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至今，廣東科技系統內近50名官員因“科研經費”落馬，其中多涉及部門“一把手”，發案集中在科技資金使用、分配及信息工程發包環節，揭示科研項目經費管理方面存在嚴重漏洞。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對案情進行深入探訪時發現，多名官員由熟人關系結成利益鏈條的“人情腐敗”現象突出，折射出科技部門審批權力過于集中，科研經費管理暗箱封閉運行、“專業欺騙”和“內行走過場，外行靜悄悄”等制度漏洞。

　　“高官高知”淪為“蛀蟲”

　　廣東科技系統的涉案人員多為“高官”、“高知”，在企業與科技部門之間還有一群身份特殊的“科技中介”，專門負責牽線搭橋，拉攏貪腐。

　　去年以來，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長謝學寧、廣東省科技廳原廳長李興華、原副廳長王可煒、原黨組副書記張明等科技系統官員，接連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相關部門立案調查。

　　據廣州市檢察院披露，該院反貪局與廣州市海珠區檢察院反貪局2013年共立案查處科技信息系統系列賄賂案件25件29人，其中包括1名局級干部和7名處級干部，總涉案金額共計5000余萬元。紀檢部門相關負責人說，這些發生在科技領域的腐敗案件，涉案人員之多、涉案范圍之廣、涉案金額之大，為近年來罕見。

　　與一般案件相比，科技系統的涉案人員多為“高官”、“高知”。廣州市紀委統計，廣州市科技信息系統違紀違法系列案件共涉及45人，涉案人員多為科信、發改、人社、衛生等掌握科技信息資源調配權的單位和部門，其中“一把手”有10人，占58.8%，具有博士學位的占29%，涉案企業負責人中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資格的占到29%。

　　值得注意的是，在企業與科技部門之間還有一個被稱為“科技中介”的特殊群體，他們專門負責牽線搭橋，拉攏貪腐。辦案人員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透露，諸如此類的“科技咨詢”公司，表面上為企業提供咨詢類服務，實際上負責穿針引線，利用以往在科技部門積累的人脈關系，幫助企業行賄科技官員，使企業在申報科研項目中順利中標。當企業獲得科技專項資金或政策扶持后，會按照一定比例給“科技中介”支付“咨詢費”，“科技中介”再拿出部分“反哺”科技官員，達成“利益同盟”。

　　據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檢察院披露，從廣東省科技廳離職后下海經商的郭丹丹，成立了廣州市德山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并擔任法人代表。該公司按照委托企業所申報專項資金的20%至50%收取“服務費”，幫助企業向多人行賄，金額達100多萬元。廣州市科信局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處原主任科員曾國兵離職后成立了科技咨詢公司，為取得廣州市科信局軟件和信息服務處原處長張實的支持，向張實的情婦賄送了公司干股。

　　“人情往來”長期養貪

　　涉案官員收到的禮品五花八門，包括汽車、金條、名表、購物卡、貴重酒等。行賄人細水長流、長期供養受賄人的方式，讓行賄受賄行為變得更加隱蔽。

　　大到名貴手表、洋酒、茅臺，小到兩三百塊一盒的安宮牛黃丸……這是廣州市科技系統一位涉嫌受賄官員的“禮品賬單”。利用手中審批權力，幫助朋友獲得科技資金扶持，這位官員涉嫌從中收受賄賂，其中不少是看似平常的禮品。

　　廣州市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負責人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廣東科技系統腐敗案件，體現出“熟人社會”利益鏈的一些特點。

　　據了解，受賄人與行賄人多是同事、師生、同學等熟人關系，其受賄行為與“熟人關系”緊密聯系。例如在廣州市科信局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處、產學研結合處原主任科員符健受賄案中，一有什么項目信息，符健就馬上提前告訴熟悉的企業，從中受賄37.8萬元，去年被判處5年3個月，沒收財產12.2萬元。據悉，其賄款主要來自他的大學老師。

　　廣州市科信局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處原主任科員曾國兵與廣州市科信局軟件和信息服務處原處長張實曾經是同事，曾國兵離職后成立科技咨詢公司，賄送20萬元后得到張實不少支持。經查，張實11次受賄有7次在春節期間。

　　“傳統節日是集中斂財的時間點。”廣州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負責人說，無論是行賄人還是受賄人，雙方都愿意接受，尤其是受賄一方認為，這是朋友之間的感情聯絡、人情往來，似乎“心安理得”。

　　看上去是人情往來，實際上離不開利益的互換。“你幫我，我不會馬上回報你，但我記在心里。”廣州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負責人告訴記者，一些涉嫌受賄的官員如此交朋友、拉關系，并且長期被企業“供養”。先是一起吃飯，叫上處長、科長;熟悉之后就隨便去辦公室，讓人感覺關系非同一般。上級領導要參觀高新企業，他便推薦這些“熟悉的朋友”，讓他們認識領導。到了招標階段，只要上級領導和處長一說，某某公司不錯，處長就明白指標肯定要給這個企業了。

　　項目審批充斥“人治”色彩

　　廣東多名科技官員頻頻落馬，揭露財政投入科研資金管理領域諸多亂象，如審批即權力成為腐敗共識，科技資源重復配置，邊界不清發放失序等。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廣州、佛山等地采訪了解到，“審批”即“權力”，已成為系統腐敗“共識”。廣州市、區兩級檢察院反貪局查處的科信系統賄賂系列案涉及省、市、區三級科技信息職能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涉及項目扶持資金動輒數十萬、上千萬元，且多為省、市、區配套扶持項目。

　　廣州市科信局局長馬正勇說：“項目審批意味著權力，比如4000多個項目申報，可能相當大一部分符合申報的要求，給誰不給誰，就出現了權力尋租的空間。”

　　在一些用于鼓勵企業加大自主研發力度的科研專項資金分配中，企業往往也要為獲得有限的資源“擠破頭皮”。廣東省財政“十二五”期間設立的LED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每年高達4.5億元，一家LED生產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盡管有申報程序和評選辦法，實際上科技主管部門的主要官員掌握著分配權，能否拿到錢及拿到多少，就看企業的“公關”力度。此外，科研經費掌握在科技、教育、發改、經信等多個部門手里，由于一些人更會“跑”，導致“一人蓋三床被子，多人沒被子蓋”的現象突出。

　　一旦經審批通過，科研經費在使用主體手里“濫用”的問題尤其突出。在一些已曝光和查處的科研腐敗案例中可見，大到發放工資、福利、建經濟適用房、購買汽車、給情婦用作整容費用，小到充飯卡、交電話費，科研經費幾乎“無所不能”。

　　廣州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負責人認為，科技資金不同于貸款，企業拿到不需還，也不需確保增加多少效益。于是，企業就有了“白拿誰不拿”的心理，都想吃這塊“唐僧肉”。

　　資金管理暗藏“專業欺騙”

　　經費管理暗箱運行、“專業欺騙”和“內行走過場，外行靜悄悄”等制度漏洞，導致財政扶持科研資金管理領域腐敗亂象叢生。

　　據紀檢部門介紹，廣州市科信局19個處室中，具有項目管理職能的就有14個。這些部門既負責項目的組織實施，又負責項目的投資管理，組織實施和建設監管同位一體化現象突出。處室權力設置過于集中，項目從立項、管理、監督、結題都由一個處室完成，辦管不分、管監不分，各自為政，能否立項基本上由處室和分管領導確定，沒有形成“項目立項——資金撥付——中期檢查——項目驗收——績效評價”的管理鏈條，缺乏必要的分權與制衡。資金撥付后也普遍存在管理缺失的問題，“重立項，輕管理”不僅給了項目承擔單位帶來較大的利益支配空間，也為行賄受賄提供了條件。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由于科研項目本身的特殊屬性，內行與外行信息不對稱現象明顯。一位科技廳內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以前信息公開不夠，只公布成功立項的項目。至于一些項目通過、不通過的原因，專家的評審意見等，外部完全不知情。”這種隱蔽性為“專業欺騙”提供空間。2013年以來佛山科技系統接連曝出腐敗窩案、串案顯示，有科技局內部人員涉嫌通過偽造事項申請材料幫企業騙取政府科技補貼。甚至出現會計師事務所等民營機構興起，幫助企業申請高新科研項目的“新業務”的現象。

　　一些專家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由于內部監管流于形式，缺乏社會化的外部監管，“內行走過場，外行靜悄悄”的局面助長了科研扶持資金管理腐敗之風。南方醫科大學的一位教授說：“雖然科技部門也設立項目審批的專家委員會，但是專家意見基本上是走過場，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科技部門。參加過幾次評審，再也不想去參加了。”

　　廣東嘗試科研資金管理“陽光再造”

　　專家稱既需防止行政過渡干預，也要避免因噎廢食

　　針對廣東科技腐敗系列案件所暴露出的科技業務管理部門普遍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廣東省、廣州市科技系統提出，對財政投入科研資金管理進行“陽光再造”，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建立起分權制衡、公開透明的管理體系。

　　廣東省科技廳廳長黃寧生認為，汲取此前的教訓，需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分權制衡、權責統一、科學合理、公開透明的制度流程，是防腐拒變的根本手段。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去年下半年以來，廣東科技廳對項目管理所涉及的部門(處室)實行橫向分權。涉及科研項目指南編制、評審組織、立項建議、經費分配等關鍵環節，分別由不同部門(處室)負責，每個部門只能對全流程的某個環節具有操作權限，實現“評審權與立項權相制衡、立項權與資金分配權相制約”。有助于堵住以往每個處室負責人都是“老大”，權力“封閉運行”的制度漏洞。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黃寧生介紹，利用云計算、大數據處理等最新技術，廣東重新打造一個可以有效連通國家、省、市各級科技管理部門和科研任務承擔單位的“廣東省科技業務管理陽光政務平臺”。

　　記者近日實地參觀廣東省科技廳“科技業務管理陽光政務平臺”看到，科技項目的指南編制、項目申報、立項結果、項目成果等關鍵節點信息，都面向社會公眾充分開放，專家評審意見和分數如實反饋給用戶，“雙盲評審”屏蔽專家姓名，自動回避利益相關專家。采取在線評審方式，減少線下操作和聯系。此外，還實現涵蓋科技業務全流程的“痕跡”長期保存，從業務處經手人到各級審批人的審批意見、時間都在系統中如實顯示，做到責任到人，有效追蹤。同時，系統引進了監察處，對“黑名單申請”等異常情況實時監督。該平臺還向廣東省監察部門、審計財政部門全方位、全天候開放，各部門可實時對科技管理工作進行監督。

　　在廣東省、廣州市科技系統關于財政扶持科研資金管理的“陽光再造”改革中，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成為共識。其具體做法是：財政科技投入由單一的“事前項目補助”改為以科技金融為主的引導性投入，以及后補助、以獎代補、合同補貼等具有比較明確、客觀標準的資助方式，取代目前政府直接將財政資金、公共資源投入到某幾家企業的做法，減少行政權力的尋租空間。

　　廣州市科信局局長馬正勇認為：“財政科研資金應當用在兩個方面，一是引導社會的研發投入的方面，例如政府給企業100萬元，企業應該配套投入1000萬元或更多，還要有相應的產出要求。這樣一舉多贏，既尊重市場的研發方向，產生政府研發投入放大效應，同時對初創期的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可以由‘點對點’扶持企業到‘點對面’扶持孵化器的轉變來實現。”

　　不過，有業內人士認為，在“陽光再造”同時需要防止兩個傾向：既不能讓政府“有形之手”過渡干預本該由市場主導的科技資源配置，也不能因噎廢食，削弱政府在原始創新、公益類科研等領域中的主導作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盧柯認為，在“市場失靈”的基礎研究、社會公益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領域，“有形之手”的力量尤顯不足。目前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不到R&D經費支出的5%，遠低于創新型國家15%以上的比例。黃寧生介紹，財政資金無償資助應當主要投入不能直接帶來經濟效益的基礎研究、戰略性研究和公共重大民生項目。

　　此外，業內人士認為，在財政扶持科研資金發放環節的“陽光再造”之外，應該根據科研特點，加強對使用環節的考核，避免科研經費發放之后被濫用的現象。應改變科研經費“不拿白不拿”的無償給予，建立科研資金投入產出考核機制。同時，制定科研信用管理制度，加強對公職人員離職后相關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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