一詞，是它的本義，與今天中國人通常不自覺地把“科學” 簡單混同于“正確”的用法大為不同。據(jù)筆者所知，當今德國 人仍常在恩格斯所講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詞。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9 卷第 554 頁。

　　[3][意]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關于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頁。

　　[4]中央編譯局編《回憶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7 頁。

　　[5]參見 Peter  Hudis，“Political  Organization”，它是為劍橋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 The Marx Revival 所寫的一章。

　　[6]由此就不難理解，當馬克思說他要為黨“取得科學上的勝利” 時 1859 年 ，還不存在這樣一個黨。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29 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265 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3 卷第 479 頁腳注第 213。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28 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317 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826 頁。

　　[13]可參見拙作《世界革命理論與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 載于《國際共運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署名吳銘 ，《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與東方社會主義并無聯(lián)系》 載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6 年第 1 期，署名吳銘 和《關于所謂“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設想”的真相》 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 年 第 1 期 。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379 頁。

　　[15]恩格斯在這個“設想”上有大量的甚至早于馬克思的論述，卻往往被人忽略了。在先入為主地確認了“馬恩對立”之后，恩格斯便理所當然地被棄置不顧了。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306 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294 頁。

　　[1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304 頁。

　　[19][俄]普列漢諾夫《階級斗爭學說的最初階段》三聯(lián)書店 1965年版第 60 頁。

　　[2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146 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419 頁。

　　[22][德]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58 頁。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84 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91、92 頁。

　　[25][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 2000 年版第 51 頁。

　　[26]參見[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卷第 168、188 頁。

　　[27]參見《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歷史文獻》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7 卷第 407 頁。

　　[28]《葛蘭西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 頁。

　　[29][德]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重慶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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