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月15日至19日，新華社刊發五篇調查文章，起底“臨時仲裁庭”。菲律賓南海仲裁案是一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一個由五名仲裁員組成的臨時仲裁庭，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作出了所謂最終裁決。且不論仲裁結果極其荒唐，這個臨時仲裁庭的一系列操作漏洞百出，幾無公正權威可言。】

　　“起底臨時仲裁庭”之一：摘去草臺班子的光環

　　新華社北京7月15日電本月12日，一個由五名仲裁員組成的臨時仲裁庭，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作出了所謂最終裁決。且不論仲裁結果極其荒唐，就是這個“草臺機構”諸多的不合常理之處、不合情理之處、頗多疑點之處、讓人費解之處，也很讓人質疑。

　　用別人的抬頭信紙辦公

　　12日，所謂最終裁決結果以向有關國家以及機構媒體發送電子郵件的形式發布。郵件的發件人，是設在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郵件抬頭，也是“常設仲裁法院”并帶有其徽標。這讓人直觀理解為，裁決是由常設仲裁法院作出的。

　　常設仲裁法院的辦公地點為位于海牙的和平宮，那里也是聯合國國際法院所在地。但常設仲裁法院與臨時仲裁庭之間，恐怕也只能算有“半毛錢關系”，因為前者受后者“雇傭”，提供后者的書記服務。

　　臨時仲裁庭是個臨時搭建的班底，除了五名仲裁員外，沒有統一的辦公地點、沒有秘書人員、沒有辦公用品，甚至連公共郵箱、抬頭信紙等一干必要“官方證明”都沒有。這種情況下，如何仲裁一樁“國際大案”呢?臨時仲裁庭于是請常設仲裁法院代為承擔秘書服務，為其發布消息，發布每一個環節的信息。為此，臨時仲裁庭要給常設仲裁法院支付一筆不菲的服務費。

　　2013年7月，也就是臨時仲裁庭成立的第二個月，它以人力和資源有限為由，把秘書服務正式“外包”給常設仲裁法院，具體服務內容包括協助查找和指定專家，發布信息和新聞稿，組織在海牙和平宮舉行聽證會，支付仲裁員和其他人員的費用等。至于花銷與收入的細節，“起底臨時仲裁庭”系列報道后續會有單獨成文的調查。

　　這么一來，臨時仲裁庭仿佛就穿上了有100多年歷史的常設仲裁法院的“真皮外衣”。

　　無人認領的山寨組織

　　常設仲裁法院四名中國籍仲裁員之一的劉楠來老先生已經80多歲。他告訴新華社記者，常設仲裁法院歷史悠久，在國際上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對仲裁員的門檻要求也很高。但相比之下，臨時仲裁庭對仲裁員要求較低，門檻也沒那么嚴格。因此，仲裁庭總想與常設仲裁法院捆綁在一起，有借助后者的名氣抬高自己身份的想法。

　　“驢蒙虎皮”的臨時仲裁庭所謂裁決結果出爐后，好多機構紛紛表達“不開心”，有的明確表示與之撇清關系。

　　14日，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在例行記者會上再次表示，仲裁庭的運作與聯合國秘書長沒有關系。

　　聯合國主要司法機構國際法院也不愿被人誤解與這樁仲裁有瓜葛。

　　13日上午，新華社海牙分社記者向國際法院提問：“南海仲裁案裁決結果公布后，很多西方媒體報道說‘聯合國支持的法庭’甚至‘聯合國法庭’對南海案做出裁決。國際法院可否置評?”當天下午，國際法院在其官網刊出中英文聲明：“南海仲裁案裁決結果由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秘書服務的一個仲裁庭做出。國際法院作為完全不同的另一機構，自始至終未曾參與該案，因此在國際法院網站上無法查詢到相關信息。”

　　第二天，國際法院新聞部負責人安德烈·波斯卡庫金向新華社記者重申，一些媒體對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確實存在誤解，“事實上，國際法院與南海仲裁案沒有絲毫關系”。

　　在德國漢堡，國際海洋法法庭也出面發聲。國際海洋法法庭新聞發言人朱莉婭·里特爾向新華社駐柏林記者澄清：“臨時仲裁庭不從屬于國際海洋法法庭。”她說，國際海洋法法庭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87條第1款提及的所有法院、仲裁庭都不存在上下級從屬關系，因此不會對“其他法院或法庭”作出的裁決發表評論。

　　國際海洋法法庭于1996年10月在德國漢堡成立，是聯合國國際法院的下屬法庭，共有21名法官。該法庭是根據1994年生效的《公約》成立的。如果連依據《公約》成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都與臨時仲裁庭沒有絲毫聯系，那么，臨時仲裁庭豈不是黑戶?

　　一個日本人主導的鬧劇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確實出自《公約》附件七。依據《公約》第十五部分“爭端的解決”，菲律賓在解決爭端的“四選一”機制中選擇了C項，即依照附件七組成臨時仲裁庭。

　　仲裁庭五名仲裁員中，由提起程序的一方指派一人，由爭端他方指派一人，其他三人由前兩人協商指派。由于中國從一開始就堅定了不接受、不參與的立場，五名仲裁員無法湊齊，此時，柳井俊二出現了。

　　《公約》確實規定了在雙方無法協議指派另外三名仲裁員的情況下，可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作出必要的指派。柳井是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由他指派在《公約》程序上看似合規。

　　但問題在于，柳井本人具有頗多爭議，特別是他的日本籍身份以及他與日本安倍政權的親密關系。另外，他還在涉及東海等問題上有過鮮明的立場。這些因素決定了他理應主動回避南海仲裁案。而且，關于法官是否適合司職的規定，不僅有《公約》限制，更有很多其他國際司法條文約束，這方面的調查，后續報道會有獨立陳述。

　　柳井的出現，反映了《公約》程序的公正缺陷，因為它放大了庭長的個人意志，損害了仲裁的正當性。這些法律界的擔憂，在后來的仲裁進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另外，成立仲裁庭解決有關爭端的方式在法律界一直有爭議，因為，在仲裁庭的管轄權問題上，《公約》附件七規定，由仲裁庭決定自己是否具有管轄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明顯的“邏輯陷阱”，等同于集解釋權與司法權于一身的“霸王條款”。

　　當五人仲裁庭如何“點將”成為柳井“個人意志的舞臺”，當仲裁庭解釋權和司法權掌握在仲裁員自己的手中，不能不說，整個南海仲裁案都在受柳井一人意志的影響。

　　裁決書不專業不嚴肅

　　事實證明，在后來的裁決書中，多處顯示出“低門檻”仲裁員作出的不嚴謹判斷，并反映五人仲裁庭的政治傾向性。

　　劉楠來不僅是一名常設仲裁法院的仲裁員，也是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他在仔細分析仲裁庭的裁決書后，認為存在很多專業上的不嚴肅和不專業。例如，在有關島礁地位的裁決中，仲裁庭自稱指定了“一名水文地理專家協助評估菲律賓的技術性證據”，這名專家同意了菲律賓關于一些島礁的認定。

　　劉楠來說，仲裁庭僅僅根據“一名水文專家”和菲律賓單方面觀點就做出裁定，沒有完整的證據鏈，這是很不嚴肅的做法。實際上，對于南海島礁的實際情況，國際上存在不同說法，不少很有聲望的地理學家和海洋法學家都認定太平島是島，而非礁。

　　劉楠來還認為，仲裁庭故意模糊和回避島嶼歸屬問題，試圖通過否定“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主張來否定“九段線”的合法性，從而否定中國對“九段線”以內的島礁主權，正是迎合了某些國家的需求，這也是對《公約》不判斷主權歸屬的違背。

　　另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在閱讀裁決書的英法文原版后都讀出一種傲慢、武斷和偏激的味道，不知是因為不專業所致，還是有感而發的情緒所致。

　　一言蔽之，否認所謂仲裁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摘下仲裁庭的光環讓世人看清楚：草臺班子的裁決如同草臺本身一樣不值一文!

　　“起底臨時仲裁庭”之二：柳井與臨時仲裁庭的那些勾當

　　新華社北京7月16日電菲律賓南海仲裁案是一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這場鬧劇的角色分工相當明晰，有編劇，有導演，有主演，有配角，也有跑龍套、敲邊鼓的。其中，日本資深外交官、國際海洋法法庭前任庭長柳井俊二在組建臨時仲裁庭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是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柳井一手搭建了臨時仲裁庭。雖然建這個仲裁庭在程序上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但他的獨特身份、特殊背景、過往言論、政治傾向等一干因素，都與《國際司法獨立性原則》的規定相違背。這決定了這個仲裁庭從組建之日起便存在公正性與合法性的原初缺陷。

　　柳井的職業形象：“親美遏華”的“右翼鷹派”

　　《國際司法獨立性原則》(BHP)第10段明確指出，與爭端一方當事國存在的過往聯系，可能構成對法官公正性質疑的依據。在司法實踐中，這種過往聯系往往取決于法官的過往職業背景。

　　在柳井漫長的職業外交官生涯中，有兩個鮮明的烙印。一是“親美遏華”，二是“右翼鷹派”。而他與安倍晉三千絲萬縷的關系更是盡人皆知。這樣的職業背景和政治取向，構成他在國際海洋法法庭任職時的價值取向底色。

　　柳井1961年進入日本外務省，此后40年間，先后出任條約局長、綜合外交政策局長、外務審議官(副外長級)、事務次官(最高位階職業官僚)、駐美大使等多個要職。

　　在外務省任職期間，柳井曾參與釣魚島問題、日美安保等敏感事項。1996年10月，柳井代表日方，出席在東京舉行的中日副外長級磋商，主要議題包括釣魚島、日美同盟、歷史問題等。1997年8月，已升遷至事務次官的柳井在記者會上暗示，日美防衛指針的適用范圍將包括臺灣海峽。

　　2001年10月，因卷入外交機密費挪用丑聞，柳井受到嚴重訓誡處分并遭解職。然而，就是這么一個有職業污點的人物，2005年被日本當局舉薦到國際海洋法法庭出任法官，并于2011年至2014年擔任法庭庭長。2014年6月，柳井連任國際海洋法法庭法官，但不再擔任法庭庭長。

　　正是在柳井擔任庭長期間，菲律賓單方面發起了南海仲裁案。庭長的權限使柳井得以決定組建臨時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況下指定5名仲裁員中的4名。

　　安倍政府和阿基諾三世政府的這種“默契”，恐怕已經很難以“巧合”來描述。

　　一個“巧合”接著一個“巧合”

　　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的有關爭議單方面提起仲裁時，新加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戴尚志敏感地意識到“日本”因素。他同年1月29日在《南華早報》撰文指出：“日本的角色將受到質疑。”

　　戴尚志舉出兩處“可疑性”。一，2012年12月安倍晉三上臺。2013年1月，外相岸田文雄選擇馬尼拉作為出訪第一站，并承諾向菲律賓提供海岸警衛隊船只。

　　日本外務省發布的1月10日日菲外長會談概要顯示，岸田與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雙方圍繞南海問題達成共識：重要的是，所有相關國家應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相關國際法;并就(南海問題)繼續合作達成了一致”。戴尚志在文中提醒說，考慮到“東京與北京的關系因尖閣群島/釣魚島而日漸緊張，有人會質疑，在岸田文雄訪問后不久菲律賓就提出這一法律挑戰是否巧合”。

　　戴尚志點出的另一個“巧合”是：“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根據《公約》附件七第3條，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在特定情形下有權指認、組建特設仲裁庭。

　　從后來圍繞組建仲裁庭的事態進展看，不得不說，戴尚志的直覺是正確的——5人組成的臨時仲裁庭中，除一名德國籍仲裁員為菲方指派外，其他4名分別來自法國、荷蘭、波蘭、加納(英國雙重國籍)的仲裁員均由柳井一手指派。

　　期間有個小插曲。柳井一開始指派的首席仲裁員是斯里蘭卡人品托，但品托因妻子是菲律賓人請求回避。

　　其實，更應該回避的正是柳井本人。

　　一邊當“國際法官”，一邊當“首相智囊”

　　《國際司法獨立性原則》第8段明確規定，法官/仲裁員從事的司法職能以外的活動不得與司法職能相沖突，不得減損其司法任職的公正性。

　　然而，柳井作為國際海洋法法庭法官的“硬傷”恰恰在于，他在國際海洋法法庭任職期間“一心兩用”，并深度參與到與日本軍事、安保政策密切相關的政府智囊團中。

　　小泉政權期間，柳井被選為首相咨詢小組“安全保障和防衛力懇談會”成員。2007年，安倍晉三組建首相咨詢小組“安保法制懇談會”，選用柳井出任會長，重點討論修改與集體自衛權解禁相關的憲法解釋。后因安倍辭職，“懇談會”暫歇。2012年安倍重新上臺后，馬上重啟“懇談會”，仍由柳井擔任會長。2014年5月，“懇談會”向安倍提交了建議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報告書。安倍政府以此為藍本，在一年多時間內，飛速完成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立法。

　　眾所周知，近些年，中日就釣魚島主權及海洋劃界問題的分歧與矛盾十分突出。作為一個致力于修憲以解禁集體自衛權，致力于擴大日美軍事同盟、從而試圖通過武力威懾取得對華優勢的日本首相政策智囊團的首腦，柳井的這一司法職能外的職位定位，顯然極不適于介入南海仲裁事宜。

　　一個蔑視聯合國作用的日本式“海洋法治”鼓吹者

　　根據《國際司法獨立性原則》第7段規定，法官/仲裁員享有的言論與結社自由不得妨礙其司法職能公正、獨立的踐行。

　　柳井作為日本右翼陣營代表人物，個人政治立場非常明確。“安保懇談會”任內，柳井在日本媒體上多次強調，日本“沒有放棄憲法第九條的集體自衛權”。

　　2007年5月，柳井在東京的一次演講中放言，“攔截導彈不用的話太浪費了”，試圖以此強調有必要修改憲法解釋。

　　2013年8月4日，在臨時仲裁庭組建剛滿1個月，柳井以“安保懇談會”會長身份參與NHK節目，公開闡述政治立場，認為日本的島嶼受到了威脅，強調日本存在敵人，需要強化武力等多方面來保障日方安全。這番言論針對中國的意圖相當明顯。這種在敏感時期，主動、正式、公開的媒體表態，足以表明柳井在處理仲裁案爭端方面的公正性存在重大瑕疵。

　　在同一個節目中，柳井甚至揚言，在安全保障方面，聯合國實際上沒用，只能靠日美安保條約。這與其在其他國際場合以國際秩序維護者的形象大相徑庭。

　　2016年2月，在日本外務省主辦的第二屆海洋法國際論壇上，柳井發表主旨演講，對安倍在香格里拉會議、七國集團峰會等場合拋出的“海洋法治三原則”大加贊賞。不難想象，在國際司法實踐中，他已經徹底把安倍政府的“海洋法治”代入到國際法規則中。

　　有缺陷的雞蛋孵不出健康的雞崽

　　柳井與日本政府的關系不僅僅止于“日本前資深外交官”，且其一貫言行清晰顯示出柳井對中國公然持“遏華”態度;其在日本國內與安倍政府的密切關系和行為與其在國際海洋法法庭的司法身份要求的公正性、獨立性形成沖突。

　　換言之，身為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柳井在南海仲裁案事項中是“利益相關方”，公正性嚴重存疑，構成《國際司法獨立性原則》規定的法定回避事由，理應回避此案。

　　日本外務省中國課前課長淺井基文曾與柳井共事。他告訴新華社記者，柳井俊二曾經擔任過安保法制懇談會的會長，是安倍的“好伙伴”，這個仲裁庭也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權意向的基礎上搭建的。

　　淺井認為，由柳井來決定仲裁員，簡直難以想象。“如果他們真的有意開展公平仲裁，就應該選擇充分了解亞洲、了解南海現狀的人來擔任，但柳井選出的人選完全體現不到這一點。從這次裁決結果也可以看出，這是由一些完全不了解南海的人、肆意做出的判決，在判決之前，結論就已經事先準備好了”。

　　正如有缺陷的雞蛋孵不出健康的雞崽一樣，有缺陷的“法官”又怎么能夠湊出個合格的仲裁庭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7月12日指出，柳井在協助安倍政權解禁集體自衛權、挑戰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此可以看出，仲裁庭從成立之初就已政治化了。該仲裁庭的成立就不具有合法性，其越權審理并做出的所謂裁決是非法的、無效的”。

　　這也是大多數明理、明眼的人們對柳井及其拼湊的臨時仲裁庭性質的精準仲裁。

　　↑7月14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歐洲議會捷克籍議員、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成員米羅斯拉夫·波赫(右)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

　　南海仲裁案臨時仲裁庭12日作出所謂最終裁決后，歐洲議會捷克籍議員、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成員米羅斯拉夫·波赫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該仲裁結果片面、武斷，難以令人信服，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領土糾紛只有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才能找到解決途徑。新華社記者葉平凡攝

　　“起底臨時仲裁庭”之三：欺世盜名的“怪胎”——揭露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真面目

　　新華社北京7月17日電(記者李忠發、鄒偉、臧曉程)7月12日，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鬧劇”宣告落幕。曲終人散，這個頗具爭議的臨時仲裁庭也就此退場，在國際法史上留下一段不光彩的印跡。

　　在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違反中菲共識、違反國際法，單方面強行推動的這起仲裁案中，臨時仲裁庭扮演了惡劣而荒唐的角色。這個臨時仲裁庭的一系列操作漏洞百出，幾無公正權威可言。新華社記者通過采訪調查，從機構組建、運行程序、人員構成、實體裁決等方面，揭示其假借“仲裁”之名違反國際法之實的本質。

　　非法無效的草臺班子

　　所謂南海仲裁案裁決公布后，眾多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紛紛以“聯合國背景的仲裁庭作出裁決”、“常設仲裁庭作出裁決”等發布消息。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在海牙組建，屬于因案而設、案終而撤的臨時班子，絕不是“國際法庭”。記者采訪調查發現，臨時仲裁庭與同樣位于海牙的國際法院(ICJ)沒有任何關系，后者是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根據《聯合國憲章》設立。

　　臨時仲裁庭與位于德國漢堡的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沒有直接關系。唯一沾得上邊的是，根據《公約》附件七的要求，如果當事方沒有指定仲裁員，則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在本案中為日本籍前庭長柳井俊二)代為指定。

　　臨時仲裁庭與常設仲裁法院(PCA)也沒有直接關系。略微有關的是，常設仲裁法庭為本案仲裁庭提供秘書服務，并將位于海牙的和平宮租借給仲裁庭作為庭審場所。

　　可見，本案臨時仲裁庭，并不是常設仲裁機構，也不是國際海洋法領域的權威司法機構，其程序規則也是仲裁員擬定的、僅適用于本案的臨時性仲裁規則。

　　為以正視聽，北京時間13日晚間，國際法院在其官方網站首頁發布提示信息稱，國際法院希望媒體和公眾注意，南海仲裁案裁決結果由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秘書服務下的一個特別仲裁庭作出。國際法院作為完全不同的另一機構，自始至終未曾參與該案。

　　聯合國官方微博13日也發布聲明稱，常設仲裁法院與聯合國沒有任何關系。

　　從2013年以來，臨時仲裁庭不顧中方反對，打著法治和規則旗號，一味接受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的非法無理主張，偏離了第三方程序應有的公正立場，隨意擴權、濫權，強行作出所謂“裁決”，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仲裁庭不顧中方表達的嚴正立場，任意擴大管轄權，完全無視南海的歷史和現實，曲解《公約》有關規定，從一開始就把《公約》這本經念歪了，其越權、擴權作出的非法裁決自然非法無效。仲裁庭代表不了國際法，更代表不了國際公平和正義。”國務委員楊潔篪14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這個仲裁庭完全是一個臨時機構，它和其他國際權威司法機構沒有任何正式關系。它不為裁決結果負責，也沒有任何機構為這個仲裁庭背書。”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副院長孔令杰說。

　　隨意輕率的組成程序

　　國際權威司法機構均有嚴格的組成程序。比如，國際海洋法法庭法官由《公約》締約國大會選舉，獲得三分之二締約國表決中三分之二票數，且該票數應為全體締約國的過半數當選，庭長和副庭長由法庭選舉產生;國際法院法官由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分別選舉，法定參會人數過半數當選，法院院長和副院長由法官投票選舉產生。

　　在組成人員方面，根據有關國際規則和國際司法實踐，法官和仲裁員的選任應盡可能全面代表世界各個地區和不同法律體系。因此，國際法院由來自各大洲的15名法官組成，國際海洋法法庭更有多達21名法官。

　　反觀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首席仲裁員和仲裁員由指定和協商產生。仲裁庭法定成員為5人。根據《公約》附件七第8條規定，“仲裁庭裁決應以仲裁員的過半數票作出，不到半數的仲裁員缺席或棄權，應不妨礙仲裁庭作出裁決。”也就是說，以5名仲裁員為例，3名仲裁員參與投票即可作出裁決。

　　分析人士認為，少數仲裁員對案件包括證據在內的諸多方面擁有絕對控制和自由裁量權，把涉及重要海洋利益甚至是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交到多則5人、少則3人手中決定，顯然輕率而無法接受。

　　“從實踐中看，強制仲裁這種形式存在很大的缺陷，而這種缺陷在南海仲裁案中暴露無遺。”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說。

　　此外，在臨時仲裁庭組建過程中，怪事連連，破綻不斷。

　　在推選過程中，最初被任命的首席仲裁員、斯里蘭卡前外交官平托，本來是唯一來自亞洲的仲裁員。然而，平托接受任命后即被發現其夫人持有菲律賓國籍，這違背了國際司法和訴訟中關于利益沖突和回避兩項基本原則。更不可思議的是，平托辭職后不到三個星期，不在“名單”之列的加納籍法官門薩就被指定為首席仲裁員。

　　這樣，最終仲裁庭由4名歐洲籍仲裁員和長期居住歐洲的門薩構成。其中，德國籍沃爾夫魯姆法官為菲律賓方指定，其余4人均由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代為指定，包括門薩和法國籍的科特、荷蘭籍的松斯、波蘭籍的帕夫拉克。其中帕夫拉克是柳井未與中方協商代為指定的中方仲裁員代表。

　　專家表示，南海問題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區域性的、高政治敏感度的重點海域糾紛。但仲裁庭中不僅沒有亞洲籍仲裁員，而且從仲裁員背景看顯然缺乏對南海問題、亞洲復雜的地緣政治以及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充分了解。

　　“仲裁庭人員構成代表性嚴重不足，無法實現全面、平衡，這使仲裁庭的公正性受到根本質疑。”孔令杰表示，整個仲裁庭的組成人員普遍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無法做到客觀、獨立的裁決。

　　破綻百出的所謂仲裁

　　然而，僅從最終確定的5人仲裁庭名單看，也有很多問題。

　　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仲裁庭的“操盤手”——柳井俊二，他指定了本案大部分仲裁員。

　　據各項資料顯示，柳井俊二是日本資深外交官，也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柳井長年擔任安倍政府安保法制懇談會會長職務。這一職務的實質就是安倍政府智囊團的首席。其個人政治立場非常明確。早在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任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的柳井推動通過了日《聯合國維和行動協力法》，讓自衛隊正式走向世界;2013年8月4日，在仲裁庭組建剛滿1個月時，他以安保法制懇談會會長身份參與日本NHK《星期日討論》節目，并在節目中公開闡述政治立場，認為“日本”的島嶼受到“威脅”，強調日本存在“敵人”，需要強化武力等多方面來“保障”日方安全。2014年5月，正是柳井將要求“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報告書交到日本首相安倍手中。柳井還曾于1999年任日本駐美大使，深得美方信任。2001年10月，他因牽涉濫用外務省機密費受到處分而丟官賠款，其“職業道德”亦令人懷疑。

　　專家表示，雖然根據《公約》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在特定情形下有權組建特設仲裁庭，但其政治背景和明顯的政治傾向理應構成法定回避事由。

　　“由于日本與中國存在釣魚島爭端，柳井俊二別說兼顧考慮中方利益，就連保持起碼的客觀公正都不可能做到。”吳士存說。

　　另外，仲裁員當中，除代中方指定的帕夫拉克外，其余4人均作為其他仲裁案的仲裁員出席。其中門薩(5起)和沃爾夫魯姆(3起)居多，門薩同時兼任三個仲裁庭首席仲裁員。

　　法律專家表示，這種充分參與的其他案件可能會產生嚴重影響，導致預設立場和預判結果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對仲裁庭的公正性造成減損。

　　以菲律賓指定的仲裁員沃爾夫魯姆為例，據查證，其曾在2010年12月至2015年3月仲裁的查戈斯群島案(毛里求斯訴英國)中擔任仲裁員。

　　沃爾夫魯姆在查戈斯群島案中，發表署名的聯名反對意見，明確否認、批駁了英國的主張——案件涉及島嶼主權問題，故而仲裁庭不具有管轄權——認為案件所涉主權問題不影響仲裁庭的管轄權。

　　此外，在“北極日出號”案(荷蘭訴俄羅斯)中，沃爾夫魯姆雖不是仲裁員，但與另一法官聯名發布單獨意見，強烈批評俄羅斯“不應訴”。分析認為，這也容易造成對“不應訴”立場形成固有成見。

　　孔令杰表示，臨時仲裁庭仲裁員的背景有明顯瑕疵。如沃爾夫魯姆一直以來都比較激進，在過往案例中熱衷于“造法”，即把海洋法公約上一些界定模糊的地方根據主觀認識來完善補充。

　　仲裁庭人員構成代表性不足等種種問題，在國際海洋法法庭也引發爭議。國際海洋法法庭前庭長、佛得角籍法官葉肅斯表示，他對4位仲裁員均來自歐洲深表關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籍法官盧次基曾在仲裁庭組成過程中致信柳井俊二，認為中國是被迫陷入仲裁程序。俄羅斯籍法官戈利欽表示同情中方在本案中的立場。

　　國際海洋法法庭前法官圖爾克認為，臨時仲裁庭來自歐洲的仲裁員明顯偏多。“南海爭端的本質是領土主權爭端，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任何將涉及領土主權爭端的政治問題包裝成法律問題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

　　更為不嚴肅的是，個別仲裁員和專家證人在審理過程中出爾反爾，竟然推翻自己以往長期堅持的觀點。

　　在2015年11月關于實體問題的庭審中，菲律賓所請專家證人斯科菲爾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學術成果中稱太平島為“島”的說法，在本案中將其定性為“礁”。斯科菲爾德還曾撰文指出，南沙群島至少存在12個符合島嶼定義并可以主張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島嶼。然而在仲裁庭聽證時，他卻反口稱南沙群島沒有一個島礁可主張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還有，荷蘭籍松斯教授曾長期主張，確定島礁的法律地位是海洋劃界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但成為本案仲裁員后，這位教授一改過去的立場，反而認為島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與海洋劃界問題脫鉤，從而為菲律賓惡意規避中方有關海洋劃界的排除性聲明背書。

　　有償服務由誰買單

　　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13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仲裁庭5名仲裁員是掙錢的，掙的是菲律賓的錢，可能還有別人給他們的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有償服務的。

　　根據法律實踐，一般而言，仲裁庭由雙方協議組建，相關費用均攤。但在本案中，提供服務的常設仲裁法院秘書曾3次要求中菲繳納費用，用于支付5名仲裁員薪酬、庭審房租等，維持仲裁庭日常運轉。中國因不接受、不參與這一仲裁，一次也沒有繳納。菲律賓不僅繳納了自己的份額，為了保證仲裁進行下去，還代替中國繳納了中國的份額。據了解，僅在今年4月，菲律賓就向仲裁庭增繳了85萬歐元。

　　仲裁庭運轉需要一筆巨額費用。據有關人士透露，本案仲裁員的薪酬高達每小時600歐元，如按每日工作8小時計算，仲裁員每日薪酬為4800歐元。另外，當事國雙方還需繳納啟動資金50萬歐元。仲裁程序相關的所有開銷都應得到償付，包括差旅費、住宿費、電話費、傳真費、復印費等等。

　　目前關于仲裁案律師團隊費用等，尚無公開資料可以查閱。初步核算，三年來仲裁案大概費用開支約為2600多萬歐元，約占2015年菲律賓財政預算的兩千分之一。這也意味著，臨時仲裁庭完全由菲律賓“包養”。

　　以上數字和菲律賓專欄作家里戈韋托·蒂格勞的說法相吻合。蒂格勞15日在《馬尼拉時報》頭版發表文章說，菲律賓為南海仲裁案請律師，共花費了3000萬美元。并要求美國為此“買單”。

　　在政治操弄下，由阿基諾三世政府強行推進而達成“非法無效”裁決，惹起菲律賓國內的怨聲。“他們(美國)在南海沒有主權聲索，也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仲裁案給了美國干預南海事務的借口，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者國務院應該給菲律賓報銷這筆高昂的訴訟費和律師費。”蒂格勞說。

　　吳士存對此表示，與國際法院法官酬勞由聯合國經費支付不同，臨時仲裁庭仲裁員是明碼標價、有償服務。因中國不參與，因此整個案件所有費用完全由菲方承擔，背后的貓膩不言自明。“仲裁庭也可以裁決自己沒有管轄權，但如果這樣的話，就意味著仲裁員們丟了自己的飯碗。”

　　事實再清楚不過了，南海仲裁案由始至終就是一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其背后有著不可告人的圖謀。

　　耄耋之年的劉楠來坦言，在他經歷的眾多案件之中，南海仲裁案算是最荒唐一例了。

　　↑7月16日，國際法院前法官阿卜杜勒·科羅馬(左三)在研討會上發言。

　　當日，參加在香港舉辦的海洋爭端解決國際法研討會的國際學者表示，對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謂最終裁決的臨時仲裁庭，實質是一個“草臺班子”，但打著“常設仲裁法院”的旗號蒙蔽了許多人，其“狐假虎威”的目的就在于增加自身的所謂合法性和權威性。新華社發(伍永健 攝)

　　“起底臨時仲裁庭”之四：給仲裁案算筆賬

　　新華社北京7月18日電 這世上，偏偏有人篤信“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是萬能的。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從提起申請、組建仲裁庭、外包書記服務、直到出臺所謂最終裁決，都是要花錢的。這是客觀事實。

　　不敢說花錢就一定不公正。但自古以來，以主持公正大義為己任的超國家司法機關，都盡量避免與當事人或當事國發生金錢關系以示居中，例如國際法院。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規定了包括國際法院在內的4種解決爭議的機制。但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提請方偏偏選擇了一種高收費、低門檻的選項來表達自己的主張。

　　菲律賓媒體披露，3年半來，菲律賓用納稅人的錢，在南海仲裁案上豪擲3000萬美元，換來一張燙手的所謂“裁決書”和許多國家的不支持。

　　雖然菲律賓和仲裁庭都沒有公開這筆帳的明細，但從現有價目表、過往仲裁費等數據可以推斷：為了最后這張紙，有人真肯下本，有人真沒少掙。

　　專找“吃外快”的仲裁員

　　2013年1月，菲律賓選擇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成立臨時仲裁庭的方式向位于德國漢堡的國際海洋法法庭提請仲裁。

　　成立這個臨時仲裁庭，得花一筆錢。

　　因為仲裁庭當時還沒有組成，因此，得花多少錢、錢打給誰，都不很清楚。

　　要想組成仲裁庭，首先要選擇仲裁員。按程序，菲律賓率先指派一名仲裁員，中國也可以指派一名仲裁員，爾后，由這兩人共同協商選擇另外三人。但中國不接受、不參加仲裁的立場，使得仲裁庭“湊不齊班子”。

　　為了推動仲裁，國際海洋法法庭時任庭長、日本人柳井俊二站了出來。他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另一條條款，自己幫中國指派了一名仲裁員，以及剩下的三位。

　　班子有了，但這只是個臨時搭起的草臺班子。

　　仲裁一個跨國案件需要一整套配套服務，這對于連個賬戶都沒有的臨時仲裁庭而言，當務之急是必須找個“正規的殼”。所以，在仲裁庭組成后的一個月內，仲裁庭與常設仲裁法院達成了書記處服務協議，即由常設仲裁法院“為仲裁程序提供檔案管理，并根據仲裁庭指令提供適當的書記處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協助查找和指定專家;發布仲裁案的信息和發布新聞稿;組織在海牙和平宮進行聽證等庭審;管理案件財務，包括管理案件費用保證金，例如支付仲裁員、專家、技術支持人員和庭審記錄員的費用等。

　　由此可以看出，南海仲裁案的仲裁開支由常設仲裁法院的書記處計算后向爭端當事方征收，收繳后由書記處管理和分配。

　　熟悉這類組織運作的專業人士告訴記者，成立臨時仲裁庭這類臨時班子無非是為了讓那些“趴活兒”的法官和仲裁員們“賺點外快”，跟聯合國、國際法院根本不沾邊，因為國際法院等國際司法機構里的法官是“吃餉的”。

　　找吃外快的法官，而不是拿餉的法官，是菲律賓律師團精心安排的路線。因為那些西方大牌律師們最清楚，“趴活兒”的法官和拿“官餉”的法官是有區別的。

　　花錢買的就是“身份”

　　常設仲裁法院算是臨時仲裁庭聘請的“大管家”，包括財務大管家。當然，常設仲裁法院是提供這一服務的。

　　常設仲裁法院的收費標準一般是公開透明的，也是標明在其官方網站上的。而且，可以按照需要雇傭不同級別的服務人員。

　　例如，一次性繳納注冊手續費2000歐元，且不可退款。書記、注冊相關服務的人員價目按職稱排序：秘書長250歐元/小時，副秘書長250歐元/小時，司法人員175歐元/小時，法律助理125歐元/小時，文秘辦事員50歐元/小時。

　　常設仲裁法院辦公地點在海牙和平宮內，與聯合國國際法院共用辦公樓。在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的服務項目中，還可以租借和平宮的辦公室和聽證室。仲裁聽證室每天1000歐元，整套辦公套件租賃費每天1750歐元。

　　由此可見，聘用常設仲裁法院當書記處價格不便宜，但卻可以“買”到很多唬人的身份。在海牙和平宮開聽證會、用常設仲裁法院的抬頭信紙出具裁決書、以常設仲裁法院的名義給當事國發郵件，是一件多么能夠給自己長臉的事情。

　　為了仲裁什么都能“包辦”

　　新華社記者14日給常設仲裁法院發郵件，征詢這次仲裁案的具體賬目清單。截至記者發稿時，對方未予回復。

　　但沒有不透風的墻。

　　知情人士披露，菲律賓單方面強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設仲裁法院總計向爭端當事方收285萬歐元。其中一部分是法院充當書記處的費用，剩余的則要發放給5位仲裁員，而且后者拿的是“大頭”。

　　2013年8月，仲裁庭書記處通知當事雙方繳納第一筆仲裁開支50萬歐元，要求中菲各付25萬歐元。菲律賓于9月爽快支付了25萬歐元，由于中國不接受、不參與仲裁，菲律賓又于10月“替”中方支付了25萬歐元。

　　2015年2月3日，仲裁庭書記處通知當事雙方支付第二筆仲裁開支150萬歐元，要求中菲各付75萬歐元。當年3月菲律賓支付75萬歐元，4月又“代”中方支付75萬歐元。

　　2016年1月，仲裁庭書記處通知當事雙方支付第三筆也是最后一筆仲裁開支85萬歐元，要求中菲各付42.5萬歐元。當年3月菲律賓支付了42.5萬歐元，4月又“代”中方支付了42.5萬歐元。

　　一個當事方的費用可以由另一個當事方代付、墊付或者替付嗎?

　　臨時仲裁庭在所謂最終裁決中有這么一段解釋：“常設仲裁法院可分期要求當事方預付同等金額的仲裁費。如一方未能在45天內支付，仲裁庭可通知雙方，以便某方支付費用。本案當事方曾被三次要求付費。菲律賓按時支付了費用，中國沒有。在被告知中方未能付費之后，菲律賓支付了中國的費用。”

　　反正只要能推進程序，錢不是事兒，合不合理也不是事兒。

　　見錢就開的仲裁庭

　　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律專家畢家瑋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乃至常設仲裁法院與聯合國沒有任何關系。理論上講，只要肯花錢，花大價錢，國家、企業或個人都可以通過這些所謂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業糾紛，收點訴訟費、勞務費，本無可指摘。

　　只是，官司涉及國際爭端，當事方是國家政府，如何摒除國家實力、財力等一切外界干擾因素，保持司法的中立、公正，是重要考量。

　　例如，歸屬聯合國的國際法院，在審理涉及國際問題時，法官的酬金、薪水一概由聯合國支付，以保證司法人員客觀中立。而具體到南海仲裁案中，容許一方包辦仲裁費的做法極易影響仲裁判斷。

　　法律人士解讀，在國際仲裁事務中，這種程序可能導致仲裁庭的極度偏頗。而且，在很多仲裁案中，仲裁員是可以與當事方議價的，在只有一方愿意支付的仲裁案中，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仲裁員的仲裁取向是否會向出資方偏移。

　　像南海仲裁案這種單方提起、單方參與，最終做出荒唐無效的判決并非沒有先例。

　　2013年，荷蘭就俄羅斯扣押一艘荷蘭籍破冰船一事提出仲裁申請，而俄羅斯認為仲裁庭無管轄權拒絕參加。最終荷蘭為俄方墊付了15萬歐元仲裁費，單方面強行推進仲裁。仲裁庭做出要求俄羅斯賠償損失的裁決，俄羅斯沒有接受仲裁結果。

　　常設仲裁法院中國仲裁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劉楠來認為，這類仲裁屬濫用國際法，給國際法治留下的反面判例。如果在無法取得一方認可的情況下，所有的國際爭端都走向單方面仲裁，那么，國際法的權威就會受到毀滅性沖擊，有悖“定紛止爭”的國際法精神。

　　重金砸出的荒唐

　　如果菲律賓花費了總計3000萬美元用于南海仲裁案，刨去向常設仲裁法院支付的285萬歐元，剩余部分可能都用在了律師團和證人身上。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菲方律師團隊共8人，包括美國國際法知名律師保羅·雷切爾。他曾代理尼加拉瓜訴美國支持反政府武裝一案，以及多起涉及國際爭端的案件，手法老到。

　　在南海仲裁案中，涉及臨時仲裁庭管轄權和可受理性的問題上，雷切爾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是南海島礁的“領土主權問題”，經過律師團隊的包裝，再與臨時仲裁庭“妥善接洽”，一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由此出爐。

　　劉楠來指出，從所謂“最終裁決”中透露出的幾個細節都值得推敲。其中，臨時仲裁庭只指派了一名地理、水文專家考察，那么這一專家提供的材料是否全面、是否真實中立是個疑問。“至少可以說，仲裁庭是單方面取信，聽了一面之詞，證據鏈不完整。”

　　↑7月14日，國務委員楊潔篪就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所謂裁決接受中央媒體采訪，全面闡述中方有關立場主張。新華社記者 張領 攝

　　“起底臨時仲裁庭”之五：法痞的嘴臉

　　形同廢紙的南海仲裁案所謂裁決折射出一種“法痞”現象：他們精通法律的條文，卻知法“販”法;他們明晰條文的軟肋，便夾帶“私貨”。

　　過去3年，為了肆意擴權，臨時仲裁庭強詞奪理、偷換概念、強行管轄;為了強制裁決，臨時仲裁庭罔顧史實、指鹿為馬、公然挑釁。加上向來喜歡在國際場合鼓吹所謂規則與法治的美國在一旁搖搖小旗、喊喊口號，這場鬧劇丑劇，活脫脫成了法痞各種嘴臉的表演場。

　　越俎代庖　枉法營私

　　臨時仲裁庭2013年由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一手搭建。柳井長期擔任日本外交官，屬“右翼鷹派”，主張“親美遏華”，堪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馬前卒”。

　　作為一名法官，如此職業背景和政治取向，且與仲裁案中的當事方存在明顯利益關聯，柳井本該避而遠之以守司法獨立性原則。但他不僅沒有回避，反而主動包攬仲裁庭的搭建，指派了5名仲裁員中的4人。

　　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相關規定，在仲裁當事方無法就指派仲裁員一事進行協商的情況下，可以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代勞”。法律明文是“可以”，而不是“必須”。柳井便迫不及待地跳出來自己指派仲裁員，其目的很明顯：抓住“機遇”夾帶“私活”。

　　臨時仲裁庭的5名仲裁員分別是——加納籍首席仲裁員托馬斯·門薩、法國籍仲裁員讓-皮埃爾·科特、波蘭籍仲裁員斯坦尼斯拉夫·帕夫拉克、荷蘭籍仲裁員阿爾弗雷德·松斯和德國籍仲裁員魯迪格·沃爾夫魯姆。其中，4人是國際海洋法法庭的法官，當時是柳井的“手下”。

　　為了“符合程序”，柳井還為不接受、不參與仲裁案的中國指派了一名仲裁員，即波蘭籍的帕夫拉克。但熟悉國際法律界的專家一眼就看出，相比其他4人的“經驗老到”，帕夫拉克資歷最淺。

　　由此，柳井藏身幕后把自己違背國際法司法獨立性原則的事實掩蓋起來，把5名對亞洲缺乏了解、從未涉足南海事務的仲裁員推到臺前，開始用法律語言炮制這出政治鬧劇的臺詞。

　　學術墮落　食言而肥

　　據熟悉國際司法體系的人士介紹，在國際司法機構中，對仲裁員的專業要求原本就比國際法官要低，例如常設仲裁法院的仲裁員入職門檻低于國際法院法官。至于臨時仲裁庭的門檻，更不可與國際司法機構相提并論。

　　至少三個現象足以讓人對臨時仲裁庭的權威性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其一，臨時仲裁庭7月12日宣布所謂裁決結果后，國際法院、常設仲裁法院以及國際海洋法法庭紛紛出面與臨時仲裁庭撇清干系，恐是不愿讓臨時仲裁庭仲裁員的專業水準拖累自己的名聲。

　　其二，歷史上，根據《公約》第287條設立臨時仲裁庭方式推進的全部十多樁仲裁案，無一得以執行。其認同力可想而知。

　　其三，仲裁員和關鍵證人的出爾反爾，進一步說明了這些人的個人專業修養很成問題。

　　荷蘭籍仲裁員阿爾弗雷德·松斯曾長期主張，確定島礁的法律地位是海洋劃界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但成為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員后，這位教授一改過去的立場，反而認為島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與海洋劃界問題脫鉤，以此作為無視中方排除性聲明的理由。

　　另外，在2015年11月關于實體問題的庭審中，菲律賓所請專家證人斯科菲爾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學術文章中稱太平島為“島”的說法，在本案中將其定性為“礁”。此人過去曾在論文中言之鑿鑿地論證個人觀點，即“南沙群島至少存在12個地物符合島嶼定義并可以主張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然而在仲裁庭聽證時，他卻又改口稱南沙群島沒有一個島礁可主張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對于從事嚴肅學科的專家而言，謹言慎行是最起碼的原則，180度的學術觀點逆轉，不是水平問題，而是政治和道德問題。

　　名為法治　實為人治

　　柳井搭建的臨時仲裁庭，未經任何審查，是典型的“人治”班子。

　　只要翻翻幾名仲裁員的底細，就可以梳理出柳井是怎樣用“人治”替代“法治”的。

　　5名仲裁員中，除柳井指派代表中方的帕夫拉克外，其余4人均有仲裁經驗。其中門薩曾參與審理過5樁涉及海洋相關爭議的仲裁案，沃爾夫魯姆參與審理過3樁。

　　翻看在過往仲裁案中的立場就會發現，他們都曾罔顧案件中隱藏的主權問題，都曾有隨意擴大仲裁庭管轄權的先例。

　　菲律賓指定的仲裁員沃爾夫魯姆曾在2010年12月至2015年3月參與仲裁查戈斯群島案(毛里求斯訴英國)。當時，英國提出案件涉及主權問題，不在仲裁庭管轄范圍內，但沃爾夫魯姆聯合其他仲裁員簽署聯名反對意見，一口咬定仲裁庭具有管轄權。

　　在荷蘭訴俄羅斯扣押“北極日出”號破冰船仲裁案中，沃爾夫魯姆雖不是仲裁員，但卻與另一法官聯名發布單獨意見，指責俄羅斯“不應訴”的立場。

　　國際法專家指出，仲裁員過往經驗中表現出對某一種有爭議做法的固有意見可能會對其他案件的判斷產生嚴重影響，導致在其他案件中出現預設立場或預判結果的可能，有損仲裁的公正性。

　　對此，柳井不會不知道。

　　也許，他比誰都清楚這一點。他只需在指派仲裁員前對候選仲裁員的過往傾向和觀點進行大致判斷，就可以拼湊一個完全倒向菲律賓的仲裁庭。

　　秘密網絡　利益鏈條

　　對于法痞來說，鉆法律的空子是看家本領。他們出于政治或經濟目的，利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無視法律尊嚴，打著“程序正義”的旗號，在法律適用性等方面強詞奪理，硬行解釋，強行推進自己的意愿和結論。

　　現有證據已經表明，自2012年4月黃巖島事件前，就已經有美國人在搗鼓用“國際司法”手段炒熱南海問題的陰謀。也有證據表明，正是美國背后作祟，才促使菲律賓在黃巖島事件末期作出放棄對話的決定，使中菲關系陷入僵局。還有證據表明，正是在黃巖島事件后，美國通過當時的菲律賓閣僚獻計，把阿基諾三世推上了仲裁的不歸路。菲律賓有學者下結論：正是美國的陰招讓阿基諾三世出了昏招。

　　把菲律賓推入仲裁案的死胡同后，美國大打所謂“法治牌”。2014年，美國和菲律賓發表支持仲裁案的聯合聲明。同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訪菲期間公然表示支持仲裁案。

　　另外，沒有美國法律團隊的手把手策劃，菲律賓根本無力提起仲裁。美國律師的貢獻不僅僅限于幫助菲律賓起草了數千頁的法律文書、代表菲方參與仲裁庭辯論，而且這個豪華律師團還與仲裁庭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代表菲方的美國律師奧克斯曼與臨時仲裁庭的多數仲裁員以及柳井曾多次共事。雖有此經歷，他仍然作為爭端一方當事國的代理律師出庭，無視國際司法界的監督評價，公然挑戰國際司法公正。

　　不僅如此，奧克斯曼與美國政府也淵源頗深。他曾作為助理法律顧問在美國國家海洋、國際環境和科學事務局工作十余年。另外，奧克斯曼還作為美國政府代表出席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并主持會議起草委員會英語語言組的工作。雖然，美國至今未簽署《公約》。

　　有美國媒體透露，與美國利益關系極其密切的時任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向阿基諾三世推薦了奧克斯曼。

　　毋庸置疑，奧克斯曼與美國政府的關系、奧克斯曼與菲律賓的關系、奧克斯曼與仲裁員的關系、仲裁員與柳井之間的關系、柳井與安倍的關系、安倍與美國的關系，以及一些還不為人知的關系與利益鏈，已經編織起一張巨大的政治利益網絡。

　　假借法律的名義，法痞們在這張關系網上忘情表演3年之后，把預設好的裁決結果公布于眾，匆匆拉上這出鬧劇的幕布，而國際司法則成了這些法痞踐踏公平正義的幌子。

　　↑中國國際法學會撰文批駁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裁決中的六大謬誤新華社記者 孟麗靜 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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