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這是2014年2月份筆者為某著名雜志撰寫的文章的底稿，因去年筆者在該雜志已發表文章，只能等今年發表。但該雜志今年因故遲遲不發表，筆者就不等了，貼到博客上。該文思想形成于2011年初，靈感來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來自于研究世界經濟史的啟發，另一個則是來自于毛澤東思想。當我從研讀世界經濟史中形成本文的思路以及“人民幣貨幣區”的想法時，突然醒悟到，毛澤東思想仍是指導中國崛起的制勝法寶，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中國經濟全球化唯一正確的道路，人民幣國際化只有通過“武裝割據”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歷史上落后大國都是通過保護高端工業及其國內市場從而與發達國家處于半隔絕、半脫鉤的淺度全球化的同時，在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建立更密切經貿關系的深度全球化中崛起的。由于國內市場規模的不同，這種“不對稱全球化”的發展戰略及其形成的發展道路又可具體區分為英國和美國兩種類型。內需主導和南南貿易的快速發展是世界經濟格局大變革的新趨勢，我國可以通過關稅保護、回購占據我國價值鏈高端的跨國公司、奪回人民幣“銀根”的控制權等措施，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規模建立全球價值鏈高端并把經濟全球化的重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走出一條“外圍包圍中心”的經濟崛起新道路。

　　一、英國道路

　　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棉紡織業是其爆發工業革命的產業，但在工業革命之前的近百年時間里，印度棉織品由于質量精良、穿著舒適和花色美麗在西方世界打遍天下無敵手，是當時國際貿易的大宗高科技產品，需求極其旺盛。雖然英國原生的羊毛紡織業在17世紀末已經占據世界統治地位，但卻無法與之競爭。英國沒有采取自由貿易和承接印度產業轉移的戰略，而是采取了在禁止性高關稅保護之下的進口替代戰略，并實行了兩種輔助性的戰略：禁止英國的所有殖民地銷售印度棉布，使之成為英國棉織品的獨占市場;只允許壟斷印度殖民地貿易的東印度公司把印度棉織品銷往歐洲大陸各國以摧毀這些國家的棉紡織業，這是一種典型的“不對稱全球化”戰略。

　　剛開始，英國在保護大墻下，通過進口替代生產的棉麻混紡布無法與印度棉織品競爭，他們面臨兩個關鍵性挑戰：除了解決染色和固色難題外，他們還不得不設法生產出適合于印染的布匹，實現對印度全棉布的替代。正是在這種禁止性高關稅保護之下和猶如黑洞般的市場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國工匠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終于解決了染色和固色難題，并發明了生產率比手工紡織高幾十倍的棉紡織機械，英國工業革命就這樣爆發了。通過保護本國市場并借道其殖民地的外圍市場，英國在1830年完成工業革命后，就針對歐洲大陸的宿敵法國和德國展開了自由貿易政策的凌厲攻勢，試圖將后者變成其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法國曾一度被英國戰略所迷惑，推遲了崛起的過程;而德國則很快就識破了英國的伎倆，其經濟實力在1900年超過了英國。

　　恩格斯對英國的這種“不對稱全球化”戰略做出了很好的總結：英國在國內市場上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又用在國外對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費者實行自由貿易作了補充，由于這兩種制度的巧妙結合，到1815年的時候，英國就已經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的世界貿易的實際壟斷者。自資本主義興起以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種“不對稱全球化”戰略一直是發達國家相繼崛起的一種普遍模式，西歐列強在爭霸過程中相互實施半隔絕、半脫鉤的關稅保護制度，但卻不遠萬里，爭先恐后地在亞、非、拉通過武裝割據劃分勢力范圍，搶占可以建立密切經貿關系的殖民地，使之成為其工業原材料來源地、商品和資本的輸出地，作為與競爭對手在高端工業上一決雌雄的市場空間和戰略大后方，西班牙、荷蘭、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等國的崛起莫不走過了這種道路。

　　日本崛起的道路深受英國和德國崛起經驗的影響，但與這些國家不同，日本和當時的中國一樣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不能運用關稅控制權自主地保護它的新興工業，所以“不對稱全球化”戰略有其獨特之處。與中國在1925年才把李斯特的民族工業保護主義思想介紹到國內不同，日本早在1870年就出版了介紹林肯經濟顧問、李斯特主義者凱里經濟思想的《保護稅說》，這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史上中日兩國不同的命運。在美國工業保護主義思想影響下，日本明治政府在1871年派遣以巖倉具視為團長的使節團對歐美國家進行了長達近兩年的考察，其目標有兩個：一是請求這些國家廢除19世紀50年代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二是尋找日本崛起可以借鑒的道路。

　　日本的第一個目標遭到了歐美列強的拒絕，但第二個目標卻達到了，這就是模仿英國和德國通過武力建立殖民地的戰略，確保其高端工業強力崛起的市場空間。因此，以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為核心的明治維新領導集團回國后就確定了如下戰略：爭取盡早結束與西方的不平等地位;但在此之前，為了避開歐美國家對日本新興工業的重壓，就必須盡快吞并中國的藩屬國朝鮮和中國臺灣，使其接受日本低端產業的轉移，并把中國大陸變成其經濟殖民地，為日本高端工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攸關存亡的保護性市場，這是日本為什么發動甲午戰爭并躋身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基本原因。日本的這種戰略決定了中國自此之后飽受日本侵略的蹂躪，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才結束了中華民族的這種厄運。

　　二、美國道路

　　與中國一樣，美國經濟的現代化也是從東部沿海圍繞港口城市為核心開始的。美國獨立前為西歐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農產品，以交換其工業制成品，如果這種格局延續下去，整個美國就只能成為自然資源和低端產品的輸出國，現在的拉丁美洲就是其命運。但在1812-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戰爭后，美國通過高關稅保護在東北部沿海建立起自己的價值鏈高端——獨立自主的工業，但卻遭到了美國南方承接英國產業轉移——為其棉紡織工業提供原材料——的種植園主的強烈反對，后者不惜挑起南北戰爭堅持自己“輸出原材料并進口制成品”的發展道路。北方工業保護主義者最后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通過戰后三十多年狂飆突進的工業化在1900年前后崛起為世界第一工農業強國。

　　美國的崛起也遵循著“不對稱全球化”發展道路的一般規律。首先，對本國高端工業及其國內市場實施保護主義，這不僅與其它國家的崛起戰略無異，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從南北戰爭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其工業制成品的進口關稅一直保持在40%-50%之間，在成功地實現經濟崛起的國家中，這么高的關稅保護率是世所罕見的。其次，利用一切可能的自由貿易機會開辟本國高端產品的國外市場。美國經濟史學家?？思{指出，在1914年以前，美國對歐洲的出口主要是農產品，占其出口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二，美國還必須向其它地區為工業制成品尋找出路，主要是加拿大、亞洲和拉丁美洲。這句話清楚地表明，美國的工業崛起是借道于但并不依賴于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實現的。雖然發達的歐洲國家是美國崛起前的主要出口市場，而且主要是農產品出口，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早在19世紀50年代初就已開始廣泛使用自主創新的收割機，這是工業保護催生美國農業機械化革命的結果：與歐洲大陸勞動密集的農業不同，美國出口的農產品實際上是資本密集型產品。

　　但是，美國“不對稱全球化”的崛起道路卻具有與英國道路不同的特點：由于具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美國的崛起主要是通過國內經濟大循環實現的。首先，國內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歲月里，雖然英國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業品，但美國出口的還不到十分之一。其次，企業嚴重的內向傾向。一般來說，只有在占領和控制了國內市場之后，美國公司才對國外市場感興趣。最后，通過國內市場率先取得新興工業的領導地位，然后通過這些工業再去占領英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在美國工業化的關鍵時刻，擔任林肯和約翰遜兩屆政府國務卿的西沃德指出，建立穩步發展并最終向國外出口產品的新型工業，是美國通過高關稅保護國內市場創建帝國戰略的目的所在。

　　正如《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指出的，“美國既不想成為歐洲體系的組成部分，同時也不想模仿諸如英國、德國或日本的帝國主義”，美國的戰略是在英國支配的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實現崛起后，再通過自由貿易與西歐發達國家展開直接競爭，但由于具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美國沒有必要像西歐國家那樣為了爭奪殖民地大打出手，雖然它也為其工業品尋求出路對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如日本和中國等強行實行自由貿易，但后者對其高端工業的崛起只起到減壓閥和剩余出路的補充作用。因此，美國經濟史學家福克納指出，只有當美國經濟崛起后，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間，由于美國走上了對外擴張商務與投資的侵略戰略的道路，國內市場才不斷地得到了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的補充。

　　美國在崛起后走上對外經濟擴張戰略的主要原因是內需越來越不足和西部邊疆“紅利”的消失。雖然在美國的崛起過程中，勞動者階級的收入水平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到19世紀末，由于資本家階級在確保政府通過國家干預把外國商品拒之于國門之外的同時，又拒絕政府對國內經濟的干預，自由放任導致了勞動者階級分享了越來越少的生產率增益，而資本家卻得到了很多，內需越來越不足以支持其工業擴張，而西部邊疆在19世紀90年代已然消失。在這種情況下，海權戰略家馬漢和包括羅斯福以及國會強勢議員在內的其他一些人一致斷言，美國不斷擴大的生產能力要么通過他們深惡痛絕的“社會主義”政策把剩余產品在國內加以消費，要么跨越新“邊疆”即海洋，進軍海外市場。由此可見，帝國主義是以內需再也無法為經濟增長提供廣大市場為前提的，這是美國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巨大推動力。

　　三、“不對稱全球化”理論及其戰略借鑒

　　對于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處于落后地位時實現經濟崛起的“不對稱全球化”這樣一種歷史規律，美國獨立后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和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針對落后國家為什么要與發達國家處于半隔絕、半脫鉤的淺度全球化狀態，提出“幼稚工業保護理論”做出如下理論解釋：在自由貿易狀態下，發達國家強大的工業不僅將摧毀落后國家弱小的工業，而且也將占領后者賴以生存的本國市場而使其喪失成長空間;而對本國高端工業實施關稅保護可以同時達到保護該工業及其市場的雙重目的，從而確保對國家崛起至關重要的高創新率、高進入壁壘、高附加值和高工資的高端工業擁有控制權和收益權。但是，對于成功崛起的國家在對本國高端工業實施幼稚工業保護的同時，為什么要在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實施自由貿易的深度全球化，古今中外的經濟學界至今仍未提出理論解釋。

　　在我們看來，落后國家的市場對于崛起國家來說，其重要性不僅在于可以獲取和確保工業崛起所需的原材料來源、過剩工業制成品的銷售市場和過剩資本的輸出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崛起國家可以通過落后國家的市場，迂回性地在更大的地理空間上與發達國家爭奪原材料、商品和金融資產的國際定價權。從根本上來說，崛起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是系統之間的競爭，即使崛起國家與發達國家處于半隔絕和半脫鉤的淺度全球化狀態之中，但由于國際定價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如果崛起國家沒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廣大的國際市場空間，那么，它就沒有爭奪國際定價權的籌碼和回旋余地，因而它也就無法突破已有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體系的支配地位，這就是落后國家的市場為什么對崛起國家具有不可或缺重要作用的基本原因。

　　進化生物學的“異地物種形成原理”為本文的“不對稱全球化”歷史規律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生物進化史說明，異地物種形成是新物種形成占統治地位的方式：同一物種間的競爭有利于漸進的、有效率的突變和選擇，但這種競爭卻阻止了新物種的形成。換言之，當自然選擇的壓力有利于現有的每一種物種對環境的適應并與其他生物共演時，它禁止新物種的形成，自然選擇的壓力甚至導致了進化過程的停滯，這種停滯的突破，往往發生在相對被保護的外圍地區，這也就是說，新物種的形成和演化要遠離原物種數量巨大、競爭激烈的中心地區。這一原理說明，外圍和邊緣地區是最有利于新生力量成長壯大的地方，這就是目前的發達國家在歷史上崛起時為什么都走上了“不對稱全球化”發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發達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給我們提供的啟示是：由我國掌控的全球價值鏈不可能在與發達國家的深度全球化中發展壯大，這反而有可能造成對其深度依附。相反，通過適當保護我國高端產業及其國內市場，為本國價值鏈高端及其核心技術突破創造廣闊的成長空間;一旦取得成功，我國就可以利用廣大發展中國家遼闊的地理和市場空間，建立起與發達國家相抗衡的技術經濟領先地位和由我國掌控的全球價值鏈，然后再去占領發達國家的價值鏈高端市場。由于我國在制造業完整價值鏈上的優勢和制造技術低成本的優勢，這種戰略就成為迫使現有發達國家把大部分制造業國際定價權移交給我國的惟一途徑。同時，我國可以通過技術轉移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升級，帶動他們相繼進入起飛階段，創建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展重大變化。聯合國貿發會議《2013貿易和發展報告》指出，由于發達國家長期的經濟低迷，以往發展中國家針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已走到終結。報告認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快于發達國家，內需和南南貿易將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快速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自新世紀以來，“華盛頓共識”在發展中國家的聲名狼藉已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量大為削弱，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也使發展中國家成為跨國公司對制造業控制相對薄弱的環節，這就為我國對外經濟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毛澤東思想仍是指導中國崛起的制勝法寶，“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根本性道路，也是中國經濟全球化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不對稱全球化”成功的歷史經驗，創造我國“外圍包圍中心”的經濟全球化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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