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能否成為“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取決于中國社會內部能否超越“經濟過程對社會關系的破壞和摧毀”，能否有足夠的力量來逆轉市場和資本對社會的滲透與對勞工的壓榨。如果沒有這一歷史進程，那么“一帶一路”不僅不能成為克服新自由主義和近代以來的全球霸權的解放之路，反而是將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進一步滲透到更廣大的后發國家，進一步摧毀原有的社會關系和保護，形成一種新的資本主義霸權。這不僅不是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反而是原有路徑的延伸，延伸到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觸及不到或者不能完全主導的地方。　　

　　隨著博鰲亞洲論壇開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再次成為討論的重點。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利用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拉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世界工廠。但是與龐大的生產能力不相匹配的，是國內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消費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多個行業的嚴重產能過剩。生產出的這么多商品賣往什么地方，這么多過剩的資本到哪兒尋找出路，成為當前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的最緊迫的問題，以至于李克強一個大國總理要頻頻在國外領導人面前扮演商品推銷員的角色。不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經濟勢必難以保持較高的增長勢頭，國內的就業和社會穩定就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這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既是中國解決國內嚴重的產能過剩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國構建超越美國霸權的新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關鍵一步，甚至有研究者將其稱之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二戰之后，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將大量過剩的產能輸出到歐洲，不僅讓歐洲四年內恢復至二戰前水平，而且將美國經濟從谷底帶入了十多年的繁榮。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無疑是參考了歐美國家解決產能過剩的經驗。但實際上，美歐等資本主義國家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不是從二戰之后才開始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之后不久，就立刻面臨著經濟危機和生產過剩的問題，為過剩的商品和資本找到出路，成為19世紀殖民主義浪潮的最主要的驅動力量。而商品和資本的輸出，必然要伴隨著武力的擴張，因為如果沒有堅船利炮作為后盾，單純的經濟輸出就得不到保障。因而經濟的擴張必然伴隨著霸權的擴張，經濟的沖突必然伴隨著政治和軍事的沖突。每一個新的經濟中心的出現和成長，都伴隨著對既有霸權體系的突破和挑戰，這中間充滿了戰爭、暴力和血雨腥風。從英國進入工業革命時代以來漫長的全球沖突和戰爭，都由此而來。

　　中國政府宣稱，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那么“一帶一路”戰略和資本輸出與“漫長的十九世紀”中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有什么區別?中國的崛起到底是一個田園詩歌式的和平贊歌，還是又一番血雨腥風的旅程?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須要面對和回答的問題。

　　一些學者強調雖然像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一樣，“中國同樣需要尋求新的市場、投資空間，中國的產品也需要進入世界市場”，但是中國不是要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而是“搞一種新形式的國際合作，拋開老殖民地主義、老帝國主義的做法”(鄭永年)。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中國把這么龐大的商品和資本輸出到國外，必然影響到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政治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防范在輸出國可能產生的政治風險?還有另外的問題是，中國模式成功和世界工廠地位的確立，依賴于對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壓榨，由此造成的尖銳的勞資矛盾日益成為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中國資本大規模輸出國外之后，必然把這種勞資沖突輸入到國外，甚至相比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前兩年出現的中國礦主槍殺贊比亞礦工的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因而，如何保證這些國家的政府可以幫助中國壓制勞工抗爭，使其限制在中國資本可以忍受的范圍之內?當然，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必然影響到美國的世界霸權。中國和美國所代表的霸權體系之間的沖突和矛盾肯定無法避免，那么這種沖突以什么樣的形式予以解決?

　　近幾年來，國內產生了一種鼓吹“持劍經商”的民族主義思潮，這種思潮提出面對中國日益龐大的資本和商品輸出，解放軍要為中國的海外利益保駕護航，并進而打碎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霸權體系，“打倒拳皇，打碎拳壇”，重新構建新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和秩序。雖然這種思潮因為其太過于直白而不被國內主流接受，但是卻是很多主流學者潛意識里的觀念。比如鄭永年認為“中國的政府還不夠強勢(aggressive)”。因為資本走出去后，還需要更多的權益保護，“比如中國在墨西哥投資的高鐵項目、中國在緬甸的多筆投資，都遭遇了問題。但目前并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新的情況下，如何保護海外利益，中國政府要做得還差很多。”那么如何才能更加“aggressive”來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那就是再明白不過的事情。

　　如果是走這樣一條道路，那么中國的崛起和英美的爭霸之路就沒有任何區別，只是用一種新的以中國為中心的霸權體系替換了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體系。而中國最終能否成功，取決于中美兩國軍力的較量。這對于世界來說，就意味著要再次重復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災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汪暉教授提出，如果只是著眼于解決國內的生產過剩和實現中國資本的金融擴張，那么這只會重復資本主義的老路，“一帶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還可能觸發巨大的風險和反彈。因而，如果這一計劃不能“克服任由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主宰這一廣闊而復雜的網絡的局面”，那么這一計劃必然遭到報復和失敗。

　　汪暉賦予了“一帶一路”一定的社會主義色彩，他認為“一帶一路”絕不是單一國家的計劃，不是一個以領土及其擴展為目標的帝國再造計劃，而是一個能夠與美日海上同盟這種冷戰老路競爭的新路線，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是“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因而是一條“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

　　汪暉教授對“一帶一路”的期望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更像是一種期許而非現實，事情可能并不會那么樂觀。誠然如汪暉所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于其經濟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脫離，在于其經濟過程對社會關系的破壞和摧毀，而中國并沒有從這一進程中幸免。近三十年來，我們親眼見證了市場和資本對中國社會的滲透和瓦解，我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從衣食住行，到教育、醫療、住房，乃至婚姻、愛情、親情，都淪為市場上以牟利為目的的商品。勞動者失去了以往的一切社會保護，只能由那只“看不見”的殘酷的手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在這一點上，中國并不比美國做的更好。

　　國際關系只是國內關系的延伸，“一帶一路”能否成為“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取決于中國社會內部能否超越“經濟過程對社會關系的破壞和摧毀”，能否有足夠的力量來逆轉市場和資本對社會的滲透與對勞工的壓榨。如果沒有這一歷史進程，那么“一帶一路”不僅不能成為克服新自由主義和近代以來的全球霸權的解放之路，反而是將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進一步滲透到更廣大的后發國家，進一步摧毀原有的社會關系和保護，形成一種新的資本主義霸權。這不僅不是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反而是原有路徑的延伸，延伸到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觸及不到或者不能完全主導的地方。

　　也就是說，“一帶一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只有以中國國內“社會”抵抗“市場”的運動取得勝利為前提，“一帶一路”才會是對以往歷史路徑的超越，才會探索出一條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

　　那么最后的問題就歸結為，中國能否在“歷史終結論”的范疇之外，探索出一條超越市場社會和資本邏輯的新的道路，開啟新的政治實踐和空間，形成新的力量和可能性呢?那么，我們只能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來回答：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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