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日趨嚴重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不僅將嚴重制約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直接危害絕大多數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在經過長期持續惡化以后，完全毀壞中華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乃至使得中國的廣大地區不再適合人類生存。從這個角度來說，維護生態可持續性，是中國未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絕對要求，只有符合這一根本要求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模式才能在長期生存和發展下去，而任何不符合這一要求的發展模式或遲或早是要垮臺的。

　　作者：李民騏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2015年1月

　　自2013年以來，在我國東部和中部省份，多次爆發席卷廣大人口和地區的霧霾事件。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長期環境惡化以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直接威脅到大量人口的基本健康和生命安全。除了環境污染問題以外，我國還面臨著嚴重的水資源匱乏、大面積土壤退化、多種動植物資源瀕臨滅絕、對多種能源和糧食的進口依賴逐年增加等嚴重的資源短缺問題。除此以外，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已經成為造成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國家之一。如果現有的全球變暖趨勢不改變，將最終導致全球范圍的氣候災難，乃至威脅到整個人類文明的存續。

　　對于中國目前生態環境危機的嚴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士有了切膚之痛。但是在主流論述中，仍然幻想在堅持現行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發展道路、不改變對無限經濟增長追求的前提下，就可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地實現生態可持續性的目標;或者，即使暫時不能實現生態可持續性目標，生態環境危機也僅僅是與“中國崛起”的偉大目標相比相對較小的代價，至多也只是需要將經濟增長速度稍微放慢一點，在局部領域多增加一點環境保護“投資”，就可以將生態環境的惡化控制在可忍受的范圍內。

　　筆者認為，中國目前日趨嚴重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不僅將嚴重制約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直接危害絕大多數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在經過長期持續惡化以后，完全毀壞中華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乃至使得中國的廣大地區不再適合人類生存。從這個角度來說，維護生態可持續性，是中國未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絕對要求，只有符合這一根本要求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模式才能在長期生存和發展下去，而任何不符合這一要求的發展模式或遲或早是要垮臺的。

　　本文主要從一般原理的角度探討經濟增長與生態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同時論述二者與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之間的關系，并據此來闡述目前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發展道路的根本困境，最后力求結合中國當前的實際來說明未來社會、經濟、生態變革的可能性。

　　生態可持續性是一切人類文明的物質基礎

　　一切人類社會要繁衍發展，都離不開物質生產和物質消費，所有人都必須首先要解決吃、穿、住、行的問題，然后才能從事其它社會和經濟活動，從事科學、文化、藝術、宗教活動，從直接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從事社會管理，“創造歷史”，從事剝削和壓迫，或者進行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

　　所謂物質生產和物質消費，就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反復的、多種多樣的、規模不斷擴大的物質交換過程。在這種物質交換過程中，人類社會在反復的社會勞動的實踐中不斷地增進對自然界的認識(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起來的樸素經驗以及在對這種樸素經驗總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然科學)，發展了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各式各樣的手段和工具(也就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力)，并在這種物質交換過程中形成了與不同地理環境以及歷史階段相適應的各種社會關系(人類的生產關系和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

　　在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交換過程中，人類要從自然界獲取各種物質資源。其中有的資源，如各種礦物資源，在經過人類的使用和消費以后，在對人類生產和消費活動有意義的時間范圍內(比如幾年或幾十年內)不能夠再通過自然界本身的物質循環轉化為對人類有用的物質形式，因而從人類物質生產和消費的角度來講，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另外一些資源，比如土壤、淡水、森林、魚類和其它各種動植物資源，如果其使用和消費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那么經過自然界本身的物質循環，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再生產，并反復用于人類的物質生產和消費。由于這個特點，這些資源也稱之為可再生產資源。

　　通過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交換，人類得以生產各式各樣的物質產品，用于生活消費和生產消費。在人類的物質生產和消費過程中，除了產生各種對人類來說有用的物質產品以外，還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固態、液態、氣態等各式各樣的副產品。這些人類活動產生的物質副產品，又排放到周圍的生態環境中去，就成為污染。人類活動產生的各種污染物，如果限制在一定數量范圍內，不影響到各種生態環境的基本運行，那么自然界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將這些污染物稀釋或轉化為對人類無害的其它物質形式。

　　可見，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交換，如果要在可持續的基礎上長期、反復進行下去，人類所使用的各種可再生資源應該限制在生態環境通過自身循環可以反復再生產的界限內，人類所排放的各種污染物應該限制在生態環境通過自身循環可以充分稀釋及轉化的界限內。至于不可再生資源，自然界不能夠通過自身的物質循環在較短的時間內進行再生產，人類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將不可避免地減少可供后代使用的資源量，乃至導致資源枯竭。因此，人類應該盡量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并力爭用可再生資源完全代替不可再生資源。這幾項原則，是維持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的基本要求。

　　現代生態環境危機的基本原因

　　自人類開始進入文明時代以來(以農業、畜牧業的產生和發展為標志)，人類與生態環境之間就始終處于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矛盾的關系。一方面，生態環境為人類文明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物質交換的盲目擴大又往往會導致與生態環境的尖銳沖突，乃至爆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導致文明的覆滅。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產生以前，由于人類的物質生產力水平總體上不夠發達，也由于各個文明受到地理區域的限制，生態環境危機都限制在局部的地理區域范圍內，尚不構成對人類整體文明的威脅。然而，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產生以后，由于人類的物質生產和消費水平呈幾何級數增長，在短短幾個世紀的時間內，就不同的物質產品來說，分別增加了幾十倍到幾百倍，在全球范圍內極大地增加了物質資源的消耗以及污染物的排放。于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面臨著全球生態系統崩潰的危險。

　　目前，“生態腳印”是一個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人類環境影響的指標。所謂“生態腳印”，指的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所消耗的各種可再生資源以及為了吸收人類活動產生的污染所需要的生產性土地和水域面積。根據2014年版的《生命行星報告》(見http://wwf.panda.org/about_our_earth/all_publications/living_planet_report/)，1970年以前，人類的生態腳印仍然小于地球的生態能力(各種生產性土地和水域面積的總和)。自1970年以后，人類的生態腳印就超出了地球的生態能力，也就是說地球的生態環境已經處于透支狀態。到了2010年，世界人均生態腳印上升到了2.6公頃，相比之下，世界人均生態能力僅為1.7公頃。簡單地說，世界目前實際上需要一個半地球的資源和吸收污染能力來維持人類的物質消費水平。這種情況如果長期持續下去，勢必造成整個全球生態系統的崩潰。

　　就中國來說，中國的人均生態腳印在2010年達到了2.2 公頃，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中國的人均生態能力僅有1.0公頃。也就是說，要滿足中國現有的物質消費水平，如果僅憑中國自身的資源，那么將需要相當于兩個以上中國的資源和吸收污染能力。所以，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嚴重透支，屬于世界生態環境危機的重災區。

　　下面的公式說明了人類環境影響與經濟活動水平之間的關系：

　　人類環境影響 = 經濟總產值 * 每單位經濟產值產生的環境影響

　　其中，每單位經濟產值產生的環境影響也可以叫做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如果用增長率的形式來表示這個公式，就是：

　　環境影響增長率 = 經濟增長率 + 環境影響強度的增長率

　　如上所述，人類要實現與生態環境之間可持續的關系，人類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以及人類所排放的污染必須限制在生態環境所允許的范圍內，而人類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應該盡量減少。也就是說，人類產生的環境影響必須或者持平、或者趨于下降，因而環境影響增長率應當是負值，才符合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的要求。

　　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資本家和為資本家服務的國家往往要追求資本積累的無限擴大(本文在后面還將進一步論述)，因而經濟增長率通常是正值。這樣，只有降低環境影響強度，也就是使環境影響強度的增長率為負值，并且環境影響強度的下降率必須超過經濟增長率，環境影響的增長率才可能為負值。

　　然而，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條件下，這是很難實現的。

　　為什么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可持續性不可能兼得？

　　在目前中國的主流論述中，一般認為，只要政府充分重視生態環境的問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再輔以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通過加速技術進步，就可以建成所謂“綠色經濟”，做到既維持經濟增長的高速度(或者至少是所謂“中高速”)，又能夠逐步改善生態環境。筆者認為，官方、主流學界、主流媒體向大眾所灌輸的這種“共識”嚴重違反中國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實際，除了在個別領域以外，一般是不可能實現的。

　　讓我們以最主要的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人類因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氣)燃燒引起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溫室氣體的排放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全球變暖如果超過一定限度，可能導致地球上的大面積地區不再適合人類生存，并威脅到整個人類文明的存續。除此以外，二氧化碳的排放實際上還與各種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以及其它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高度相關。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情況實際上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生態環境的整體狀況。

　　下圖說明了中國在1991-2013年期間歷年經濟增長率與二氧化碳排放率之間的相互關系。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BP《世界能源統計評論》

　　如圖所示，除了1998年以外，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其它各年都屬于正增長(也就是說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斷惡化)。由于中國的重工業部門常常會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而大起大落，因而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率也大幅度波動。1998年，在官方經濟增長率高達9.3%的情況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2.1%;2003年和2004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率曾經分別高達17.2%和17.4%;2008年，在官方經濟增長率高達9.6%的情況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率又下降到3.7%。

　　總的來說，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是正相關關系。簡單線性回歸的結果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率就趨于提高0.5個百分點。

　　為什么在經濟增長率為正的條件下，很難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呢?按照主流論述，只要技術進步的速度足夠快，從而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下降的，即使經濟快速增長，仍然可以改善生態環境。但是，要采用新技術，必須采用新的機器設備，還要建設新的廠房和辦公樓，建設具有節能減排功能的住宅等。要用新的建筑物和設備來代替舊的建筑物和設備，需要時間。一個社會每年只可能淘汰和報廢少量的舊設備和舊建筑。

　　假設一個社會每年淘汰和報廢5%的舊設備和舊建筑，再假設這個社會的經濟增長率為3%，因而每年需要相當于原有設備和建筑量3%的新設備和新建筑。這樣，為了替代被淘汰和報廢的設備和建筑以及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這個社會一共需要建設相當于原有設備和建筑量8%的新設備和新建筑。再做一個很樂觀的假設，假設新設備和新建筑與舊設備和舊建筑相比可以將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減少50%。但是，就整個社會來說，因為僅在8%的設備和建筑上采用了新技術，其它原有設備和建筑仍然在使用舊技術，整個社會的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僅減少了50% * 8% = 4%。與此同時，經濟總產值增加了3%，所以整個社會的環境影響僅下降了1%。

　　在現實經濟中，是很難做到將所有的新設備和新建筑的環境影響強度都平均減少50%的。就二氧化碳排放來說，這相當于要求中國所有的新電廠都立即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比較現實一點，如果假設新設備和新建筑與舊設備和舊建筑相比可以將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減少25%，仍然假設每年淘汰和報廢5%的舊設備和舊建筑，那么，在經濟增長率為3%的條件下，整個社會的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將減少25% * 8% = 2%。與此同時，經濟總產值增加了3%，所以整個社會的環境影響將會增加1%。

　　如果假設經濟增長率下降到零，其它假設不變，那么，整個社會的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將減少25% * 5% = 1.25%。與此同時，經濟總產值沒有增加，所以整個社會的環境影響也將會減少1.25%。

　　可見，即使采用很樂觀的技術進步假設，經濟增長率也至少要下降到3%以下，生態環境才可能有所改善;而在比較現實的技術進步假設下，只有在經濟零增長的條件下，才可能逐步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實現生態可持續性

　　自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社會剩余產品(即社會總產品扣除生產資料消耗以及人口的基本需要以后剩余的部分)就掌握在占人口少數的剝削階級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社會的剝削階級(統治階級)主要是將剩余產品用于奢侈消費以及其它非生產性的社會目的中(如宗教、戰爭等)，很少用于擴大再生產。因此，人類的物質生產和消費在長期以來一直緩慢增長。

　　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關系占了統治地位，幾乎所有的社會產品都通過市場來分配。在市場經濟中，幾乎每一種社會產品都成為商品，而所有的商品都是由許多個不同的生產者來生產的。市場上的生產者之間，無論大小，相互之間進行著你死我活的競爭。競爭成功的，可以擴大規模、吞并對手;競爭失敗的，就會破產倒閉，甚至于家破人亡。為了在市場競爭中成功，市場經濟中的每個生產者都必須將自己所占有的剩余產品(在市場經濟中，也就是剩余價值或利潤)中的相當大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也就是用于資本積累，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否則就會被淘汰。

　　所以，只要是實行市場經濟，每個商品生產者必然要追求資本積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就必然導致物質生產和消費規模的不斷擴大，從而導致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不斷增長，這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不僅如此，只要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要依靠企業來獲得稅收，有了稅收政府才能運轉。由于在市場經濟中，絕大多數企業都是私有制企業，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實際上都要依靠資本家來提供稅收。為了獲得稅收，各級政府就要適應資本家的要求，包括在環境保護和勞動者權利等方面放松對資本家的監督管理，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是靠單純變更政府公開宣示的政策目標或者調整政府官員的考核標準(比如，通過采用諸如“綠色GDP”一類的衡量指標)就能改變得了的。

　　當然，不同的國家，由于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不同，在世界資本主義分工中承擔的職能不同，在政府、公眾、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會有所不同，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調整空間有大有小。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地位的國家，由于可以從世界其它地區掠奪超額剩余價值并轉嫁生態環境方面的矛盾，在保護本國生態環境方面往往就有較大的調整空間。比如，美國的人均生態腳印高達8.0公頃，號稱“綠色”、“環保”的德國人均生態腳印高達5.1公頃，日本的人均生態腳印高達4.7公頃;但是這些國家通過壟斷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低污染、附加價值高的商品鏈環節，同時轉嫁高污染、附加價值低的商品鏈環節，他們在本國范圍內的空氣、水、土壤污染狀況遠遠好于中國和大多數外圍、半外圍國家的狀況。而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外圍或半外圍地位的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專門從事出口制造業的國家，在生態環境方面的矛盾就尤其突出，根本不可能做到既維持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又滿足資本對利潤的追求。

　　近年來，中國主流經濟學界以及經濟決策部門對市場經濟的迷信進一步強化。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設想，反映了在中國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在科學上是站不住腳的，也不符合經濟學的最新發展。

　　眾所周知，所謂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可以實現最優結果，在理論上源于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假說。也就是說，在所有人或大多數人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在市場價格的引導下，每個人追求私利的結果最終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嚴格來說，這僅僅是個假說，這一假說即使是在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界也從來沒有被證明過(目前僅有的所謂數學證明要求大量的極端不現實的假設條件)。

　　“看不見的手”的假說要成立，前提是市場價格能夠給市場上的消費者和生產者提供正確的信息，也就是市場價格要能正確地反映生產一種商品實際上所發生的社會成本以及這種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和其它利益相關方所能帶來的社會利益。如果市場價格不能提供這樣的正確引導，那么，商品生產者就完全有可能在追逐私利的動機下，大量生產利潤豐厚但是實際上社會成本大于社會受益的商品，從而不僅不能增加社會福利，反而帶來嚴重的社會危害。近年來，在中國經濟的實踐中，類似的情況屢見不鮮。

　　在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家們實際上已經認識到，在現實市場經濟中，“市場失敗”(也就是說市場價格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比較開明的、站在經濟學發展前沿的主流經濟學家實際上對此都不否認。就生態環境來說，這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也就是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都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生產和消費所包含的環境成本。在價格信號實際上普遍“錯誤”的情況下，追求私利的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在錯誤的市場價格引導下，不僅不能造成增進社會福利的后果，而且完全可能在他們各自追求私利的行為的綜合作用下，給整個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在平時，會導致經濟危機、大量失業、貧富懸殊加劇、社會道德淪喪等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而在長期，則可能導致生態環境系統的全面崩潰以及人類文明物質基礎的坍塌。

　　站在生態懸崖邊緣的中國——怎么辦？

　　如上所說，中國的各種生態環境系統目前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甚至已經進入了崩潰的過程。中國如今已經站在了生態懸崖的邊緣，當務之急，是亡羊補牢、懸崖勒馬，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中國要重新走上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的道路，大前提，是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根本調整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不是將生態環境可持續性作為諸多重要或比較重要的發展目標之一(而在實際上追求經濟增長最大化)，而是將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確定為當前中國首要的、壓倒一切的發展目標。

　　本文在前面已經論述，中國的生態環境要改善，即使在樂觀的技術進步假設下，也必須首先使經濟增長率下降到3%以下;而在比較現實的技術進步假設下，只有實行經濟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才能實現生態環境的逐步改善。有鑒于此，一旦中國的政治體制經過重組以后確認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為首要發展目標，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短時間內將經濟增長速度壓低到3%以下，同時采用最新、最好的各種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技術，最大限度地降低每單位經濟產值的環境影響強度。然后，在經過一個階段的適應期以后，再用10年至20年的時間，逐步實現經濟零增長，并在比較常規的技術進步速度條件下，逐步實現生態環境的改善。

　　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就要降低資本積累的速度，也就是減少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以2012年為例，在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從支出角度，居民消費占36%，政府消費(主要用于支付政府雇員的勞動報酬)占13%，總投資(包括固定資本形成和存貨增加)占48%，凈出口占3%。

　　中國的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嚴重偏高，其主要原因，是因為資本家的收入在中國的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很大，而勞動收入份額偏低。其次，是因為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專門從事制造業出口，這就要求中國的資本家大幅度增加投資以形成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所以中國的投資占資本家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偏高的。

　　據筆者估算，2012年，中國的各種形式的勞動收入(包括工資、社會保險、個體經營者收入、農業勞動者收入等)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8%，各種形式的資本收入(包括公司利潤、利息、租金等)占31%，政府間接稅和企業所得稅(占中國政府稅收的絕大部分)占18%，固定資本折舊占13%。

　　勞動收入主要用于消費，而資本收入主要用于投資。勞動者也會儲蓄，并用于投資;資本家也會消費。但是在宏觀上，勞動者的儲蓄與資本家的消費大體抵消。所以，中國的勞動收入大致與居民相當;資本收入與固定資本折舊相加，大致與總投資相當;政府間接稅和企業所得稅相加，大致與政府消費相當。要降低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主要是要減低資本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如果假設中國未來的資本-產出比(物質資本存量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達到3:1(大體上相當于現在美國的資本-產出比)，再假設折舊率為5%，那么未來中國的固定資本折舊會達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中國現在的總投資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8%，如果這個比例不改變，中國的凈投資就將保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33%，與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300%的物質資本存量相比，這就相當于維持11%的經濟增長率所需要的凈投資規模。顯然，這樣的投資規模大大超出了維持生態環境可持續性所能允許的水平。

　　如上所述，要保證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率必須減少到3%以下，與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300%的物質資本存量相比，維持3%的經濟增長率所需要的凈投資是國內生產總值的9%。因此，要將經濟增長率減少到與生態環境可持續性兼容的水平，中國經濟的凈投資需要從國內生產總值的33%減少到9%，總投資需要從國內生產總值的48%減少到24%，也就是將中國的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減少大約一半或24個百分點。

　　要完成上述的宏觀經濟結構調整，首先要減少資本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提高勞動收入的比例;其次是創造條件，鼓勵勞動者增加消費、減少儲蓄。如果能夠使中國的資本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減少20%、勞動收入比例相應增加20%，再通過提高社會保險的覆蓋和水平，減輕普通群眾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負擔等方法，使勞動者的消費意愿有所提高，就基本可以完成將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降低24個百分點的宏觀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的勞動收入偏低、資本收入偏高，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中國的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伴隨著大量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這就造成了非農業部門勞動力之間的高度競爭，從而破壞了非農業部門勞動者的斗爭能力。近年來，由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有所減少，非農業部門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增強并且逐步組織起來，中國勞動收入比例偏低的情況有所改善。2007年至2012年，中國的非農業部門就業人員總數從44600萬人增加到5090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約1260萬人;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33.7%增加到37.9%，平均每年增加約0.8個百分點。按照這個比例，如果非農業部門每年能夠從農村吸收1500萬個勞動力，中國的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1個百分點;如果非農業部門每年能夠從農村吸收3000萬個勞動力，中國的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就有望提高2個百分點。如果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每年提高兩個百分點，那么大約需要10年的時間，可以完成將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20%的資本收入轉移到勞動收入的結構性變化。考慮到中國生態環境危機的緊迫性，應當采取盡快提高勞動收入、盡快降低資本收入的調整方案。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雇傭勞動力的目的是為了從事資本積累和獲取利潤。在中國，雖然勞動力已經十分廉價，但是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仍然選擇用大量的機器來替代勞動，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2007-2012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約9%，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年平均增長1260萬。按照這個比例，中國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由企業部門所吸收的非農業部門勞動力可以增加140萬。如果經濟增長率下降到3%，由企業部門所吸收的非農業部門勞動力只能增加420萬。

　　這樣，要保證每年新增加3000萬非農業部門勞動力，就不能依靠市場經濟的自發作用，而只能由公共部門從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統籌規劃，實行大規模的公共就業和公共投資計劃。如果實行一個大規模的公共就業計劃，每年新增加公共部門就業約2500萬人，按照每名勞動者年收入40000元計算(略高于現在農民工的平均年收入)，則每年政府需要新增加支出1萬億元。

　　這1萬億元，可以通過適當增加政府稅收來籌措。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僅占全部稅收的6% 、國內生產總值的1%，并且主要由工薪收入者承擔。完全可以考慮，適當提高高收入者的納稅比率，并嚴格打擊偷稅漏稅，將個人所得稅收入提高約5000億元，大約相當于資本收入的3%、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另外，取消大部分出口退稅，可以再籌措5000億元。

　　除了勞動者的工資支出以外，公共就業項目還需要配套的公共投資。按照公共投資與勞動者工資支出3:1計算，每年需要新增加3萬億元的公共投資。這部分公共投資，可以通過中央政府發行建設公債來籌措。政府可以鼓勵廣大人民群眾認購，再由國有銀行認購一部分，必要時，強迫一些資本家購買。這些公共投資，可以形成大量的建設性資產，因此可以用未來的收入來償還。如果年利率設為5%，在經濟增長率為3%、通貨膨脹率為2%(從而名義收入增長率為5%)的條件下，就可以保證政府公債還本付息。

　　由此開展起來的大規模公共投資和就業計劃，可以用來大規模建設勞動人民迫切需要的住房、教育、醫療等項目，清理污染，發展生態農業，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及從事其它有利于民生和生態環境的項目。經過10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使中國的勞動和資本之間的收入結構發生根本的改善，將經濟增長率初步降低到與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相適應的水平。

　　并且，經過10年左右的大規模公共投資和就業計劃，中國的公共部門就業可以增加約2.5億人，公共資產可以增加約30萬億元，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將發生重大的有利于社會主義的變化，這就為中國在下一個階段全面開展向生態社會主義模式的過渡打下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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