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告別“摸著石頭過河”，正走在“中國道路”上。“中國夢”似乎在不太遠的地方招手。

　　這條路充滿挑戰，不安全感如影隨形。對于官方來說，特別要防御一些可以想象到，或本來就在想象之中的“安全事故”的發生。

　　有一個挑戰如期而至。

　　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公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要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分。這將終結中國幾十年的城鄉隔離。在城鎮化、維持經濟增長這兩個背景下，中國的社會格局在經過了改革開放30多年后，第一次加速度地進行重構。

　　在社會分層中，屬于下層社會的人群，將從制度和市場的邊緣地帶，被全方位地嵌進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中，黑壓壓的社會下層將和社會中層、上層共處于一個社會空間，這個空間已經有富人區、中產階層小區，但不知會不會有貧民窟。

　　下層社會總是讓人感覺既熟悉又陌生。當新的社會格局正在形成，他們會有什么變化呢?對中國的走向又會產生何種影響?

　　誰是社會下層?

　　社會分層是一種客觀存在。任何一個社會，從階層上來說，總存在一個“上層-中層-下層”的結構，每個人在這個結構中，有一個屬于他的“社會位置”，從中得到或失去，成功或失敗，幸運或倒霉。

　　這個結構一定是不平等的，但不一定不公平。我們可以對階層的世襲表示極大的憤慨，也可以指責官員、富人的子女在教育和機會上，利用其地位優勢占了便宜，但如果一個人是通過努力奮斗攀爬到了社會上層，我們對此還能說什么呢?

　　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社會分層大師們都會有這樣的思路：當我們說到某一個階層的時候，要問一問的就是：他們是些什么人，在這個社會中有，或沒有什么?因為正是他們有了什么，或沒有什么，才如此這般。

　　關于中產階層已經有太多的研究。他們是很多群體的集合：公司白領、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各種中小企業老板、企業管理人員，等等。雖然在經濟上，中產早有“下層化”的跡象，但在社會階層結構上仍是中層。一個公務員、一個公司白領，從骨子里就不會把自己和農民工認同為同一個階層。他們也不是一伙的。

　　社會下層呢?他們是誰?

　　在各種話語中，人們習慣了把中產階層以下的某些群體稱之為“底層”。但這個概念并不是社會分層意義上的，而是在隱含價值取向的前提下，指的社會處境。人們的處境值得同情。但用“社會下層”這個概念更能描畫出一幅準確的社會學肖像。

　　下層社會從概括上，起碼囊括了這些人：農民、新生代產業工人、“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員工(比如超市普通員工)、擁有城市戶籍的貧民(家庭收入低于所在城市平均水平，需要購買或租住保障房)、非壟斷國有企業的普通員工、低保戶、小販、下崗工人、流浪漢、被遺棄的老人和孩子、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的小混混、站街失足女……相對于社會中層、上層來說，社會下層的群體、階層構成要龐雜得多。他們共同的特征是無權、無余錢、無高學歷。換言之，在中國，權力群體、資本群體、知識群體，在階層地位上，混得最慘至少都是中產階層。

　　《南風窗》記者不打算討論處于社會灰色地帶的邊緣群體，比如小混混、失足女。另外，也不把目光放在下崗工人、低保戶身上—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他們或是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或對社會結構沒有什么沖擊。至于被遺棄的老人和孩子，則已經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對接下來的社會走向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我們關注的，是構成龐大的下層社會，在制度和市場上都處于較低地位的各個階層、群體，諸如上面所說的農民、新生代產業工人、城市貧民、“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員工、非壟斷國企普通員工。他們是這個社會創造財富的階層，而非寄生階層。這是中國人數最多的社會層級，當他們被整合進“上層-中層-下層”的階層結構，進入主流社會空間，新的問題就來了。

　　一個社會要維持它的秩序，尤其是，國家權力要維持它對社會的治理秩序，必然要進行社會控制。而社會控制的“重中之重”就是對下層社會的控制、防御。當在制度上、社會空間上、經濟結構上消除了對下層社會的區隔，社會下層和中層、上層在同一個社會空間里“相遇”時，如何確保他們不沖擊到既有的社會秩序、治理秩序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思路：在經濟結構上容納社會下層(因為已經離不開他們，也不能讓他們游離于經濟結構之外成為流民)，盡可能改善他們的階層處境，同時，大力傳播主流價值觀，使他們能夠形成牢固的政治認同。這是一個具有遠見的戰略。

　　但并不能排除別的可能性發生。搞得好，中國新的社會格局的重構會非常順利;搞得一般般，下層社會中的原子化個體，仍然會按照他們的行為邏輯行事，但沖擊到的，正如今天一樣，并非國家權力。搞得不好，社會下層可能會和別的階層一起，成為沖擊秩序的強大力量。

　　可能的“內爆”?

　　在歷史上，中國發生過的農民起義都有一個特征：是一幫被甩到社會結構邊緣或之外，被從經濟結構中剝離的人干的;同時，這幫人并沒有大規模地進入主流的社會空間。

　　但現在明顯不一樣了。在網絡上，經常可以見到北京、上海等地“土著”的排外聲音，他們所討厭的“低素質外地人”，更多的是社會下層。但很遺憾，小到每個城市社會，大到中國的經濟—從而也是社會和政治—能夠正常運轉，已經離不開這些人了。他們不僅不再離開，而且還會作為一股不知道是福是禍的力量存在。

　　我們來看一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上層-中層-下層”的階層結構在社會空間里是如何演變的。

　　1958年，中國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形成。城市和農村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同時又都被國家權力強有力地控制。在城市內部，社會下層或者有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或者被全方位地納入防御的網絡里。所以在那個時候，他們雖然人數極其龐大，但和中層、上層有著制度和地理上的隔離，大家并不共處同一個社會空間，無論在社會下層那兒發生什么，對中層、上層都影響不大。換句話說，他們的命運，并不能影響到別人的命運。

　　改革開放后，這一制度和地理上的隔離被打破，允許農民出來打工了，城市里的社會下層，也可以做生意了。這一社會流動開啟了中國階層結構的局部洗牌，在制度分配資源的同時，市場也有了分配資源的強大功能。

　　但直到“80后”成為打工主力之前，社會下層進入主流的社會空間仍然是零星的，多是做保姆的進入，絕大多數人只能待在工廠區，工地里，同時，還要遭受暫住證的盤查，倒霉的話還會被收容遣送。就是說，主流社會對于社會下層高度防御，雖然把他們視為經濟發展的原材料，但在社會結構上仍然是排斥的。而即使他們支撐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只是一堆可以隨時更換的零件，城市并沒有預留他們的位置。

　　當“80后”成為打工主力，時間已經進入了21世紀。他們帶來的巨大變化是，從此進入了城市的主流社會空間，不僅大規模地進工廠，還大規模地進入服務業;不僅住在工廠區，還住在城中村或集體宿舍。他們的生活和城市市民有了更多的交集。

　　沿著這一路徑，“90后”又推進了一步，無法回到農村的他們，把自己粘連進了城市社會的肌體里。同時，中國的社會格局開始變成了這樣：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很多人通過買房而在市場的意義上“市民化”，社會各階層共處于同一個社會空間，同坐一輛車，一同走在大街上，甚至一起住在某些小區里。可以說，除了制度還在設置種種壁壘進行排斥外，社會下層已經不是主流社會的過客了。社會的階層結構，不再像過去那樣分布于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而是在同一個空間里，并且階層構成悄然發生變化：現在的中產階層不再是過去的中產階層，現在的“外來務工人員”，也不再是過去的農民工了。

　　當社會、經濟演化到了這樣的階段，意味著什么呢?中國需要對各階層進行社會整合，城鎮化的推出、城鄉二元體制的破除、收入分配改革的實施，是社會演化符合邏輯的結果。只有把社會下層視為享有平等權利的國民，改善他們的階層處境，在階層地位上把更多人往上提升，中國才可能在社會格局重構后脫胎換骨。但它同時也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如果有什么亂子的話，那么，不再像過去那樣了，而是從社會結構的內部沖擊的，是一種“內爆”，換言之，是“社會”爛了后再沖擊其他—這無形中放大了殺傷力，但愿它不要超出我們的想象。

　　陌生的行為邏輯

　　這涉及社會下層的認知世界和行為邏輯。在某些條件中，他們會干些什么?又不會去干些什么?

　　作為社會“內爆”的一種初步癥狀，社會下層的失意者燒公交車、在大街上砍人，讓很多人在憤怒的同時也難以理解。他們為什么要去傷害無辜者?常理根本無法解釋。

　　個體行為如此，可能的大規模群體行動，恐怕也是。

　　社會下層作為抽象的龐大群體，原子化則渺如塵埃，聚合為心理群體、組織群體則具有改造世界的驚人能量。在中產階層社會(比如歐美、東亞的發達國家)，由于是中產階層人數最多，社會下層對政治結構、社會走向的影響相對有限，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中期前，社會下層一直是重點被防御、被同情、被利用，當然也是被研究的對象。

　　最起碼，現在中國的中上層精英對社會下層有兩種典型反應。它們既來自于“階層偏見”，也來自于此前的一些研究，比如來自于馬克思主義，來自于法國政治心理學家勒龐，來自于柏拉圖，等等，還來自于現代的反民主“傳統”。

　　其中一種反應是把社會下層視為同情的對象，他們生活艱難，被壓榨，被羞辱。因為這種處境，他們的存在就是一種道德資源。他們要改變自己的階層命運，必須通過有組織的抗爭。但是，這一反應預設，社會下層缺乏自組織能力，需要有精英的參與和引導。

　　還有一種反應是把社會下層視為防御的對象，他們懶惰、愚昧、傾向于暴力，是“烏合之眾”，是“民粹主義政治”的群體基礎，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反應有一點殊途同歸：都不認為社會下層可以理性地自我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精英的思維。

　　不能說它們在事實判斷的意義上是錯的。但是，它們對現在中國社會下層的行為邏輯沒有什么解釋力。時代、社會背景、人群，都不一樣了，把社會下層視為“革命群眾”和“暴民”在判斷上都是錯的。事實是，他們作為一堆社會原子，已經不具有傳統的那種行為邏輯。

　　有幾個特征決定了這一點。

　　社會下層進入主流的社會空間，是沒有“根”的，因此高度原子化，缺乏階層認同，感覺到渺小和無力。他們眼中的世界，更多只是經驗中的世界，而不是社會中層、上層眼中的世界，他們和這個社會的關系，主要是和能夠接觸到的人的關系。他們對世界所做出的反應是無序的，更多具有心理反應的特征，或者忍著，或者要爆發，追求的也只是短暫的、無特定目標的發泄。

　　換句話說，這幫人即使要沖擊社會，心理上也是針對“所有人”，而在實際上，針對的只是那些和他在生活空間上有交集的人，而不是“秩序”這么一個東西。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下層不像中產階層和社會上層是理性和利益動物，而更多是一種心理動物。

　　另外，他們進入主流的社會空間，是依附于市場而進入的，早接受了市場所玩的那一套，并被嵌進了社會利益食物鏈和心理食物鏈的較低位置里。這一套東西和“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有著巨大的差別。他們從骨子里就渴望自己能夠往上攀爬，但采用的并不是“推倒重來”的方式。即使他們深度受挫，壓抑和怨恨，從而和富人之類的人有對立和沖突，也只是社會意義上而不是階層意義上的對立，是混亂、無序的社會沖突而不是針對性強的階層沖突。他們既不按前面所說的第二種反應所害怕的方向走，也不是第一種反應所想象的那樣。

　　社會下層長期游離于政治結構之外，也影響到他們的行為邏輯：對社會事件有興趣，而對制度并無熱情。其對政治的影響，不像中產階層那樣通過觀念、理性的行為直接指向制度和政策。他們唯一的影響力只是肉身，是通過“社會影響”來影響政治。在社會下層面前，“社會”總是要先擋子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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