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地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0/0120/article_4007.html

　　轉載者按：2009年，CCTV的網站上出現一篇文章，結合江涌在《瞭望》雜志上發表的揭露國外利益集團對華干涉、私下動作的文章，揭秘胡舒立及其當時領導的《財經》雜志如何選擇性揭黑，幫助外資打壓國內企業。當時的央視網(cctv.com，現在是cntv.cn)能源頻道由北京合信誠通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獨家合作建設，內容和經營都由其負責。其總裁劉錦調查回復：是后別人提供了內容給其員工劉某(此文責編)，且只在後臺生成，不知為何會被人轉載鏈接。劉錦表示馬上刪除此文，稱“我不想摻和《財經》這些人和別人的恩怨。”此文雖被網絡廣泛轉載，卻找不到原始作者。但其中提供的事件、時間點應該都可以考證，茲轉載于此，供讀者參考，同時附上江涌的相關文章及水火網友當年揭露胡舒立的雄文，央視網文章內容上對這兩篇文章都有吸收。

　　與對待中國企業不同，面對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種種弊行，胡舒立和《財經》企業卻又變得大度和寬容了

　　據新華社《瞭望》雜志報道：境外利益集團利用在華獲得的豐厚利潤，自己培育并擁有分析師，或高薪聘請優秀華人學者擔當顧問或獨立董事，通過境內外媒體精心包裝、刻意打造，提供各類活動舞臺，提高其知名度、美譽度，從而成為中國國內行業精英，擁有強大的話語權，以其影響行業乃至國家宏觀經濟決策。

　　文章所指并非危言聳聽。隨著一些媒體“得天獨厚”的資金實力、傳播手段等優勢，在極短的時間內制造了一連串轟動的“黑幕”、炮制了一系列所謂獨立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的決策面頤指氣使，誤導國內輿論，嚴重干擾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財經》雜志揭黑性報道的實質

　　“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胡舒立創辦的《財經》，在創辦開始的幾年內屢有斬獲，以其全景式的報道方式透析“瓊民源事件”，披露“基金黑幕”，揭發“銀廣夏”，掀開“莊家呂梁”、“億安科技”、“藍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震驚全國。

　　現在回轉頭來看《財經》的揭黑報道，其對中國證券市場造成的影響可謂深遠。

　　1998年“君安震蕩”，將中國百姓對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將中國百姓對公募基金的信賴擊碎;2001年“莊家呂梁”將中國百姓對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動到極點;而接下來01年6月，正是A股2245點的時候，“億安科技”出臺，A股信心開始渙散，掉頭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彈一下，“銀廣夏”宜將乘勇追窮寇，中國百姓對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潰。此后，賤賣銀行1萬億，賤賣其他國產至少還有1萬億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開始。

　　然而，《財經》關鍵時刻的揭黑報道對于外資來說是個大利好。來看一個事實：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WTO，此后外資金融機構叩開國門，五年大熊市，此時的上市公司成為“舞弊”和“詐騙”的代名詞時，外資一進來就得到了一個非常便宜的好價格。

　　再反過來思考，假如當時的揭黑報道是偶然所謂，《財經》掀起的“揭黑風暴”，為什么這幾年卻不見蹤影了呢?為什么在外資幸福地進入中國之后，就漸趨沉靜了呢?

　　并且，與對待中國企業不同，面對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種種弊行，胡舒立和《財經》企業卻又變得大度和寬容了，譬如瑞銀承銷中石油卑鄙骯臟，《財經》不譴責、不判斷;更有對高盛高華這樣的國際金融資本繞開中國監管壁壘，設立假合資券商的違法行為，2004年8月16日《財經》雜志竟然以“高盛進入中國證券業突破即將來臨”為題，稱頌這一違法行為為“醞釀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運籌，終于導出一個引入外資市場化處置證券公司風險的創舉!”

　　所以，當三月份股市暴跌復暴跌的時候，以“獨立、獨家、獨到”自詡的胡舒立及《財經》雜志，聯合謝國忠、許小年對億萬百姓喊出“不應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時，或許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所以，當“謝國忠們”唱空中國樓市、股市的時候就不能奇怪《財經》照樣在顯著位置，用特別的標題，將謝國忠奉為“《財經》特約經濟學家”，連篇累牘的讓他抒發“泡沫中國”“崩潰中國”的論調了。

　　胡舒立其人其事

　　這是一份中所周知的建立：1982年胡舒立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到《工人日報》當記者;1985年，美國已將民間機構---世界新聞研究所邀請她，到美國進行為期5個月的訪問;1987年的8月胡舒立拒絕了在洛杉磯一家報紙的工作機會，回國。

　　美國的“民間機構”星羅棋布，但是大多數背后都有特定傾向的財閥支持。“世界新聞研究所”全稱叫wordpressinstitute,簡稱WPI，至今已經有48年歷史，到2008年一共邀請過94個國家共500人到美國“訪問”，中國至今除胡舒立外，還有一個叫吳昌華的女士1993年“受邀訪問”過，吳昌華現任由匯豐銀行等40多加國際“民間組織”發起的“非政府機構”世界氣候機關中國區的總裁。

　　按照這個“民間機構”的受邀標準，申請者必須提交五方面材料來證明自己具有潛在的領導能力：1.五年以上全職新聞工作經歷;2.流利的英語;3.幾篇發表的文章;4.三封推薦函;5.三個以上的工作范本。

　　明明是新聞研究所，卻要受邀者“具有潛在的領導能力”，是培養新聞記者呢?還是培養政治領袖?第二點奇怪的是，其時胡舒立才從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職”的條件，難道美國人對此視而不見?

　　胡舒立在美國一直待到1987年8月才回國，其間一年多的時間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

　　此后胡舒立1992年從認知10年的《工人日報》到眾多第一家民營報紙《中華工商時報》任編輯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國華盛頓接受外國記者中心(COFJ)的專業培訓;1994年胡舒立赴美國斯坦福大學作為期一年的學習，研讀發展經濟學;1995年他獲得COFJ頒發的“杰出新聞記者獎”;1998年《財經》創刊，胡舒立任主編;2001年，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50位“亞洲之星”之一;2004年美國世界HR實驗室評價她為“中國最具價值的財經記者”。

　　蹊蹺的是，1995年COFJ頒發給胡舒立“杰出新聞記者獎”，此時《財經》還沒有創刊，基金、銀廣廈黑幕等還沒被揭露，胡舒立個人離開中國新聞崗位已經2年多了，是什么報道能讓胡舒立擔當“杰出新聞記者獎”的榮譽呢?

　　不過，1998年胡舒立創辦的《財經》雜志。既有新聞專業素養，又有發展經濟學專長，還有“國際聲望”，自認總編，就水到渠成、實至名歸了。

　　看這份公開的胡舒立簡歷會發現，一個中國人用中文寫作，在中國媒體工作，報道中國人的事情，也是給國人看的，但是美國人卻用“訪問”、“培訓”、“進修”等孜孜不倦的給予培養，在她還沒有“杰出”的時候，就提前預支給她“杰出新聞記者將”;在《財經》初出茅廬的第三年，美國人就從亞洲30億人中，將她選拔出來，評她為50位“亞洲之星”之一，讓她和全亞洲當年最優秀的政治領袖、科技精英平起平坐。

　　至于美國人的那個“HR實驗室”的“中國最具價值的財經記者”，胡舒立有過什么價值?最具有什么價值?對誰最有價值?則似乎欠缺一點解釋。

　　總之被包裝成了名記之后，胡舒立就披上了一件光彩的外衣。中國政法大學劉紀鵬教授不滿意《財經》和許小年唱空中國股市，寫了一篇“《財經》雜志悠著點兒”的文章，事后先把這篇文章寄給了胡舒立主編，希望能夠在《財經》雜志上發表，但被婉言謝絕。之后劉教授聽說《21世紀經濟報道》有魄力，準備刪減后稿子在那兒發表，結果也無果。

　　事后劉教授才聽說，“《財經》雜志在北大辦了基金，獎勵最優秀的財經記者，財經記者要想獲得那個獎，那當然不能得罪《財經》雜志。”劉教授在博客中感嘆：“令人尊敬的互助便已是中國財經界的女杰，除了我這樣一把年紀也沒什么發展前途的人，誰又得罪得起呢?”

　　《財經》的資金哪里來?

　　憑借胡舒立《財經》之前乏善可陳的從業經歷，如何足以使她剛剛切入陌生的證券行業，就能夠步驟鮮明、點穴掏心的完成《財經》一舉成名的五大杰作呢?是不是有資本市場閱歷豐富的資深人士，對《財經》的工作給予了精心的規劃?

　　另一方面對于基金黑幕、銀廣廈等問題的長期深入調查，恐怕不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財經》能實現的，必須部署廣泛的證券人脈關系，設計科學先進的調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有利于證券行業的胡舒立，恐怕也是無能為力的。

　　再者，《財經》1999年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設立《財經》獎學金，后來由創辦北大財經新聞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解析來又與英國《金融時報》共同舉辦財經新聞國際培訓項目。

　　《財經》的錢從哪里來?

　　2004年10月24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記者單羽清寫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說在《財經》1歲的時候，發行量才7000份，而且絕不搞有償新聞、關系稿編輯部的采訪費用還充裕，自負盈虧的雜志，發行區區7000份，常識推斷，此時《財經》應該是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態，但是它不但“采訪費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學設立獎學金。

　　同樣這篇文章透露了一個信息《財經》編輯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發碧眼的外籍人士”一個內宣刊物，也需要外頻翻譯?難道《財經》是中外合資媒體?

　　事實上，90年代中后期確實已經有少數外資投行進入了中國。民間私密調查隊當時的中國企事業，僅僅是西方旃檀電影里虛構的情節，但是對西方大公司，卻是家常便飯。難道是他們提供了幫助?

　　據財經內部人士透露，《財經》雜志的收益主要來自三部分：廣告、發行和舉辦會議、活動等。其中會議活動資金五分之四來源于跨國公司(含金融機構)，資金里三分之一強是國際投行注入的。

　　在廣告發布方面，通過對其2008年第5、8、9期的樣本分析，跨國公司在其刊登的廣告頁數分別為：35、40、45頁，占廣告總量的90%以上。

　　那些被“連鎖”了的媒體

　　今年5月6日，《環球企業家》推出謝國忠的《救市是賭徒，熊市或持續18個月!》這次，謝國忠的文章沒有在《財經》發表。

　　但仔細思考不難發現，《環球企業家》推出的兩位總編中，總編輯李勇和胡舒立在《工人日報》有同事之宜，1998年《財經》創辦不久，就投入胡主編的麾下，此后輾轉高升，直至《環球企業家》總編。另一個執行主編叫楊福，2002年8月-2002年12月在《財經》任高級記者。

　　當胡舒立在救市上推出“三不主義”引起舉國震怒的時候，深諳張弛知道的《財經》暫斂鋒芒，而《環球企業家》此刻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了!

　　我們要問，全國五花八門的媒體里，還有多少個“李勇”、“楊福”在辛勤工作呢?

　　5月6日，謝國忠反對“救市”的《救市是賭徒，熊市或持續18個月!》發表后，當日新浪網以《泡沫悖論》為題，將其掛上該網站財經頻道首頁，差不多同樣時間，搜狐以同題目將該文在首頁看出……該日，中國的專業財經網站如金融界、和訊、東方財富網無不以各樣的標題，隆重刊出這篇文章。

　　同日，人民網、新華網在財經頻道刊登《瞭望》雜志刊登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游說活躍如何制約成關鍵》的文章卻鮮有人問津，新浪不登，搜狐不理，各大專業財經網站更是視而不見，這篇思考總結幾年來關于中國寂靜問題的重要文章，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反響。

　　摩根的“經濟學家”謝國忠難道比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遠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有更強的話語權嗎?中國作家協會的《環球企業家》難道比新華社的《瞭望》更重要嗎?

　　單憑這一個例子還不能說中國的互聯網已經謝國忠話了，胡舒立化了、美國金融資本家化了，但是，不能否認，我們已經將新浪、網易、搜狐、等中國的有線門戶全部賣給了美國人了，我們將空中網、中華網、華友世紀等中國的無線門戶全部賣給美國人了，甚至我們將樓宇之間的廣告傳媒——分眾傳媒也賣給了美國了……

　　根據CNNIC的報告，到今天為止，中國的網民大概是2.4億個，超過美國的2.1億個。同樣是CNNIC的第21期報告，到2007年，大約有73%的網民通過互聯網閱讀新聞。2.4億網民，有1.75億是通過互聯網閱讀新聞，可以認為，中國最有知識、最有財富、對社會最有影響力的社會中堅力量都在通過互聯網了解著這個社會的信息。

　　然而中國人打開電腦，信息是美國人傳送的，打開手機，信息是美國人傳遞的，站到電梯前，廣告也是美國人傳遞的……這個重要的輿論陣地，我們也交到了美國人手中。

　　當互聯網只剩下謝國忠、許小年、胡舒立的聲音的時候，中國的百姓還有信心支撐中國的資本市場嗎?

　　這些商業化網站，遵守中國的法律、政策。看起來規規矩矩，看起來和主旋律一致合拍，但是你無法讓他刊登《專家：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游說活躍如何制約成關鍵》這樣的文章，你無法讓他將夏斌做得比謝國忠重要。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就在著一點點的偏頗之間，他們就將天然的“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完全”，進一步人為地造成“完全信息部隊稱”。

　　到21世紀，國際、國內兩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聞宣傳也應隨之相應變化。胡錦濤總書記今年6月份視察人民日報是，對新時期新形勢下的新聞宣傳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做好新聞宣傳工作，關鍵在班子，在隊伍、在人才。要大力加強新聞軒窗戰線領導班子建設，把思想政治堅定、組織能力突出、熟悉新聞宣傳工作、富有改革創新精神的優秀干部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確保新聞你軒窗工作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馬克思主義、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人手里。”(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

　　江涌：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游說活躍 如何制約成關鍵

　　活躍在中國境內的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方式，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中國經濟決策。有關中國的經濟主權受到侵蝕的話題越來越引起關注。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在華的境外利益集團無拘無束，為所欲為，應實施有效制約。

　　對外開放30年，進入中國的外資早已告別“散兵游勇”狀態。為鞏固和擴大在華利益，這些外資依靠自身雄厚經濟實力與母國強大政治后盾，通過各種方式，活躍于中國各級政府部門與重要民間團體之間。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與制衡，各類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途徑，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了中國重大事務，并帶來一系列復雜影響。

　　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活動手法

　　近些年來，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活動十分活躍。而中國官方與民間對這類活動及其影響缺乏清晰認識。

　　其一，強力公關。境外利益集團熟諳中國國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脈，想方設法接近各級領導人，一方面試圖進行商業游說，影響相關決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資本，為商業活動鋪路。有媒體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在黃金時段播放、或于頭版頭條刊登領導人會見外國企業家的鏡頭與畫面。而為擊敗競爭對手的并購，積極游說省市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輸送。境外利益集團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職員做咨詢師，或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給予有關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等為途徑，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某些國際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課題研究名義，向國內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經費，該中心投桃報李，一直為跨國公司的在華利益而奔走呼號。此外，以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境外就讀、協助轉移資產等條件，或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邀請做訪問學者、收錄論文進SCI(科學引文索引)、授予名譽學位或職稱等為誘餌，吸引中國官員、學者為其效力。

　　其三，與國內利益集團結成共同體。在對外開放進程中，中國滋生了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這些掮客與境外利益集團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獲取超額收益。與境外利益集團結成利益共同體的還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資企業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當外資的“鋪路石”與“敲門磚”。如某些有違常理的合資路線，一開始就體現出外資的獨資圖謀。由于中方出資人往往缺乏有關經營經驗，因此合資公司實際由外資主導。

　　其四，與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長作為主要考核政績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紛紛進行“沖向底部”的“割喉戰”，爭相招攬外資，過度引進，超前開放，導致日趨嚴重的“外資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篩選當地骨干企業的戰略投資者時，首先排除的是中資企業，執意將國有股權轉讓給境外投資者。“兩稅合一”剛剛提上議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資企業便聯合行動，希望影響立法機關的決策，保留外企特殊優惠待遇。

　　其五，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為跨國壟斷資本合謀的經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關部門為改善治理結構而主導引進外資，但竭力避免被同行產業資本(主要是競爭對手美國吉列)所并購。然而，以摩根士丹利為首的國際基金在2002年對南孚實現控股后，2003年就將所持股份全部轉售給吉列。

　　其六，借助總部所在國政治力量。以政治促進商業利益，是國際社會“通行規則”，境外利益集團自然精于此道。如獲悉中國有關重點工程需要數億美元的設備和技術時，有的外企極力游說該所在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溝通，甚至通過國家領導人訪華促成與中方簽署巨額供貨協議或交易。

　　透過現象認識利害關系

　　經濟主權是政治主權的基礎，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保持經濟主權的獨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提，也是實現經濟繁榮、國家富強、民族自決的重要保障。一國的經濟主權不僅體現在領海、領土的管轄與治理權，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經濟自主決策權。

　　當前，活躍在中國境內的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方式，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中國經濟決策。有關中國的經濟主權受到侵蝕的話題越來越引起關注。

　　一是影響中國重大決策。美國現任國務卿在任國家安全顧問時，就特別強調，在軍事對抗、政治角力、經濟競爭的同時，應當更加注重對目標國知識精英的影響。境外利益集團利用在華獲得的豐厚利潤，自己培育并擁有分析師，或高薪聘請優秀華人學者擔當顧問或獨立董事，通過境內外媒體精心包裝、刻意打造，提供各類活動舞臺，提高其知名度、美譽度，從而成為中國國內行業精英，擁有強大的話語權，以期影響行業乃至國家宏觀經濟決策。

　　如中國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權分置改革、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海外上市等謀劃時，表面是相關經濟學者在呼吁，實際都或多或少滲透著美國金融機構、智囊機構的決策誘導。其中，某些市場化、國際化傾向，有可能使國企逐步淪為外企的并購對象，乃至市場被控制或壟斷。

　　從另一面看推進中國優質大型企業或國有壟斷企業境外上市，既要為外國金融服務機構提供巨額咨詢、審計、評級、承銷費用，又造成中國財富通過“分紅”形式輸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公司當初境外上市融資不過百億美元，但是隨后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千億美元。

　　二是影響中國立法。某些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舉并購，當中不乏涉及謀求或實現市場壟斷的情形。起草和頒布《反壟斷法》是解決外資并購壟斷問題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相關利益集團一道施加影響，致使《反壟斷法》推遲出臺達十多年之久。

　　三是影響中國政府威信。中國政府明文規定，中國金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但習慣且擅長全能運作的某些外資機構，利用中國混業監管上的某種缺失，加速在中國金融業的網狀布局，有關外資金融機構已在華擁有銀行、證券、保險等多種分支機構，“明目張膽”地實施混業經營。

　　為抑制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自2004年開始，中央政府實施以緊縮銀根為主的宏觀調控。但是，若干外資機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獨特的優越地位，向本土房地產公司提供包括融資在內的各類金融服務。一些國際頂級公司，直接或間接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影響房價。

　　在境外利益集團的影響下，有的部門與機構，擴張自己的部門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門局部中的小團體利益，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瞞下的方式，誤導高層決策。

　　四是影響中國法律威嚴。一些外企集體抵御《勞動合同法》出臺，是因為這類外企違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與勞動派遣者簽訂勞動合同，目的是隨時可以辭退這些員工，而且不用支付賠償金。

　　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與法人的義務，依法征稅是每個國家的稅收主權。不少在華外企長期存在“長虧不倒”和“越虧損越投資”的怪現象，2005年賬面虧損的外企占總數60%以上，其實質大都是通過各種避稅手段轉移利潤，并通過各種公關活動持續避稅獲利。國家稅務總局的不完全統計資料顯示，一些跨國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稅，每年給中國造成稅收收入損失保守估計達300億元以上。在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約10%、稅收年均增長高達20%～30%的態勢下，2004年外資(包括港澳臺商企業)百強納稅增長率為零。

　　中國《工會法》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事業單位、機關中的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會組織不符合國際慣例”等理由拒絕員工參加和組織工會。在華外企近50萬家，雇用職工2000多萬，但是組建工會的外企不到20萬家。

　　五是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穩定。在有的地方部門的庇護下，一些跨國公司長期漠視中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至于相關勞動糾紛愈演愈烈。惡劣的工作條件、低廉的工資水平、缺乏各類勞動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職工群體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中國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提供的數據稱，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近十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借鑒國際經驗制約境外利益集團

　　在西方國家，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游說等活動，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國利益的可能。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的境外利益集團無拘無束，如今該是依法進行有效制約的時候了。

　　首先，約束境外利益集團活動。

　　方式一，法律制約。美國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1938年)、《聯邦院外活動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動公開法》(1995年)——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活動進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對“游說者”的法律地位進行明確界定;實施主動登記制度、定期報告制度與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對違法者實施民事與刑事處罰。其他法律也對境外利益集團的行為進行限制。如《聯邦選舉法》禁止外國人和外國代理人對選舉進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國人和外國代理人向政府官員饋贈禮物。

　　方式二，輿論與社會監督。新聞媒體的報道揭露比法律制約更加及時有效，鼓勵新聞媒體、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各類組織機構，對跨國公司、相關涉外團體與個人的行為進行監督。在美國國會注冊的游說組織大約有兩萬多個，但是注冊為“外國代理人”的不到500個。大多數為海外利益進行游說的組織并沒有主動履行注冊義務。因此，僅靠法律對“外國代理人”的行為進行約束遠遠不夠，而輿論與社會監督有效彌補了這一不足。其中，社會組織就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國利益集團的活動中，往往是目標的提出者、活動的領導者和推動者。這些組織往往由國會議員或專業律師發起建立，擁有雄厚的資金基礎、嚴密的組織結構和明確的行動議程，并與政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方式三，鼓勵與境外利益集團相對立、相競爭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實現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勵競爭性行業商會和同業公會、行業協會以及社會公益團體的發展，形成對強勢集團的制衡。

　　其次，制約學者與“掮客”行為。

　　規范部分學者的“研究”行為。本著“管住政府，放開民間”原則，約束、規范各大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接受境內外企業、機構資助的課題研究，嚴格禁止涉外部門工作人員在外企或駐華商會等的“變相任職”。鑒于行政干預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約力的缺失，鼓勵相關社會公益團體對那些充當“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團代言人并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的學者提起法律訴訟，以制約某些學者日益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增加決策與執行的透明度，鼓勵媒體進行公正的輿論監督，激勵公眾進行必要的社會監督。

　　約束“掮客”的買辦行為。充當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政府部門之間的有一些是領導干部子女親屬。因此，強化高級領導干部財產與子女親屬就業的申報、登記與公示制，敦促高級干部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親屬。

　　再有，遏制部門與地方利益膨脹。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膨脹，有可能驅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與境外利益集團“同舟共濟”。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與境外利益的緊密交織，是境外利益集團活動為所欲為的主要誘因。因此，必須堅決遏制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斷膨脹。(江涌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水火：胡舒立和她的《財經》天下

　　胡舒立年譜考

　　胡愈之先生，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文化部副部長、新聞出版署署長、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1986年仙世。老先生一生以筆為槍、御侮救國，現在應該正在天堂憑欄觀月、舉酒賞花吧。但假如老先生心有旁騖，偶爾關心一下紅塵滾滾的凡間，知道正風行天下的其女胡舒立的作為，老先生會朗聲大笑呢，還是痛哭失聲?

　　今年55歲的胡舒立，“嘴上常叼著煙卷”，“快人快語，聲音大得食堂里只有她一個人的聲音”。

　　我們先從胡主編的第一段經歷研究起來：1982年胡舒立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到《工人日報》當記者;1985年，美國一家民間機構--世界新聞研究所邀請她，到美國進行為期 5個月的訪問;1987年的 8月胡舒立拒絕了在洛杉磯一家報紙的工作機會，回國。

　　眾所周知，美國的“民間機構”星如棋布，但是大多數背后都有特定傾向的財閥支持。而“世界新聞研究所”以新聞為“民間”內容，其來頭一定不凡，可是查遍互聯網，也無法清楚誰是這個善心的大財主。新聞是什么?新聞是政治!漢字無法查出這個“民間機構”的來頭，用英文才知道一點原委：這個組織的英文全稱叫world press institute，簡稱WPI，至今已經有48年歷史，到2008年一共邀請過94個國家共500人到美國“訪問”，中國至今好像除胡主編外，只有一個叫吳昌華的女士1993年“受邀訪問”過，而吳女士現任有匯豐銀行等40多家國際“民間組織”發起的“非政府機構”----世界氣候集團----中國區的總裁。

　　按照這個“民間機構”公布的受邀標準，申請者必須提交五方面材料來證明自己具有潛在的領導能力：1、五年以上全職的新聞工作經歷;2、流利的英語;3、幾篇發表的文章;4、三封推薦函;5、三個以上的工作范本。

　　這是奇怪的，明明是新聞研究所，卻要受邀者“具有潛在的領導能力”，是培養新聞記者呢?還是培養政治領袖?第二點奇怪的是，其時胡舒立才從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職”的條件啊，難道美國人也清楚，在中國“詩書簪纓之族、鐘鳴鼎食之家”的兒女，日后一定會領袖群倫，將中國金融“攪得周天寒徹”嗎?

　　無論如何，美國的紳士們“不拘一格降人才”，迫不及待地向才工作了三年的胡小姐發出熱忱的邀請了。5個月時間，美國報業也見聞了，但是胡舒立直到1987年8月才回國。其間的一年多時間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胡主編難道想讓未來給你寫傳記、作年譜的史家犯難么?當然，象錢學森先生沖破重重阻礙一樣，胡舒立女士“拒絕了在洛杉磯一家報紙的工作機會”，毅然回國，這是很值得歌頌的，猶如謝國忠先生從摩根離開后，據謝先生自己說，“有100多家機構”費煞心機地延攬，肯定令人肅然起敬。至于是洛杉磯哪一家報紙呢?如同謝國忠先生是哪100多家機構呢?這是我等小民無須多嘴的。

　　現在我們來研究胡主編的第二段經歷：1992年胡舒立從任職 10年的《工人日報》到中國第一家民營報紙《中華工商時報》任國際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國華盛頓接受外國記者中心(C0FJ)的專業培訓;1994年胡舒立赴美國斯坦福大學做為期一年的學習，研讀發展經濟學;1995年，她獲得 COFJ頒發的“杰出新聞記者獎”;1998年《財經》創刊，胡舒立任主編;2001年，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 50位“亞洲之星”之一，這是我國首位獲此殊榮的記者;2004年美國世界HR實驗室評價她為“中國最具價值的財經記者”。

　　“訪問”過美國，并且美國報業都見聞過的人，到“第一家民營報紙”做國際部主任，當然綽綽有余啊。但是美國紳士們的慧眼自然是獨到的，胡女士任職《中華工商時報》不到一年，1993年，華盛頓外國記者中心(C0FJ)的專業培訓通知就飄洋過海，到達北京。經過華盛頓的“專業培訓”后，著名的斯坦福大學又送來了獎學金，研讀發展經濟學，學習什么CPI啊、PPI啊等中國老百姓尚不懂的玩意，似乎日后財經雜志的創刊、“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的生涯規劃，此時已經被定格了。

　　前后兩年，短訓似乎時間稍長，讀學位又可能稍緊，但是有什么關系呢?黃浦軍校半年一期，照樣將帥如云;抗大學習兩年不到，也能統領千軍， 此時中美WTO的談判已經開始進行了6、7年，時間真的不等人啊!1995年COFJ趕緊頒發給胡舒立“杰出新聞記者獎”。這個獎項有些蹊蹺，因為此時偉大的《財經》還沒有創刊，基金啊、銀廣廈啊，還都沒有黑幕，胡女士離開故國新聞崗位已經2年多了，正在自由的美利堅校園里懸梁刺股，難道美國人是追溯十幾年前胡女士在《工人日報》才工作時的華北油田的什么文章?

　　但是洋人一向是高深的，他們都認定胡女士“杰出”了，黃皮膚的我們焉敢不趕緊點頭稱杰出?所以，1998年胡女士創辦《財經》雜志。既有新聞專業素養，又有發展經濟學專長，還有“國際聲望”，自任總編，真是水到渠成、名至實歸啊!此后，胡女士聲譽日隆，2001年，美國人看到亞洲一共才五十粒星星，其中之一就是咱們的胡舒立女士呢!到2004年，偉大的美國人更是將她抬進HR實驗室，稱量掂估，不得了，中國財經記者萬萬千，胡舒立女士最值錢!

　　中國有許多事，你不想就算了，一想就犯糊涂，越想越讓人撞墻、失眠、扇耳光!譬如胡女士這短短的簡歷，你會發現，胡女士是中國人，用中文寫作，在中國的媒體工作，報道中國人的事情，也是給中國人看的，但是美國人卻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精神，“訪問”、“培訓”、“進修”，孜孜不倦、握發吐脯;在她還沒有“杰出”的時候，就提前預支給她“杰出新聞記者獎”;在《財經》初出茅廬的第三年，寫了幾篇在中國還算轟動的文章，美國人就從亞洲30億人中，將她拔擢出來，讓她和全亞洲當年最優秀的政治領袖、財主老板、科技精英平起平坐，成為唯一的一顆記者星星，簡直有骨肉之情、再造之恩啊!這令人不禁想起高行健先生的諾貝爾文學獎和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總是那么令中國人感到突凹和迷茫。至于美國人的那個什么“HR實驗室”,則似乎欠缺一點對中國人的解釋，就是胡女士的這個“最有價值”，有過什么價值了?最有什么價值?對誰最有價值?

　　我想原文摘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5月6日發表在《嘹望》周刊的《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游說活躍 如何制約成關鍵》其中的一段來結束對胡舒立女士簡歷的分析：

　　美國現任國務卿在任國家安全顧問時，就特別強調，在軍事對抗、政治角力、經濟競爭的同時，應當更加注重對目標國知識精英的影響。境外利益集團利用在華獲得的豐厚利潤，自己培育并擁有分析師，或高薪聘請優秀華人學者擔當顧問或獨立董事，通過境內外媒體精心包裝、刻意打造，提供各類活動舞臺，提高其知名度、美譽度，從而成為中國國內行業精英，擁有強大的話語權，以期影響行業乃至國家宏觀經濟決策。

　　現在再來看看胡女士主編的偉大的《財經》雜志。

　　《財經》的豐功偉績傳

　　中國人講“蓋棺定論”，是說歷史需要退后一步看，功過方能看清楚。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未篡時。向使當初身先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2003年1月，一位署名“舒夕”的不知道何方神圣，以五體投地的姿態，采訪了胡舒立，在《青年記者》上發表了《胡舒立: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文中贊頌了《財經》報道 “瓊民源事件”，披露 “基金黑幕”，揭發 “銀廣夏”，掀開了 “莊家呂梁”、“億安科技”“藍田”“德隆”等一系列黑幕，于是，“中國良心”啊，“為民喉舌”啊，《財經》當仁不讓地具有了中國媒體的主流和領導性地位。

　　但是中國的事情是需要研究的，因為中國的媒體說謊，臉一般是不紅的。

　　目前可以確證的是：炒冷飯的“君安震蕩”，1998年8月1日發表在《財經》總第五期上;“基金黑幕”，2000年10月5日首發在《財經》總第31期上;“莊家呂梁”， 2001年2月5日首發在《財經》總第35期上;“誰在操縱億安科技?”，2001年6月5日，首發在《財經》總第39期上;“銀廣夏陷阱”，2001年8月5日首發在《財經》總第41期上。

　　但是轟動股票市場的“藍田事件”，是劉姝威女士2001年11月《應立即停止對藍田股份發放貸款》的600字內參文章，首先揭開了藍田的面紗;

　　而《證券市場周刊》在2004年4月25日發表的“德隆驚變72小時 亞星客車董事長討債不成欲尋死”的文章，這才揭開德隆系的垮塌的序幕;

　　至于“瓊民源”，1997年3月1日起停牌，1998年4月29日，中國證監會公布 “瓊民源”案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而《財經》是1998年4月才創刊的，與其無關!

　　在當時單純看《財經》的五大杰作，確實是可歌可泣的，因為中國百姓能享受到“內參”級的消息，實在是太難了。

　　但是到今天聯系起來看一看，問題出現了：98年“君安震蕩”，將中國百姓對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將中國百姓對公募基金的信賴擊碎， 01年“莊家呂梁”將中國百姓對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動到極點，而接下來01年6月，正是A股2245點的時候，“億安科技”出臺，A股信心開始渙散，掉頭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彈一下，“銀廣夏”宜將乘勇追窮寇，中國百姓對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潰，A股市場在老百姓心中成了污水橫流、臭氣四溢的垃圾場!因此，長達五年，賤賣銀行1萬億，賤賣其他國產至少還有1萬億的大熊市，就此開始!

　　《財經》“五大杰作”對A股完成摧毀性打擊之后不久，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WTO!此后，成群結隊的外資金融機構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國門，大路兩旁擠滿了手拿鮮花、高喊“萬歲”的中國人民。有什么辦法呢?中國本土的一切元素都是那么骯臟黑暗，人民只有期待金發碧眼的洋“解放軍”，來開創明朗潔凈的新社會。

　　污名本土的券商、基金，使瑞銀啊、匯豐啊、花旗啊等機構一進入中國，就取得了話語權的制高點，6、7年來，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中國媒體的顯著位置，指導著中國人民的投資行為，而本土的機構則膽怯地、萎縮地龜縮在媒體的角落，無人理睬;上市公司成為“舞弊”和“詐騙”的代名詞時，股票也成了路邊的爛白菜、臭冬瓜，五年大熊，外資一進來就得到了白撿一樣的好價格。

　　多么完美的布局啊!多么成功的戰略啊!在這場兵不血刃的戰役中，胡女士和《財經》是英勇的排頭兵、是無敵的先遣隊!

　　讓我們學習認真學習一下摩根士丹利的財富家訓：1、用以推動歷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錢，金錢;2、今天就要預測到明天需要什么樣的人才;3、信息是賺錢的法寶。

　　中國人是偉大的，報刊雜志、電臺文件，每天都紅彤彤地寫著一排排斗大的標語，什么人才為本、百年大計啊，什么五年規劃、十年戰略啊，但是寫了說了，就完成了。花心思、費力氣、砸本錢，那是不能干的!

　　同樣偉大的美國人，報刊雜志、電臺文件上是不說的，經歷過戰爭洗禮、闖蕩過危機動亂、迎接過很多新興經濟組織加入WTO，幾百年旺盛常青的國際大金融資本，默默地提前布局，花小小的一點錢，收獲山高海闊!

　　我一直懷疑，憑借胡舒立女士《財經》之前泛善可陳的從業經歷，如何足以使她剛剛切入陌生的證券行業，就能步驟鮮明、點穴掏心地完成讓《財經》一舉成名的五大杰作的呢?就從她被封為“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來看，五十年四平八穩、明哲保身的中國新聞界，絕無可以給她如此精心策劃指點的行家里手。赴美的三次學習，畢竟是沒有實務歷練的空頭理論啊。唯一可以解釋的恐怕是培養胡女士的美國方面，有資本市場閱歷豐富的資深人士，對《財經》的工作給予了精心的規劃。

　　另一方面，對于基金黑幕、銀廣廈等問題的長期深入的調查，恐怕不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財經》能實現的，必須部署廣泛復雜的證券人脈關系，設計科學先進的調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游離于證券行當的胡女士，恐怕也是無能為力的。90年代中后期，確實已經有少數外資投行進入了中國，比如摩根士丹利1995年和建銀合資成立了中金公司。難道是他們提供了幫助?民間私密調查對當時的中國企事業，僅僅是西方偵探電影里虛構的情節，但是對西方大公司，卻是家常便飯。比如這次“達娃”之爭，達能就使用了私家偵探來跟蹤調查宗慶后，也算是給中國企業家上了一堂市場競爭殘酷性的課程吧。

　　《財經》1999年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設立《財經》獎學金，后來又創辦北大財經新聞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接下來又與英國《金融時報》共同舉辦財經新聞國際培訓項目。馬不停蹄，風生水起。這種遠大的戰略眼光，肯定是初出茅廬的胡舒立不具備的。我要懷疑，《財經》的錢從那里來?2004年10月24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記者單羽青寫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說在《財經》1歲的時候，發行量才7000份，而且絕不搞有償新聞、關系稿，編輯部的采訪費用還充裕，怪!自負盈虧的雜志，發行區區7000份，常識推斷，此時《財經》應該是捉襟見肘、朝不保夕的經濟狀態啊，但是不但“采訪費用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學設立獎學金!

　　同樣是這篇文章透露了一個信息是：《財經》編輯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發碧眼的外籍人士”，天啊，難道《財經》是中外合資媒體?!

　　《財經》掀起的“摧毀風暴”，在外資幸福進入中國之后，就漸趨沉靜了。此后至今的6年多時間里，《財經》也基本演化為以率先報道獨家高層政策性消息為其特色了。

　　當然可能是經過胡女士的重拳出擊，中國的機構和公司“浪子回頭”，他們在辦公桌、梳妝臺等一切目光所及的地方都掛上了格言警句：想做壞事嗎?北京有個胡舒立!

　　但是蜂擁而至的外資卻完全藐視胡女士的威嚴，屢屢“黑幕”。然而對于這些“友邦人士”，胡女士和《財經》卻又變得大度和寬容了：譬如平安眼花繚亂的股權變更，《財經》不調查、不揭發;瑞銀承銷中石油的卑鄙骯臟，《財經》不譴責、不批判;更有對高盛高華這樣的國際金融資本，繞開中國監管壁壘，設立假合資券商的違法行為，2004年8月16日《財經》雜志竟然懷著欣喜激動的心情以“高盛進入中國 證券業突破即將來臨”為題，稱頌這一違法行為為“醞釀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運籌，終于導出一個引入外資市場化處置證券公司風險的創舉!”難道我們現在的國度依然有“片面最惠國待遇”的條約存在?欲哭無淚、欲哭無淚啊，可憐的中國同胞們!

　　所以，當三月份股市暴跌復暴跌的時候，胡舒立女士以及《財經》雜志，和謝國忠、許小年等站成一排，面對著哭天號地的億萬百姓，殘酷喊出“不應救、不能救、亦不必救”，還有什么可奇怪的嗎?

　　所以，即使億萬次證明“迪安謝”是多么蹩腳、多么歹毒、多么臭不可聞，但是你不能奇怪《財經》和胡舒立照樣在顯著的位置，用特別的標題，將謝國忠奉為“《財經》特約經濟學家”，連篇累牘地讓他抒發“泡沫中國”“崩潰中國”的壯志豪情!

　　《財經》連鎖經營譜

　　但這一次謝大經濟學家“救市是救賭徒，熊市或持續18個月!”宏文，首發的榮幸卻給了《環球企業家》，那么就讓我們看看《環球企業家》背后有些什么吧。

　　全世界目前有224個國家和地區，中國作家協會存在的文化價值，是絕對可與埃及金字塔、羅馬斗獸場一拼的。這是一個和三省六部平起平坐的正部級，下轄18個正局級單位，有的專門寫紅頭文件、有的管評獎發獎、有的做生意賺錢，紅紅火火、熱熱鬧鬧，十分的了得!

　　在賺錢的行當中，就有一個叫《環球企業家》的雜志。就沖這名字，可見中國作家們萬夫不擋的威猛氣概!

　　《環球企業家》有兩位總編：總編輯叫李甬，和胡主編在《工人日報》有同事之誼，1998年《財經》創辦不久，就投入胡主編的麾下，此后輾轉高升，直至《環球企業家》總編;另一個執行主編叫楊福，2002年8月-2002年12月，在《財經》任高級記者。

　　當胡女士 “三不主義”引起舉國震怒的時候，深諳張馳之道的胡舒立暫斂《財經》鋒芒，而《環球企業家》此刻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了!

　　就是這份《環球企業家》，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網站，這個網站首頁最左上欄，也就是該頁面最重要顯著的位置，“專欄—評論”，排列著八個該雜志認為舉足輕重的名字，從左到右、自上而下是：謝國忠、謝國忠、安德魯·斯皮特、謝國忠、吳若萱、楊福、韋棠夢、朱屏。排名第一不行，再強調一次，強調一次還不行，再加一次!在《環球企業家》的心目中，一切屬于謝國忠、一切為了謝國忠、謝國忠就是《環球企業家》的一切!

　　在中國最狂熱的日子里，毛澤東的名字后面是林彪，但是中國作家協會顯然是舉世最富有創新精神的組織，如果在那些日子里由他們主辦《人民日報》，一定會毛澤東、毛澤東、林彪、毛澤東，將中國人民的熱愛之情，進一步推上萬里云霄!

　　全國五花八門的財經媒體里，還有多少個“李甬”、“楊福”正在辛勤工作作呢?我不知道。

　　但胡舒立是公認的“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而《財經》則被認為是“中國財經記者的黃埔軍校”，在中國財經媒體的門生故吏面前，胡舒立一言九鼎的分量你可想而知!

　　有一個例子可以看出胡主編江山一統的巍然霸氣：大江南北的股民耳熟能詳的中國政法大學劉紀鵬教授，是全國人大《證券法》修改小組專家組成員，“范福春副主席打他在北京市一輕局還未談戀愛時就認識”，并且經常和許小年教授這樣的大人物一起，被叫到證監會去開會。無論如何，劉教授大小也算個人物了。五年前，劉教授不滿意《財經》和許小年唱空中國股市，寫了一篇“《財經》雜志悠著點”的文章，給了《21世紀經濟導報》。這個迂腐的老夫子，自以為《21世紀經濟導報》一向勇敢非凡，而自己在中國證券財經界的聲名又非常了得，編輯怕是接到稿子先跪下燒三柱高香，然后立即放在頭條斗大的標題刊出!然而，劉老先生錯了，編輯先生一看是批評敬愛的胡主編的稿子，管他是誰，揉一揉甩進字紙簍!《財經》和胡舒立也是你能批評的嗎?真是反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劉教授四處打聽為什么?后來有知情人偷偷摸摸地告訴他，胡主編在北京大學有設了一筆豐厚的財經記者獎金，如同中國財經新聞界的諾貝爾獎一般的顯赫，但有誰敢反胡，或者誰敢幫他人反胡，這輩子他就想也別想了!

　　孫悟空反玉帝,五行山一壓500年;劉紀鵬批胡舒立，財經媒體壓劉紀鵬五年。五年前胡家班的胡家嘴臉，五年后故技重施，謝先生說“高估”，許先生要“重來”，胡女士喊“不能”，迂腐的老劉忍無可忍，不等唐僧揭符，翻出箱子底的“《財經》雜志悠著點”，吹吹灰塵，自己掛上博客，這才讓我等草民，有一睹胡女王絕代風華的榮幸!

　　和英國《金融時報》聯合培訓中國財經記者，在《財經》雜志實地淬煉中國財經記者，最后再用優劣評價的鐵腕控制中國財經記者!如此看來，美國的“訪問”、“培訓”、“進修”，真經獨授、畫龍點睛，不余欺啊!

　　人常說記者是無冕之王，胡主編卻是高坐在龍椅上，頭戴鉆石皇冠的有冕女王啊!下面跪著黑壓壓一片中國財經記者，什么《環球企業家》，什么《21世紀經濟導報》，什么《第一財經》，無非是換個名字的《財經》雜志，或者說，這些報紙雜志不過是胡家的分號、《財經》的連鎖罷了!

　　所以迪安謝(謝國忠)、許小年等高貴的紳士，無論理論是多么的破敗、實踐是多么的骯臟、百姓是多么的反感、中國是多么的受傷，沒有關系，中國的財經報刊，是你們可以自由翱翔的舞臺，放膽干吧，弟兄們，一切有“Mrs Hu”呢!

　　為什么胡舒立有如此的自信呢?因為她知道，她只要撒下一棵種子，立即就肥沃的土壤緊緊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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