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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是工業化時代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中國正處于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之中。民主政治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產物，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所需要。探索和建立適應時代需要，適合中國國情，符合發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將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提供政治保證。

　　但是，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缺乏民主政治實踐和經驗的國家。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要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中逐步探索，在探索中建設，在建設中發展和完善。總結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經驗十分重要，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一

　　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植根于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歷史環境、現實國情，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提供了起點和基礎;而滿足當代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則是推動和塑造當代中國民主的決定性因素。

　　從表面上看，民主似乎是一種“普世價值”，似乎“條條大路通羅馬”，當今世界上多數國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類似的，都被稱為民主政治。但是，實際上各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歷史原因是有差別的，民主政治在各國近現代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從近代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英國的歷史情況看，英國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斗爭，因此權利保護成為英國民主的起點和重點。法國民主政治起源于法國社會內部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出現在下層階級反抗上層階級的革命斗爭之中。因此，長期以來爭取自由成為法國式民主的主題與鮮明特色。美國民主誕生于反抗外來壓迫的獨立戰爭，由于歷史和地理條件等特殊原因，美國獨立建國時較之歐洲國家有較大的制度選擇和建構空間，使得許多源于歐洲的民主觀念與政治原則在新大陸上的表現勝于舊大陸。美國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即實行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雙重開放，這是歷史賜予美國的禮物。后世各國的民主政治鮮有建立之初即實行權利與權力的雙開放，這也主要是后世諸國難有美國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條條大路通羅馬”，條條大路路不同。導致各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原因是具體的，是有差別的。開端包含目的性，歷史起點不同，歷史任務不同，深遠地影響著不同國家的民主政治道路。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起點是由于外來殖民主義侵略引發的民族生存危機，救亡圖存是中國近現代一切政治建設的歷史起點和邏輯原點。在挽救民族危亡和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中，產生了民主政治的訴求，出現了最初民主實踐。在新中國建立后，尋求國家的快速工業化，建立富強的新國家，成為新的歷史任務。民主政治成為調動人民建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積極性、主動性的政治機制。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主題，也由此從救亡圖存轉變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歷史起點和歷史主題的輸入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軌跡和現實道路。

　　民主政治是人們的選擇，但選擇不是任意的，人們只能在歷史任務和國情條件等客觀因素設定的可能性空間中進行選擇。中國的歷史和基本國情深刻地決定和影響著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當代中國面臨的根本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中國的基本國情要求在工業化、現代化階段的政治制度與體制，必須能夠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建設國家、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同時又能夠集中民力和民智，有利于在全國范圍內合理有效調配資源、有利于保衛國家安全和保障社會的安定團結。對于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來說，只有滿足國家與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這兩方面的基本需求，才是一個可供選擇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是一個真正為中國人民所需要的制度，因而也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制度。

　　二

　　中國的民主有與其他國家的民主相通的地方，也有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中國的民主，是在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的長期奮斗和探索中逐步形成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基本國情對當代中國民主有著深刻影響。在長期和反復的探索中，中國民主建設取得了自己的重要經驗。民主的中國經驗，在與其他國家民主進行比較的意義上，反映了當代中國民主的特點。根據筆者多年的觀察、思考與比較，民主的中國經驗中有四條尤為重要和值得人們關注。

　　第一，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把保障人民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統一起來。

　　改革開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自由，權利的開放和保障，激發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資源稟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條件下，由于人民生產積極性的變化，中國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飛躍。這是中國民主政治產生的巨大社會推動力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巨大的經濟成功，中國大地上不可勝數的從無到有、脫穎而出、卓爾不群的成功故事，就是以權利開放為取向的政治改革的最有說服力的注腳。

　　然而，權利保障還只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民主建設的一個方面。如果說，世界各國民主政治中都包含著權利保障的因素而并不為中國所獨有，那么，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另一方面，集中國家權力則是當代中國民主政治最具特色之處。中國是后發國家，是一個大國，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輝煌歷史和文化記憶的民族。因此，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不僅要改變自己的落后面貌，還要追趕世界先進水平。中國夢不是田園牧歌，而是一個偉大民族立于世界之巔的雄心。“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中國要后來居上就不能跟在西方發達國家后面亦步亦趨，就一定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從民主政治的角度看，中國道路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國家權力的集中。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即“共產黨領導”是國家權力集中的制度體現。

　　西方輿論將中國模式稱為“威權主義”，并將所謂“威權主義”定義為：經濟自由與政治專制的結合。盡管在西方甚至中國國內有不少人是這樣理解中國的，但這卻遠不是事實。中國模式與所謂“威權主義”根本不同，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并非如專制政治之下以一人、一黨、一集團的一己之私為目的之體制，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是用以集中資源，統籌安排，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戰略性發展之體制。在中國，權力集中是現象，權力目的是本質。中國集中程度較高的政治權力與政治體制是用于國家的戰略性發展，保證中國實現更具效率的集約化發展的政治體制。這是中國民主模式中與保障人民權利同等重要的另一要素。

　　第二，在工業化階段，選擇協商民主為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方向和重點。

　　將民主政治在形式上分為“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中國式的分類方法。西方一些國家的學術界，有人針對西方普遍實行的競爭性選舉存在的缺陷和導致的問題，提出以審議式民主或民主協商來補充和調適西方政治制度。但這些討論更多地還是停留在思想理論上，議論于非主流學者的沙龍中。在中國則不同，協商民主已經在中國有了長期而廣泛的實踐，已經成為中國民主的重要形式。

　　在工業化階段重點發展協商民主是中國取得的重要經驗。重點發展協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選舉民主給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增加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性。現階段發展協商民主的主要價值在于：其一，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擴大社會共識。競爭性民主由于強化分歧和“贏家通吃”效應，容易造成利益排斥。而協商的本質是尋求利益交集，尋求最大“公約數”，照顧各方利益，促進妥協、促進共同利益形成。而這也正是處于工業化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多發時期，唯一可以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方法。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質量。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多數決定的民主機制也不是截然對立和矛盾的，協商民主可以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出來，通過交流討論使各種意見取長補短，避免片面性，盡可能趨于一致，也有助于把“服從多數”和“尊重少數”統一起來。其三，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競爭性民主以及票決民主、選舉民主的前提是公開的競爭與辯論，這種民主形式具有自身的優點但也有明顯的弱點，這就是分歧與矛盾的公開化。分歧與矛盾的公開化會使具體問題抽象化、原則化，形成價值對立和道德評判，其結果是提高了達成妥協與共識的交易成本。而協商民主是求同存異，在一般情況下回避尖銳矛盾，不公開分歧，結果是有利于妥協和共識的達成，有利于減少妥協的交易成本。

　　第三，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步，循序漸進不斷擴大和發展人民權利。

　　民主的中國經驗首要的部分就包含了保障人民的權利，但人民權利的實現和擴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民權利實現和擴大是一個歷史過程。發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追求，但在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之路并不平坦，許多國家經歷了坎坷和曲折，遭遇了“民主失敗”。民主的本意是實現多數人的統治，為什么推行和擴大民主會在一些國家導致混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權利的擴大超過了政治制度和體制的承載能力，形成了權利超速現象。

　　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實踐中，從未把權利神圣化、絕對化，從未以先驗的、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人民的權利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權利觀認為，權利不是觀念的產物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權利是伴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和增長的，并非與生俱來，也不是單純靠政治斗爭爭取來的，權利在本質上是歷史的、相對的。人們只有在具備了條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享有相應的權利。中國主張要隨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進步，逐步地發展和擴大人民的權利，逐步提高人民享有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質量。

　　第四，在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中，采取問題推動和試點推進的策略。

　　采取正確的策略進行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至關重要。經過多年的反復探索，中國形成了以問題推動改革和通過試點推進改革的重要經驗，成為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所采取的基本策略。

　　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是浩繁的社會工程。從比較理想的狀態設想，民主政治和體制改革應預先進行準備和計劃，然后付諸實行。這也被稱為“頂層設計”。但是從現實情況看，在政治建設領域實施頂層設計所需要的條件往往是難以滿足的。頂層設計需要經驗積累和理論準備，頂層設計的基礎是具有足夠的同一領域的經驗和在一定經驗基礎上形成科學理論。但在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政治領域，實踐對象的重復性低，又不能像自然科學和工程學那樣人為制造相似環境進行實驗。在政治建設領域中進行頂層設計并加以實施，并非完全不可能，歷史上亦有先例，如法國大革命后的《人權法案》，美國獨立建國后創制的美國憲政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人民代表大會為代表的新中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等。這些都是人類政治發展是上重要的關于政治制度的“頂層設計”和實施，但它們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機遇，這就是社會革命開辟的歷史新起點和發展新空間。政治制度的頂層設計往往產生于新舊制度更替的革命年代。而改革與革命不同，改革是在原有基礎上的變動與完善，不是“推倒重來”。改革是繼承了原有制度中的眾多既定因素，是在現有基礎上的變革。因此，改革必須面對既有的制度、既定的格局等因素，被束縛于客觀的規定性之中，而不能完全按照主觀行事。形象地說，革命好似“新區開發”，而改革好似“舊城改造”。與革命時代不同，改革時代的“頂層設計”是罕見和困難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策略被形象地稱為“摸著石頭過河”，即從實踐中的問題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是通過實驗分散進行而不是輕易采取“一攬子”方案。所謂從問題出發，是將改革的起點設定于具體問題，從現象入手。現象大于本質。改革從現象入手不會偏離事物本質，而是在尚未認識事物本質的情況下，圈定本質的范圍，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地進行改革的嘗試，通過部分地解決問題，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改變。

　　改革必須盡可能地通過實驗、試點，逐步推廣。這也是中國改革和民主建設一項重要的、成功的策略。政治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政治具有高度的風險和重大責任，政治體制改革一旦失誤，后果嚴重甚至難以補救。當然，改革不可能沒有風險，任何改革都必然要面對風險，但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冒沒有退路的風險，不能冒后果不可挽回的風險。政治體制改革一旦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全面失敗，國家和人民就要承受不可彌補的損失，幾代人的生活就有可能被毀壞。這種風險是任何負責任的政黨、政府和政治領導人不應當也不可能承受的。因改革失誤和失敗導致國家解體、人民遭殃的慘痛教訓在世界上并非沒有先例，蘇聯的改革與崩潰可謂殷鑒不遠。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規避可能導致政權與國家傾覆的風險。政治體制改革的所有設想、方案和實驗，都必須遵守“退路原則”，應預先進行風險評估，提前準備退回預案，以作為風險防范的重要措施。而民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要經過試點加以實施和推進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分散風險。試點可以規避整體風險，可以規避顛覆性風險。改革難免失誤，只要在一定范圍內則可以承受。失敗和失誤是探索和認識的一部分，只要不牽動全局，失誤或失敗會加深對事物規律性的認識，反而有利于找出更加科學、正確的方法。

　　三

　　民主有價值與實踐之分。民主在價值層面的含義是人民主權，這一點在當今世界獲得了廣泛共識和普遍的法律確認。在人民主權得到法律確認的條件下，民主就成為一個實踐問題。民主作為實踐問題，意味著尋求和建立實現人民主權的民主形式、政治制度。然而，無論歷史還是現實之中，無論在西方還是第三世界，探索和建立適合需要的民主形式都非一帆風順。在實現人民主權的共識和政治正確性之下，具體的民主形式探索、選擇和建立，要受到諸多歷史與實現條件的制約。縱觀世界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各國民主之路無不猶如群山之中一條狹路，蜿蜒曲折，坎坷前行。

　　在可以預見到的未來，由于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等諸多歷史與現實條件制約，中國民主建設不能采取擴大競爭性選舉的策略，這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在未來長時期中都要面對的一個重要限制性因素。在這樣的歷史性的約束條件之下，中國的民主建設只能采取積極穩妥地擴大和推進有序政治參與、重點發展民主協商以及建立、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體系的總體策略。

　　第一，分層次擴大有序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我國的民主政治實踐中政治參與占有重要地位，是人民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的重要途徑。我國的政治參與的主要途徑是政策性參與，即通過民意征詢系統，把國家的法律與政策建立在征詢和反映人民群眾意愿基礎之上，通過征詢人民群眾的意愿使黨的執政方略和各級政權的法律法規、政策能夠準確地反映和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實行分層次的政治參與是保證政治參與的有序性的關鍵。在現代的民主形式之下，即間接民主政治實踐中要處理的一個基本關系是“精英”與“群眾”的關系問題。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經驗不對稱以及利益局限性，客觀上限制了人民群眾進行政治參與的能力與范圍。分層次政治參與方式是克服和超越群眾參與局限性的根本方法。所謂分層次參與是以利益相關性、信息充分性和責任連帶性為標準設計和確定政治參與的主體、對象和方式。區分不同的政治事務，以利益相關程度、信息掌握程度和責任連帶程度為尺度，引導相關性強的群體及代表進行分層次的政治參與，而不是不分層次、不看對象的所謂全面的政治參與。這樣做既從總體上保證了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又可以防止無序參與帶來的無效與混亂。

　　第二，推進協商民主，提高協商民主質量。

　　黨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中國式的協商民主概念，提出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為未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發展協商民主，需要進一步擴大協商民主范圍，推進民主協商的體制化、制度化。提升協商民主的質量是未來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關鍵問題。在未來發展中國式的協商民主中，社情民意的客觀、準確、全面的發現和反應機制是發展協商民主，提升協商民主質量的重要相關制度，應納入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議事日程。協商民主較之選舉民主，其表達機制相對薄弱。因此，在重點發展協商民主的背景下，加速建設中國的社情民意調查系統就顯得十分必要。當前我國社情民意調查工作存在缺陷和不足，尚未建立起專業、系統和完善的社情民意調查系統，由此導致協商民主的基礎并不牢固。在這方面，我國應廣泛學習借鑒國外相關經驗，結合本國國情和現實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專業化的社情民意調查機構和體系，特別是應當建立相對獨立的專業化、職業化的民意調查機構，以促進協商民主質量的提高。

　　第三，建設和加強權力制約和民主監督體系。

　　權力制約與民主監督在現階段不以擴大競爭性選舉為民主建設策略選項的條件下，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類的長期政治實踐表明，權力制衡作為一項防止權力蛻化、保障權力性質的基本措施是有效和可靠的。權力制衡屬于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是一種在民主政治體制下的普遍適用的原則。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是相同或相似的權力主體間的相互監督和制約，而民主監督的基本原理是授權者或被代表的主體對于委托者或代理人的監督和制約。權力制衡和民主監督是兩個性質不同、功能相近的制約與監督政治權力的管理機制，在未來民主建設都需要進一步加強。

　　所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核心思想是建設和完善制度性的權力制約體系。在我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應沿著分類、分層、分級建立權力制約機制的方式推進權力制約體系的建設。所謂“分類”，是分別在黨委、政府、人大、司法等主要權力機關之中首先建立完善的內部權力制約機制。所謂“分層”，是區別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門，根據條件和需要建立各具特色的權力制衡機制。所謂“分級”，由于中國當前所處發展階段以及處于當前發展階段的政治制度歷史的限定原因，中國的政治權力將長期處于相對集中的形態，因此，中國政治體系中的權力制衡機制并非均衡和均質的，處于權力不同層級上的制衡機制應有所區別。

　　在缺乏競爭性選舉的民主形式類型中，民主監督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特別是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民主監督作為一種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更是不可或缺的。民主監督是保障人民賦予執政黨、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機關的各項權力不變質，保證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根本方法。從一定意義上講，民主監督是保障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發展正確方向的關鍵因素之一。只有實行有效的民主監督，其他的民主形式才能真正發揮效力;進一步講，只有實行和加強有效的民主監督，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性質才能得到真正體現。因此，民主監督是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需要大力加強的重要領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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