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相互兌換，從兌換的實際現狀來看，主要由我國政府組織實施。美元實際可兌換是中國政府承諾并兌現的，而人民幣可兌換性較低，是美國政府沒有實施對應的承諾，我們只能對等降低美元兌換人民幣能力，減少單方面交出貨幣主權。

　　2008年我國新版外匯管理條例允許個人和機構持有外匯并可留在境外，也就不存在限制民間貨幣兌換和外幣出入境了。按照美國要求的貨幣兌換市場化，人民幣已經實現了貨幣可兌換。現在美國指責中國貨幣兌換非市場化，是要求中國政府被動參與貨幣兌換，交出政府參與市場交易的貨幣兌換交易權。近20年來，我國一直動用人民幣增發權被動執行美元兌換人民幣交易，不僅很大程度上交出了使用人民幣參與貨幣兌換的交易權，而且交出了貨幣主權;金融界主政者現在還要繼續推動貨幣可兌換，實際是要交出使用外匯儲備參與貨幣兌換的交易權，只能被動參與貨幣兌換，按照其設定的目標，等于還要徹底交出貨幣兌換交易權。

　　本文建議，人大應參考美國聯邦儲備法，立法禁止央行增發人民幣兌換外匯，央行應依據國債和國內商業債券自主增發貨幣，貨幣增發量應根據經濟需要，以穩定金融和物價為主要目標。央行應將外匯儲備所有權交給國務院，國務院指定的機構只能使用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中的人民幣資金自主參與外匯交易，不應承諾無條件被動參與貨幣兌換交易。儲備外匯對應的是經濟資源被外國資本家控制，國家應制定促進進口政策和對外投資政策，以推進使用外匯儲備。我們還應調整有利于普通勞動者的分配制度，增加國內購買力和市場容量，實現貿易平衡政策，防止凈出口物資換外國貨幣白條，使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一、人民幣可兌換實際情況分析

　　現在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兌換，主要由我國政府的中央銀行做后盾，國內幾家商業銀行按照政府制定的外匯管理條例和實施細則，通過國際互聯網和遍布全國的營業點，辦理貨幣兌換和與此相關的支付活動。雖然在很多情況下，不需要央行介入，商業銀行就實現了貨幣兌換，但是，在貨幣兌換交易不平衡時，央行是實施兌換的最終交易方，商業銀行只是代理機構。央行增印人民幣兌現貿易和投資雙順差增加的美元，在貿易逆差情況下央行使用儲備的外匯兌現人民幣。

　　現在中國人使用人民幣銀行卡在美國購物，實際是中國的銀行代替央行持有美元并向中國的持卡人承諾按國內官方匯率自動兌換人民幣為美元，其貨幣兌換是在中國實現的，向美方支付的仍然是美元。這與美國銀行不持有人民幣，人們拿著美元,就能在中國市場換到人民幣購物，是有本質區別的。人們無論在世界何地申請，能夠實現人民幣與美元的相互兌換，實際大都在中國境內實現的，不是在美國境內實現的，兌現的另一方都是代表央行的國內大銀行，這是中國政府的承諾并保證其實施的，與美國政府無關。

　　在國際上，通常兩國政府相互承諾貨幣兌換，這也是西方各國最初通過協議規定的做法。1944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西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西方國際貨幣基金協定[1]，建立了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政府對加入協定的各國政府承諾美元可兌換為黃金，這是貨幣可兌換的原始含義;而西方各國政府因戰爭耗盡了黃金儲備，無法承諾可兌換為黃金，按照協定要求，承諾經常項目貨幣可兌換為美元。最初承諾遵守協定的國家很少，當年包括美國，也只有3個國家，到1960年的時候，也只有10個國家[2]。雖然當時的貨幣可兌換有很多限制，各國政府需要承諾可兌換的情況也很有限，但是,按照協定要求，貨幣可兌換是政府的責任[3]。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取消美元對黃金的承諾以后，美元和其他國家的貨幣都是法定貨幣，都是政府不兌換的貨幣欠條了，其地位相等，貨幣兌換更應是相互對等承諾了。

　　嚴格說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諾完全的貨幣自由兌換。其根本原因，是貨幣自由兌換，讓外國貨幣自由進出國境，等于放棄了貨幣主權，讓外國政府印制貨幣就能拿走我們的財富了。如果我們的敵人都能印制貨幣欠條從我們國家的市場上“買走”物資，那就意味著國家經濟主權流失了，就意味著政府管理者的失職。主權國家一般都在法律上明確規定，外國貨幣不得進入國內流通領域或者說市場，侵犯貨幣主權。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0條就闡述了該項規定。

　　政府通常會管制外國貨幣出入境，通常根據出入境外國貨幣的用途進行分類，主要包括用于貿易的經常項目，以及用于購買或建造工廠股票債券之類的稱之為資本金融項目，一般簡稱為資本項目。

　　中美都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簽署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并承諾遵從協定第八條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承諾經常項目下的貨幣可兌換。按照該協定第8.4條規定[4]，兩國政府同樣有義務兌現對方手里因貿易順差獲得的本國貨幣為特別提款權或對方貨幣，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有義務，將中國政府手里的美元兌換成特別提款權或人民幣。然而，現在中國持有的4萬億美元大都是貿易所得，遠遠多于美國政府持有的特別提款權加人民幣，如果中國政府提出兌現美元時，美國政府是無法兌現其加入國際貨幣基金協議而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即使承諾什么，也完全可能不兌現。更不用說，現在美國在資本項貨幣兌換方面對中國并無承諾。

　　經濟學家經常使用簡化的模型來分析經濟問題。我們這里也可以將世界簡化成只有中美兩個國家，來分析政府主導模式下的美元和人民幣兌換情況，它事實上決定了人民幣和美元兌換量，而中美兩國政府不參與的民間市場的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兌換量則微不足道。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兌換，與其他貨幣無關，而實際情況也很接近這里分析的兩國模型。

　　在新中國前30年歷史中，美國不承認新中國，支持蔣介石政權，對中國采用敵對的冷戰政策，進行封鎖和軍事威脅，美國政府不同意任何人或機構拿人民幣去兌換美國政府印制的美元的，也不同意出口物資換人民幣，因而手里沒有人民幣，也就無法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既不同意將人民幣兌現成美元，也不可能將美元兌現成人民幣。此后，雖然中美建立了外交關系，美國并沒有與中國簽訂協議，改變這一政策，承諾或執行人民幣可兌換美元，讓人民幣侵占美國的貨幣主權或者說對人民幣開放貨幣主權。我們之所以看到美元可兌換人民幣，是因為中國政府同意，任何人或機構拿美元，都可以兌換中國政府印制的人民幣;相反， 任何人或機構拿人民幣，到中國政府哪兒換美元，則受到很多限制。例如，個人拿人民幣換美元，一年不得超過5萬美元。也就是說，由于中國政府的承諾，美元換人民幣的限制遠比人民幣換美元少，或者說，美元的可兌換性比人民幣強。由于中國政府手里的美元有限，無法與可增印的人民幣相比，因而必然無法承諾，人民幣自由換成美元，也就是說，這決定了單靠中國政府的承諾，美元可兌換性必然大于人民幣的可兌換性。

　　顯然，如果中國政府也學美國政府，不去參與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兌換，美元和人民幣之間就基本無法兌換了。所謂美元可兌換性較強，實質是中國政府同意的，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要讓人民幣達到與美元同樣的可兌換性，就必須美國政府承諾了，如果美國政府不承諾，中國政府再怎么努力，也是無法達到的。現在中國政府對外承諾要努力推進人民幣可兌換，其實再怎么努力，按照這種定義，也只是讓美元兌換人民幣的自由程度更大一些，限制更少一些，對人民幣可兌換的提高是有限的，是依賴中國政府的美元儲備的，如果中國政府耗盡了美元儲備，人民幣就基本無法兌換成美元了。當然，我們對這種情況的更準確說法，應稱人民幣是可兌換的，因為這是中國政府的承諾;而美國政府沒有這樣的承諾，美元就是不可兌換的。我們應該敦促美國政府做出承諾，提高美元對人民幣的可兌換性，而不是檢討人民幣的可兌換性。

　　國內最早主張推進人民幣可兌換的周小川行長在1993年出版的專著《走向人民幣兌換》一書的第一頁第一句話，就是定義貨幣可兌換為一種貨幣兌換別種貨幣或支付手段的能力[5]，這里所說的能力，顯然是指實際能力。按照這種定義，美元兌換人民幣的實際能力來自中國政府的兌換操作，而人民幣兌換美元的能力受到限制，源于美國政府不做這樣的兌換操作，要想提高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實際能力，就必須要求美國政府做這樣的兌換操作。

　　美元和其他西方貨幣之間的可兌換性,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同盟關系下簽訂的《資本流動自由化通則》協定，從而相互承諾有限開放資本項貨幣流動的，美國并沒有對中國做這樣的承諾，也不會對中國做這樣的承諾，即使做出了承諾，也會選擇性地兌現，包括不兌現;這是不同的國家關系所決定的。我們不能指望美國會對等對待盟友和戰略對手。指望美國政府負責人民幣兌換美元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對等降低美元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才能限制我們的貨幣主權被美國單方面侵犯。

　　二、美國精英定義和要求的人民幣可兌換狀況分析

　　當然，現在西方精英并不這樣定義貨幣可兌換性，現在的貨幣可兌換并不討論貨幣是否實際可兌換，而是討論政府對兌換是否管制，是否限制貨幣進出市場或者說出入國境，簡單說，貨幣兌換是否市場化了。美國精英向各國推銷的華盛頓共識，其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6]，認為市場化就可以自動地配置好資源，從而給人類提供最大的福利，那些人為干預行為，都將破壞市場化帶來的最佳資源配置，從而降低人們的福利，是應受譴責的。美國高官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經常指責中國政府人為操縱匯率，就是這種邏輯。這種理論似乎認為市場的交易者不是人類，而是神仙或魔鬼了。

　　雖然沒有一個國家承諾完全的貨幣兌換市場化，包括美國自己，總是有一些管制措施，也就是說,不存在貨幣自由兌換。人們轉而用貨幣可兌換來討論部分管制、部分市場化的貨幣兌換。在貨幣可兌換的標準上，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7, 8]。至于這種定義下的貨幣兌換，能否實現實際的貨幣可兌換，在信奉自由市場理論的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不成問題的。

　　現實中，我們持有的外匯，不論是政府還是個人，大都在外國銀行，持有的現鈔所占比例較小，在貨幣兌換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在個人或法人有權持有外匯以后，人們交換的多是是外匯所有權，不需外匯出入境，政府實際上已經無法限制其出入境了。只有政府儲備的外匯，其所有權在政府手里。雖然這些外匯儲備實際大都存在境外的，但是，這些外匯儲備的使用權還在中國政府手里，我們還稱它們在中國境內。

　　2008年我國政府修改外匯管理條例，取消強制結匯，規定個人或法人可以持有外匯，自行選擇將其留在境內或境外，已經取消了對民間的貨幣兌換和出入境限制，也就是說已經實現了貨幣兌換市場化了。條例第九條規定：境內機構、境內個人的外匯收入可以調回境內或者存放境外;調回境內或者存放境外的條件、期限等，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根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管理的需要作出規定。問題在于即使將外匯調入境內，并不意味著外匯現鈔從國外調入境內了，只是要求將外匯儲備“存入”國內銀行，國內銀行仍然將這筆外匯存在國外。最近幾年來，外匯儲備量過大的情況下，制定這個規定的主要考慮，就是減少政府持有外匯，更是這種情況。今后出現外匯枯竭危機的時候，也許會強制執行調回外匯的規定，但這是國際通行做法。

　　美國精英批評中國限制外匯出入境，批評的不是限制民間的外匯資金出入境，不能自由地參與國內的貨幣兌換交易，因為這種批評是不存在的;而是批評中國政府手里的外匯儲備不能按照美國資本家的要求，自由地被換走。美國精英希望和要求的人民幣可兌換與其所定義的顯然是不同的。

　　我們也確實可以在美國或中國市場上進行民間的貨幣兌換，但這種貨幣兌換的交易量與中國政府承諾并實施的通過中國的銀行進行的貨幣兌換交易量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沒有中國政府實際參與的貨幣兌換，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市場可兌換性基本沒有多少意義，這必然將極大地影響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活動，尤其我們的經濟已經融入西方經濟以后。當然，因美國不事工業消費品生產，主要依賴進口，很大部分進口來自中國，從而也必然嚴重影響美國的物價穩定和社會穩定。這是我們的大宗工業產品生產能力大占世界一半所決定的。

　　現在美國還在繼續要求中國，推進資本項人民幣兌換市場化，這實際上是進一步要求中國政府必須被動地使用自己手里的貨幣兌換的使用權。本來政府作為市場上貨幣兌換交易的參與者，有權規定自己參與交易兌現的條件，不符合這個條件的交易，政府就不參與交易，這是任何交易者都擁有的權力。現在西方對中國政府的指責，不僅要剝奪中國政府管理國家貨幣主權的權力，而且要剝奪中國政府作為貨幣交易參與者的權力，只能被動地參與交易。當有人申請與中國政府進行貨幣兌換交易后，西方精英其實是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參與，甚至連交易中的價格也要有他人來決定——所謂匯率市場化就是由市場來決定貨幣交換比例，政府不得參與，參與了就是干涉匯率。

　　中國的當政者似乎也非常認同西方要求交出政府參與貨幣交易的權力。2009年初，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先生提出將中國政府手里一半的外匯儲備分給老百姓。央行在官方網站上批評這種建議時說[9]，老百姓拿分來的外匯換人民幣，央行必須增發人民幣換外匯，這會導致基礎貨幣增加，引起通貨膨脹。該觀點實際是認為，任何人申請將外匯換成人民幣，央行都必須增發人民幣完成兌換，這不僅交出了央行代表政府行使的貨幣交易權，而且交出了貨幣增發主權，讓任何人，只要有外匯，都可以使用我國的貨幣增發主權，雖然其使用權的唯一所有者應是政府，國家通過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持政府使用欠條當市場交易工具，也就是老百姓眼中的錢。現實中，央行也基本按照這個原則執行的。

　　按照市場化原則，任何人拿著外匯，都應該去市場兌換人民幣，政府作為市場交易者之一，有權按照自己的要求參與交易，也有權拒絕參與交易。申請者找不到交易者，也不能強買強賣，逼迫政府交易，更不應該讓政府印錢交易。政府參與交易，應該用財政收入換美元，財政收入不足，可以選擇不參與交易，讓拿著美元兌換人民幣的交易者到市場找交易者。

　　各國的央行法都禁止央行印錢購買外匯的，美國央行可以參與貨幣兌換交易，但實質是代表美國政府財政部執行授權的貨幣兌換交易，所使用的本國或外國貨幣都是美國財政部的資金，美國聯邦儲備法禁止美國央行使用貨幣增發權力購買外匯[10]。

　　當然，從人民幣增發依據這個角度來看，就比較容易理解央行的做法了。金本位時期，央行以儲備的黃金來發行貨幣，任何人拿黃金到央行，央行都應該印貨幣兌現黃金，這是因為本來人們習慣使用黃金做貨幣，紙幣是替代黃金做貨幣的黃金欠條，方便交易的。在法定貨幣時代，西方各國政府早已廢棄了這一做法，即使在布雷頓森林時期，西方貨幣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美元為本位的，西方國家也不會印貨幣來兌換美元，政府主要拿財政收入進行兌換，并而嚴格限制兌換的條件。

　　自1995年我國修改央行法，禁止政府向央行借錢以來，一直實行依據外匯儲備增發貨幣[11]，也就是說，外國貨幣，主要是西方國家貨幣是人民幣的本位貨幣，是人民幣增發的依據，任何人拿著西方國家貨幣到中國央行，央行就增印人民幣兌換，將增發人民幣交給外幣持有者。而換來的外國貨幣，按照央行在官方網站上的解釋，政府不能無償使用[9];按照金融專家的解釋[12],“花”我國外匯儲備的兩大原則：一是有償使用;一是境外使用。所謂境外使用，主要指境外投資。其實際原因，按曾擔任央行專家委員會委員的周其仁教授的解釋，外匯儲備是人民幣發行依據[13]，暗示是不能花的，只能購買外國政府國債，以便保值增值，如果花了，國內發行人民幣就沒有依據了;如果突破了這種模式，就有可能造成貨幣泛濫，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了。

　　這種增發模式本是西方殖民者為殖民地設計的貨幣發行模式，方便殖民者從殖民地掠奪財富。在這種模式下，市場上流通的每一分人民幣都對應央行儲備的西方貨幣，人民幣就成了西方貨幣的代用券了。由于外國貨幣來源于外國政府控制的央行，增發主權就基本交給了西方政府，主要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印美元，就可以借給美國資本家，從中國央行獲得增發人民幣，購買中國的工廠，控制中國的經濟資源。

　　在這種增發模式下，由于任何人都有權要求拿美元換央行增印的人民幣，政府必然成為貨幣兌換不可缺少的被動交易者。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我們顯然無法做到西方定義的人民幣兌換市場化，包括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了。因此，依據外匯儲備增發貨幣與人民幣兌換市場化是矛盾的，兩者只能居其一。

　　最近10多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節節增高，這固然是政府采用一系列政策鼓勵財富換美元的結果，也與央行主管官員采用依據外匯儲備增發人民幣政策有關。在這種增發模式下，外匯儲備不能增加，人民幣就無法增發，市場上貨幣就會緊張，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經濟就會蕭條。1998年東南亞危機期間，中國出口受阻，外匯儲備難以增長，國內貨幣十分緊張，政府不得不到美國市場發行債券，從美國貨幣市場高利率借錢[14]，以增加外匯儲備。而當時從美國市場高利率借來的美元，主要用來購買低利率的美國國債，等于免費向美國政府提供補貼。

　　從美元兌換人民幣角度來看，中國政府的行動雖然不符合美國精英定義的貨幣可兌換，卻符合美國精英所要求的“貨幣可兌換”了，但是，在中國的美國資本家要求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時，中國政府還沒有答應被動地參與這個交易，所以，美國精英還在批評中國政府沒有實行“人民幣可兌換”。也就是說，美國精英還要求中國政府被動地參與人民幣兌換美元的交易，要求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時，政府必須無條件地提供美元完成兌換交易，將貨幣兌換權完全交給交易另一方。

　　中國金融界的當政者似乎也非常贊同這個要求，一再提出要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在2012年12月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主張人民幣自由化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說[15]，“中國落實資本項可兌換，將是正當可兌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新興市場國家還可以有一些額外的管理，首先需要具備反洗錢的功能;第二也要考慮過量使用避稅天堂的行為;第三，允許臨時性的危機對策”。周小川先生在這里闡述的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的目標等于基本沒有限制地被動參與貨幣兌換，還無中生有地暗示，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協定的要求。但是，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無權要求中國這樣做，我們如何參與貨幣兌換，這是我們的自主權力[7]，即使按照美國精英定義的貨幣兌換市場化原則，也不能奪走這個權力。周小川先生在講話中[15]，又明顯矛盾地指出，“目前國際上對 資本項目可兌換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所以實際上可能是一個有一定模糊性的目標”。既然各國對資本項目可兌換都沒有明確定義，執行的情況也肯定是千差萬別， 周行長又如何能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中國的要求較少?又怎么可能是國際協議的要求?難道國際社會制定的國際協議，連協議內容都是模糊不清、無法遵守的?

　　三、政策建議

　　我們應理直氣壯地維護政府的權力，包括參與貨幣兌換市場交易的權力和維護貨幣主權的權力，央行應立刻停止實施任何形式的被動貨幣兌換，尤其禁止央行增發的人民幣兌換外國貨幣。人大應盡快修改中國人民銀行法，禁止央行使用增發貨幣購買外匯，以便收回人民幣增發主權。

　　由于西方國家實行的是低通貨膨脹政策，也就是貨幣是不斷自動貶值的，所以外匯儲備本質上是我們拿物資或國內工廠換來的自動貶值的欠條。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持有外匯等于持有外國政府開出的欠條，對應的就是外國資本家持有我們的各種經濟資源，從而控制我們的經濟，我們應盡量減少持有外匯。

　　在美國政府控制下，國際貿易中某些重要物資交易主要采用美元結算。雖然美元是現在國際貿易中不可缺少的交易工具，但是，西方國家并不儲備大量美元，更多的是儲備黃金和免費分配的特別提款權。例如，按照德國政府提供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料[16]，到2014年六月底，德國的儲備資產總計2089.9億美元，其中黃金儲備為1428.6億美元，外國貨幣(主要是美元計價的證券)僅有377.26億美元。雖然德國的對外貿易量與我國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德國儲備的外匯不到我國的百分之一。

　　國際貿易主要目的是產品的交換，不是拿產品換外國貨幣，況且現代所謂外國貨幣實際上是外國政府不承諾兌現的自動賴帳欠條，不是過去外國政府承諾兌現的黃金欠條了。美國大學教科書[17]也清楚地指出，國際貿易應遵循貿易平衡政策，否則會帶來大量損失和風險。2009年3月1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國記者提問時指出:“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

　　我們儲備的美元欠條中的大部分是美國銀行帳號上的數字，大都在美國人手里，美國可以有多種理由隨時凍結或沒收。例如，不久前卡扎菲和薩達姆都被西方凍結了數百億美元資金。依據外匯儲備增發貨幣，儲備大量外匯，等于貨幣增發依據在美帝手里，讓美國綁架了我們的金融和經濟主權。

　　儲備大量美元的原因之一，是依據外匯儲備增發人民幣，卻使人民幣成為美元代用券，使美國政府免費奪走了中國的人民幣增發主權，這是主管金融高官實施的錯誤增發模式，必須盡快糾正，將人民幣增發與外匯儲備脫鉤，以便能夠花出外匯儲備，大幅度減少外匯儲備。

　　現代西方國家都依據國債和商業債券發行貨幣[18]，由央行根據市場上的貨幣需要，自主決定貨幣增發量和增發時間。通常通過央行增發貨幣到貨幣市場來購買國債或商業債券，主要用來購買國債。政府行政部門或商業機構無權要求央行使用增發貨幣購買國債或商業債券。

　　建議央行學習西方央行的貨幣增發模式，以國債和商業債券為主要增發依據。本來人民幣以國內生產力為依據,發行人民幣是國內市場經濟運轉的需要,會一直存在于經濟系統中,是不需要外來的依據的。也就是說，對應的沒有償還的國債會一直存在，如果償還到貨幣量少于經濟發展需要，就會導致貨幣通縮，帶來經濟緊縮甚至走向崩潰。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貨幣發行量與國內市場內出售的產品量是成正相關的。依據美元增發貨幣，等于出口產品換美元，國內市場上產品減少了，反而增發貨幣，等于在兩方面促進物價增長，這是最近幾年物價上漲過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依據國債增發貨幣模式下，我們可以按下述方式處理當前這種情況。從最新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來看[19]，到2014年5月末，我國外匯占款，對應國家手里的外匯和外匯資產，一共為28.0382萬億，對應的外匯儲備一共為3.98389萬億美元。建議讓國務院開出對應外匯占款28.0382萬億的欠條或者是國債交給央行，可以分為兌現期限不同的多張國債，而央行手里的外匯儲備3.98389萬億美元資金就屬于國務院財政所有，作為特例，一次性解決目前因錯誤的貨幣增發模式帶來的問題。今后國債到期，央行可以從政府回收貨幣，同時也可以根據國內經濟形勢需要，繼續增發貨幣，到貨幣市場購買國債，調節基礎貨幣數量。今后外匯管理局代表國務院參與市場貨幣兌換交易，使用外匯儲備和財政部人民幣資金，不再與人民幣增發相關。

　　由于我們借外債利率超過我們購買的美國國債利率，也超過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利潤率，沒有上述討論的人民幣增發依據的限制，從經濟效益出發，國務院應該盡快使用外匯儲備首先償付現有的外債約9000億美元。

　　當前我國外匯儲備過多的直接原因，正如余永定先生指出[20]，中國的出口鼓勵政策，包括低人民幣匯率和出口退稅，導致中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順差，中國的引資優惠政策則導致中國的資本項目順差;必須調整這種政策才能解決當前我國外匯儲備過多問題。

　　在我國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情況下，外國資本家到中國投資的資金實際來自我國政府。我們拿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提高給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據此增發美元借給美國資本家。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法德政府官員和金融專家就批評[21],美國貿易逆差下的投資資金，實際是法國和德國貿易順差，儲存在美國的美元，等于是法國和德國提供的;還更進一步指出，美國人拿印刷的美元，讓他國接受為投資，實際等于讓他國承認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外來投資有害我國經濟，賈根良教授曾總結了外來投資的十大危害[22]。國內金融專家也多有批評，余永定先生一直對此持批評意見，并注意到，1983年就有人指出，大力吸引外資同時，保持貿易順差不合邏輯[20]。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平等對待內外企業，此后，人大立法禁止歧視，但是，直到最近，我國國務院和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時時出臺優惠外資政策。我國人大應督促國務院和地方政府嚴格執行國家法律，廢棄優惠引進外資政策，減少外國貨幣進入中國控制經濟資源，防止對外資的優惠，以減少外來投資，促進外資流出。人大和國務院應依據法律和政策，加強執行力度，促進外來投資的流出，使外國資本家控制的中國境內資產轉移到中國人手里。

　　國家應制定促進進口的政策，以便產生貿易逆差，最終實行貿易平衡政策。貿易逆差就會減少外匯儲備，同時增加物資進口，國務院應積極推動并主動參與這一過程，政府手里的外匯儲備就會兌換成人民幣，成為國務院的人民幣資金。因此，在這兩項政策下，除了償還外債外，隨著外匯儲備的逐步減少，考慮匯率變化，國務院應逐漸多出總計約10萬億元人民幣資金。

　　在禁止央行增印人民幣兌換美元，貨幣兌換市場化制度安排下，大量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將只能通過貨幣兌換市場來兌換成人民幣了，加上促進進口的貿易政策，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增加，建議政府積極介入,大幅度一次性提高政府買入出口所得外匯的人民幣匯率到購買力平均匯率，解決低人民幣匯率導致的出口低價賤賣問題。這將引發出口企業成本猛漲，從而自動減少出口和貿易順差，同時使出口企業大面積倒閉，其中大部分是外資企業，從而可以順利地消滅大量外企。帶來的副作用是失業人口大增。

　　但即使失業率大增，我國也無法與美國和西方相比。美國和西方的婦女大都不工作，自愿失業者不計入失業，實際失業率高達50%以上。一個社會真正重要的是保證底層老百姓的生存。美國失業者大都有房有車，年收入不低于人民幣10萬元，多于中國大多數大學教授。這是美國政府提供的。我國生產了世界約一半的工業消費品和工業基礎產品，而美國基本不生產工業消費品，工業基礎產品也大量進口，美國的老百姓收入遠大于中國老百姓，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分配制度嚴重偏向資本家，而美國政府向資本家收取遺產稅，房產稅等，通過免費向普通老百姓提供生活保障，從而偏向普通老百姓。不計地方政府向普通老百姓的支出，美國聯邦政府在2002年的福利支出就超過政府總支出40%[23]。我國2013年社會保障支出,包括房建設和醫療保障,扣除行政事業單位退休金,僅占政府財政總支出14.3%[24]。我們大量過剩產品通過促進出口政策，低價賤賣給了西方，加上西方在我國的企業所獲得利潤，導致我國的資源財富嚴重流失。我們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購買力平價匯率估算，近年來每年損失超過1萬億美元[25]，最多一年損失高達2.9萬億美元，最近10年總共損失近20多萬億美元。中國科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26]估算，2011年我國流失的財富高達3.66萬億美元，超過當年國民產值一半。

　　我們與其搞促進出口政策，低價賤賣產品換外國政府開出的貨幣白條，不與減少出口，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大幅度提高老百姓基本福利待遇，同時應提高資本利得稅，降低資本所得，從而不僅保證底層老百姓的生存，維護社會的穩定，而且提高了國內消費能力，增加國內消費市場，從而解決國內產品過剩問題，維護了經濟循環的正常進行和物資的內部循環，減少了損失，保證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的企業和銀行效益差，負債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普通老百姓收入低，不可能購買給企業和銀行留下較大利潤的產品。目前我國生產力嚴重過剩，還要繼續通過二次分配補貼資本，只能增加過剩生產能力。只有分配向勞動者傾斜，逐步大幅度提高底層老百姓收入，才能擴大社會購買力，提高國內市場容量，改善企業效益，促進經濟走向可持續發展。

　　國務院推進減少外匯儲備而得到的人民幣資金，一部分應用于底層老百姓的福利保障，這部分資金會很快用于消費，而進入資本家口袋，國家又可以從資本家手里收稅，推動經濟循環。另一部分資金應用于償還央行的債券。在外部市場減小的情況下，國內實際生產量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衰退，基礎貨幣需要量會減少，從而要求國務院收回部分債券。此外，國家財政收入應主要通過二次分配，提供給普通老百姓，提高國內購買力和市場容量，不應分配給資本家，提高本已過剩的生產能力，從而導致更大的過剩，帶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或向國外輸送財富換外國政府開出的自動貶值的不兌現貨幣欠條。

　　外匯儲備的另一個用途是推動國內企業購買國外的資產，展開境外投資活動。我們應在友好和穩定的周邊國家進行投資。國家應積極影響相關國家，保障我們投資的資產安全。

　　由于美國通過軍事控制，經濟和文化侵略等手段，造成某些重要物資的國際貿易，例如石油，主要采用美元結算，人民幣和美元地位嚴重不對等。貨幣兌換市場化，必然導致美元入侵中國的貨幣主權。要進一步降低貨幣主權被侵犯的程度，我們就必須實行外匯管制政策，這應是我們下個階段的改革完善金融制度的重要目標。

　　(作者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環境專業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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