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哲學家呂克•費希所著的《什么是好生活》一書的序言《我們的白日夢：成功，倦怠，以及嫉妒》，首先從弗洛伊德的演說稿《創作家與白日夢》講起，認為精神生活是“幻想有時構筑的‘白日夢’和‘西班牙城堡’，以補償現實生活給我們造成的挫折感。”接著引述了弗洛伊德所虛構的一個窮苦的孤兒如何深得新雇主歡心如何娶了這家年輕漂亮的女兒最后又如何做了他的繼承人終于飛黃騰達擺脫窮苦身份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內容對我們來說，其實并不新鮮，在中國古代的傳說、民間故事中，類似的多的是。小時候在山上放牛，就曾幻想著能遇上田螺姑娘;讀《柳毅傳》，又盼望著能遇見小龍女。結果誰都沒遇上，我依舊放我的牛，但一天似乎過得很愉快;雖然那時并不知道弗洛伊德是何許人，所謂的“白日夢”又是什么。

　　而如今，當打開我們的電視，但見屏幕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夢想秀”： 《我是歌手》、《中國好歌曲》、《最強大腦》、《私人訂制》、《笑傲江湖》、《中國達人秀》、《中國好聲音》、《超級演說家》、《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等。加之較早一點的“超男超女”、“快男快女”，還可以算上各類的相親節目、各類的歌舞和電視劇(以趙本山《鄉村愛情系列》為最)，名字五花八門，換了一個又一個，但唯一不變的主題，就是造夢。稱之為“型號各異的造夢機”，并不為過。這些“追夢人”相信夢想，相信奇跡，相信丑小鴨也能變成白天鵝，相信屌絲也能逆襲成功成為土豪成為名流成為上層人物達官顯貴的。

　　不是沒有個例，但也僅僅是個例而已，不具有普遍意義。在這一點上，早在19世紀30年代，巴爾扎克在《高老頭》里就寫得很清楚，新近躥紅大熱的托馬斯•皮克提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也提到了這位著名的“同鄉”前輩。伏脫冷把自己的那一套人生哲學、生存法則介紹給拉斯蒂涅說，“認為在社會上通過學習、天賦和勤奮就能成功，那簡直是異想天開。”經濟學家奈特也曾說過，決定一個人是窮還是富有三個要素：出身、運氣和努力，而這第三個要素“努力”，恰恰是最不重要最微不足道的。是的，游戲總得要玩下去，規則下總要有幸運的人，個案的成功，不過是既定的“游戲”既定的“規則”下的幸運兒而已。而背后隱匿的決定你成功的“看不見的手”，則是你的出身你祖上的陰功。整個世界都在玩著“拼爹”游戲，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著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頗具迷惑性的，也迷惑了相當一部分人。

　　這樣我們再來看屏幕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夢想秀”，其實早已不再是而且超出了單純的精神娛樂精神享受，而是把人生競技的舞臺由現實生活中搬到了電視熒屏上?；蛘哒f，在電視熒屏上上演著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人生的競技拼殺，血淋淋的搏斗廝殺。與我小時候的幻想所帶來的愉悅感不可同日而語，我們還能看出“白日夢”所給予我們的精神上的愉悅來嗎?呈現給我們的，是純粹的“白日做夢”，無非兩個結局，或晉級或遭淘汰。而無論晉級或遭淘汰，盡管不一樣的心態卻都有同樣表情——哭。晉級的喜極而泣，遭淘汰的則痛哭流涕。套用魯迅的一句話，又無非是暫時做上了夢和做夢而不得而已。熒屏內外，“劇中人”和“看客”也同樣的驚心動魄。“看客”為自己的偶像吶喊助威，隨他們的心情波動而或喜或悲。本來好端端的人都變得瘋狂失常，甚而至于相互殘殺，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為自己謀求上位，與動物無異。

　　我們看動物世界，在非洲草原上，角馬浩浩蕩蕩的一大群，很是威風，孰料來了一只鬣狗甚至不是獅子，它們早已潰不成軍四下逃散了。它們也知道，只有跑得更快、最快，才有可能活命成為勝利者成為“成功人士”。為了自己的生存，能夠活下去，它們有時不惜把老弱病殘者逐出隊伍，送給獅子充饑;而它們則若無其事的又開始慢悠悠的散著步咀嚼著野草享受著生活的美好了。呂克•費希指出：“社會‘成功’的幻影、圍繞自我奮斗成功之人的神話和權力的假象所產生的狂想如此之強烈，它們幾乎無所不在，以至遮住了我們的視線。在盛請我們自由行動和自我實現的名義下，我們的白日夢和當今世界的績效崇拜對其寄予厚望、并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價的‘成功’理想，難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種新型暴政?!”

　　而正是這形式上的平等所掩蓋著的事實上的不平等，讓似乎可行的“夢想”真正成了“白日做夢”成為一場空。在現實面前的無力感、挫敗感，使人們默認了現實承認了現實，一開始也許是在做無聲的反抗(想想看，一個弱者以逃避來反抗，弱到了什么地步?)，可悲的是，久而久之，在“受虐”中竟也體驗到了快感，很舒坦的樣子。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在娛樂中傻樂，在縱欲中享樂，欺騙著別人更自欺著自己。正如野豬遭受老虎攻擊，也習慣樂意被老虎“豢養”，因為在老虎領地危險只有老虎一個，能躲避其他動物的攻擊。“白日夢”此時便成了一劑麻醉藥，成了催化人們精神意志的精神鴉片。人們陷入了“白日做夢”的集體狂歡，陷入了傻樂主義。一個吊詭的現象，我們看似喜歡談論政治，但見街頭巷尾，幾個人湊到一起，就開始海闊天空高談闊論起來，大談特談天下大事“海里”秘聞，好像個個從事國安工作。其實呢，不過葉公好龍，把政治也娛樂化了，僅僅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個人自己早已失去了政治參與的熱情激情、責任感、擔當意識和自我反省精神。喜歡談論政治又總以為政治離自己很遠，殊不知，政治就是自己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就是自己的“盤中餐”，就是自己的“身上衣”。魯迅當年批判阿Q，批判整個國人精神的麻木，“怒其不爭，哀其不幸”。快一百年了，我們依然處于阿Q時代沒有走出，是魯迅太偉大超越了時空，還是我們的時代根本就沒有進步?

　　問題是，如果自身都不關心，是不是甘心被奴役了?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一書說：“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而今天正在成為現實威脅的，恰恰不是奧威爾的《1984》，卻正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百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就對當時德國人作出了批評，“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懶洋洋的樂觀主義”。在著名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為德國統一后盛行的政治市儈主義憂心忡忡，認為弄不好會斷送德國的未來。顯然，這“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懶洋洋的樂觀主義”已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關涉到民族、國家。一百多年過去了，相似的故事正在不同國度重演，我們應從中得到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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