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拉克·奧巴馬政府在去年11月4日議會中期選舉前的戰爭行動，不論在伊拉克或是在敘利亞，根據公開宣布的是為了打擊“伊斯蘭國”，但是在這些行動背后的戰略計劃是要推翻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政府，同時加緊包圍伊朗和俄羅斯。

土耳其和它致命的博弈

美國的這項政策得到同謀沙特阿拉伯、海灣君主國、約旦和某些歐洲大國的支持，在中東地區死亡的人數劇增，受到破壞和不穩定，有更多的角色加入，可能使沖突溢出“伊斯蘭國”活動的地區。正擴大到地中海的整個東部，馬格里布甚至波斯灣地區。已經形成一種緊張的氣氛，對土耳其政府面對“伊斯蘭國”在科巴尼（敘利亞庫爾德斯坦的首府，由民主聯盟黨統治）地區的軍事行動不作為的指控增加。

美國歷屆政府在第三國的干涉不是偶然的

從去年9月16日起被“伊斯蘭國”包圍的科巴尼的斗爭意味著數萬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逃離，因為數萬名難民出現在土耳其—敘利亞邊界兩側，可能出現另一次人道主義危機。一些人想逃離沖突地區，另一些人想保護他們的人和打擊“伊斯蘭國”，進入敘利亞領土。這些愿望遭到土耳其軍隊的鎮壓，土耳其利用“伊斯蘭國”和庫爾德力量的軟弱，它們被認為是埃爾多安政權的敵人和庫爾德勞動黨的盟友，堅持與安卡拉發生流血沖突，該黨的最高領導人阿卜杜拉·奧卡蘭因恐怖主義和武裝分裂主義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現在被關在獄中。

庫爾德民兵反對“伊斯蘭國”的戰斗增加，美國和某些阿拉伯盟國如約旦、阿聯酋和卡塔爾對塔克菲里陣地的轟炸表明沖突的規模擴大了，在這里土耳其已經指出它將在反對“伊斯蘭國”的正面戰斗中行動，只要和當向它保證巴沙爾·阿薩德的倒臺，從那時起它不再行動，保持被動，讓塔克菲里民兵打擊科巴尼的平民百姓。對土耳其從來說，“伊斯蘭國”的伊斯蘭傳統主義比大馬士革更加敵對，根據這一邏輯，最好是讓兩者血拼，以削弱庫爾德的力量。

面對土耳其政府的表現，分析人士納薩寧·阿馬尼安指出，這種不作為可以理解為是為了它自己在本地區的政治和戰略利益：面對民主聯盟黨甚至美國進行干涉以拯救科巴尼的要求，安卡拉提出下列條件：民主聯盟黨放棄它自決的思想，放棄庫爾德工人黨。加入推翻巴沙爾·阿薩德的斗爭。讓民眾保護機構—民主聯盟黨的武裝臂膀—加入敘利亞自由軍。允許土耳其的軍隊管理敘利亞庫爾德地區的安全，控制人員的出入境，這樣可建立第二個加沙。埃爾多安這樣做的意圖是讓民主聯盟黨放棄它的要求，破壞敘利亞的庫爾德工人黨，這樣在與阿納托利亞左派的談判中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土耳其勸誘庫爾德工人黨—民主聯盟黨政治上自殺。所有這些建議對這位土耳其元首能夠繼續支持他創造的“伊斯蘭國”是沒有結果的，最純粹的奧托曼特種力量的風格在它的道路上摧毀整個民眾。

作為在中東的補充，我們可以將其稱為“歐亞陣線”，奧巴馬政府加緊發出它反對俄羅斯的信號，美國指控莫斯科政府對因烏克蘭東南部分裂主義分子的活動使基輔政府不穩定的形勢負有責任。在這一怪罪之下，美國實施舊的包圍普京政府的夢想，為的是實現它更大的地緣政治目標：領導前蘇聯共和國歐化的進程，世界的這個地區擁有石油和天然氣的巨大儲備。面對美國對外政策的這種表現，莫斯科強硬地做出回應，按照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伊·拉夫羅夫的說法，指出烏克蘭的危機被華盛頓利用作為在俄羅斯與歐盟的關系中的一個刺激，目的是在歐洲—大西洋的空間將它的領導地位強加于人。美國試圖以它的聲明和行動“將俄羅斯放到它的位置上”。

關于反對“伊斯蘭國”的斗爭問題，俄羅斯外長強調“在反對恐怖主義的斗爭中我們將是德黑蘭和大馬士革的盟友，在舉行為了敘利亞和平的日內瓦會議時我們這樣向我們的歐洲同事評論過，伊朗沒受到邀請，關于伊拉克的一次會議也是這樣，也拒絕敘利亞參加會議。沒有這兩個國家在本地區不可能建立和平。客觀地說，無論是伊朗還是敘利亞，它們都是反對恐怖主義斗爭的盟友。我們將繼續幫助敘利亞打擊恐怖主義包括有武裝的恐怖主義”。

美國和它的盟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爭行動堅持對巴沙爾·阿薩德政府的敵視和制造不穩定的政策。根據奧巴馬在去年9月10日對全國發表的演說和后來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中提出的論據，將打擊“伊斯蘭國”的犯罪，這是美國對外政策的表現。這是美國在國際上慣于提出的政策和解決國內問題的決定。面對現實的或“制造的”敵人以此造成團結，以這種方式提高形象，不僅是美國總統的形象，也提高他的政黨的形象，試圖以這種方式在參議院取得優勢，獲得多數，從而不會質疑在其政府期間實施的政策。

這是一種國內的博弈，在世界上許多地區給數萬人造成悲劇，在那里美國的對外政策以死亡和破壞來表現。美國歷屆政府對第三國的干涉不是偶然的，不論是以直接的方式干涉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或是通過奧巴馬“從背后領導”的戰略，都是美國總統選舉或議會選舉很清楚的背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在新的全球戰略框架內一般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這里昨天的敵人今天不是同樣的敵人。但是用同樣的狂暴攻擊他們。

從“流氓政權”到“伊斯蘭國”

直到冷戰結束，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一直在關注他們命名的第三世界的“流氓政權”（“下賤的政權”或“流氓國家”）--這是美國有“創造性的”政治家們起的名字—對它們發出的威脅。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越來越多的軍事專家以假設的表現警告美國政府，這可能將“可比較的大國競爭者”（競爭對手）的出現擺在眼前，也就是說一個有足夠力量的國家在不同的領域能夠與美國叫板，不僅是在軍事領域，打敗美國的可能性幾乎是同樣存在的。

罕布什爾學院國際關系教授、經典的《美國新的軍事戰略》論文的作者米歇爾·克拉雷在2000年初指出，這個競爭者還不存在—盡管可以看到中國或俄羅斯的名字—但是它們出現的偶然性改變了美國的戰略前景。在這個領域官方的政策已經改變，因為如果說到喬治·W.布什政府末期重要的事情是保持一支足夠的軍事力量，以便同時應對“兩大地區沖突”并且獲勝：一場沖突在波斯灣（特別明確地反對伊朗），另一場沖突在亞洲（反對朝鮮），今天新的敵人增加了，伊朗和朝鮮繼續被認為是華盛頓的目標和和統治戰略的敵人，但是現在增加了新的名字，特別是在利比亞卡扎菲被推翻以后。

克拉雷提出的官方立場隨著美國的軍事分析人士而改變，由于“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貝拉克·奧巴馬入主白宮，開始傾向于不同的場景。比如，為了里海地區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石油和天然氣管道、原料與莫斯科的沖突；為了保障在中國海的航海自由，是一場反對北京的戰爭—根據美國和它的伙伴日本和韓國理解的自由。航行自由隱藏著更大的目標：限制中國與世界的貿易能力，中國正在這樣做，從成為一個地區大國走向一個全球性的大國。

在這個范圍、經濟和軍事的爭奪花費巨額資金，為了在衰退的經濟條件下實施一項政治軍事戰略，奧巴馬政府已經將軍費開支提高到6000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和俄羅斯的的國防預算只有1000億美元）。幾年前《挑戰》雜志的社長羅尼·本·埃弗拉特就認為，在美國的經濟條件下，華盛頓的防務預算反映一種威脅性的“合成”，因為這種軍事實力與經濟危機的結合是特別危險的。它導致強者通過軍事手段解決軍事問題。這是法西斯主義造成的混合物。我們再次面臨同樣的交叉點。

華爾街的勝利注視著世界的市場將面向美國的公司開放

現在的問題是世界能夠和貝拉克·奧巴馬一起生活嗎？或者補充問，世界能夠和奧巴馬及他的歐洲伙伴一起生活嗎？這些歐洲伙伴準備在“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指揮的地方進行干涉。能夠與海灣的君主國和它們建立的塔克菲里斯一起生活嗎？能夠與以色列和它對巴勒斯坦的侵略等一起生活嗎？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遭受的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困難在它確定安排道路的時刻從來就是一種重要的制約，其中軍事冒險利用軍工復合體作為發展的發動機。如果我們考慮到最近25年（從老布什侵略伊拉克以來）美國的純外債是四分之一世紀巨大開支特別是防務支出和貿易赤字的積累，到2014外債估計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也就是3萬億美元。美國曾經在利比亞、埃及、伊拉克（包括第二次）、敘利亞、阿富汗進行軍事冒險，一次新的軍事冒險不論是在波斯灣或是在遠東，將不同于美國90年代初打擊伊拉克時的情況。現在面臨的抉擇是靠得到更多的能源資源和影響力是否更堅強，或是美國必須阻止俄羅斯大國的重現和中國在全球的雄心。

華爾街的勝利注視著世界的市場將面向美國的公司開放，收獲已經消失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紅利，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參與為美國的房地產商、能源企業和軍工復合體創造了數額龐大的交易。今天只有它無條件的伙伴英國和以色列似乎還愿意陪伴其戰爭的渴望，法國在更低程度上有某些參與，以及受到破壞的海灣君主國的義務。28個國家的歐洲對參與華盛頓的冒險越來越抵觸。拉丁美洲以及中國和俄羅斯堅決反對美國的軍事冒險，比如中國和俄羅斯不僅作為敘利亞的盟友，而且在聯合國安理會面對所謂的多國干涉行使自己的否決權。

甚至有跡象表明聯合國本身也對美國和它的伙伴的行動方式提出批評，特別是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動。從這種前景看，看來很清楚，種下風的人將收獲風暴。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紀中美國歷屆政府的行為已經讓我們的世界遭受戰爭之風的后果，戰爭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受傷，多個國家以及它們發展的可能性受到破壞。這些戰爭之風達到了颶風的級別，其邪惡的目的是滿足企業家、政治家和與致命的團伙有聯系的軍人的貪婪和利益，他們從戰爭和人類的犧牲中獲利。在他們的年度總結中死亡和貧困只是裝入他們的口袋的財產和一般由其他人支付的義務。

我們曾經指出，奧巴馬政府在在裝備升級中已經失敗，美國的目標是在全球范圍內達到全面的軍事霸權。2014年美國的防務支出將達到6000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于整個俄羅斯聯邦的國內生產總值。如果不是想變成全球的帝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統治世界包括太空，沒有任何邏輯解釋這個水平的防務支出，從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的時代提出戰略防務措施起，這就是美國很清楚的夢想。

上面提到的數字還不包括撥給中央情報局的預算，從官方和保守的來源都認為這是為它的隱蔽活動提供資金。根據《簡氏防務周刊》的數據，2014財政年度情報機構的總預算提高到約500億美元，當然不包括來自中央情報局擁有的掩護企業和掩護者金庫的大量收入，不包括來自在阿富汗販毒的收入，或是從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作戰地區走私石油的收入，在那里伊拉克庫爾德斯坦腐敗的領導人和“伊斯蘭國”本身將偷來的石油在土耳其、約旦甚至在歐洲市場上賣給敘利亞人和伊拉克人。

邪惡軸心：一個經常實踐的舊觀念

2002年1月為布什撰寫演說的作家米歇爾·格爾森和戴維·弗魯姆提出了所謂被稱為“邪惡軸心”思想，它包括伊朗、利比亞、伊拉克和朝鮮。這種分類是相當矛盾的，因為它指的是在中程和遠程導彈領域的生產和技術轉讓，某些其他的戰爭計劃，它們與美國的關系很困難。依靠這種想法，華盛頓似乎達到了一種很好的辯解，以便繼續實施拉姆斯菲爾德的反導防御計劃，因而有利于申請大量增加防務經費，這反映了美國對外政策受到更多批評的特點之一：操縱一成不變的視角。

這個“邪惡軸心”恢復了在克林頓時期提出的關于“流氓國家”的視角（曾遭到普遍的批評），為“令人擔憂的國家”邁出步伐，這是被克林頓接受的在關于對外戰略的辯論中更多思考的評價，包括實施封鎖和禁運，可能取代“建設性的承諾”的政策。因此，將伊朗放在一個威脅美國的位置上，其結果不僅不能解釋，而且在考慮到德黑蘭政府一直在采取的對話和開放，特別是在它的核計劃問題上的步驟顯得荒謬，在美國首都由于猶太人院外集團通過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施加強大的影響力而名聲不好。

如果某人接受了美國分析人士創造的稱呼、標準或其他的意識形態的胡謅，愿意接受這種舊的“邪惡軸心”的名稱作為現在的名稱，結果是可笑的，在這個框架內根據美國的邏輯，沙特阿拉伯不是這個“有創造才能的”陳舊提法的組成部分，盡管眾所周知它是世界上支持塔克菲里斯團伙包括“伊斯蘭國”的國家。美國的行動是一個極端簡單過于粗笨的政策的類型，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失去理智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

隨著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美國在“從幕后領導”的框架下采取另一類行動，引發所謂的“阿拉伯的春天”，隨后是所謂的“顏色革命”，這一切都是對被認為是敵視美國的政府制造不穩定或是為了與美國經濟利益有聯系的目標戰略的組成部分。關于媒體所說的所謂“阿拉伯春天”的情況，它是西方的政府制造的，在使阿拉伯國家“民主化”的托辭下得到支持和資助，隨之擴大，隱藏著打敗（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政府的目的，包圍伊朗，順便開始指控俄羅斯在烏克蘭制造不穩定。這些指控不僅是一種愚弄，而且是在非法的目標之下啟動美國戰爭機器一種粗俗的方式。這是一個幾乎是慣例的進程的組成部分。集中關注世界上特定的地區—貧窮的、壞透了的獨裁（一般安置在那里并得到美國人自己的支持），然后將它們說成是壞事的最高表現。

英國有名望的劇作家哈羅德·品特在意大利都林大學的演說中評價美國時指出，“年初我被做了癌癥手術。手術和它的后果帶給我一場惡夢，我感到不能在沒完沒了和很深的大洋水中游泳，但是我沒有被淹死，我很高興還活著。但是我知道從個人的惡夢中醒來卻陷入了一個非常公開的更為屈從的惡夢—這是一種癔病、無知、傲慢、愚蠢和美國交戰狀態的惡夢；美國是世界公認的反對世界其他國家最強大的國家。這個公開的惡夢向我們表明美國政府是一頭渴望鮮血的野獸，它在全世界制造新的戰爭場景，加緊已保持多年的戰爭局面。炸彈是它唯一的詞匯，除非世界將團結、智力、價值和意志聯合起來，以便抵抗美國的權力，世界本身就值得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宣言：我們不是醫生，我們是疾病”。（魏文編譯）

（摘譯自南方電視臺網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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