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對網絡“負能量”的逐漸警惕并啟動網絡整治工作，近一兩年來網絡風氣有所好轉。在這種情況下，敵對勢力也加緊了對“移動網絡”的滲透、宣傳。“移動網絡”是指移動終端如手機、平板電腦等將移動通信和互聯網合二為一，用戶通過相關軟件既可以隨時接觸海量信息、也可以隨時任意發布信息。從前PC(電腦)網絡上流行的擾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信息，現在已滲透到手機、平板電腦上，傳播方式更多樣、傳播速度更迅速，國家信息與意識形態安全由此面臨更大挑戰。

　　一、移動網絡初步具備影響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能力

　　2014年1月，有境外研究報告稱，在中國，從用戶有效使用時間上看，移動終端已取代報紙、廣播、電視和臺式電腦等成為第一媒體。移動終端突破了只有通過電腦才能上網的技術障礙，以往沒有條件和時間上網的人群，如農民工等流動人口及學生，現在都可以通過手機隨時隨地獲取網絡信息。工信部指出，截至2015年1月，我國移動網絡用戶總數達8.75億人，手機網民占網民總數超80%，手機和移動設備成為互聯網的第一入口。移動網絡初步具備對國家信息與意識形態安全產生全局性影響的能力。

　　1.移動網絡使信息的定向精準傳播成為可能。在“阿拉伯之春”和2011年英國騷亂中，都可以看到移動社交類軟件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這類軟件有即時通訊、精準定位、隱私性強、語音交流等優勢，使信息的發布有超出任何一種傳統媒體的速度，并且是通過點對點、點對面的傳播，其定向精準性和內容豐富性為傳統媒體所不及。2013年全球網民約27億人，而移動網絡連接數(即接入互聯網的移動終端數量)就達到68億臺次。僅從數量上看，移動終端的信息傳播就比傳統媒體更為廣泛、精準。

　　2.手機使移動網絡的信息管控更加困難。由于手機是每天攜帶的“日常用品”，因此通過手機上網有不同于電腦的特點。一是便攜性與泛在性。手機可隨身攜帶，形成一個24小時在線的廣域泛在網絡，信息互動可隨時發生，既增加了信息來源的廣泛性，也增加了辨別信息真偽的難度。二是“三隨性”。即用戶可以通過手機隨時、隨地、隨身地接收互聯網信息，用戶的大量碎片時間，如候車、通勤途中用于手機上網，使其受眾數量大大超過傳統媒體。三是監管上的困難性。移動應用軟件的群發、廣播和轉發功能，使海量的蕪雜信息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傳播到數以億計的用戶手中，它突破了對傳統互聯網的管制，讓信息管控變得異常困難。

　　3.小群體能通過移動網絡放大聲勢，增加了信息傳播的不可控性。在2009年的摩爾瓦多和伊朗騷亂中，反對派通過能夠以手機推送信息的美國社交網站“推特”(Twitter)，在全球同步轉播抗議現場消息，為謀取西方支持造勢。雖然反對派人數不多，但由于他們集中在“推特”上放大自己的聲音，在媒體上就會被當作一股民眾的輿論受到重視，在報道中其觀點也會得到重點提及，甚至被當作一種“政治派別”。當這種一邊倒的信息頻繁地為人所知，很容易讓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在來不及思考的氛圍下，被裹挾進這種被虛張了聲勢的“抗議大潮”中。

　　4.移動網絡的網民結構更易于進行意識形態煽動。目前，移動網絡結構的兩個特點值得關注。一是學生及青年網民占多數。在世界范圍內，青年網民比例相當于一般人口的兩倍。中國30歲以下的網民超過半數，新增網民更是以青少年為主，學生是移動網絡用戶中規模最大的群體，2012年占比31.8%。

　　二是中低收入者是移動網絡的主要用戶群。2012年，整體網民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83.4%。移動網絡在顛覆PC互聯網方面呈現“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目前，在三、四線及以下城鎮不便于使用PC或筆記本電腦上網的人群中，已有多數將手機作為首選或常用的上網工具。

　　因此，西方意識形態可以影響到我國多數智能手機用戶。其中的學生、年輕人、低收入者因其社會經濟地位的特點，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響和煽動。

　　5.通過移動網絡傳播西方意識形態的手法和途徑。在只有報刊電視的年代，受時間、地域、傳播手段限制，敵對勢力言論不可能迅速地直達和影響受眾。互聯網為敵對勢力提供了長驅直入的機會，移動網絡的出現進一步給信息攻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他們通過編寫段子，對我國的歷史、英雄、領袖、民族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等進行全方位的詆毀、抹黑和攻擊，使國民對國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感到失望，甚至產生怨憤和敵對情緒，對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利影響。

　　6.目前應用最廣泛的移動社交軟件。目前，我國應用最廣的移動社交軟件首推“微信”。2013年10月其用戶已突破6億(含國外一億多戶)，日增160萬。“微信”的“朋友圈”功能相對于個人而言是一個封閉的圈子，但是，所有人的圈子可以因為社會聯系的多樣性而無限發散出去，圍成一個巨大的信息圈，往這個圈子投放的信息只要被不斷轉發擴散出去，就可能達到“一傳十、十傳百，輾轉無窮”的效果。在“微信”中，用戶相互添加才可以建立移動互聯關系，構成了所謂的“私域”，從而規避了“公域”的透明性、公開性。

　　二、移動社交網絡上流行的六大類影響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信息

　　近日，繼“微信十條”之后，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再次發布“賬號十條”。這是國家依法管網治網的重要舉措，對維護移動網絡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重大意義。目前，在移動社交網絡上傳播的影響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信息，主要有六大類別：

　　1.以“揭秘”的方式，為漢奸地主賣國賊正名，同時抹黑人民英雄，企圖直指黨的意識形態“虛偽”。散播“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真相揭秘”等文章，為歷史上的敗類洗白。同時，用公眾號瘋狂傳播“焦裕祿的事跡是兩個人拼湊起來的”等抹黑人民英雄、模范的詭文。此外，一些露骨攻擊馬克思、列寧的言論，也被廣泛傳播，其用意不僅在于丑化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而且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對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的形象進行根本性顛覆。

　　2.在為“民國熱”推波助瀾的同時，不停抹黑中國共產黨。散播如“關于抗日，我們卻依然活在欺騙中”、“到底是誰不尊重歷史?難怪日本人不道歉”等錯誤言論，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否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敵后根據地牽制日軍大部分兵力、領導團結廣大人民群眾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再看如今影響最大的謠言“我國三年自然困難時期餓死3600萬人”。這一謊言已經流傳了多年，在老一代人中影響并不很廣泛，但現在通過移動互聯網的傳播，很多青年人卻知道了也相信了。雖然近年來楊松林和孫經先兩位先生著書發文有力地駁斥了這一謊言，但是，他們的研究卻得不到某些網絡媒體的青睞，傳播受到阻礙。

　　3.鼓吹“體制之惡”導致中國國民性“低劣”。“中國式過馬路”、“丟人丟到國外去了”、“中國：不遵守規則的世界”等文章用中國個別游客在其他國家的不良言行、某些中國人的不良習慣，如亂穿馬路等，來說明中國人素質低。更有甚者將國人素質低歸因于“體制”，認為西方國家國民素質高源于“幾百年憲政民主，養成文明素質”，用“駱家輝坐經濟艙是體制勝利”、“美國為什么沒有腐敗”等文章影射中國體制不如西方，迫切想用資本主義憲政取代社會主義制度。而極少數中國商人為了營利不擇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等個體不法行為，卻被上升為中國人“命賤”，也歸因是體制造成的。更有甚者在這些段子中使用“天朝”、“帝都”等詞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首都北京進行指代，企圖使人進入一種“此朝此代是邪惡”的語境，為“來生不做中國人”這樣的叫囂做鋪墊。

　　4.編造虛假信息，企圖煽動群眾與黨和政府對立。由于多數網民不具備對所接收的信息進行甄別的能力，少數寫手便肆無忌憚地編造虛假數據、篡改事實。甚至有以下幾點被反復“論證”：一是稅負，說我國是稅負最不合理、是世界上稅負最高的國家;二是護照，說美國護照上寫著“不管你身處何方，美國政府和軍隊都是你強大的后盾”，而中國護照上寫著“請嚴格遵守當地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風俗習慣”;三是收入，不說私營企業內老板和工人的收入懸殊，而說供電局抄表工年薪達30萬等虛假信息，然后話鋒一轉，說就是因為國企壟斷，所以才會無法無天。這些謊言不僅搞得網絡一時烏煙瘴氣，甚至有時還信眾蕓蕓，群情激憤。在上面鋪墊的基礎上，把歐美日描寫成沒有矛盾、沒有貧富差距、只講民主自由的人間天堂，而我們的百姓卻只能“吃地溝油”、“聽天由命”。

　　5.對社會主義體制中的某些群體，如官員、教師、城管進行集體妖魔化。這種妖魔化對準了公職人員，如官員、城管、醫生、教師和國企職工等，因為在一些人看來，公職人員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社會主義體制，妖魔化這些群體就等于妖魔化了體制。當這些群體中的某個人因言行失當或觸犯法律時，少數寫手就會極盡煽動之能事將個別問題暗示為整個群體存在的問題，從而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繼而得出結論：徹底解決問題還必須解決政治制度和“民主”問題。妄圖給黨和政府造成輿論壓力，激化社會矛盾，使社會治理面臨巨大挑戰。

　　6.利用突發事件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使其懷疑黨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治信譽。在突發災難面前，罔顧事實真相，捏造“事實”讓群眾懷疑黨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政治信譽。比如在5.12大地震發生后，網上一些人指責政府相關部門不能預報地震，然后又指責部隊行動遲緩，說在官僚的眼里，人民的命不過是草芥，等等。事實是，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能預報地震，科學家們只能推測某地在某段時期內發生地震的可能性。此外，汶川大地震發生三小時內政府就派出部隊救災搶險，這種效率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即使這樣，還有人借機歪曲真相，真可謂是居心叵測。

　　三、如何在移動網絡時代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

　　2010年6月美國參議員提出《像保護國有資產一樣保護網絡空間法案》。這個法案規定，在美國發生緊急情況下，總統可以命令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網絡服務商停止服務，其他以美國為基礎的網絡服務商都必須接受美國總統的管制，任何不聽指揮的人都將被罰款。根據法案，任何被國土安全部列為“依賴”因特網、電話系統或是任何美國“信息基建”的公司，都將受國土安全部內新設的國家網絡保安及通訊中心指揮。2011年5月16日，美國政府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認為數字基礎設施已經成為重要的國家資產。那么，我們該如何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

　　首先，加強網絡監管，掌握網絡管理的“總開關”。在目前情況下，我國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應效仿美國和英國的對策。美國的《愛國者法》規定政府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訪問用戶的數據。英國《通信數據法案》(草案)也將起到與美國《愛國者法》類似的作用。近年來，賦予政府更多權力和手段對互聯網進行監管，已經成為各國互聯網立法的趨勢。我國也應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及應急機制。

　　其次，重視對重大意識形態問題的正面宣傳。既然目前網絡上流傳著種種影響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信息，那我們就應該在各種媒體上開展大規模的正面宣傳。堅決查處和清理移動社交軟件里傳播影響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信息的公眾帳號，鼓勵開設積極傳遞正能量的公眾賬號。有針對性地進行國史、黨史的研究和宣傳。防止敵對勢力利用“文革”等挫折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進而瘋狂抹黑我們黨及領袖;同時，要加強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面臨危機的分析。一些人按“報喜不報憂”的邏輯美化資本主義的制度和社會，而關于近年來資本主義全球性危機與困境所暴露出的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弊端卻只字不提。對此，我們要用鐵一般的事實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必然造成貧富差距、經濟危機并最終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取代的歷史發展規律及趨勢，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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