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政治學學會科學發展與政治和諧專業委員會在京舉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座談會。

　　會議認為，由于種種復雜原因，在理論界、學術界，存在著回避、淡化、消解人民民主專政的現象，這一狀況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從原始公社解體到共產主義實現之前這一漫長的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某種專政。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社會，自然是奴隸主、封建主和資本人格化的代表大資本家的專政。“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就是這些專政的生動寫照。什么“泛愛眾”、“全民國家”之類，都是一些騙人的把戲。在人類歷史上，只有無產階級才把自己實行的專政鮮明地寫在旗幟上。早在1852年，馬克思在致約·魏德邁的信中說：“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進入新時期以后，鄧小平指出：“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于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斗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斗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斗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進入21世紀以后，江澤民曾批評“我們很多同志對社會主義政權的專政職能，認識不那么清楚了，在工作中注意得不夠，抓得也不夠”，并告誡全黨：“在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圍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不僅現在仍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有時還會很尖銳。”“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今年2月17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的講話中告誡全黨：“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中國政治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文匯報》2014年6月30日)

　　這些經典論斷表明，階級分析和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本質性內容。抽掉了階級分析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什么人都可以不去理會甚至都可以接受的東西(關于這一點，前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在談到蘇聯解體時說得十分清楚);否定了階級分析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為這種利益進行的一切奮斗，便失去了理論依據和社會歷史依據。由此可見，對于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來說，階級分析和人民民主專政始終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像布帛菽粟一樣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是實現自身解放并由此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強大武器。

　　會議認為，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專政是一種成對的規定，它們相互支撐、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共同支撐起保護全國各族人民根本權利和根本利益的大廈。所謂人民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民作主，就是要讓人民能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作為國家主人公的全部尊嚴和驕傲。只有這樣，才能最充分地激發出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首創精神、捍衛自身利益的自覺意識和對國家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從而使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一切破壞活動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將人民民主專政最大限度地落到實處。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要使用國家機器對一切損害、危害人民利益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及其行為進行強力的限制、打擊以至鎮壓。如果我們任由國內外敵對勢力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如入無人之境地搗亂、破壞，勢必導致江山易主。敵對勢力作了主，又何談人民民主?事實正如鄧小平所說：“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憲政派的所謂“憲政改革”，其要害就是把專政與民主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進而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民主”取代人民民主，讓國內外敵對勢力來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政、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那些“憲政派”一直以改革派自居，而給不同意他們意見的人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其實，他們才是一股貨真價實的反改革、反開放的社會勢力。眾所周知，改革開放的目的是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并通過這種完善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這一偉大目標的根本保證就是黨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而其基本點之一，就是四項基本原則。而四項基本原則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否定了其中任何一項，其他三項也就化為烏有。這也就是說，否定了人民民主專政，就否定了基本路線的一個基本點。車之兩輪丟掉一個，鳥之雙翼折斷一只，那將是什么情景!這不是反對改革開放又是什么?

　　會議強調，堅持階級分析、人民民主專政與以階級斗爭為綱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在于過高地估計了階級斗爭的嚴峻程度，在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中把它上升到了主導性的地位。堅持階級分析和人民民主專政，則是客觀估計階級斗爭的形勢，既不夸大也不低估;正確使用人民民主專政手段，既不手軟也不過度，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選擇。有人用以往發生的“左”的錯誤來否定階級分析和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十足的張冠李戴。其實，以往“左”的錯誤不在于使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而在于錯誤地使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其主要表現：一是把本來可以爭取、團結過來的人，甚至一些好同志打成了階級敵人;二是把本來可以用教育、紀律解決的問題武斷地使用了“暴力手段”，甚至“專”了不少好同志的“政”。值得注意的是，在為“極左”傾向推波助瀾的人當中，就有一批真正應當專政的敵對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間，某高校的一個造反派組織率先揪斗了不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個組織的頭頭前些年在境外發表文章供認，當年他本人和他的造反派組織，就是以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行體制為宗旨的。

　　會議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議論并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本來是一個近乎人要穿衣、吃飯這樣正常的問題，然而在今天卻成了咄咄怪事、成了大逆不道，其中的教訓，是值得我們從歷史與現實、國際與國內等多個側面進行深刻反思的。

　　會議建議進一步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和監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深刻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這個權利，必須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黨的媒體要姓“黨”，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必須在大是大非面前堅定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而不能首鼠兩端或噤若寒蟬，更不能站到黨和人民對立面去講話;外資媒體和個人既然客居中國，就必須有客人的樣子，就必須給主人以起碼的尊重和禮貌，就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法令和法規，而不能做任何有損于中國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一切共產黨人，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內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當為了人民利益而不顧毀譽、不計得失，敢于擔當、勇于犧牲，真正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講話。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原部長、研究員黃星，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周新城，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王一程，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劉瑞復，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汪亭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馬鐘成，《紅旗文稿》編輯部主任、副編審李振通發言。會議由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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