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一位同行朋友說某培訓學校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拉著我一起去給講講。去了之后才知道，這是一所為小學生和學齡前兒童提供課外輔導的民間機構，當時在舉辦冬令營。我們的聽眾自然都是小孩子，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是否能理解我以我的方式所講的愛國主義及相關問題，我是不確定的。

　　好在我的那位朋友擅于和小朋友溝通，他告訴孩子們，愛國要從身邊做起，先要愛家人、愛老師、愛同學。他講到，好多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很孤單，并提問：如果父母給你們生一個弟弟或妹妹，你們愿意嗎?

　　有的孩子說，愿意。一個胖乎乎的小男孩說，不愿意。為什么呢?因為會和我搶好吃的。一個戴著眼鏡的小女孩高舉著手站了起來，大聲說：不愿意，因為將來會和我分房產。

　　這樣的話出自一個五六歲孩子的口，實在是讓人震驚。人性里有自私的一面，這一面在孩子的身上表現得最直接，因為孩子還沒有學會掩飾。但如果說孩子不愿意分享食物是出于本能，那么是什么讓這么大的孩子就懂得了房子的重要，有了占有房產的欲望?不用說，是大人教的，是家庭和社會氛圍熏染的。

　　這一段時間以來，我時常想到小女孩的那句話，思考社會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促使我把可能還不夠成熟的思考寫下來的，是央行等部門最近又聯合出臺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新政策了，政策內容包括對公積金按揭貸款比例、免征營業稅的購房年限、購買二套房按揭首付比例等的調整。與此同時，有的地方政府開始嘗試回購商品房充當保障性住房了，據說這有可能成為一個長期的政策選擇。

　　房地產市場已經經歷了十多年的瘋漲，上屆政府與房價持續“斗爭”了多年，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必提房地產調控，多次誓言讓房價回歸合理水平，但目標都沒有實現。本屆政府上任以后，對房地產調控進行了淡化處理，一度讓人以為政府會以更綜合的措施促使房價向合理區位回歸，調整經濟結構。但這一次房產新政表明，新常態恐怕還得需要樓市來支撐。

　　房價畸高導致的經濟結構上的不合理以及埋藏下的風險大家都已明了，這里不去重復。我更關注的是高房價對社會文化的摧毀，這與經濟層面的問題同等嚴重，甚至更為嚴重。在當下的中國，房子的意義遠超出了居住功能，也超出了投資品的功能，成了某種圖騰式的象征物。一個指標是，是否有房子幾乎成了女性婚姻選擇的最重要依據(也有人將此歸咎于丈母娘)，這絕對是非常態的，即便在被資本主義文化浸染得更透徹的西方社會，也難以找到類似的情況。

　　究其原因，是因為當前的財政、貨幣政策不但托著高房價，也支撐著房地產食利機制。投資在房子上的回報率遠高于任何制造業，還有多少人愿意認真地去做實業?房地產食利機制培育了食利文化，導致人人以做食利者為榮，于是誠實勞動為社會做貢獻就不再光榮了，而是被視為對沒有本事只能埋頭苦干的“盧瑟”們的懲罰。

　　食利文化已經強大到連幾歲的孩子都懂得了。如果對房地產市場的預期不變，那么小女孩將來在自住之外，還能從父母手中繼承兩套房子的話，她不用工作就可以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想必她的父母正在為這個目標奮斗，并培養起了孩子對未來相應的期待。應該說，這也是理性的。

　　可是，這對幾歲的孩子意味著什么呢?一旦形成這樣的人生預期，“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以及所謂的人生理想將統統成為笑話，她不需要努力學習，不需要樹立人生目標，只要去享受生活就好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實現，而這需要通過奮斗才能得到，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樣的孩子在人格養成的階段就已經放棄了人生，他們的人生還沒開始就提前結束了。

　　我不由得想到魯迅先生提出的沉重的命題：救救孩子。魯迅的意思是說，讓孩子們不再成為“吃人”的人，成為“真的人”。這需要徹底的革新，需要創建一種新的與“吃人”徹底隔絕的文化。

　　魯迅說的“吃人”并非真的把人肉咽下肚子，而是個隱喻，指的是舊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附著其上的文化對人的壓迫。如果這是“吃人”，房地產食利如何就不是“吃人”呢?只要坐擁房產收租，就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卻吃香的喝辣的，這無異于吞噬他人的血汗。食利文化便是“吃人”文化，我們的孩子正憧憬著成為“吃人”的人。

　　不能再吹房地產泡沫了。政策的刺激功能已如強弩之末，房產新政出臺，地產股只漲了一天就調頭向下便是明證，再刺激下去，恐怕會催生更嚴重的危機。

　　不能再鼓勵食利文化了。當這樣的文化培育出來的孩子們長大成為社會中堅，中國會成什么樣子，這樣一代人如何擔得起民族危亡?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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