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年初戴耀廷教授提出“公民抗命”的倡議后，籌備歷時1年半的“占領中環”抗議行動，被9月26日開始的“占領金鐘”的群眾運動所打亂，“占中”運動的設計者不得不于28日宣布“占領運動”提早開始，但已經失去對這場群眾運動的主導權。“占中運動”組織者在準備過程中的一貫立場是希望通過規模有限的占領運動迫使中央政府接受反對派的特首選舉方案，從而避免真正實行非法的抗爭活動。然而這種不現實的政治理想，在8月31日人大決定正式公布后正式宣告破產。2014年10月30日，在“占領運動”開始一個月后，就連“占中”的組織者也承認“和平占中”已經不復存在。至此，在徹底剝離了“公民抗命”的道德光環后，香港的“占領運動”將會進一步失去控制，對香港的經濟、政治、社會秩序造成更加嚴重的破壞。

　　經濟性的損失將分為兩個部分，首當其沖的是短期內對于旅游、餐飲等行業的直接影響。截止10月24日，旺角、金鐘、灣仔部分地區的旅游、餐飲、交通、商業活動仍然受到“占領運動”的嚴重影響。因為被占領區域均為主要購物區，有機構估計因此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每日超過1億港元;金鐘及中環酒店入住率同比下跌約30%，金鐘、旺角及銅鑼灣餐飲生意額每日損失逾5000萬港元，這些地區酒店餐飲業直接經濟損失每天大約7000萬港元;“占領運動”以來，運動已導致出租車、巴士、貨柜車等交通運輸業直接經濟損失每天大約2.5億港元。簡單相加，僅零售、餐飲、交通三項，“占領運動”一天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4.2億港元，到24日“占領運動”已經超過25天，直接經濟損失已經超過100億港元。同時，根據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估計，根據“占領運動”以來港股市值下跌指數折算，在10月初就已經造成3500億港元的經濟損失。股市的下跌直接影響到了普通市民的投資收益，比如強積金就大受影響，令許多白領階級叫苦不迭。

　　其次，“占領運動”還會造成香港間接的長期性的經濟損失，其更多集中在影響香港長遠的經濟增長和中央對香港政策的傾斜上。根據雷鼎鳴的預計，香港經濟增長放緩將會進一步造成11000億到55000億不確定的經濟損失。更加不確定的是機遇，而且一旦失去不會再來。香港近幾年的發展已經受到內地許多省市的威脅，航運方面有比鄰的深圳、廣州;金融方面有上海;就連自由港的優勢也會隨著保稅區的建立和內地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消失殆盡。就不要說香港的產業轉型雷聲大雨點小，高科技產業已經遠遠落在比鄰的深圳身后，影視文化產業也大規模北移進駐內地。回歸17年，中央為了兌現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承諾，在諸多政策上都有所傾斜，并且在香港遭遇危機時輪番出手援助。從經融危機時期出手救市，到后非典時期開放自由行提振香港基礎性第三產業，再到前期簽署《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后期積極籌備建立滬港股票交易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占領運動”必然會導致中央政府重新審視對于香港的經濟政策，一旦一系列原本將被授予香港的優惠政策被給予其他城市，香港經濟的進一步邊緣化將不可避免。

　　“占領運動”帶來的損失并不僅僅停留在經濟方面，如果解決得不好，香港將會因為這次事件喪失更加寶貴的政治機遇和資源。首先，“占領運動”開始的一系列行動將會徹底毀滅中央對反對派的信任。民主是一種偉大的妥協，這個道理世人皆知。然而反對派選擇這種激進的手段去表達訴求反而只能給政治上的討價還價帶來更大的障礙，從而進一步讓香港的政治發展蒙上陰霾。由于“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只能對香港行使極其有限的治權。除了外交和國防，中央政府唯一能夠直接作用于香港政治體制的只有特首的任命權。這個權力對于中央政府來說是沒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而反對派的舉動無異于火上澆油，可能將香港幾十年來爭取普選的歷史機遇毀于一旦。另一方面，如果“占領運動”進一步加劇，除了上文提到的可能調整的政策傾斜，中央政府很可能重新檢視“繁榮穩定”承諾的不可持續性，從而從根本上改變對于香港的態度。香港將從一個中國的“一線城市”，變成“二線”乃至“三線城市”。

　　最后，“占領運動”將會給大陸和香港兩個方面帶來不可逆轉的社會性損失。首先，它將進一步加劇香港社會階層內部的裂痕。反對派的一貫策略是不斷突出“香港本土意識”來獲得更加廣泛的選票，導致在推行普選的過程中，香港本地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矛盾變得越發尖銳。目前，香港的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處在撕裂的狀態而很難達成社會共識，“占領運動”只會使這樣的矛盾越來越激化。隨著“占領運動”運動的“和平”外衣被徹底脫下，“沉默的大多數”將會被迫做出回應，將會激化現在已經存在的暴力沖突問題，嚴重影響香港的公共秩序。

　　其次，“占領運動”進一步加劇大陸和香港民眾之間的裂痕。從“雙非產子風波”到“內地人蝗蟲論”，香港與內地普通民眾之間的矛盾在越來越多的交往中也產生發展。不能否認，“占領運動”運動背后帶有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這是對于原本已經破損的兩地關系的進一步踐踏。這對于兩地人民來說，不管是從情感還是到切身的利益都是極其嚴重的傷害。

　　最后，“占領運動”還將會導致香港的教育地位的下降和人才的流失。香港學校中，尤其是高等學府，大部分的留學生均來自于大陸，這些高素質人才有很大一部分會留在香港發展。“占領運動”開始后，香港的社會秩序受到強烈的沖擊，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了重大的不便。這不僅讓考慮來港就讀的同學和家長產生疑慮，也讓試圖植根于香港的“港漂”們心生去意。出于對香港前景的悲觀，許多留港同學已經再重新考慮未來的生活和發展的地點。如果任憑“占領運動”繼續發展，可能將會讓本已暗淡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香港的整體發展也會隨著教育地位的下降和人才的流失而放緩甚至停滯。

　　毋庸諱言，香港存在極其嚴重的金融和地產霸權壓迫民生的問題，許多市民參與“占領運動”，實則出于民生困境。對中央政府而言，民眾如果就事論事地提出民生問題，在意識形態上將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然而，普通民眾能夠感知到問題所在，卻難以在這個復雜世界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一部分政治幼稚的精英人士被“選舉萬能論”所惑，以為選舉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另外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部勢力的代理人則將選舉制度議題作為擾亂香港乃至中國政治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之下，選舉制度議題騎劫了普通民眾的民生訴求，也使得中央政府難以將民生訴求難以分離出來單獨處理。

　　一個淪為中國“二三線城市”，但又保持著強大的地產和金融霸權的香港，究竟是對哪些人最不利，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精英階層可以隨時拔腿開溜，到別的地方掙錢去，而貧困階層卻仍然要“蝸居”下去，而且生活將更加窘迫。不幸的是，這一暗淡的前景距離香港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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