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極少參與香港問題的討論了。因為，你說了半天，上下左右都裝作聽不懂。當然，北京來的欽差大臣可能還真的就聽不懂。沒轍，靜觀其變吧!

　　香港如果發生動亂，與民主沒有半毛錢的關系。明白一點說，這就是拙劣的治理水平導致的必然結果。“泛民”貌似香港的亂源，但他們不過是一種表象，“泛民”遠非香港的主導性因素。誰才是香港真正的亂源，今時今日還說不得，您可以細細體量。點一句，香港亂源與大陸亂源一以貫之。

　　我在《廣義財政論》和《廣義稅賦論》中，都談到過動亂問題。居民的廣義稅賦如果趨近于其收入的70%，這個地方將必然會發生動亂。就此意義而言，香港問題與北非中東別無二致。我要說明一點，香港居民廣義稅賦早已突破60%了，至于是否達到或超過70%我尚無把握?？傊?，干柴已經累積的差不多了，就差火種了。如果，香港發生動亂，我不會感到驚訝。我一向認為，動亂是經濟扭曲的政治表達。至于誰發動動亂，或者誰領導動亂，這是一種偶然結果而非必然原因。十六年治港，治出如此“成果”，你不能總是在敵人身上找原因。

　　我對香港經濟問題的看法歸結在兩篇文章中，分別是《回到一九八三》和《香港的超級地租》。前一篇側重于金融，后一篇側重于財政。為了讓有關方面了解實情，還特地請人將文章送往有關部門。我自然明白，在白玉為檣金作馬的時代，這樣的文章是上不了領導桌面的。其實，我早就汲取經驗教訓了，十幾年前就曾親往港澳辦談自己的看法。那時侯，領導們哪里會考慮十幾年后的事情，連聽下去的耐心都沒有，匆匆地就被送客了。在“香港明天更美好”的主旋律下，香港嚴峻的財政金融問題一律被掩蓋，這種愚不可及的掩蓋已經成為政治緊箍咒了。事實上，香港一直在等待著謊言被拆穿的那一天。那一天，或許就意味著動亂。

　　順便說一句，我是主張年輕人占領中環的。道理很簡單，香港老百姓與中央政府需要溝通的平臺，香港老百姓確實有必要讓全體中國人知道香港的真相。要知道，有關方面與香港富豪溝通的太過密切了，以致于完全地脫離了群眾和脫離了實際。占領中環確實可能導致動亂，但是不占領中環會發生更慘烈的暴亂。重復一遍，當居民廣義稅賦趨近于其收入的70%，這個地方將必然會發生動亂，不要寄望于維穩的力量。不下決心解決經濟問題，就很難有效地遏制動亂。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如果不是去占領中環，也許就會去占領政府大樓或特首官邸。順便再說一句，自由行之類的變相財政補貼根本無法舒緩香港階級矛盾，而那些個政治上無比正確的欽差們正在激化社會矛盾。老百姓不去占領中環，誰會來傾聽呢?誰會去改變呢?

　　又或著，香港的動亂，可以警醒大陸的夢中人。為大陸即將開始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做一些預警的工作。倘真如此，高老忠的犧牲也就值得了。再說一遍，香港和大陸的亂源一以貫之，香港不過是一個肇始點而已。忍不住，提醒一句，領導可知道大陸的廣義稅賦水平是多少嗎?領導是否真的認為中國經濟處于安全穩定區間呢?一定要保持清醒啊，必須馬上開啟財稅改革了，再舍本逐末就徹底喪失時機了。

　　附：香港的超級地租

　　筆者按：2013年3月1日香港《信報》頭條新聞《政府取消勾地重奪供應主導權》。此文意味著香港土地制度開始發生重要轉變。巧合的是，筆者的文章也于今天《信報月刊》第432期正式刊出，標題為《香港的超級地租》。無論阻力如何巨大，香港都必須向前發展。當然，作為借鑒，也應對大陸的土地制度進行深刻反思了。

　　香港的“深層次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那些茶杯里的風波不足掛齒。香港“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涉及經濟管理主權，關乎香港未來的命運。事實上，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始終是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香港于1997年回歸的僅僅是政治管理主權(行政權)，經濟管理主權至今仍然無法全面回歸。香港的經濟問題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財政問題，就是本文要談的超級地租問題;另一個是金融問題，就是聯系匯率問題。筆者曾經著文《回到一九八三年》，對香港金融問題做過詳細論述，本文可以視為《回到一九八三年》的姊妹篇。一個殘酷事實是，無論中央政府亦或是香港政府，均無法在香港實施卓有成效的財政金融管理。在經濟管理主權旁落的現實中，香港經濟呈現出自由落體運動。如果不是中央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香港經濟資料會十分難看。

　　筆者認為，香港的經濟問題皆肇始于1983年。英國人在與中國人開啟關于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之后，對香港的經濟制度做了歷史性的改動，港英政府在香港回歸前悄然讓度了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事實上，在一九八三年之后，國際金融資本逐漸接收了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這種情況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反而更加嚴重了。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操縱下，香港財政金融制度日漸扭曲，香港終于形成帶有食利特征的貴族體制。一個徹底失去創業和創新潛力的香港，人才和資本大規模流失，經濟效率每況愈下。在回歸十五年之后，全世界都在審視，香港的明天真的會更美好嗎?

　　1983年之后，在內外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力主導下，香港逐漸形成了隱形的超級地租。

　　為了準確評價政府的財政狀況，筆者曾經提出廣義財政論(包括廣義稅賦論)，目的在于超越狹義財政理論的局限性。狹義財政理論的局限性，常常構成人們對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的誤判。通常，在狹義財政理論下，人們習慣于將名義稅賦理解為稅賦的全部;然而，名義稅賦和實際稅負完全是兩回事，實際稅負往往大大高于名義稅賦。筆者認為，一些處于轉型期的經濟體，由于財政制度存在的明顯的漏洞，往往造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僭越政府的財政行為，這種準財政行為通常不納入政府的正規財政管理范疇，但卻成為具有強制性特征的準政府行為。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的準財政行為，往往可以造成對弱勢群體極為殘酷的剝削和掠奪，形成經濟結構的極度扭曲。簡單一點兒說，就是地產商可以被賦予稅務局的職能，通過準稅賦的方式攫取財富。香港人可能難于理解，香港存在“第二稅務局”。正是這個“第二稅務局”制造了一批世界頂級富豪，香港的頂級富豪竟然清一色的是地產商。筆者所言廣義財政論，可以厘清這部分非政府的財政行為，可以揭示經濟結構扭曲的深層次原因。

　　香港的超級地租問題就是一個經典的廣義稅賦案例。香港政府的名義稅賦非常之低，但香港居民類稅性負擔卻極為沉重。事實上，香港的社會分配三十年來被嚴重地扭曲了，香港存在令人震驚的隱形超級地租。一直以來，香港被視為一個低稅賦地區。從宏觀經濟角度觀察貌似如此，香港名義稅賦(狹義稅賦)是非常低的;但是，從微觀角度觀察(居民個人支出)，香港普通民眾的經濟負擔卻極其沉重，類稅性支出達到驚人的水平。香港政府一直未能提供各類港人個人收入中房屋性支出占比的詳細統計資料，筆者只好使用香港本地學者提供的研究數據。據2012年4月第12期《社聯政策報》馮國堅博士文章《香港私人租住房屋問題與論述》提供的數據，香港私人租住樓宇租金收入比(1990-2011)分別為：1990-1997,69.85%;1998-2003,47.50%;2004-2011,56.33%。如果，我們將私人房屋租住樓宇租金占個人收入30%視為一個合理水平;那么，超過30%的部分可以是視同為超級地租。我們使用馮國堅博士提供的資料可以得出驚人的結論：香港的超級地租幾乎是正常租金水平的一倍;接近正常稅賦的兩倍;超過名義地租數十倍。每一個香港居民額外的房屋租金支出可以視同為類稅性支出，這是一雙看不見的手收取的價內稅，它直接將香港居民的實際稅負提升了近兩倍?？紤]到香港居民還要支付其他類稅性支出(各類保險和公積金支出等)，香港居民的廣義稅賦(實際稅負)已經接近世界最高水平。遠遠超過正常稅賦支出的超級地租嚴重惡化了香港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同時嚴重扭曲了香港的經濟結構，嚴重削弱了香港商品和服務的國際竟爭力。當然，正是這個超級地租成就了香港的超級地產商，使彈丸之地的香港產生了一批世界級富豪。這些食租而肥的超級富豪，用超級地租驅逐了香港的比爾蓋茨和喬布斯，使本應實現工業化升級的香港變成了一個金融泡沫。沒有公開資料證明，英資從香港金融泡沫中吸走了多少財富。筆者只是知道，撒切爾夫人的撒切爾主義是需要外來資本支撐的，正是當年香港龐大的私人資本回流英國，完成了英國歷史性的私有化進程。毋庸諱言，偽善的香港財政制度，制造了香港偽善的稅收制度;偽善的香港稅收制度，制造了惡劣的香港土地制度;惡劣的香港土地制度，制造了極度扭曲的香港超級地租。極端扭曲的香港超級地租，吞噬了港人的勞動成果，埋葬了香港年輕人的未來。如果，香港再不啟動深刻的財政改革，香港的明天將是非常暗淡的，香港可能成為另一座廢都。

　　一、香港超級地租的本質。

　　地租，是使用土地生產力的報酬，地租是指用以換取占用土地或提升土地價值所支付的費用，為地主的所得。在城市，地租是城市土地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城市土地價格形成的基本依據，其來源于土地使用者的利潤。地租產生的原因有土地稀缺性、收獲報酬率遞減率、土地肥沃度、位置、土地私有制度、人口無限增加等因素所產生。

　　超級地租，是指超越了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而獲取的地租性質收益。超級地租本質上是對土地使用權的過度收費。超級地租理論上應該是地主憑借土地資產獲取的的超額利潤。但是，在現實社會當中，由于土地擁有者和土地管理者錯位，超級地租收益往往被截流并轉移。所以，超級地租往往并不以地租形式出現(一般隱含于房價和房租之中)，超級地租往往并非被地主征收和獲得，超級地租往往成為政府和地產發展商牟利的工具。

　　香港的超級地租，是香港土地資源升值形成的超額利潤。理論上，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香港的土地所有權歸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香港超級地租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所有。但是，鑒于《基本法》的安排，香港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由香港政府代為行駛管理權。香港政府實際上將香港超級地租讓度給了地產發展商以及土地實際占用者。

　　香港超級地租的本質，是香港土地資產價值高度壟斷形成的超常規收益。一般而言，香港地租應該維持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不應通過行政和商業的高度壟斷形成超級地租模式。香港的超級地租扭曲了香港社會分配分的合理性，也損害了香港社會資源分配的效率，使人民生活質素不斷下降，也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

　　二、香港超級地租的成因。

　　一般而言，形成超級地租需要兩個必要條件：

　　第一，土地使用權的超級壟斷。

　　香港的超級地租問題肇始于香港殖民地末期。在一九八三年中英談判之后，政府和地產發展商形成了默契，巧妙地控制了土地的供應量，并操縱了房地產的市場價格。于是，香港的地租性收益急劇增加，成為了土地占用者的類稅性收益。

　　實際上，在香港漫長的殖民地時期，香港的地租一直處于合法而合理的水平。1841年香港開埠，香港島上的土地于同一年便開始由殖民地政府出售予私人買家。除了中環花園道的圣約翰教堂的土地屬永久業權外，其他所有土地均以批租形式出售。契約條款因應出售當時的土地政策而有差異。一般的批租期為固定年期75年、99年、150年或999年，而沒有續租權利;或是可續租年期75年、99年或150年，而有權分別再續租相同的年期。土地買方(即契約持有人)須于批給契約時，向政府繳付反映當時土地的地價，并且繳交年租(現稱地租，舊稱地稅)。在香港漫長的殖民地時期，地租通常為象征式的金額，相對于收入占比而言極低。

　　令人感嘆，香港所有的“深層次問題”都產生于三十年前。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恐怕就是香港的地租問題。中國政府及英國政府于1984年12月19日簽署《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該聲明于1985年5月27日生效，而其附件III載列有關批出新土地契約及不可續期土地契約的續期事宜。根據《聯合聲明》附件III的規定，香港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間批出的新土地契約的租期不可超越2047年6月30日。土地承租人須繳納地價及象征式租金直至1997年6月30日，在該日以后則無須補地價，但須每年繳納相當于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會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附件III亦訂明，除了短期租約和特殊用途的契約外，1997年6月30日以前期滿的不可續期土地契約，如承租人愿意，均可續期至2047年6月30日止，無須補地價。從續期之日起，每年繳納相當于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會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至于1997年6月30日以后期滿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契約，附件III訂明，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土地法律及政策處理。簡而言之，香港回歸后，香港“地主”的訂定的地租實在太低了，在迅猛的通脹面前可以說是聊勝于無。閱讀歷史文件，您或許會感到驚訝，回歸后香港的“地主”實在是太寬厚了，寬厚到反主為客的地步了。顯而易見，正是兩級政府的財政不作為，極大地助長了土地實際占用者權益。由此，香港的土地異化為政府和地產商的提款機，為實際操縱土地占用權的人們(英資及其代理人)，提供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發財并套現的歷史性機遇。我們為當年參與中英談判的中方代表感到遺憾，他們或許是堅定的政治家和優秀的外交家，但他們在經濟和法律方面的準備明顯不足，他們沒有能夠真正理解國家主權的經濟含義，他們因此而無法捍衛國家的經濟利益，也未能充分保障港人的經濟利益。所以，香港終于沒有能夠幸免，香港還是重復了其他英國殖民地的悲慘故事。更令人感慨的是，這種遺憾今天仍然在繼續。

　　第二，持續的通貨膨脹。

　　在筆者看來，港英政府1983年放棄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理由是荒謬而可笑的。如果，香港不是在1983年放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港人就存在自主管理通貨膨脹的能力。當通貨膨脹處于合理水平，土地占用者就無法攫取超級地租了。筆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對比了香港和瑞士在貨幣管理上的異同，瑞士人1983年之后堅守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創造了令人羨慕的經濟成果。瑞士沒有制造世界級的地產商，瑞士人民獲得了世界頂級的生活質量，瑞士成功完成了產業升級(世界一流的生物科技產業和精密機械制造業)，瑞士法郎可以成為獨立于美元和歐元的強勢國際貨幣。而港幣，那個曾經接近輝煌的準主權貨幣，卻于1983年莫名其妙地淪為了美元兌換券。想來心酸，一個喪失了貨幣管理主權的特區，還討論什么經濟管理主權?一個不能履行經濟管理主權的特區，還奢言什么主權回歸?

　　香港人和大陸人至今也未必明白，1983年之后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超級地租，就像一根插入香港機體的吸管，香港的財富被國際金融資本慢慢地吸干了。

　　三、香港超級地租的未來。

　　筆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明確提出，香港應該盡早結束聯系匯率制度，香港應該重建具有主權特征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任何熟悉地租理論的學者都會明白，不能管理自己的貨幣，就不能管理通貨膨脹，也就無法有效管理財政(也包括地租)。簡言之，解決匯率制度問題，是解決香港經濟問題的必由之路。

　　當然，管理地租必須要從地租本身入手。

　　第一，香港應建立地價評估制度。在地價評估制度基礎上，建立調控土地供應量的一整套科學方法。

　　所謂地價評估制度，就是將地價與非政府補貼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綁定。政府不能擅自收放土地供應量，導致市場對土地供應預期的不確定性，進而導致大規模投機行為發生，為特權商人提供不正當暴利。

　　第二，香港應建立八極超額累進地租制度。對于占有較少土地資源的居民予以地租豁免;對于過度占有土地資源的居民征收超級地租。首先，必須壓抑過度投機;其次，必須均衡資源占有;最后，必須全力促進環保。

　　第三，香港應將物業投資收益納入所得稅征收范疇。

　　通過建立地價評估制度，可以解決地租一次分配的合理性。通過差別租金和稅收調節，可以解決地租二次分配的合理性。

　　另外，就長期而言，香港財政存在嚴重的隱憂，早就應該開辟新的稅源以應對未來的財政危機。

　　筆者連讀了香港十八年的預算案。老實說，筆者對于港府所謂審慎理財的陳詞濫調感到驚訝。港府的稅基偏重于勞動者和勞動所得，而忽略資產占有和資產溢價，擺明了是殺雞取卵，還談什么審慎?況且，一個堅定不移保護資本家，無所顧忌剝奪勞動者的稅制，連起碼的公平正義都談不上，談審慎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嗎?一個保護食利者并制造貴族的稅制，理應為現代文明所不恥，何以竟成為港人的驕傲?更令人驚訝的是，如此無恥的稅制何以竟能夠在大陸復制?

　　長期觀察香港的財政，加深了對大陸財政改革的憂慮。大陸以香港財政制度為師，竟然創造了土地財政模式，這是經典的機會主義選擇。事實上，今天大陸的超級地租問題，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歐美均開始增加針對資產占有和資本利得課稅的時候，大陸仍然頑固堅持以勞動者及其勞動所得為主要稅源，非但罔顧公平正義，也毫不在乎經濟效率，嚴重后果已經開始浮現。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陸非但未能收回香港的經濟管理主權，甚至也在喪失自己的經濟管理主權。偉大的祖國正在巨大的風險中高歌猛進。

　　二零零八年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是歷史性的時刻。美國人以其特有的敏銳和卓越的智慧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他們進行了深刻的歷史性變革(另文詳談)。香港在所謂“五十年不變”的咒語中不斷沉淪。而中國竟然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非但放棄了主動調整的歷史機遇，還被動進行了資產泡沫的惡性擴張。時間對香港和中國都非常不利，在失去調整機遇期之后，香港和中國都將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2013年對香港和中國都是歷史性時刻，二零零八年經濟危機的高潮正在步步逼近，殘酷的經濟危機將摧毀夢中人最后的輝煌。非常希望新一屆領導人知道，他們將要面對怎樣的殘局，以及他們現在應該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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