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對燕京學堂的設計中，“中國學”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最近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公示了“中國學自主設置交叉學科論證方案”，就“中國學”的學科內涵、理論基礎、研究方向及研究內容，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和說明。頗為引人注目的是，論證方案中提到國外也有類似“中國學”的“以自身社會和文明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并且特意舉出所謂“美國學”，在美國已有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姑且不論這種以外國也有來論證自身正當性的心態，與“中國學”標舉的主體性自相矛盾，單就主事者對“美國學”的理解和定位而言，就存在著諸多偏差。

　　所謂 “美國學”(American Studies)，一般譯作“美國研究”，國內學界并不陌生。放棄通用譯名，采用“美國學”這一新名詞，目的顯然是為“中國學”尋找某種作為支援的對應物。拋開這一動機不談，僅就翻譯的字面而言，在中文語境中，“研究”與“學”也包含著不同的指向，前者主要指較為寬泛和富于彈性的領域，后者則更多地帶有將某一類學術研究體制化的意味。從美國研究自身的歷史來看，“美國研究”作為譯名更切合American Studies的實際。事實上，美國研究最初就發起于學院之外，可以說它一開始正是反學科的。帕靈頓是公認的美國研究的奠基者，其代表作《美國思想中的主潮》奠定了美國研究的基本范式。這部巨著是帕靈頓歷經14年獨立完成的，在多次遭到出版商的拒絕后，直到1927年作者56歲時才出版。帕靈頓的美國思想史研究，致力于從跨學科的視角探討作為整體的美國文化，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著述體例，都與當時美國主流的學科體制格格不入，因而在學院內難覓知音。

　　20世紀30年代，在米勒等人的努力下，美國研究開始進入學院體制。1931年，威廉姆斯在耶魯開設了“美國思想與文明”課程，這是美國大學中最早的美國研究課程。到1947年，超過60所學院機構在本科教學中開設了美國研究課程。美國研究從一開始就不是人為設立的學科，而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后來的學科化與其說是學院體制的自覺建構，不如說是一個影響日益擴大的思想運動向學院體制滲透的結果。美國研究的興起和繁榮，是和一戰后美國的自我定位和自我理解密切相關的。從事美國研究的學者，以解釋美國經驗和探求“美國心靈”為職志。歐洲文明的衰落，激發了美國知識分子對美國自身主體性的探求，所謂“美國心靈”，就是建立在一片新大陸上的充滿希望、理想和創造力的精神氣質，它擺脫了舊歐洲的束縛，在一塊擁有無窮機會的土地上展望自己的未來。

　　從美國研究的歷史來看，早期的美國研究并沒有以國際化為目標，反而有意回避歐洲的存在，著力解釋美國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塑造以美國特性為核心的主體性。對美國文化主體性的強調，甚至發展到了“美國例外論”的程度。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研究的經典范式開始受到挑戰，新興的亞文化研究(包括黑人研究、流行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等)對美國研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美國是一個統合的整體的觀念遭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美國研究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到了80年代，在新的全球化視野中，美國研究的國際性維度日漸凸顯，美國學者也開始關注美國之外的美國研究。無論經歷了怎樣的范式轉換，美國研究聚焦于美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經驗這一基調并未改變，即使是國際化，也是通過發掘其他國家的美國研究來豐富美國的自我認識。很難想象，有哪一所美國大學會考慮使用一門外語來講授美國研究課程，并把招收國際學生放在生源要求的第一位。

　　如果說美國研究對中國自身的人文社科研究有某種啟示的話，那應該是自覺地立足本土傳統和經驗，探求本國的文化主體性，而絕非用所謂的“美國學”來為“中國學”張目。與美國研究的歷史和內在理路恰恰相反，“中國學”的建構以國際化為內在前提，其結果不是主體性的彰顯而是主體性的失落。以前者來論證后者，無異南轅北轍，反而暴露出設計者對美國研究的無知，對于一心與國際接軌的北大校方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原標題：“美國學”能證明“中國學”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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