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香港獵頭公司招聘的嶺南學院新任院長，上臺伊始就推行一系列新政，對不同刊物級別做了根本性改動。

　　——在《心理學報》和《社會學研究》上每發表一篇文章獎勵2萬元，而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等上發表一篇文章獎勵300元。《馬克思主義研究》本身就是政治經濟學的最高刊物，幾乎所有政治經濟學專業都將《馬克思主義研究》列為重要刊物。為何嶺南學院如此貶低它?

　　——在《金融學季刊》、《營銷科學學報》等以書代刊的刊物上每發表一篇文章可以獎勵2萬元，而在《政治經濟學評論》等上發表一篇文章只能獎勵500元。注意，后類刊物屬于CSSCI來源集刊，而《金融學季刊》、《營銷科學學報》則不是，其中《金融學季刊》是嶺南學院院長主編。

　　——嶺南學院實行所謂的董事會制，嶺南學院院長是市場上外聘的，院長往往采取極其功利的手段來實現政績，抓權和掙錢是現任院長的最核心工作。在現在的嶺南學院，從財務、教學、科研乃至學術會議幾乎所有的事務都由院長一個人說了算，其中，他尤其熱衷于控制人事安排和財務收支。在很大程度上，他最致力的工作就是抓權和掙錢。其中，(1)抓權主要體現為快速更換原行政領導層，換上與其保持學術思路一致的海歸經濟學人或歸附的少數舊僚;不僅與其思路不一致的舊僚被邊緣化甚至被排斥出單位，而且與其思路不一致的青年學子更是根本進不來。(2)掙錢則體現為將幾乎所有的精力用于創辦MBA、EDP等盈利性項目上，市場和產業成為經濟院校發展的根本導向;即使所謂的理論研究，主要就體現在：通過高額獎勵來激勵在國外刊物或《經濟研究》等上發表文章以應排名之需。

　　——嶺南學院的事務決策中沒有民主而只有獨裁，嶺南學院具有地地道道的企業特性。尤其是，在MBA人的治理下，董事會聘請的院長成了管理者，教師成了被雇傭者，只有接受這些主政者所制定的規章，而無權參與并監督規章的制定，從而也就成為各種新規章的犧牲者。

“嘆為奇觀”的嶺南學院論文定級

　　一、新規如何瓜分學院資產

　　通過香港獵頭公司招聘的嶺南學院新任院長，上臺伊始就以快速提高嶺南學院的學術影響力為名推行一系列新政。這種新政的真面目如何呢?這里以論文獎勵制度來窺見一斑。相對于學院的原來規定(簡稱舊規)，新制定的規定(簡稱新規)對不同刊物級別做了根本性改動，以致嶺南學院的論文獎勵制度就綻放出了一朵“瑰麗”的“奇葩”;同時，不同論文等級的獎勵金額也大幅度拉開，以致一個簡單的規定就將學院資產轉移到特定人士手中。正所謂，不看不知道，對比嚇一跳，且看新規的幾個規定。

　　1.《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經濟學季刊》、《管理科學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上每發表一篇文章獎勵8萬元，而在《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上發表一篇文章獎勵300元。

　　2.在《心理學報》和《社會學研究》上每發表一篇文章獎勵2萬元，而在《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學研究》、《歷史研究》、《教學與研究》等上發表一篇文章獎勵300元。

　　3.在《審計研究》、《金融研究》、《國際金融研究》、《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問題》、《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財政研究》、《保險研究》、《會計研究》、《中國工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農村經濟》上每發表一篇文章可以獎勵2萬元，而在《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家》、《世界經濟與政治》、《國際貿易》、《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學術研究》、《人文雜志》、《北京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上發表一篇文章只能獎勵2000元。

　　4.在《金融學季刊》、《營銷科學學報》、《中國財務與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評論》等以書代刊的刊物上每發表一篇文章可以獎勵2萬元，而在《政治經濟學評論》、《制度經濟學研究》、《產業經濟評論》等上發表一篇文章只能獎勵500元。注意，后類刊物屬于CSSCI來源集刊，而《金融學季刊》、《營銷科學學報》、《中國財務與會計研究》則不是，其中《金融學季刊》是嶺南學院院長主編。

　　5.在64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獎勵15萬元，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獎勵6萬元，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獎勵2萬元。這300本刊物幾乎囊括了經濟管理類的所有英文刊物，成為嶺南學院職稱晉升的核心指標。這300本以外其他被SSCI和SCI收錄的所有刊物，每篇文章獎勵1萬元。

　　二、新規對論文等級變動了什么？

　　新規的合理性如何?我們從兩個維度作一比較分析：一是與嶺南學院刊物過去等級規定進行縱向比較，二是與中山大學刊物等級規定進行橫向比較。事實上，中山大學對各學院進行科研考核主要是基于學校標準，同時，它經受了長期的檢驗并為全校教師和眾多學院所認同，具有相當強的權威性。嶺南學院的新規相對于舊規有驚人變動的主要是第一、二類刊物，因而這里分析的對象就集中于此。

　　1.級別由舊規二類提高為新規一類的刊物有：《經濟學季刊》和《管理科學學報》。

　　合理性如何呢?我們對照看一下這些刊物在中山大學的級別：

　　《管理科學學報》為二類，《經濟學季刊》為三類。為何有此調動?

　　2.新規增加的二類刊物有：《金融學季刊》、《營銷科學學報》、《中國財務與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評論》、《審計研究》、《心理學報》、《社會學研究》。

　　合理性如何呢?我們對照看一下這些刊物在中山大學的級別：

　　a.《金融學季刊》、《營銷科學學報》、《中國財務與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評論》這些刊物在中山大學標準中根本連核心刊物都不算，也就是說，它們不屬于552種期刊之一，在舊規中也沒有列入最低等級的核心刊物。如果說這些刊物(以書代刊)在特定領域評價不錯的話，那么，幾乎每個經濟分支領域都出現了不錯的新刊物。為什么僅僅這幾種在嶺南學院的新規中被擢升為二類?注意，《金融學季刊》是嶺南學院院長自己主編的刊物。

　　b.《審計研究》為三類，像這樣的經濟學刊物中山大學列有63種，為何單獨提升它?

　　c.《心理學報》和《社會學研究》為一類。但是，《心理學報》和《社會學研究》都不屬于經濟學領域，而類似的刊物有：《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學研究》、《歷史研究》、《教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史》、《民族研究》、《體育科學》、《檔案學研究》、《外國文學評論》、《新聞與傳播研究》、《文藝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文學評論》。

　　為何新規單獨提升這兩個刊物的級別?與此相對應，為何其他同等級刊物在嶺南學院新規中什么都不算?

　　(a)撇開后面一些與經濟學研究聯系較弱的刊物不說，前面的如《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研究》、《歷史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學研究》、《教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與經濟學的聯系在哪點上比被提升的兩個刊物更弱呢?

　　(b)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與經濟學之間的聯系更強，它本身就是政治經濟學的最高刊物，幾乎所有政治經濟學專業都將《馬克思主義研究》列為重要刊物。為何嶺南學院如此貶低它?

　　3.新規中被從二類中降級的刊物有：《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家》、《稅務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世界經濟與政治》、《國際貿易》、《管理科學》、《管理評論》、《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學術研究》、《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新華文摘》。

　　合理性如何呢?我們對照看一下這些刊物在中山大學的級別：

　　a.《稅務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管理科學》和《管理評論》是在中山大學標準中被列為三類，因而適當調整無可厚非。不過，其中的《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的理論性和學術性非常高，很多高校都將它列為權威刊物。

　　b.《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家》、《世界經濟與政治》、《國際貿易》、《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學術研究》、《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新華文摘》都被列為二類;這些刊物不僅思想性強、理論性高，而且幾乎在所有高校都列入非常高的級別。

　　其中，

　　(a)《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學術研究》等是主要地區社會科學院或社聯辦的刊物，它們都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并樹立了有影響的學術品牌，都是當地的最高學術刊物，并且也為其他地區的高校所認可。

　　(b)尤其是《新華文摘》，有什么高校會將它列入二類以下?相反的事實是，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將《新華文摘》與《中國社會科學》同列為僅有的兩個最高刊物，而《經濟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研究》等一級學科刊物則列入第二類。

　　(c)更不可思議的是，在新規下，《新華文摘》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報刊在嶺南學院新規中連核心也不算了?這豈非拙拙怪事?有哪些學校會將這些報刊列入二類以下呢?

　　4.中山大學列入二類刊物的還有：《人文雜志》、《文史哲》、《教學與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南京大學學報》、《陜西師范大學學報》、《武漢大學學報》、《廈門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這些都是綜合型刊物，不僅經濟學文章占有相當的篇幅，而且刊物質量也是有口皆碑，在各高校都享有很高的學術地位，都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首批重點資助刊物。

　　但是，這些刊物在嶺南學院長期得不到應有的學術評價。問題是，這次論文調整非但沒有作絲毫的矯正，反而變本加厲將所有綜合型、人文性和思想性的刊物清除出去。那么，這又是主政者何種學術心態作祟呢?

　　三、新規對嶺南學院的學術發展有何影響？

　　看了上述分析，摸著我們的學術良心自問：嶺南學院新規中的論文定級不是很荒唐嗎?進一步地，這個論文等級不僅決定利益分配，而且還老師的職稱晉升，如教授晉升必須在5年內以第一作者在一類刊物上發表3篇以上論文。于是，荒唐的新規就對嶺南學院的學術發展造成了扭曲性影響。簡要說明如下：

　　1.新規與跨學科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新任院長的新政口口聲聲說要重視學生的人文社科教育，還為此不惜成本地開設各種通識課程，但這些學術制度又如何讓學生相信通識教育的重要?新政口口聲聲說要拓展跨學科研究，但這些學術制度如何讓教師愿意從事交叉研究?事實上，新規清楚掉了所有的綜合性和人文性刊物，于是，就昭示經濟學基本教材之外的知識對經濟學研究者是沒用的，以行動告訴學生其他課程的學習對經濟學毫無用途。交叉研究需要研究者擁有社會科學其他分支的知識，對經濟學而言，尤其要能夠吸收、借鑒和契合其他社會學科的知識和思維來作經濟學的探索，而不是拿些經濟學中很成問題的邏輯和工具形式地對其他學科的領域作分析，尤其不是量身定制地設定幾個刊物就以為可以作交叉研究了。

　　2.新規必將導致思想和理論的嚴重缺失。新規幾乎只留下數理刊物，于是，也就昭示經濟學研究是不需要思想的，只需要學些基本的數學工具就行了。有同仁曾形象地說，如果現在晉升制度規定：誰模仿狗叫的聲音最像，誰就可以獲得獎勵和晉升；那么，我相信，幾乎所有的經濟學人都會買一只狗來整天跟著它學狗叫。新規就是那只狗，衍生的效應就是狗聲一片。新規獎勵的刊物文章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新古典范式的，并主要是對新古典理論的證實;二是數量范式的，并主要使用理性模型和計量模型等數學工具。這必然導致學術的單向度狀態。問題是，經濟學理論本身就是要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才得以發展呀!而否定和批判的理論探索需要多元化的思維，而一元化思維智慧產生一個欺騙和守舊的理論!就嶺南學院而言，各種信息已經表明，基于論文的客觀排名比較高，但學界的主觀排名卻比較低。為什么呢？根本上就在于，嶺南學院缺乏有思想、有洞見的領軍人物；進一步的原因又在于，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人為地窒息和扼殺了人文性和思想性的學術研究。要知道，技術性文章發展容易，因為它只需要引進一些受此訓練的年輕人就行了；但是，人文性文章難哪，因為它需要長期的積累和思想傳承！

　　3.新規嚴重曲解引用因子的真實意義。新規相當程度上以引用率作為最高學術評價標準，問題是，迷信引用率有價值嗎?姑且不說，目前利用SIS系統的“影響因子”進行作假的刊物已經成了國際公害，以致近10年來SIS評估系統也已經受到廣泛質疑;而且，這個指標具有強烈的逆向選擇效應和道德風險效應。尤其是，引用率主要體現文章的影響力，卻不能體現學術水平的高低;而學術影響力又與一系列因素有關：作者的學術或社會地位、作者所屬學術共同體以及論文的研究主題等。一般地，引用率高低與刊物的風格偏好密切相關：方法導向的數理型刊物上文章往往引用率高，而注重思想的文字型刊物上的文章往往引用率較低；因為方法導向的數理性文章更容易為其他學人所追隨和重復，而注重思想的文字型文章很難為一般學子所把握，大多數學子也無法提出相對系統的思想。同時，引用率高的數理文章轉載率往往很低，因為這些文章往往因脫離現實而很少有人看;相反，引用率低的文字文章轉載率往往較高，因為這些文章往往能夠啟發讀者。因此，引用率評價體系不能同等地適用于所有領域的研究，在國內學術界和刊物界，轉引率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4.新規嚴重抹殺不同學科的特性差異。新規迷信在英文刊物發表文章，但實際上，各學科的特性是不同的：工程類的文章容易在英文刊物發，而人文性文章則非常困難。原因在于：工程類研究的是具有普適性的自然規律，著眼于一般性命題;人文性科學則主要關注并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從而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規范性和本土性。正因如此，每個學校對理工學科和人文學科的評價體系是完全不同的，理工學科甚至在SCI上發表文章已經成為評講師的基本條件；但是，社會科學根本沒有這種要求，也不應該有這種要求。事實上，張維迎在北大鬧了半天也沒有搞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盲目地追求所謂的外海發表文章，導致非英語國家的經濟學往往呈現出比西方社會還要更極端的數理化取向，經濟學研究更呈現出一種單向度狀態，而思辨性經濟學則快速消失。

　　5.新規嚴重曲解學問的真正歷程。按照新規，交叉研究文章必須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才得到認可。試問：有多少學者能夠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文章呢?事實上，《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經濟學文章一年總共只有那么幾篇，而且約稿占了很大比重。那么，花幾年功夫僅僅是為了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1篇文章，這是應有的學術態度和精神嗎?這是學問求索的真正歷程嗎?事實上，學問本身是“為己之學”，應該基于自己的興趣展開，只有自己的學術真正提高了，論文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才是水到渠成或無意插柳之事；相反，如果整日揣摩特定刊物的偏好而挖空心思地想在發表，這不僅是對思想和學術的嚴重禁錮，而且也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正因如此，中山大學的校旨是，“給天才留空間，為庸才設臺階”。那么，新規設立的是怎樣的臺階？留下的又是什么樣的學術空間？

　　6.新規體現不出多少學術發展的公平性。新政一方面口口聲聲說要為每一位教師都提供平等而自由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又熱衷像計劃經濟那樣搞學術重點規劃，宣稱要集中資源搞好某些特定領域。試問：學術果真可以通過重點規劃而獲得發展嗎?事實上，學術的研究根本上源自學者的學問精神和學術興趣，受功利制度激發的學術有多大價值呢?同時，學院和大學要提供的是相對自由和寬松的平臺，自由思想和交流是學術發展的前提，但新規給予了嗎?事實上，沒有多元化，就沒有社會科學的真正研究，但新規鼓勵這種研究嗎?按照新規的重點規劃，經濟學研究只是從事單一范式、單一類型，根本不需跨學科交叉研究，不需要理論經濟學研究。在所謂的重點發展政策激勵下，確實會產生一些被大肆宣傳的所謂“政績”，但這個政績背后卻是其他更重要學術的喪失，而這個喪失根本不被重視，甚至從不被提到，這就是我們往往只關心看得到的一面，而無視看不見的一面的“破窗理論”。

　　7.新規充分凸顯了權力和利益關系。新規夸張式地拔高《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以及《經濟學季刊》、《管理科學學報》等刊物的獎勵額度，這不僅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而且對學術研究的提高沒有任何作用。事實上，在目前一系列的學術制度激勵下，激勵的邊際成效已經為零了：不再需要任何額外的激勵，只要有可能，所有的學人都會通過各種方式在這些刊物上發表文章。同時，這種規定還會窒息學術的研究，(1)使得教師們不愿意花稍微一點的時間用于其他知識的吸收，而是把更多的時間用于文章合作和尋租;(2)其他原本喜歡讀書和寫作思想性文章的人也失去了閱讀和寫作的興趣。此外，中國經濟學人都明白，當前那些“只有兩個半讀者”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多少人是為了真正的求知而在研究和寫作?在上述層層分析下，新規的獎勵所剩下的效應就只有一種了：赤裸裸的利益分配，而這又由權力來爭奪。那么，又要問，這些方案是誰在推動和具體操辦呢？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大學是人類發展知識、追求真理的主要場所，是人文思想這一道統的承載者;同時，要維護大學這一功能和使命，就有賴于自由思想和交流的學術風氣，有賴于一群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存在。因此，一個有助于學術發展的良性學術制度，就需要有至關重要的三方面特征：(1)要有學術和思想自由，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自由學風，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前沿性思想得到保護和發展;(2)要保障學者的生活安定，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自由的，只有這樣才能使那些有志于學術之士集中精力從事理論思索;(3)要有恰當的學術評價體系，由官僚主導或者庸者民主決策都會窒息新思想的挖掘和傳統，只有改變當前被扭曲的評價體系也才可以為那些學術之士提供生活保障。試問：嶺南學院的學術制度又如何?當前學術功利盛況令我想起戊戌變法時期的爭論：當時的王照主張先多設學堂，改變風氣，然后再行新政;但康有為卻對王照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但康梁發起的百日維新結果又如何呢?非但中國的新政沒有成功，反而導致文化也從此一落千丈，以至直到現在還處于西方的文化霸權之下。嶺南學院的新政不是打實基礎，而是竭澤而漁地搞戊戌變法那一套。

　　四、與其他院校的橫向比較

　　上面對嶺南學院新規的合理性及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做了分析，我們再將嶺南學院新規與相應院校的規定作一會橫向對比。通過多方咨詢和查問，不難發現這樣三大特點：

　　1.大凡一個學校的理論經濟學越強，排名越高，經濟學科發展就越全面。事實上，理論經濟學至少包括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史等學科，并由此拓展了大量的跨學科交叉研究領域。因此，排名前茅的那些高校幾乎都全面發展這些學科，如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相反，有些學院相當偏科，因而整體理論經濟學的排名不高，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時，有些大學原來理論經濟學排名非常高，但由于近年來實行了偏科的政策，排名不升反而有所下降，如復旦大學的理論經濟學在國內地位原來非常高;另外，一些學院實現偏科政策后也發現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從而開始設立一系列的矯正政策，如上海財經大學開始設立政治經濟學系、經濟思想史系等。

　　2.大凡一個學校的理論經濟學越強，排名越高，學術評估標準就越寬松。事實上，由于不同領域研究的對象和方法存在很大差異，從而就無法用統一標準來衡量所有領域的學術研究，也就不能要求所有學者都在某些特定刊物上發表文章。因此，理論經濟學排名前茅的那些學院對教師的論文發表刊物幾乎都沒有嚴格的等級要求，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等等。例如，北京大學有經濟學專業的主要是經濟學院和政府管理學院，它們對學術考核采用的是學校標準，只要核心刊物文章都可以;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晉升也根本不需要論文在《經濟研究》之類的特定刊物上發表，《新華文摘》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等幾乎所有大學都受到高度重視。同時，這些學院一般都比較認同中國人民大學所制定的論文等級。那么，中國人民大學的論文標準如何呢?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職稱晉升時同樣不細分論文刊物，只是按照學校的粗略標準。《中國人民大學核心期刊》分為A、B、C三類，其中，A類期刊包括《中國社會科學》和《新華文摘》（全文轉載）2種，B類社會科學類期刊有45種，經濟學科包括《財貿經濟》、《金融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經濟學動態》、《經濟研究》、《世界經濟》，C類社會科學類期刊有323種，經濟學科包括《會計研究》、《經濟科學》、《經濟評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經濟學家》、《南開經濟研究》、《審計研究》、《世界經濟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稅務研究》、《中國工業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等;另外，《管理世界》、《教學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研究》、《歷史研究》、《政治學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法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教育研究》、《心理學報》、《求是》、《北京大學學報》、《復旦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是其他學科或綜合性的B類社會科學類期刊，《高校理論戰線》、《人文雜志》、《社會科學戰線》、《學術研究》、《學術月刊》以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則是綜合性的C類社會科學，這些刊物是所有學科教授職稱晉升的重要依據。

　　3.大凡綜合排名越高的大學，對刊物等級的劃定越寬松，留給學者研究的自由度就越大。事實上，大學的立足之點就在于有一批能夠基于強烈興趣進行自由學術和思想的學者，而大學的功能則在于為他們提供這樣的平臺。因此，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著名大學對刊物等級的規定都非常寬容，從而能夠留給學者充分的學術空間，如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以及浙江大學等等。相應地，各學院的職稱評定也主要遵循學校的寬松標準，這反而有利于學科的發展和排名。例如，北京大學有經濟學專業的主要是經濟學院和政府管理學院，它們對學術考核都是采用學校標準，而學校標準則非常寬松，只要是核心刊物的論文就可以;其中，教授職稱晉升只要有8篇核心期刊論文即可，大家認為不錯就行了。后來，學校給了一個非常粗略而不正式的指導性等級，包括《新華文摘》、《馬克思主義研究》等都屬于權威刊物。其他一些名牌大學的經濟學院幾乎都是遵循學校標準，盡管由于每年的名額較少而使得實際標準會提高。

　　同樣，中山大學也秉承“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校訓和“為天才留空間”的校旨，努力營造自由而多元的學術氛圍，培育“盡其在我”的學術精神。因此，中山大學制定的學術評價體系和論文等級設定也相對全面和寬松。事實上，最近幾年在與學校領導的交談中，數位校領導都曾說：不主張對學術刊物作嚴格等級設定，也無法這么做。同時，學校對學院的學術考核主要依據是學校標準，教授晉升也依據學校標準。當然，純粹看重論文數量，會滋生出論文買賣之類的惡現象，為此，學校也鼓勵各學院根據自身情況制定更為嚴格的標準。問題是，何謂嚴格標準呢?按照嶺南學院的新規，有學者的學術成果超過了學校標準的數倍乃至十倍以上，甚至每年的學術成果都足以滿足學校的教授職稱評定要求，難道他的成果沒有遠遠達到所謂的嚴格標準嗎？然而，由于他的論文沒有發表在《經濟研究》等特定刊物上，結果連續8年了迄今還是無法在嶺南學院獲得教授聘任資格。與此相反，有人的成果勉強滿足甚至無法滿足中山大學的條件，卻依然可以滿足嶺南學院的教授聘任資格，結果反而可以聘為教授。為什么呢?結癥在于學校和學院的評價標準存在巨大的不一致。既然如此，這樣的新規究竟是更為嚴格了?還是僅僅是“扭曲”了。不可否認，以前單單依據論文數量的制度往往會滋生出大量問題，但如果單單依據目前狹隘而片面的論文等級，滋生出的問題將會更嚴重，這已經引起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和反思。

　　最后，需要指出，新規很多都是簡單照搬光華管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的不成文規定，但這嚴重混同了嶺南學院與這些學院的差異。事實上，光華管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都沒有真正的理論經濟學：北大光華只有應用經濟學系，清華經管本身是工程管理演變而來的;相應地，這兩個學院后來引進的所有幾乎海歸都只是從事計量經濟分析，也幾乎都只能在《經濟研究》之類的數理刊物上發表文章，因而所指定的刊物范圍就比較窄。但是，嶺南學院本來卻是經濟學院，是從經濟系發展而來的。事實上，嶺南學院不僅有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而且還在努力建設成理論經濟學一級重點學科。一般地，理論經濟學包括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史等學科，因而所制定的刊物類別就不能范圍過于窄小。但是，新規卻將西方經濟學以外的其他領域全部排除掉了，甚至在西方經濟學領域也幾乎只剩下從事計量經濟學的，而計量經濟學本質上屬于應用經濟學而非理論經濟學范疇。當然，一個綜合性大學也確實不是所有專業都需要面面俱到地發展，問題是，為何要壓制已有的此類人才呢？為何不將既有人才作為“資產”而合理利用，反而刻意貶低它而使之成為學院的“負債”呢？

　　同時，國內任何綜合型大學尤其是人文綜合型大學幾乎都有經濟學院和理論經濟學系，也幾乎都有政治經濟學專業，那些理論經濟學排名前列的高校都是如此。例如，在北大，理論經濟學主要在經濟學院，政府管理學院也有政治經濟學系;在清華，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在社會科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也有政治經濟學專業。也就是說，在北大和清華，理論經濟學以及從事理論經濟學尤其是跨學科經濟研究的學者幾乎都不在光華管理學院和經濟管理學院，而在中山大學，理論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陣地只在嶺南學院。很顯然，這是嶺南學院相對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的優勢呀，這種優勢是中山大學特別給予的，因為同一個大學里就沒有其他學院來競爭理論經濟學。然而，新規對理論經濟學及其相應學者卻造成強烈的排斥，既然如此，中山大學是否應該再重新成立一個經濟學院呢?

　　ps.上述意見寫成后曾發給嶺南學院院長，他看后希望筆者能夠提供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的論文等級名單，那么，我們就來看看這些大學對論文等級究竟是如何規定的。尤其是，在國內經濟學領域，中國人民大學長期排名第一，這里著重看一下人民大學的論文等級規定。

附一.《中國人民大學核心期刊》分為A、B、C三類，主要清單如下：

　　1.A類期刊(2種)：《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

　　2.B類期刊(社會科學類45種)：《經濟研究》、《經濟學動態》、《世界經濟》、《財貿經濟》、《金融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管理世界》、《中國軟科學》、《教學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統計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求是》、《北京大學學報》、《復旦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哲學研究》、《歷史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學研究》、《人口研究》、《社會學研究》、《心理學報》。

　　3.C類期刊(社會科學類323種)：(1)經濟學類主要有(60種)：《經濟科學》、《經濟學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中國農村經濟》、《財政研究》、《財經研究》、《保險研究》、《國際金融研究》、《會計研究》、《國際貿易問題》、《審計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中國農村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工業經濟》、《南開經濟研究》、《改革》、《稅務研究》、《經濟評論》、《財經科學》、《世界經濟文匯》、《世界經濟研究》、《當代財經》、《當代經濟研究》、《財務與會計》、《中國經濟問題》、《經濟學季刊》、《政治經濟學評論》;(2)管理學主要有(11種)：《管理科學學報》、《經濟管理》、《中國管理科學》、《科學管理研究》、《企業管理》、《管理現代化》、《中國土地科學》、《中國行政管理》、《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北京行政學院學報》、《江蘇行政學院學報》;(3)綜合類刊物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學術月刊》、《學術研究》、《社會科學戰線》、《人文雜志》、《高校理論戰線》、《國外社會科學》、《江漢論壇》、《江蘇社會科學》、《社會科學輯刊》、《社會科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文史哲》、《學術界》、《學習與探索》、《武漢大學學報》、《西北大學學報》、《廈門大學學報》、《浙江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中山大學學報》、《南京大學學報》、《南開學報》、《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4.《金融學季刊》、《經濟學報》、《營銷科學學報》、《中國財務與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評論》、《管理工程學報》不屬于任何級別的核心刊物，這些卻都被嶺南學院列入二類。

附二.浙江大學的論文等級分權威刊物、一級刊物和核心刊物，主要清單如下：

　　1.權威刊物(最高等級)：《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和《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中國社會科學》。

　　2.一級刊物：《經濟學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世界經濟與政治》、《人大復印資料》和《管理科學學報》、《世界經濟》、《金融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統計研究》、《會計研究》、《國際貿易問題》、《中國工業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財貿經濟》、《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浙江大學學報》等。

　　3.核心期刊(二級)：《財政研究》、《經濟管理》、《經濟學季刊》、《南開管理研究》、《中國管理科學》、《審計研究》、《國際金融研究》和《財經研究》、《經濟學動態》、《政治經濟學評論》、《南開經濟研究》、《中國軟科學》、《管理工程學報》、《保險研究》等。

　　4.《金融學季刊》、《經濟學報》、《營銷科學學報》、《中國財務與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評論》不屬于任何級別的核心刊物，這些卻都被嶺南學院新規列入二類。

附三. 理論經濟學高校排名： 2012年教育部評估

　　學校代碼及名稱學科整體水平得分

　　五、嶺南學院教師的權利在哪？

　　上面的分析充分揭示了新規的荒唐性、不公性，它體現了赤裸裸的特定利益和偏好，充滿了學術的偏執性、利益的爭奪性和權力的無節制性。事實上，新規遠遠不如舊規合理，更不如中山大學的學校標準，因為學校標準是根據一、二級學科分類而系統設定的，從而更為周全，而院規是根據少數個人的偏好所設定，從而非常片面。

　　因此，作為嶺南學院的一員，我們就有權知道：新規是誰主導的?制定的程序如何??符合基本的現代正義訴求嗎???

　　進而，我們還要進一步反思，這種規定為何能夠通過?為什么沒有人反對?我們是否還要繼續沉默???

　　進一步，我們還要知道，對學院的發展，教師有無知情權?有無參與權??學院還是不是教師共同體???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嶺南學院

　　近年來，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在廣東省的聲勢如日中天，乃有被尊崇華南第一學府之盛譽，在廣東學子中甚至被賦予與北大、清華同等的學術地位。那么，嶺南學院果真是“學府”么?我以在嶺南學院從教十幾年的“嶺南人”身份告訴您：非也!嶺南學院已經蛻變為地地道道的“企業”。正是由于企業化經營，一個充滿理想和致力學問的青年教師在經過嶺南學院的熏陶和打壓后，往往會變得日益功利和世俗，熱衷于追求展示技巧并能獲得名義的程式研究，而對真正的學術追思則逐漸失去興趣;一個充滿求知欲并以高分進入的青年學子在經歷嶺南學院的幾年學習生涯后，往往熱衷于追求一些表面的操作技能，游刃有余于社會交往等方面，而缺乏自我追索的思想深度，在批判和反思能力等方面則非常的差強人意。在某種意義上，嶺南學院目前展示的只是“皇帝的新衣”，它以著名學府而炫耀世人之前，但實質上卻已經不具備學府的基本特質。如何理解這一點呢?且看下面細細揭開這“皇帝的新衣”。

　　首先，嶺南學院實行所謂的董事會制

　　不可否認，美國一些好的高校大多是私立學校，高校的發展和管理主要由捐助者所成立的董事會控制。盡管美國大學要好中國很多，大多數人也因此而為這種私立學校唱贊歌;但實際上，這種體制也存在很大問題：高校教育在不同程度上會受到商業團體的制肘，并使得高校對學生的培育也從知識水平和基本素養轉向了極具個人色彩的技能和社交方面，而傳導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的學院和課程則在不斷減少。事實上，一個多世紀前，凡勃倫就指出，即使一個誠懇而優秀的學者，一旦坐上了管理者的位子就會很快變得像那些笨嘴笨舌但可以把看不見的東西賣出去的商人，他和任何一個小城鎮的銀行家一樣腐敗，受董事會成員的委派“高效有序地”管理這個機構。當然，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響，19世紀歐美社會的富人在商業成功后創辦高校，主要不是為了投資贏利，而是出于對教育的理念和回饋社會的責任，因而他們往往更偏好于把金錢投放在文理學院而不是商學院或工學院。然而，華人富豪們投資辦學往往追求的是(短期內)收益，追求具有立竿見影地“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效果，從而更熱衷于把金錢投放在商學院以及其他熱門專業等方面，這只要審視一下國內那些董事會制學院就一清二楚了。

　　當然，香港的董事們投資嶺南學院并不是為了個人收益，從這點上可以說是無私的，也是值得欽佩的。但是，他們畢竟是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學術，對基礎理論研究尤其是人文性追思更是缺乏認識;相反，他們看重的是學院聲望能夠不斷提高，這是他們聊以自慰的東西。那么，他們如何判斷學院聲望在不斷提高呢?要知道，這些香港的董事們是從來不與嶺南學院的普通教師有所接觸的，每次來嶺南學院都是由一群官員們圍在左右，因而他們也根本不知道學院發展的具體情況，根本不知道學院內部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顯然，主要是依據院長定期向他們匯報的那些量化指標。這里，由于董事們的學術信息是非常非常的匱乏，從而必然就會為這些匯報所突出的內容所迷惑和誤導。事實上，院長往往會強調和凸顯其任內所取得的政績，往往會選擇性地宣傳那些提高了的指標，而那些被犧牲掉的東西則往往根本不被提起，這就是破窗理論所昭示的。為了有這些政績可以匯報和宣傳，院長平時的工作就是采取各種手段來制造這樣一些指標，從而會推行極其功利主義的政策，熱衷于搞各種宣傳和形式活動，但卻無心去夯實內部的人文底蘊，也缺乏起碼的人文關懷。

　　其次，嶺南學院院長是市場上外聘的

　　由于實行的是董事會制，董事會對學院的影響最基本和直接的途徑就是任命院長。那么，董事會如何選擇院長呢?從學院內部教師中選擇院長往往被認為是不適宜的，因為董事會擔心會學院產生內部人控制的后果，也擔心可能會受到學校“政統”的控制。因此，董事會必然會傾向于從學院外部選擇。問題是，董事會中又沒有人懂得學術，又如何從外部進行選擇呢?于是就轉向中介公司，這也是商人們所信奉的市場機制。現任院長就是遠在香港的董事會花費數十萬元通過香港的獵頭公司所選擇的。進一步的問題是，又會是哪些人來應聘或者在人才市場上積極尋找這樣的院長崗位呢?大致而言，主要是那些已經利用現有規則而獲取了一定學術地位卻又缺乏真材實學、甚至對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沒有多少自信的人，也就是所謂“蟑螂性學人”。原因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水平和學術造詣往往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知識的積累而愈益深厚的，學術的成果和價值將在學術生涯后期才會逐漸顯示出來;與此同時，從事行政事務卻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根本無法將原來的知識積累和投入轉化成成果和收益。也就是說，放棄科研而從事行政，對一個真正的學者而言，損失是巨大的;因此，有高度學術精神的真正學人是不愿意舍棄原來的學術積累而從事教育改革的，除非年紀已經到了創造力基本喪失的高齡，此時從科研轉到行政來為其他年輕學者的學術研究提供服務，這也是為學術發展所做的另一種貢獻。但是，目前這些經濟學人在40-50歲的學術盛年卻積極尋找行政工作，為什么呢?關鍵原因就在于，他們的理論素養嚴重不足，只是遵循主流的規范而在學生或工作初期做了一些程式文章，卻并沒有在理論方面有真正的認知和深度，從而也就會努力借以前獲得的敲門磚而轉向行政。

　　同時，這些應聘者之所以愿意離開原來的單位、原來的城市而來到嶺南學院競聘，一個重要的動因就是獲得更高的收入。事實上，考察各國企業就可以發現，管理層實行外部聘用制的企業往往采取錦標賽工資制，管理者往往獲得非常高的收入。(1)外部聘用制使得人們都只關注自己的升遷，一有機會就會尋求轉化工作，從而往往不會在一家公司任職較久;(2)外部聘用制加速了人員的流動，使得管理者缺乏與其他人對某事負起連續性的合作責任，從而急功近利的短期業績得到凸顯;(3)外部聘用制使得管理者將遷升與薪水提升聯系起來，以薪資水平來評判自己工作被認可的程度，從而只追求自身薪資的最大化;(4)外部聘用的高級管理者與新組織中其他成員之間缺乏私人聯系，缺乏移情和通感，從而對其他員工的低工資往往漠不關心。顯然，嶺南學院通過獵頭公司招聘的院長也是如此，其年薪達到一般教師數倍乃至10倍，足以養活海外的妻女。尤其是，中國社會的學術與行政往往聯系在一起，這些人“為官”之后，不僅仍然還可以是教授、還是博導、還在不斷承接各種課題，甚至帶的研究生與日俱增;而且，官越大資源就越多，越是忙于行政事務，科研成果反而越多。

　　其三，院長往往采取極其功利的手段來實現政績

　　為了實現當時應聘時許諾的“政績”目標，院長上臺后就會采取極其功利的兩大措施。(1)重金招聘海歸博士，尤其是更容易在海外發表文章的工程專業的博士，為此可以提供高額安家費、住房，或者直接設立海歸崗位。院長就宣稱要花700萬元招徠3-4位高級人才，而這些所謂高級人才，最多也就是海外副教授的剛獲得者。(2)采取胡蘿卜和大棒雙管齊下的策略，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應用到學術研究的激勵中。例如，中山大學嶺南學院2007年受聘的海歸院長為了拼業績，上升后馬上將發表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中國社會科學》上的論文獎勵額在原先的1萬元基礎上翻倍，半年后再次翻倍而達4萬元。但不到兩年，這個院長就因諱之莫深且極力封鎖的原因被解職后。2011年的新任海歸院長上任后也馬上著手制定提高這些一類刊物的獎勵金額，先后提高到6萬，再到8萬;同時，將64種英文刊物的獎勵提高到15萬元，202種英文刊物的獎勵6萬元，34種英文刊物的獎勵2萬元。例如，正是在這種明顯屬于“拔苗助長”式論文獎勵的激勵下，嶺南學院幾年間在外文刊物上以及國內所謂一、二級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數量不斷突破;同時，由于給予高額獎勵的基本上都是數理刊物，以致這幾年已經幾乎看不到關心經濟思想以及進行基礎理論研究的學人了。

　　除了極力追求一些量化指標來展示政績外，院長另外的措施就是致力于各種社會性營銷來擴大學院影響。這主要有兩方面。(1)加強與企業的聯系與合作。主要包括大量聘請企業高管做兼職教授，并做報告和講學。(2)加強與政府的聯系與合作。先是通過各種關系找到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聘他為嶺南學院的正式教授和名譽院長，他的所有工作就是憑借個人關系去聯系各財經部委的主要官員聚集嶺南學院而舉辦嶺南論壇，而平時在嶺南學院是從來見不到的。例如，首屆嶺南論壇的嘉賓就包括：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財政部副部長李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商務部副部長鐘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顧問沈聯濤、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省銀監局局長劉福壽、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銀監局局長廖岷、廣東省發改委主任李春洪以及廣東省委書記和省長等。固然，這些活動對推動商學院的發展也是有幫助的，但問題是，發展與政企關系似乎成了嶺南學院所有工作中心，以社會性交際來取代學術的探索，以社會性影響來評價學術水平，而根本不關注真正的學術風氣，不關心真正的潛心學術者。

　　其四，出身MBA的現任院長更為功利

　　嶺南學院的企業化經營在現任院長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出身于MBA。事實上，MBA課程本身就是教導學員選擇專業化的道路，每個人開始就向某行業或管理崗位努力，因而只要有機會就會通過獵頭公司尋求雇主，并期待相應的錨定值的工資;同時，專業化道路加劇了同行、同業人員之間的競爭，因而MBA人往往學會了不依靠或不與別人協商地進行工作的習慣，從而也就不會知道或關心別人的問題，也就缺乏同理心和人文關懷。尤其是，現任院長像絕大多數MBA學員一樣，原來出身于理工科專業，為了改行或升遷而轉向學習管理課程，卻一直沒有接受起碼的社會性和人文性知識的訓練，缺乏社會歷史、文化倫理以及其他人文素養的熏陶。同時，當前MBA教育不僅忽視了人文性內容，反而強化那些功利性行為的教唆，從而就使得當前的MBA教育潛含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事實上，那些對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法制規范等領域的知識知之甚寡的理工科學生在接受了一、兩年的形式化且過時的經濟學案例分析訓練后就開始進入組織的管理層乃至核心層，并擔當起實際經濟決策的重任;同時，在MBA的教育中他們不但發現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行為模式與其原先從工科課程中掌握的自然主義思維相一致，并又進一步學到了一套如何在受到約束的情況下利用機會主義以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試想：一個已經養成了處理人與物之間關系的慣性思維的人(自然科學的主要思維)在形式主義地接受幾個簡單的經濟學術語、行為假設以及由此推演出的一些基本公理和一些過時的案例后，就來處理完全涉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經濟事務，那后果將是如何呢?然而，他們根本不會意識到這些問題，反而把自己的行為視為理所當然的，是正確的。哈耶克很早就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壞事往往都是“好人”做的。因為是“好人”，他認為自己的行為都是出于崇高的目的，為此的犧牲都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嶺南學院的現任院長就具有這樣的明顯特性，MBA人特質使他樂于確定某個特定的發展目標并由此推出一系列極其功利的政策，至于這些政策潛在的問題則根本不關注，甚至也根本看不到那些他不想看到的那些損失，很多教師也因此而被他義無返顧地犧牲掉。

　　其五，抓權和掙錢是現任院長的最核心工作

　　西方大學尤其是商學院也往往外聘院長，但是，人家的外聘院長主要職責在于籌集資金，負責財務;但是，在現在的嶺南學院，從財務、教學、科研乃至學術會議幾乎所有的事務都由院長一個人說了算，其中，他尤其熱衷于控制人事安排和財務收支。在很大程度上，他最致力的工作就是抓權和掙錢。其中，(1)抓權主要體現為快速更換原行政領導層，換上與其保持學術思路一致的海歸經濟學人或歸附的少數舊僚;不僅與其思路不一致的舊僚被邊緣化甚至被排斥出單位，而且與其思路不一致的青年學子更是根本進不來。(2)掙錢則體現為將幾乎所有的精力用于創辦MBA、EDP等盈利性項目上，市場和產業成為經濟院校發展的根本導向;即使所謂的理論研究，主要就體現在：通過高額獎勵來激勵在國外刊物或《經濟研究》等上發表文章以應排名之需，作為對外營銷和向上級匯報的憑證，而對基礎性的理論探索尤其是那些批判性理論則是根本不值關注。事實上，學院幾乎將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三高”以及數學工具之類的課程上，而思想史、方法論、政治經濟學以及其他人文性課程則幾乎全被拋棄;這些院校老師發表的文章幾乎都集中在數學模型或計量實證方面，而很少有思辨性和反思性的文章出現。

　　其六，嶺南學院的事務決策中沒有民主而只有獨裁

　　新任院長宣稱他是受董事會聘任，從而是最正當的和最厲害的。他的理由是，董事會在學院里投了錢，當然關心自己錢的使用，關心學院的發展，從而會聘任最好的人來管理學院;相反，學校領導則是行政任命的，不需要為投入的錢財負責。問題是，盡管這些耄耋之年的董事們確實是抱有一份愛心來投資嶺南學院的，但他們中有幾個懂得學術尤其是人文性的基礎理論思索呢?基于這種自以為是的信念，院長大權獨攬，剛愎自用，幾乎所有的規劃和發展都是他一人說了算，而各種委員會則形同虛設。為了實現“合同上”的那些形式“政績”，院長推出的政策也就不會不關心諸多老師的利益，甚至就是以諸多老師的嚴重損害為代價。舉例說明，(1)為了營造自己的近衛軍，他主導的聯席會議通過決議強迫老教師搬離董事會捐建的“教授住宅樓”，以便騰出房子來供他吸引高新聘用新的海歸。要知道，當老教師10年前被引進時，工資還不到現在年輕人的十分之一，當時學院應承的一個主要條件是提供免費住房直到退休。(2)為了完全貫徹個人的學術偏好和意志，他創設了職稱晉升學院資格審查，只有他認可的人才有資格參與職稱申請。院長宣稱，在國外教授晉升等都是少數幾個人說了算，于是，院長偏好的人大肆擢升，而另一些成果滿足學校標準十余倍的學人則數年甚至永遠失去教授晉升的資格。

　　其七，嶺南學院的收入分配中無視公正而只有權力

　　由于將學院當成了企業來搞，當政者往往就會追求非常狹隘的單一指標;同時，為了實現這一政績，他還會采取錦標賽的工資激勵機制。例如，在最新通過了論文等級和獎勵規章中：(1)《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管理世界》和《管理科學學報》被列入一級刊物，每篇文章可以獎勵8萬元;《金融學季刊》、《營銷科學學報》、《中國財務與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評論》這些在任何學校都沒有被列入核心刊物的以書代刊在嶺南學院被列入二級，每篇文章可以獎勵2萬元;其中，《金融學季刊》就是院長自己主編的。相反，《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這些被任何高校都視為權威的報刊，在嶺南學院考核中卻什么也不算，每篇文章獎勵300元。(2)由于引進了自己偏好的人，院長又專門將《心理學報》和《社會學研究》列為嶺南學院的二級刊物，每篇文章獎勵2萬元;相反，與此相似的刊物《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學研究》、《歷史研究》、《教學與研究》等在嶺南學院什么都不算，每篇文章獎勵300元。(3)《審計研究》、《金融研究》、《國際金融研究》、《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問題》、《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財政研究》、《保險研究》、《會計研究》、《中國工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農村經濟》這些數理刊物被嶺南學院列為二級，每篇文章獎勵2萬元;相反，《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家》、《世界經濟與政治》、《國際貿易》、《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學術研究》、《人文雜志》、《北京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具有較高思想性和綜合性的刊物則被列入一般核心刊物，每篇文章獎勵2000元。(4)300本英文刊物都被授予重獎，其中64本刊物獎勵15萬元，202本刊物獎勵6萬元，300本以外的其他英文刊物也被獎勵1萬元;這樣，幾乎所有的英文刊物都比如《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家》、《學術月刊》等國內刊物好的多，而《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馬克思主義研究》等更不入流。顯然，這些刊物都是院長自己及其禁衛軍發文的地方，因而學院資產通過一個規定就流到了特定人群手中，這就像當年國資委往往一個文件就造成社會財富大量轉移一樣。

　　最后，對比真正大學應有的基本特性

　　大學是保存、傳遞、創造、更新人類知識和人類價值的特殊機構，是萌生社會公平、正義和自由并進而推動社會發展的思維源泉，從而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承載了重要使命：它給人們提供了改良文化、延續生命和保障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公認和智力的平臺。現代大學的創建者洪堡就指出，現代的大學應該是“知識的總和”，大學完全以知識及學術為最終的目的，而非實務的人才培育。為此，大學兼有雙重任務：一是對科學的探求，二是個性與道德的修養。其中，關鍵是對人培養，要通過“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言傳身教為社會培養優雅的人。19世紀中葉英國大教育家紐曼就指出：大學首先要培養的是靈魂健全的，到達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一個健康的、靈魂健全的人作什么事情都更容易成功。美國現代大學的先驅弗蘭斯納則指出，大學不應該成為社會的“服務站”，從而反對訓練“實務人才”，反對大學開設職業訓練之課程，并主張將商學院從哈佛大學中清除出去。這意味著，大學所承擔的不僅是普及現世知識的責任，而是人類長期發展的責任;為此，它就需要且能夠與社會相隔離開來，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引導者而不是為社會潮流所支配。

　　懷特海指出，大學是教育機構，也是研究機構，但大學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從它向學生傳授純粹知識方面，也不能從它為院系成員提供純粹研究機會方面去尋找;相反，大學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聯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對學問進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識和火熱的生活之間的聯系。這意味著，大學應該成為一個學術思索和思想交流的場所，是由教師與學生組成的“community”(共同體)。涂爾干說，“大學”不過是一個具有某種一體性的團體，其實就是一種法團。顯然，在“community”內部，每位教師都是學院這個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份子，教師與學生進行自由的知識交流與思想碰撞。時任海德堡大學校長的雅斯貝爾斯曾指出，任何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都必須包含三個密不可分的方面——傳授學問、研究學問、創造性的文化生活;而且，大學精神是如此渴望著創造性的思想交流，以致它甚至尋求與那些拒絕交流的人交流，它甚至準備接納那些以犧牲理智為前提的學者，它試圖把最離經叛道的觀點引入大學。事實上，學者的基本任務就是不斷增進自身對社會的認知，通過“為往圣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來更好地服務于整個人類社會。這種自由和獨立性對人文社會科學來說尤其重要，因為社會科學的根本宗旨就在于：培養人們自由的學問精神，培育獨立思考的能力。

　　結論：嶺南學院具有地地道道的企業特性

　　通過上述層層分析，各位就可以明白，現在的嶺南學院已經不具有“學府”的基本特質，反而蛻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商業性企業。正是實行企業化經營，每個院長上臺都會大幅度修改學院各種規章，圍繞特定的政績目標來推行他個人的獨裁政策，并導致學院規章不斷變動，學院資產也就相應地通過一系列規章任意轉移特定人士身上。同時，企業經營的最大目標就是吸引客戶，怎么吸引呢?就需要各種廣告。嶺南學院也是如此，為了吸引優秀的學生報考，就努力通過各種營銷手段來擴大影響：一方面，通過與政府和企業聯系，甚至與媒體傳播合謀;另一方面，就是花大價錢招聘海歸來發一些文章，而這些文章不僅無助于提高學生的認識和思想，對社會發展也毫無作用。實際上，那些經過高考的搏殺并以高分進入嶺南學院的青年學子們，在4年時間內又學到了多少對人生、社會有價值的思維和知識呢?有多少人培養了創造性思維?有多少人培養了基本的社會責任?有多少人能夠深層次地認知現實?

　　尤其是，在MBA人的治理下，董事會聘請的院長成了管理者，教師成了被雇傭者，只有接受這些主政者所制定的規章，而無權參與并監督規章的制定，從而也就成為各種新規章的犧牲者。結果，近年來嶺南學院中的責任倫理和人文關懷迅速喪失，實質民主和基本正義蕩然無存，所謂的年度戰略會議都只是形式，任何反對和善意建議都會立刻遭到批駁和打壓，以致越來越多的老師不愿參加(只能通過物質的獎懲來“強迫”參加)。每次會議，都是主政者在夸夸其談所謂的政績，而另外被犧牲掉的很多東西卻根本不會提及。同時，即使學校進行民意測評，學院往往也是有選擇地通知一些受益者參加，而另外一些老師卻根本不知道有民意測評這回事，從而也就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某種意義上說，MBA人或許還可以適用于企業管理，因為企業管理的目標比較單一，但萬萬是不適合大學管理的，因為大學注重的是非市場化的學問和文化，注重的是人的培養。網絡上流傳耶魯校長施密德特對中國大學的批評：“宙斯已被趕出天國，權力主宰一切”，“一些民辦教育，基本是靠人頭計算利潤的企業”;“他們計劃學術，更是把教研者當鞋匠。難怪他們喜歡自詡為園丁。我們尊重名副其實的園丁，卻鄙視一個沒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教師”。這些批判完全可以應印在當前的嶺南學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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