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個仲裁庭完全是一個臨時機構，它和其他國際權威司法機構沒有任何正式關系。它不為裁決結果負責，也沒有任何機構為這個仲裁庭背書。這只是一個臨時拼湊的草臺班子。它以人力和資源有限為由，支付一筆不菲的服務費，請常設仲裁法院代為承擔秘書服務，企圖以此能借助上后者的名氣抬高身份。】

　　7月12日，一個由五名仲裁員組成的臨時仲裁庭，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作出了所謂最終裁決。且不論仲裁結果有多荒唐，這個機構本身就存在諸多讓人質疑之處、不合常理之處、濫用國際法之處，其別有用心地自導自演的一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給國際法史上留下一段極不光彩的印跡。

　　草臺班子的虛假

　　所謂南海仲裁案裁決公布后，一些西方媒體以“聯合國背景的仲裁庭作出裁決”、“常設仲裁庭作出裁決”等發布消息。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絕不是“國際法庭”，只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在海牙組建，屬于因案而設、案終而撤的臨時班子。本刊記者采訪調查發現，臨時仲裁庭與同樣位于海牙的國際法院(ICJ)沒有任何關系，后者是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根據《聯合國憲章》設立。

　　北京時間13日晚間，國際法院在其官方網站首頁發布提示信息說，國際法院希望媒體和公眾注意，南海仲裁案裁決結果由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秘書服務下的一個特別仲裁庭作出。國際法院作為完全不同的另一機構，自始至終未曾參與該案。

　　聯合國官方微博13日也發布聲明說，常設仲裁法院與聯合國沒有任何關系。

　　國際海洋法法庭新聞發言人朱莉婭·里特爾則向本刊記者澄清：“臨時仲裁庭不從屬于國際海洋法法庭。”她說，國際海洋法法庭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87條第1款提及的所有法院、仲裁庭都不存在上下級從屬關系，因此不會對“其他法院或法庭”作出的裁決發表評論。

　　“這個仲裁庭完全是一個臨時機構，它和其他國際權威司法機構沒有任何正式關系。它不為裁決結果負責，也沒有任何機構為這個仲裁庭背書。”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副院長孔令杰說。

　　正如上述國際法院發布的信息指出的，臨時仲裁庭與常設仲裁法院(PCA)也沒有直接關系。略微“有關”的是，常設仲裁法庭為本案仲裁庭提供秘書服務，并將位于海牙的和平宮租借給仲裁庭作為庭審場所。

　　2013年6月成立的臨時仲裁庭，是一個臨時拼湊的草臺班子。它以人力和資源有限為由，支付一筆不菲的服務費，請常設仲裁法院代為承擔秘書服務，企圖以此能借助上后者的名氣抬高身份。

　　本刊記者14日給常設仲裁法院發出郵件，征詢這次仲裁案的具體賬目清單。截至記者發稿時，對方未予回復。

　　但據知情人士披露，菲律賓單方面強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設仲裁法院總計向爭端當事方收了285萬歐元。其中一部分是充當書記處的費用，剩余的則要發放給5位仲裁員，而后者拿的是“大頭”。中國因不接受、不參與這一仲裁，一次也沒有繳納。菲律賓不僅繳納了自己的份額，為了保證仲裁進行下去，還“代替”中國繳納了中國的份額。

　　熟悉這類組織運作的專業人士告訴記者，成立臨時仲裁庭這類臨時班子無非是為了讓那些“趴活兒”的法官和仲裁員“賺點外快”，跟聯合國、國際法院根本不沾邊，因為國際法院等國際司法機構里的法官是“吃餉的”。

　　找吃外快的法官，而不是拿餉的法官，是菲律賓律師團花心思安排的路線。那些西方大牌律師也清楚，“趴活兒”的法官與拿“官餉”的法官是有區別的。

　　初步核算，三年來仲裁案費用開支約為2600萬歐元，約占2015年菲律賓財政預算的兩千分之一。刨去向常設仲裁法院支付的285萬歐元，剩余部分可能都用在了律師團和“證人”身上。

　　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律專家畢家瑋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乃至常設仲裁法院與聯合國沒有任何關系。理論上講，只要肯花錢，花大價錢，國家、企業或個人都可以通過這些所謂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業糾紛，收點訴訟費、勞務費，本無可指責。但是，官司涉及國際爭端，當事方是國家政府，保持司法者守法、中立、公正，是重要考量。

　　歸屬聯合國的國際法院，在審理涉及國際問題時，法官的酬金、薪水一概由聯合國支付，以保證司法人員客觀中立。而具體到所謂的南海仲裁案，容許一方包辦仲裁費的做法本來就非常可笑，且不說極易影響仲裁判斷了。

　　法律人士解讀，在國際仲裁事務中，這種做法可能導致仲裁庭的極度偏頗。而且，在一些仲裁案中，仲裁員是可以與當事方議價的，在只有一方愿意支付的仲裁案中，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仲裁員的仲裁取向是否會向出資方全面偏移。

　　像南海仲裁案這種單方提起、單方參與，最終做出荒唐無效的判決也有先例，其結果同樣是廢紙一張。

　　2013年，荷蘭就俄羅斯扣押一艘荷蘭籍破冰船一事提出仲裁申請，而俄羅斯認為仲裁庭無管轄權拒絕參加。荷蘭為俄方“墊付”了15萬歐元仲裁費，單方面強行推進仲裁。仲裁庭做出要求俄羅斯賠償損失的裁決，俄羅斯沒有接受仲裁結果。

　　常設仲裁法院中國仲裁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劉楠來指出，這類仲裁屬濫用國際法，是給國際法治留下的反面判例。如果在無法取得一方認可的情況下，所有的國際爭端都走向單方面仲裁，那么，國際法的權威就會受到毀滅性沖擊，有悖“定紛止爭”的國際法精神。

　　自欺欺人的“貓膩”和“怪胎”

　　國際權威司法機構均有嚴格的組成程序。比如，國際海洋法法庭法官由《公約》締約國大會選舉，獲得三分之二締約國表決中三分之二票數，且該票數應為全體締約國的過半數當選，庭長和副庭長由法庭選舉產生;國際法院法官由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分別選舉，法定參會人數過半數當選，法院院長和副院長由法官投票選舉產生。

　　在組成人員方面，根據有關國際規則和國際司法實踐，法官和仲裁員的選任應盡可能全面代表世界各個地區和不同法律體系。因此，國際法院由來自各大洲的15名法官組成，國際海洋法法庭更有多達21名法官。

　　反觀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首席仲裁員和仲裁員由指定和協商產生。仲裁庭法定成員為5人。根據《公約》附件七第8條規定，“仲裁庭裁決應以仲裁員的過半數票作出，不到半數的仲裁員缺席或棄權，應不妨礙仲裁庭作出裁決。”也就是說，以5名仲裁員為例，3名仲裁員參與投票即可作出裁決。

　　分析人士認為，少數仲裁員對案件包括證據在內的諸多方面擁有絕對控制和自由裁量權，把涉及重要海洋利益乃至是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交到多則5人、少則3人手中決定，顯然輕率而無法接受。

　　臨時仲裁庭五名仲裁員中，由提起程序的一方指派一人，由爭端他方指派一人，其他三人由前兩人協商指派。由于中國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不接受、不參與的立場，五名仲裁員無法湊齊，此時，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日本人柳井俊二出現了。

　　柳井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另一條條款，自己幫中國指派了一名仲裁員，以及剩下的三位。

　　《公約》確實規定了在雙方無法協議指派另外三名仲裁員的情況下，可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作出必要的指派。柳井是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由他指派在《公約》程序上看似合規，但問題在于，柳井本人就具有頗多爭議，特別是他的日本籍身份以及他與日本安倍政權的親密關系。另外，他還在涉及東海等問題上有過鮮明立場。這些因素決定了他理應主動回避南海仲裁案。而且，關于法官是否適合司職的規定，不僅有《公約》限制，更有很多其他國際司法條文約束。

　　據各項資料顯示，柳井俊二是日本資深外交官，也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柳井長年擔任安倍政府安保法制懇談會會長職務。這一職務的實質就是安倍政府智囊團的首席，其個人政治立場非常明確。

　　早在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任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的柳井推動通過了日《聯合國維和行動協力法》，讓自衛隊正式走向世界;2013年8月4日，在仲裁庭組建剛滿1個月時，他以安保法制懇談會會長身份參與日本NHK《星期日討論》節目，并在節目中公開闡述政治立場，認為“日本”的島嶼受到“威脅”，強調日本存在“敵人”，需要強化武力等多方面來“保障”日方安全。

　　2014年5月，正是柳井將要求“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報告書交到日本首相安倍手中。柳井還曾于1999年任日本駐美大使，深得美方信任。2001年10月，他因牽涉濫用外務省機密費受到處分而丟官賠款，其“職業道德”亦令人懷疑。

　　專家表示，雖然根據《公約》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在特定情形下有權組建特設仲裁庭，但其政治背景和明顯的政治傾向理應構成法定回避事由。

　　臨時仲裁庭的5名仲裁員分別是——加納籍首席仲裁員托馬斯·門薩、法國籍仲裁員讓-皮埃爾·科特、波蘭籍仲裁員斯坦尼斯拉夫·帕夫拉克、荷蘭籍仲裁員阿爾弗雷德·松斯和德國籍仲裁員魯迪格·沃爾夫魯姆。其中，4人是國際海洋法法庭的法官，當時是柳井的“手下”。

　　為了“符合程序”，柳井為不接受、不參與仲裁案的中國指派了一名仲裁員，即波蘭籍的帕夫拉克。但熟悉國際法律界的專家一眼就看出，相比其他4人的“經驗老到”，帕夫拉克資歷最淺。

　　由此，柳井藏身幕后把自己違背國際法司法獨立性原則的事實掩蓋起來，把5名對亞洲缺乏了解、從未涉足南海事務的仲裁員推到臺前，開始濫用法律語言炮制這出政治鬧劇的臺詞。

　　專家表示，南海問題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區域性的、高政治敏感度的重點海域糾紛。但仲裁庭中不僅沒有亞洲籍仲裁員，而且從仲裁員背景看顯然缺乏對南海問題、亞洲復雜的地緣政治以及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充分了解。

　　日本外務省中國課前課長淺井基文曾與柳井共事。他向本刊記者直言，柳井俊二曾經擔任過安保法制懇談會的會長，是安倍的“好伙伴”，這個仲裁庭也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權意向的基礎上搭建的。

　　淺井說，由柳井來決定仲裁員，簡直難以想象。“如果他們真的有意開展公平仲裁，就應該選擇充分了解亞洲、了解南海現狀的人來擔任，但柳井選出的人選完全體現不到這一點。從這次裁決結果也可以看出，這是由一些完全不了解南海的人肆意做出的判決。在判決之前，結論就已經事先準備好了”。

　　“仲裁庭人員構成代表性嚴重不足，無法實現全面、平衡，這使仲裁庭的公正性受到根本質疑。”孔令杰表示，整個仲裁庭的組成人員普遍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無法做到客觀、獨立的裁決。

　　孔令杰說，臨時仲裁庭仲裁員的背景有明顯瑕疵。如沃爾夫魯姆一直以來都比較激進，在過往案例中熱衷于“造法”，即把《公約》上一些界定模糊的地方，根據自己的主觀認識來“完善補充”。

　　仲裁庭人員構成代表性不足等種種問題，在國際海洋法法庭也引發爭議。國際海洋法法庭前庭長、佛得角籍法官葉肅斯表示，他對4位仲裁員均來自歐洲深表關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籍法官盧次基曾在仲裁庭組成過程中致信柳井俊二，指出中國是被迫陷入仲裁程序。俄羅斯籍法官戈利欽表示同情中方在本案中的立場。

　　國際海洋法法庭前法官圖爾克認為，臨時仲裁庭來自歐洲的仲裁員明顯偏多。他強調，“南海爭端的本質是領土主權爭端，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任何將涉及領土主權爭端的政治問題包裝成法律問題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

　　據熟悉國際司法體系的人士介紹，在國際司法機構中，對仲裁員的專業要求原本就比國際法官要低，例如，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的入職門檻低于國際法院法官。至于臨時仲裁庭的門檻，更不可與國際司法機構相提并論。

　　5名仲裁員中，除柳井指派“代表中方”的帕夫拉克外，其余4人中，門薩曾參與審理過5樁涉及海洋相關爭議的仲裁案，沃爾夫魯姆參與審理過3樁。而翻看他們在過往仲裁案中的立場就會發現，都曾罔顧案件中隱藏的主權問題，都曾有隨意擴大仲裁庭管轄權的先例。

　　菲律賓指定的仲裁員沃爾夫魯姆曾在2010年12月至2015年3月參與仲裁查戈斯群島案(毛里求斯訴英國)。當時，英國提出案件涉及主權問題，不在仲裁庭管轄范圍內，但沃爾夫魯姆聯合其他仲裁員簽署聯名反對意見，一口咬定仲裁庭具有管轄權。

　　在荷蘭訴俄羅斯扣押“北極日出”號破冰船仲裁案中，沃爾夫魯姆雖不是仲裁員，但卻與另一法官聯名發布單獨意見，指責俄羅斯“不應訴”的立場。

　　國際法專家指出，仲裁員過往經驗中表現出對某一種有爭議做法的固有意見，可能會對其他案件的判斷產生嚴重影響，導致在其他案件中出現預設立場或預判結果的可能，有損仲裁的公正性。

　　柳井比誰都清楚這一點。他只需在指派仲裁員前對候選仲裁員的過往傾向和觀點進行大致判斷，就可以拼湊一個完全倒向菲律賓的仲裁庭。這是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的貓膩，并不高明。

　　更為滑稽的是，個別仲裁員和“專家證人”在審理過程中，竟然會出爾反爾推翻自己以往長期堅持的觀點。

　　在2015年11月關于實體問題的庭審中，菲律賓所請“專家證人”斯科菲爾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學術成果中稱太平島為“島”的說法，在本案中將其定性為“礁”。斯科菲爾德曾撰文說，南沙群島至少存在12個符合島嶼定義并可以主張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島嶼。然而在仲裁庭聽證時，他卻反口稱，南沙群島沒有一個島礁可主張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還有，荷蘭籍松斯教授一直主張，確定島礁的法律地位是海洋劃界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而成為本案仲裁員后，這位教授一改過去秉持的立場，反而認為島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與海洋劃界問題脫鉤，為菲律賓惡意規避中方有關海洋劃界的排除性聲明背書。

　　事實證明，在后來的裁決書中，多處顯示出“低門檻”仲裁員作出的不嚴謹判斷，并明顯地反映五人仲裁庭的政治傾向性。

　　劉楠來在仔細分析這個仲裁庭的裁決書后，認為存在太多專業上的不嚴肅和不專業。例如，在有關島礁地位的裁決中，仲裁庭自稱指定了“一名水文地理專家協助評估菲律賓的技術性證據”，這名專家同意了菲律賓關于一些島礁的認定。劉楠來指出，仲裁庭僅僅根據“一名水文地理專家”和菲律賓單方面觀點就做出裁定，沒有完整的證據鏈，這是很不嚴肅的做法。對于南海島礁的實際情況，國際上存在不同說法，不少很有聲望的地理學家和海洋法學家都認定太平島是島，而非礁。

　　劉楠來特別指出，仲裁庭故意模糊和回避島嶼歸屬問題，試圖通過否定“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主張來否定“九段線”的合法性，從而否定中國對“九段線”以內的島礁主權，正是迎合了某些國家的需求，這是對《公約》不判斷主權歸屬的違背。

　　不少法律界人士在閱讀裁決書的英法文原版后都讀出一種傲慢、武斷和偏激的味道，紛紛提出，不知這種“怪味”是因不專業所致，還是仲裁員們內心情緒所致。

　　鬧劇幕后操控的黑手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是明面上的操刀手，是臺前的丑角，幕后推手則是西方干涉主義和霸權野心。

　　炮制南海仲裁案已證明不是菲律賓一國所為。打著“亞太再平衡”幌子的美國，與在菲律賓政壇植入的一些根系人物合謀，使阿基諾三世成了這一丑劇的前臺人物。

　　現有證據已經表明，自2012年4月黃巖島事件前，就已經有美國人在搗鼓用“國際司法”伎倆炒熱南海問題的陰謀。

　　也有證據表明，正是美國背后作祟，才促使菲律賓在黃巖島事件末期作出放棄對話的決定，讓中菲關系陷入僵局。

　　還有證據表明，正是在黃巖島事件后，美國通過當時的菲律賓閣僚鼓搗，把阿基諾三世推上了仲裁的不歸路。有菲律賓學者給出了結論：正是美國的陰招讓阿基諾三世出了昏招。

　　當然，美國不會也不用自己露面。在南海問題上，在美國的鞍前馬后，自有日本人“打下手”。顯而易見的證明有二：一是，臨時仲裁庭宣布結果前，日本各路人馬利用各種場合尋求對仲裁結果的支持，可惜被敢于直言的柬埔寨首相洪森抓個正著并大告天下;二是，一手組建南海仲裁庭的國際海洋法法庭前庭長柳井俊二，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重要智囊。

　　南海仲裁案成型階段的政治脈絡很清晰：美國暗中鼓動菲律賓提起仲裁案，暗中給菲律賓提供必要的支持，美國的日本“跟班”在搭建仲裁庭事宜上暗中打點好一切。

　　過去3年，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美國各級軍政官員，在不同場合用發言、聲明等形式表達對仲裁案的支持。日本則賣力地游走于東南亞各國之間制造雜音，并借七國集團峰會等國際場合炒作南海問題、渲染緊張局勢。

　　把菲律賓推入仲裁案的死胡同后，美國打起了所謂“法治牌”。2014年，美國和菲律賓發表支持仲裁案的聯合聲明。同年，奧巴馬在訪菲期間公然表示支持仲裁案。

　　此外，沒有美國法律團隊的手把手策劃，菲律賓根本無力提起仲裁。美國律師的貢獻不僅僅限于幫助菲律賓起草了數千頁的法律文書、代表菲方參與仲裁庭辯論，而且這個豪華律師團還與仲裁庭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代表菲方的美國律師奧克斯曼與臨時仲裁庭的多數仲裁員以及柳井曾多次共事。明知有此經歷，可他卻仍然作為爭端一方當事國的代理律師出庭，公然挑戰國際司法公正。

　　奧克斯曼與美國政府也淵源頗深。他曾作為助理法律顧問在美國國家海洋、國際環境和科學事務局工作十余年。他還作為美國政府代表出席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并主持會議起草委員會英語語言組的工作。雖然，美國至今未簽署《公約》。

　　有美國媒體透露，是與美國利益關系極其密切的時任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向阿基諾三世推薦了奧克斯曼。

　　毋庸置疑，奧克斯曼與美國政府的關系、奧克斯曼與菲律賓的關系、奧克斯曼與仲裁員的關系、仲裁員與柳井之間的關系、柳井與安倍的關系、安倍與美國的關系，以及那些現在尚不為人知的關系與利益鏈，編織起了一張巨大的政治利益網絡。

　　假借法律的名義，靠給錢就辦事的法痞們在這張關系網上玩耍3年后，把早已預設好的裁決結果拋了出來，這出鬧劇雖然收場，但揭穿這些法痞踐踏國際司法公平正義行徑的大幕已快速拉開。

　　菲律賓專欄作家里戈韋托·蒂格勞15日在《馬尼拉時報》頭版發表文章提出，菲律賓為南海仲裁案請律師，共花費了3000萬美元，要求美國為此“買單”。“他們(美國)在南海沒有主權聲索，也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仲裁案給了美國干預南海事務的借口，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者國務院應該給菲律賓報銷這筆高昂的訴訟費和律師費。”

　　在政治操弄下，由阿基諾三世政府強行推進南海仲裁案并換回一堆“非法無效”的裁決紙，攪起菲律賓國內怨聲。有菲律賓媒體批評，3年半來，菲律賓用納稅人的錢，在南海仲裁案上豪擲3000萬美元，換來一張燙手的所謂“裁決書”和許多國家的不支持。

　　所謂的裁決出臺后，美國繼續不遺余力地制造分歧與對立，還呼吁一些國家施壓中國遵守裁決。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也在一旁幫腔造勢。

　　但國際社會很多國家政府和法律界人士紛紛表達對裁決結果的質疑、不滿以至憤怒。這是對國際法治公平正義本性的最堅強的維護。

　　德國波恩大學國際法學教授斯特凡·塔爾蒙明確指出，裁決的偏頗出乎他的意料。如果裁決中“島嶼”定義等一些觀點得到伸張，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英國等因島嶼而獲得海洋區域主權的國家，都將受到影響。

　　歐洲議會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德瓦的看法很直接：仲裁對南海問題的解決毫無幫助，中菲雙方只有通過雙邊對話和協商才能找到解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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