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問題，很多電影在國外拿了大獎，在國內卻不能上映。
《天注定》在殺青的時候，就注定了不能在國內上映，盡管它在金馬獎、金棕櫚獎等一系列影展中表現不俗。
好在有網絡，我們得以欣賞這部“禁片”。依個人之見，賈樟柯的這部《天注定》比之先前的《小武》、《三峽好人》，在藝術上并無突破之處，連主題也大致相似：賈樟柯是一個迷戀文化根性的導演，他擅長用人類學的敘事手段，展現出這個時代轉向中的城市與鄉村的文化沖突和矛盾。當年的《小武》在柏林電影節上大獲成功之后，當時的評委就贊譽賈樟柯是“亞洲電影閃電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不過，《天注定》卻是一部很應景的片子，應的什么景呢?照賈樟柯本人的話說，影片中的四個故事都是取自現實，胡文海、周克華、鄧玉嬌、富士康跳樓案，這些事件和人物似乎沒什么必然的聯系，而且和我們每個普通人也沒什么瓜葛，最多，拿它們當做茶余飯后的談資，僅此而已。
對于現代人的置身事外，賈樟柯追問：你看，最初這樣的案件發生，我們會討論一個月，再來第二個，討論兩個星期，再來了討論一個星期，再來了嘆氣，逐漸地麻木，逐漸地我們以為很了解它，但真的了解嗎?
說真的，我們了解，但我們更善于遺忘。可賈樟柯不依不饒，他見不得人們呆滯的眼神后那幅“去他娘的，管我屁事”的生活圖景。這是痞子，也是奴才的姿態。中國人有哲學，那就是活著。 正應了《活著》里葛優扮演的福貴兒，一輩子沒活出個人樣兒來，卻對饅頭說：將來的日子會越來越好。
于是《天注定》就扒開了這個社會潰爛的皮膚，寫到此我想起了卡夫卡《鄉村醫生》里的一幕：醫生扒開病人潰爛的傷口，此時卡夫卡用了一個驚為天人的比喻，他說，那潰爛的傷口像綻放的玫瑰花。每想到此，我的身體都會一陣痙攣。
這個社會已經像《鄉村醫生》里的病人，傷口也開始潰爛，卻在很多時候竟然也像玫瑰花一樣很迷人。我們沒有嚴格意義上選擇的自由，卻在選擇忘記什么、諂媚什么、迷戀什么、拒絕什么的問題上，是識時務者。
既然如此，不如選擇趙本山小品《心病》里所說的“崩潰療法”試一試。賈樟柯明顯是帶著某種絕望去拍《天注定》的，他不是在消費苦難，因為《天注定》在國內就沒有票房。他說: 觸發電影拍攝的是痛，一種痛感。
《紐約時報》評價《天注定》時給出的評語是：這部影片借鑒了傳統武打片的形式，或稱武俠。四個故事就像過去的武打片一樣，唯一的不同是它們發生在當代中國。
這是賈樟柯頗有些絕望的境地，當然更是讓影片中四個主人公絕望的地方。哪里管什么武俠，說白了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快意恩仇的殺戮，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正義。
法國《世界報》評論說，一貫溫和的賈樟柯在《天注定》中亮出了明晃晃的鋼刀： 人都有能力忍受一些極限，不去訴諸暴力。超過了這些極限，因背景不同，他就或者會和同伴聯合起來發動一場革命。
這是下下策，卻是電影中主人公們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他們也想過平平安安的生活，但良心不允許。譬如主人公之一的大海，他如果像其他村民一樣，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說不定就會從焦勝利那里得到許多好處。可他偏不，瘋瘋癲癲的嚷著喊著要去北京告狀，結果被焦勝利的手下狠狠教訓了一頓，村民們取笑大海說，他被揍時，像一只被揮桿猛抽的高爾夫球。這樣不識抬舉的做法，不就是活脫脫的精神病嗎。
大海怒了，他踉蹌著回家去了獵槍，路過戲臺時正在唱《逼上梁山》，大海頓時覺得自己是林沖靈魂附體，他決絕的走向了殺戮之路。
用殺戮來解決罪惡，也是一種罪惡，可是那些觀看殺戮演繹的看客，你們是清白的嗎?
這是影片結尾提出的阿倫特之問，戲臺上正在上演《玉堂春》，知縣大人聲色嚴厲地質問蘇三：你有罪嗎?你有罪嗎?你有罪嗎?不如把這個問題拋給臺下看戲的觀眾，以及熒幕外的每一個人。世間多劫難，就算我們沒有親手制造劫難，可我們能把這撇得一干二凈嗎?
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說：極端的罪惡都是由普通人犯下的。上帝容忍罪惡那是寬容，而我們普通人若一直容忍罪惡，最后有可能喜歡上它。
這才是最難治的精神病，藥方只有一個：與這個世界保持距離。這是阿倫特的老師雅斯貝爾斯給我們的忠告，人之生存于世，要么嫉世，要么入世。要想自我實存，就要在世中而與此世對抗。
如果說我們認為大海是精神病，那么，我們的癥狀要更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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