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理論干部弱勢在哪里？

　　先談談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觀念的世界和一個經驗的世界。人們總要根據自己建立起的經驗系統，來衡量、判斷某種觀念，理解和運用某種理論。因此，可以說人們的經驗世界是其觀念世界的基礎和支撐。經驗來自實踐，如果沒有實踐、沒有經驗，對理論的理解和運用就是水中月、鏡中花。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的很明白：一切真知來自直接的經驗。這句話說的多好呀!多準確。如果沒有經驗而大談理論，那你就是編，就是忽悠。我的本錢就來自于這些年在國內外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讀大地之書、社會之書、人性之書。

　　以國內而論，2006年以來，我在浙江省、市、縣、鎮四個層級上做了比較系統的觀察和研究，可以說把這個地區改革開放歷史在我的頭腦里進行了現場重現。這對我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沒有這樣的調查研究，沒有對浙江的理解，我對中國、對改革開放的理解就只能是概念化的，不可能具體、深入。浙江就是我的本錢呀!我很感謝浙江，慶幸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在這個時代做學問是很幸運的。

　　坦率地說，學術界理論和實踐本末倒置的現象還相當嚴重，在我們黨的理論研究、教育機構里也不少見。有人問我，為什么有些黨校的教授發表觀點很幼稚，和網上“公知”沒有什么區別?就我的理解來說，現在我們黨的一些理論工作者，包括一些黨校的教員確實很迷茫，你們問什么原因?依我經驗看來也許有三個方面吧：

　　第一，可能和改革開放之初形成的某些傳統和思維定式有關。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正是思想解放的高潮期，那時思想前衛的理論工作者包括黨校的一些教師，主流是倡導思想解放，那時中央黨校的一些教師參加“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應當說為中國改革開放作出了貢獻。但是，事物與人都有局限性，事物總是要固化和轉化的。一直以來，有些人一直把“思想解放”奉為信條，總以思想解放先鋒為己任，總拿著那個勁兒。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定式，一種新的教條：凡事以“新”為美，什么只要“新”就好，求新成癖。就像美國愛說的：Something new。其實，他們說的“新”往往只是個形式，只是個新的說法、新的表述而已。問題的實質在于要認識事物內在的矛盾性，解決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的發展，現在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多元，一個問題往往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

　　比如，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中國政治體制最主要的問題是權力過分集中。整個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分散權力，解決權力集中問題。但事實證明，這個問題遠遠不是分散權力就能解決的，分散權力帶來的新問題可能比原來權力集中的問題還大。這種“反向求解”的思維方式，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對事物認識的深化，逐漸被放棄了。因為，它太簡單，不解決問題。可是，現在許多人連這個都不懂，還是說幾十年前的話，說了20年的老話，思想也沒進步。實在是學習能力太差了。這樣的人往往只能是提問題，提一些新思路、新提法，以往這就行了。總是提出一些總也解決不了的問題是愚蠢的，停留在提問題、喊口號的水平上，實際上就落伍了。一些人喜歡說一些看似很新穎的觀點，其實他并沒有搞懂斤兩。

　　第二個原因，時代造成的自卑心理。這和整個大的形勢變化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界一切以西化為標準，一些體制內搞理論的人內心里特別惶恐，潛意識里感覺以前的那套不管用了。八十年代是“急統”，九十年代是“緩統”，反正在他們看來歷史大趨勢就是統一到西方那邊去。所以黨的學校、研究機構里，很多人迫切要顯得西化，這樣才開明，才進步。其實是在外部沖擊下，慌了神，于是就像剛才說的，刷新刷新，假裝特開放，特懂外國，特能跟得上潮流。表面上越亢奮，心里面越自卑。

　　第三個原因是脫離實際。上面兩個問題說到底還是脫離實際，不真正了解中國與世界，不真正了解實際情況。長期以來，我們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教師、學者，總的講接觸實際不夠，形成這樣的局面有認識問題也有條件問題。在不少人看來，理論研究就是研究理論，就是看書。這怎么行呢?理論研究不是研究既有的理論本身，理論研究首先要研究實際，要走進社會生活、社會實踐，從對實踐的直接觀察中總結經驗，從經驗中提煉、歸納和概括理論。但我們大量的理論工作者、教師，沒有這樣去做，關在書齋里、校園里，道聽途說加分析想象，就寫文章了。這樣寫出的東西能有什么價值?還有一些人，東迎西請的到處講課、做報告，飯桌上聽人聊聊，就以為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就以為了解了干部群眾的思想。這可算不上調查研究。那是聽故事，講段子，靠這個最多也就混個“段子學者”，能講點故事。

　　現在的學者要注意接地氣。年輕一代沒有上一代人上山下鄉的那種經歷。當然我并非主張文革時候的那種“廣闊天地煉紅心”。但強調“走、轉、改”是沒錯的。現在仍然需要探索一種經常性的深入實踐機制，要讓學者接地氣。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問題很大，但是也給了我們一份意外的禮物，現在的中央領導人可謂“知青一代”的領導人。他們青少年時代對中國現實有著切膚體驗，他們從自身成長的經歷切實體驗到國家、人民的事業與個人際遇的關系，他們個人的生活經歷鑄錠了他們對國家命運與個人前途關系的認識與理解。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對人一生的性格和信念具有重要意義。

　　理論如何指導政治改革？

　　我一直以來都對單純頂層設計這個提法懷有疑義。政治領域很難有頂層設計，那是革命，不是改革。頂層設計之后還有分層設計，分層設計是以頂層設計為邏輯起點，是滿足頂層設計的要求進行分層設計，但社會是現成的，沒有辦法推倒重來。所以，頂層設計要和分層設計兼容，就好比腦袋和腿腳要兼容，這個過程也是要摸著石頭過河的。

　　此外，頂層設計需要有理論有經驗，但現在我們誰對社會主義中國現代化建設有完全的經驗?都是要在實踐中摸索。蘇聯的失敗就在于頂層改革失誤。所以頂層設計的風險一定要在可控范圍內，所謂可控一定是局部的，一攬子方案是非常可怕的，有可能幾代人的生活也就這么一攬子被斷送了。改革一定要有風險控制，不能以為只會成功不會失敗，要有退路設計，留下后路，在取得經驗之前不能推廣。

　　但是，我國的權力模式是需要改革和改造的，現在終于公開講權力制約了，當然我理解這個制約主要還在地方和部門層級上。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里，是缺少權力制約概念的。馬克思的邏輯重點不在制約，而是主權在民，人民主權，人民和政府是委托和被委托的關系，是人民監督政府的關系，巴黎公社就是這個模式。

　　現在共產黨已經連續執政很久了，變成了一個日益專業化的執政集團，和人民之間也產生了一定的距離。人民的監督，即來自權力體系外部的監督往往只是監督干部的操守，而對政策以及決策過程實際上是很難監督的。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寫的《國家與革命》中提出了一個“郵政原理”，設想把復雜的社會管理分解為及其簡單的環節，由普通群眾掌握管理權，實現干群一致。十月革命后的實踐表明，這顯然是行不通。社會主義國家同樣要建立復雜的職業化管理體系。面對職業化的管理者階層逐步產生了權力制約的需要，比如我們現在提出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相互制約問題。當然，中國不會搞西方三權分立的體制，三權分立體制是分權制衡原則在國家層面的體現，是一種具體的分權制衡體制。美國政治體制是最為經典的國家層面的三權分立體制，這種體制的優點在于權力制衡十分充分，鄧小平說，它們實際上是三個政府。美國體制的缺點也在這里，當社會分歧增大，社會發展面臨問題的時候，這樣的體制往往反應遲鈍，難以形成有效的反應和對策。現在的美國就是這樣，面對愈演愈烈的社會問題，美國社會難以形成共識，難以做出應對。

　　談到政治體制的優缺點就涉及了理論問題，究竟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好的政治體制？有人講這種體制好，有人講那種體制好？其實，體制的優劣不是絕對的，好與不好是相對的。我的看法是政治體制的優劣主要要看它的適應性，一個政治體制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和治理的需要進行靈活的調整，適應于社會的需要，一般來說，這樣的政治體制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政治體制。

　　美國能走向強大，有其制度原因，比如美國這種體制對社會利益訴求的回應性比較好，在美國的政治體制各種利益的表達性也比較好。但同樣實行這種體制的國家也并非都強大，而且現在美國的情況并不好，經常陷入政黨惡斗困境，利益集團之間的爭奪代替了廣泛的民意。所謂“鞋子好不好只有腳知道”，過去學術界往往是抽象地談論政治制度問題，脫離開具體國情和時代條件談論政治體制的優劣。這種方法顯然是不對的。我們不能認為選舉就是民主。看問題要看前提、相關性、矛盾性，比如選舉可以表達民意的前提，是這種制度下個人可以表達自由意志。但現在，選舉在美國已經變成了一樁Sale。

　　在政治家看來，民意是可以操控的。民意可不可以操弄?民意要是不能操弄，那西方的政治科學是干嘛的?!現代西方政治科學的重要內容就是研究選舉，實際上就是研究怎么控制民意。而被操弄的民意、被扭曲的選舉，反過來又會影響和決定政治家的意志和行為。我們政治學所曾請過一位美國的選舉專家、政治掮客來做講座，介紹美國選舉的實務。他本人開了家公司，名字就叫“政治郵寄公司”，怎么叫這么個名字?它是專門郵寄競選宣傳材料的。

　　中國總有人說我們沒有試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其實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歷史比較、橫向比較和個案比較來研究。舉個例子來說，2003年西班牙首相要跟隨美國打伊拉克，媒體調查有85%的西班牙民眾持反對態度，因為西班牙南部接壤摩洛哥，有許多黑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擔心這會引起沖突。但西班牙首相還是這么做了。后來果不其然在馬德里交通樞紐發生了嚴重的爆炸案。一個體制好不好不是絕對的，不是靜態的，形勢變了體制不能與時俱進，好的體制就可能變成不好的。

　　按照這樣的看法，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應搞清楚現在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什么，國情如何?國家面臨的環境如何?實際上是個權衡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判斷制度好壞的標準實在太抽象了，根本說不清楚。

　　我也時常反思自己，剛做學問的時候傾向從性質上看問題，可以說是個“性質論”者，現在我變得更傾向于從發展階段的角度看問題，似乎變成了“階段論”。什么叫“性質論”，就是愛區分問題的性質，比如這個是資本主義的，那個是社會主義的，這個是資本主義導致的問題，那個是社會主義導致的問題。我現在看法有很大變化，我意識到其實很多問題不是個性質問題，而是階段問題。拿我喝綠茶的事情打比方，年輕的時候別人告訴我飯前不能喝綠茶，我不信，覺得沒有科學道理。綠茶又不是鹽酸，怎么會胃痛呢?一天我午飯前喝一杯龍井果然胃有些疼，我忽然意識到，哦，我過了50歲了。這就是階段論呀。

　　世界各國有個通例，工業化時期各個社會集團都會抱怨，社會呈現出復雜性。在今天中國，任何單一辦法和思路都很難解決問題，幾乎不可能有“一招靈”的事情了。在八十年代出臺一個好政策很容易奏效，今天就不行了。現在做任何事情都要避免“一刀切”，都需要做多方面的考慮，甚至要有退路設計，不能搞“勝負手”，那是賭博。現在的政策都像中醫的藥方，里面的各味藥相互“勾”著，就是說藥性是互相對立有沖突的，不是僅僅具有一種傾向。

　　所以，我們做事一定要將就，“將就”是什么意思?“將就”應是北京話，“將就”不是上海話的“搗糨糊”，甚至也不簡單的妥協的意思，我理解將就是選擇次優，也有照顧各方，折中的意思吧。什么事恐怕都不能按照理想來做，在這個時代你是做不到的。做事情要按照現有的條件來做。現在國家的政策選擇要在多種矛盾的解決和多種價值的實現之間取得一種平衡。這就是和諧社會的思想，要想和諧就得將就，要照顧到平衡，反對唯GDP，但不能不要GDP。地方干部說的很清楚，科學發展最花錢，沒有錢怎么科學發展?科學發展要環保，環保最要錢。所以科學發展觀不是講不要發展，不是不要GDP。

　　說到階段性問題，這里還有個現象，當初黨在講人民當家作主的時候沒有講階段，就一次性說定了。但是在實踐中，各種法律上的規定和承諾顯然調門不能起得太高。說到的東西不能立刻做到，只能逐步滿足。但現在很多人討論憲政，我覺得這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政治算盤。憲法是個過程，美國憲法1787年誕生，到了1865年憲法修正案美國才承認黑人有政治權力。到了美國建國近200年的時候，全國的黑人才在各州獲得了選舉權。權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

　　地方人大選舉是社會結構變化的前沿

　　最后說說新生利益集團對政治結構的影響。

　　政治發展、制度變遷，說到底是工業化時代產生的新興社會集團，政治參與的結果。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社會結構發生了什么變化?在我們看來，中國30年來出現了三大新興社會集團，包括企業家群體、城市白領和農民工，他們傳統上在政治領域沒有地位和代表性，現在企業家想進人大就得花錢競選，當上人大代表就與政府官員平起平坐了，才算進了精英階層，否則還是一個“土豪”。地方干部想做點事情，也要找企業家。現在地方35%人大代表是我們的干部，干部也得選，浙江叫放選代表，福建叫寄選代表。另外的60%多基本上是企業家及其代表。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縣級人大代表選舉在深刻地改變著中國地方的權力結構，這是未來中國政治發展、政治變革的前沿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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