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真理，我好像已經遺忘了很久很久了，在一個浮躁的社會現實面前，好像大家都在追求物質的東西，真理關我屁事?一切向錢看!難道世界上還有比錢更美好的東西嗎?

　　最近我看了一位好友的文章，里邊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讓我想起了在那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火紅年代，在唯一標準的大旗下，把華國鋒等“凡是派”打的屁滾尿流。在那時，我盡管是讀物理的，應該說離實踐與真理關系的理解只有一步之遙，但還是感覺是迷糊糊的搞不清楚，大概在當時也是屬于舉手派。現在想想改開這些年所產生的亂象的根源，我覺得就是當時對真理標準的討論被誤導了，所以一直有想對這個問題做些有益的事兒，可是由于本人理論水平太次了，一直不敢造次。一個人可以人模狗樣，可千萬別被痛打落水狗。這些天，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終于感到雖然理論水平有問題，但可以把它等效為一個簡單問題，來理解和解決。以下是我的觀點，謝謝批評指正：

　　隨著對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終于有了自己的觀點，小人物也能撬動龐然大物。我的結論是：在自然科學的范疇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每個研究工作者必須素養和科學態度，它如同空氣與呼吸、魚和水、......那樣緊密相連，自然和諧。可是在人文科學里，那么我們就要注意了，千萬不要墜入“教條主義”的陷阱。你是研究人文科學嗎?那么你也應該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科學素養和科學態度;你是人文學科具體應用嗎?那么你最好還是從真理出發，怎么把真理對實踐的指導搞搞清楚。不斷用實踐來檢驗真理的嘗試可能時間跨度實在太長和所付社會代價實在太昂貴了、人文學科所涉及的因素是實在太多了，如果沒有如履薄冰的謹慎，很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且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所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因為你的輕率而耽誤別人一生呢?所以我的觀點，在人文學科和社會實踐中，應該是對真理要小心論證，多做調查研究，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千萬不要用否定之否定的思維去破壞一個體系，而應該是用“斗、批、改”的方法和手段來不斷完善這個家園。

　　下面我還是用一些具體事例來闡述我的觀點，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

　　某偵探要偵破一個殺人案件，現在已經掌握了一些證據，那么有了這些證據是否就能夠達到了懲治罪犯的目的呢?或者說這些證據是否就能夠將罪犯繩之以法呢?其實完全有可能其中有偽證、還有可能其中某些證據在當前的科技水平還無法定罪或者冤枉好人。譬如嫌疑犯的血型與現場采樣吻合，都是O型，在科技不發達年代完全可以當做有力罪證，但是在掌握了DNA技術后，那么血型吻合就有可能有誤導和冤枉好人的嫌疑了。因為實踐對真理的檢驗是受當時的條件約束的，我們在懲治罪犯時可以把實踐作為檢驗的一個標準，但千萬不能墮入教條主義的陷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因為我們的輕率、無知等原因而傷害一條無辜的生命。

　　曾經有一個網友的跟帖“我最恨兩種人——醫生、教師”，我回帖說“恭喜你，我也是個教師”;他也有點尷尬，回帖說了他與某個老師具體的交往過程，我很理解在當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了，設想如果這位網友實踐了N次，都證明教師是混蛋，那能否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得到所有從事教師的都是混蛋呢?整個社會是否都對混蛋趕盡殺絕呢?顯然不能，因為教師這個職業的最本質的東西是“整個民族文化文明的傳承者”，盡管人們經過千百年、億萬次、......形形色色的實踐的檢驗，但是理智告訴中華民族不能對這些混蛋趕盡殺絕，可以對這個職業進行各種各樣的規范、約束、......，甚至對罪大惡極的殺頭等。所以我感覺在我人文學科中，有不同與自然科學的東西，不能死搬硬套，它們遵循各自不同的規律，有共性更有個性。對教師隊伍中存在的形形色色問題我們可以運用“斗、批、改”的等方法來完善教師隊伍的建設，而不是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方法來走極端，對教師一棍子打死。而我們由于長期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維定勢來看待人文學科方面的所有問題，從而使每個行業中的從業人員都感到自己是弱勢群體，這個教訓十分深刻!

　　這幾天正好是兩會期間，那么醫患關系緊張的問題也被暴露的比較多，我也對這方面有點感想，結果被罵了，好像我對醫生還沒有趕盡殺絕，可是醫生這個職業我們能回避嗎?能一輩子不看醫生嗎?人類已經達到了不需要醫生的境界了?我們可以揭露醫患的方方面面，但我們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斗、批、改”使我們的醫療環境得到根治，使我們的生命得到越來越好的庇護，而不是對醫生打打殺殺。對吧?

　　真理標準的討論，自然回避不了文革了。從當時的社會效果看，顯然文革中有很多弊端和錯誤，由于被部分別有用心之輩的誤導和賣拐，文革的實踐幾乎被所有的人眾口一詞的否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正好被當做一塊板磚砸向了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今天當資改派打出徹底否定文革時，會有這么多的有良知的人們堅決反對的實質是實踐證明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本身沒有問題?，F在回顧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他有沒有被文革的實踐否定了?文革實踐在當時能否檢驗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我們是否可以運用“斗、批、改”的方式來完善社會主義的建設理論，而不是通過推倒重來的方式使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本更高?可是一回首已經35年了，早已是物是人非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在人文學科的實踐中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們不能象自然科學那樣可以通過設置形形色色的實踐來檢驗真理。在人文學科和實踐中，我的看法還是遵循一些人類的基本價值觀：全社會所有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官的時刻記住“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人人平等”、弱勢群體有“造反有理”等“四大自由權利”、......;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應該多運用“斗、批、改”等方式來完善，而不是用革命的方式推倒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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