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所謂“理性”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所刊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多處引用馬克思、列寧及毛澤東的著作，深入淺出地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純粹的邏輯論證而言，是一篇出色的政論文。但是我們也知道，后來的實踐與該文里言之鑿鑿、大段背書的真理大部分背道而馳，很自然其結果也就與最初的設想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走上共同富裕”、“只要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發展就是硬道理”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漸行漸遠，為什么會如此？有果必有因，要么是其后所遵循的真理還有待進一步的實踐來檢驗，要么就是該真理并不是所謂理性而是庸俗理性（“庸俗”借鑒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稱呼，在此取其意用來表示由于孤立、片面、靜止地認識問題而得出的表面膚淺的所謂理性——卻要把該理性當作絕對真理而非相對真理，漠視客觀的現實矛盾及其深刻變化，拒絕推進認識不斷向高級發展的必要的質疑和爭論）。人類在自然科學上的認識不斷前進，進而在技術上的飛速發展，是因為觀察到的大量矛盾無法解決，促使先進分子進行理論思考，獲得了理論上的突破之后，理論認識指導實踐勢如破竹、突飛猛進（如對燃燒實質的認識、能量守恒的認識、經典力學三定律及狹義相對論的認識、對血液循環、細菌、光電子理論、元素周期表、基本粒子及電磁力學等的理論總結——如果沒有這些理論指導，目前的科技進步及其日新月異的速度是不可能的），同樣，正確、先進的社會政治經濟理論也會極大的推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解放，因此，討論“理性”是非常必要而重要的，對當下的中國尤為必要和重要。

所謂“理性”即真理性認識，與真理并無二致，但過去和現在這個詞卻屢屢現身說法，令人莫辨真身。比如攻擊毛澤東沒看過幾本古希臘（西方）的書，因而不懂得、沒掌握“理性”；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就代表“理性”——本身無誤，但作為抽象的理性而不是具體的歷史理性來膜拜則應當批判，而蘇聯時期、毛澤東領導時期人民偉大的科學與民主實踐就是非“理性”；義和團愛國運動、林則徐禁煙是非“理性”——不自量力惹惱了洋大人招來侵略禍端，而李鴻章賣國、蔣介石不斷妥協退讓使敵人得寸進尺最終差點亡國等卻是“理性”——順應時勢，開放國門與國際接軌，抓住了戰略機遇期，引進了先進文明等……。從邏輯而言都能自圓其說，但馬克思主義講究邏輯與歷史的統一，顯而易見，歷史的發展否定、駁斥了上述“理性”，相應地肯定、證明了它們的對立面即上述的所謂非“理性”。當西方借機群起抵制破壞奧運、妖魔化中國而廣大愛國群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反擊并取得階段性勝利之時，主流媒體與某些精英卻一再呼吁“理性”，我們不禁要問，這倆“理性”必定也有某種內在的本質差別，抑或“理性”總是如孫大圣般會“七十二變”，在美國、歐洲、日本及某些精英那里是大慈大悲的菩薩，而到了其它地方則成了惡貫滿盈的妖魔？——恐怕從亞當、夏娃到上帝、佛祖都不會認可這種“理性”。因此答案只有一個，即某些人的“理性”與人民大眾的“理性”是存在本質差別的：表現為一是把具體的、歷史的理性當作抽象的、永恒的理性，把憑著走馬觀花甚至閉門造車得來的膚淺認識及主觀判斷當作理性認識。二是把符合自己私利的稱作理性，其它的斥為異端。（就像頑固堅持“地心說”而扼殺“日心說”的宗教裁判所，以及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人權”對無產階級對應理論與實踐的百般誣蔑與惡意歪曲）

為了說明理性，先看兩則典故。一、按圖索驥：春秋時，秦國有個名叫孫陽的人，善于鑒別馬的好壞，他把自己識馬的經驗寫成書，名為《相馬經》。這本書圖文并茂地介紹了各類好馬，所以人們把孫陽叫“伯樂”。孫陽的兒子熟讀了這本書后，以為自己學到了父親的本領，便拿著《相馬經》去找好馬。一天，他在路邊看見一只癩蛤蟆，前額和《相馬經》上好馬的特征相符，就以為找到了一匹千里馬，馬上跑去告訴父親：“和你書上畫的好馬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孫陽聽后，哭笑不得，只好回答說：“這馬太愛跳了，不好駕馭。”

二、我們小學都學過的盲人摸象：從前，有四個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樣子，可他們看不見，只好用手摸。胖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齒。他就說：“我知道了，大象就像一個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蘿卜。”高個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不對，不對，大象明明是一把大蒲扇嘛！”他大叫起來。“你們凈瞎說，大象只是根大柱子。”原來矮個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而那位年老的盲人呢，卻嘟嚷：“唉，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過是一根草繩。”四個盲人爭吵不休，都說自己摸到的才是真正大象的樣子。而實際上呢？他們一個也沒說對。

看到“和你書上畫的好馬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這馬太愛跳了，不好駕馭”不由想到某些精英說的“市場化還不夠”、“開放還不徹底”、“改革還需攻堅”這樣的話來，可笑、可悲的是還拿著這些“差不多”的所謂“理性”就來指導一個國家的發展。——試問：他們是不是自認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了？四個盲人還好，他們雖然掌握了錯誤的“理性”但畢竟沒有自命為“理性”的代表并強行用該“理性”來指導實踐。但是我們的某些精英是不是曾經/正在表演著按圖索驥、盲人摸象的滑稽劇呢？比如“自由貿易”，明明是面對雙重標準、處處碰壁受挫，卻不肯直面現實矛盾，進一步去認識、解決矛盾，而是掩蓋、粉飾和逃避矛盾，自欺欺人；歷史與現實都表明是因為工人階級及其他進步人士等的長期不懈斗爭及社會主義的競爭才使得資產階級“自由、民主、人權”大大改觀，卻不去全面、深入地研究其發展歷史及現狀，而是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抽象地去認識和把握所謂“普世價值”，最終只能不無哀怨、滿腹委屈地寫下《致西方人的一封信》；又如住房改革，新加坡、德國、英國包括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都有更成功先進的經驗，卻仍要生搬硬套美國的藥方諱疾忌醫；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改革，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至少已經宣告路子不對，但還是要霸王硬上弓、繼續南轅北轍……

那么，要如何認識和把握理性并用來指導實踐？筆者認為，首先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積累及理論修養，即如毛澤東《實踐論》所批判的：“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因而絕不能不深入調查研究、沒了解必要的情況就開始重大的實踐（如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少談些主義，多解決問題”等），其次同樣重要的是科學的方法論，如果方法不對，雖然孜孜以求、鞠躬盡瘁，那么得出來的所謂理性認識還可能是按圖索驥、盲人摸象，如某些專家/精英說：“大學畢業生為了就業，應該降低求職標準/期望值”、“大學生就業不足是教育體制問題（專業不對口或其他）”甚至是“大學生素質下降”問題，三者確實是影響單個大學生就業的因素，但不是影響大學生就業的根本原因。——且不說如此大學生如何自我安慰、自我延續，就從全國而言，大學生降低標準/專業對口/素質提高就業了，必定有中專職校生、農民工等被排擠了，總體而言就業沒有提高，勞動人民的收入倒是更低了（針對中國這種依賴大量外資的情形人均國民收入也會更低），因此，根本原因一是放棄“爭取外援為輔、自力更生為主”的完整自主產業戰略，奉行所謂“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所謂“理性”發展戰略，盲目地無選擇地大量引進外資造成大量需要良好教育的職位被外國人排擠；二是如馬克思所言，逐利的資本家一個人當兩個人甚至三個人使（這一點如早衰、過勞等估計大家都耳聞目睹或者深有體會，但與此同時同樣職位的外國人大多數卻過得較悠閑，收入卻是我們的十數倍乃至更高），并且由于中專生、職校生等眾多，資本家們發現他們完全能滿足使用要求時，造成勞動力市場競爭非常慘烈，所以不僅大學生的工資遠遠低于其創造的價值，而且即便這樣還往往不能找到工作。鼓勵大學生創業也是同樣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拆東墻補西墻。又如“在中國的企業就是民族企業”，這與實際情況截然相反，只看到帶來就業、稅收、工資收入和租金的一面，沒看到更多的利潤被外資賺走，特別是民族企業的市場、人才及原材料等資源被外資逐漸控制、壟斷從而舉步維艱、不斷萎縮潰敗這最主要的一面。或如“做好本職工作，就是最好的愛國”、《抵制外國貨的結局是雙輸》（上海證券報4.24文章。）、“引進戰略投資者”、“與國際接軌”等，客觀歷史如此嗎？首先，毛澤東時期也有引進，但引進后，是聘請必要的外國專家先期指導，著眼于中長期的科技獨立自主，而現在所謂引進外資入股，莫名其妙（實際不必要的）就分給對方一份紅利，專利技術方面長期付給別人專利費，與此同時自主能力卻越來越差了。目前的所謂與國際接軌與運十等設計中通過嚴謹比較采用英美適航條例，哪一種是更好的接軌、開放？哪一種更有效率？其次，從目前所知，泰坦尼克號的每一個普通船員都做好了“本職工作”，為什么還會沉沒？因為關鍵的人沒能做好本職工作——要么由于玩忽職守，要么由于見識短淺而沒能及時發現潛在的巨大危機。國家就像一艘巨輪，除了每個船員盡心盡力外，船長的作用至關重要（尤其在該船處于落后之時），如果船偏離了方向甚至駛往暗礁，那么其他人的“本職工作”做得越好，損失就很可能越大。

再比如把公平與效率絕對對立、割裂開來，好像注重了公平就沒有了（犧牲了）效率，反之亦然，首先不妨考察毛澤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與國民黨領導的舊軍隊，前者設立一個符合絕大多數人長遠及整體利益的目標，提倡官兵一致，成立士兵委員會以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主要以實際軍功提升指戰員，處處體現著公平；與之對立的則是國民黨軍隊，結果青史可鑒，前者大多橫掃千軍如卷席，后者往往兵敗如山倒。再如經濟上，毛澤東時期的企事業單位干部吃苦在前，享樂在后，提倡《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普通工人（員工）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經濟待遇與干部、技術人員相差不大，基本能安居樂業，因而幾乎人人樂于奉獻、群策群力取得了人類史上偉大的發展奇跡之一。順便提一句，從微觀個體而言，那時的技術人員、普通工人幾乎都愛崗敬業、勤于學習實踐，因而普遍理論扎實、技術過硬（參見《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張勤德 陳寒鳴 編著）。而現在中國卻出現了所謂“技工荒”，技術工人素質（馬克思認為單個工人素質決定產品質量，這在今天的中國同樣被證實）總體而言也與從前同行無法同日而語——可以想象，付出最精細、最勤勉、最艱苦的勞動卻在經濟上買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連再生產自己都困難，更因而得不到社會應有的政治、思想與文化上的認可，誰能兢兢業業、干勁沖天？其次，決定效率的除了人的積極性，還有其它主要因素，比如使用自動化機器與資源的統籌利用。毛澤東時代無疑認識和把握了這一本質，所以在農業方面除了發揚傳統的精耕細作、大興水利、大力開荒外，更注重中長期的農業機械化、合作化（協作）及農業科技的發展這一現代生產力本質。工業方面在西方百般孤立、封鎖禁運的背景下，創建了能夠自我積累、自主升級的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及科研教育體系。試問口口聲聲“效率優先”的這幾十年來，農業效率提高了多少？哪一種途徑會更有效率？連篇累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這些年來，科技創新又有幾何？哪一種科技體系更有效率？再看今天大量的小煤窯、黑磚窯、血汗工廠等，是那些鮮活的血肉之軀效率高還是自動化機器效率高？是化整為零、競相賤賣（粗放利用）資源效率高還是分工協作、統一利用資源效率高？如果是在毛澤東的人民共和國時代，會不會從人民的“人權”、“人性”考慮而通過輿論、立法、政策引導及必要時的大民主等而一步步采用自動化機器？全國經濟建設因地制宜地合理、均衡布局？真正求得生產力的不斷解放以及人的不斷自由？再如三線建設，除了戰略戰備之需外，是不是大大促進了地區間的交通運輸（從而加快了人員、物資的流通，促進了經濟及文化等的發展），縮小了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毛澤東時期大量的公路修到公社這一行政級別，而這在國民黨時期是少數地方的奢望，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了，到了幾年前中央重新重視才又掀起“村村通公路”修路大潮，而發達了的資本家們有沒有主動去承擔起上述“先富帶領后富”的責任呢？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早已通過大量史料及深刻剖析雄辯地指出，資本家只關注剩余價值（或其轉化形式利潤），只要不是競爭本身的必要，他們是沒有善心和意愿去主動采用真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自動化機器的，也沒有義務去扶貧，保護生態環境，縮小地區發展不平衡等（資本主義發展3、4百年了，除了西方七國，除了社會主義蘇聯外，其他國家有沒有共同富裕？）。另外必須提一下政治、經濟與國防建設的辯證關系，有人一說國防建設就要與經濟建設對立，一說經濟就要讓政治絕緣，實際這些都是客觀聯系著并相互影響和制約的，比如美國立國以來打戰基本沒消停，為什么呢？一是為了開辟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二是因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戰爭消耗會通過其他方式（如經濟掠奪、不平等貿易及金融霸權等）得到補償和巨額利潤回報，西方尤其是美國鼓搗中國政企分開，但中國去美國、歐洲按經濟規律辦事時卻發現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的，這一點從一系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也得到同樣的證實——而這一真正理性馬克思早就在《資本論》里面深刻、鮮明地闡述過。

最后再來看看“發展是硬道理”、“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兩個口號，從哲學理論上說是不嚴謹的，“發展”可以是符合大多數國民利益的發展，也可能相反，只是符合極少數官僚買辦及其外國主子的發展；可以是犧牲暫時及局部利益的而符合長遠與整體利益的發展，也可以是為眼前、局部利益所迷惑而放棄整體、長遠利益的發展。“逮住老鼠”，可以是通過勤勞智慧或者科技進步（如學會了用老鼠夾、發明了老鼠蒙汗藥等）逮住老鼠，也可以是通過坑蒙拐騙搶逮住老鼠，哪一種貓是應當鼓勵的？哪一種又是應當制裁的？哪一種貓的族群是能不斷發展、前途遠大的呢？幾十年的歷程證明了不嚴謹的理論指導下，差之毫厘，實踐結果會謬以千里。

當下有人又祭起了“解放思想”這一尚方寶劍，同時舉起“改革開放”這一盾牌，并且念念不忘“理性”。試問今天誰還在鼓吹這種“理性”呢？還在糊涂地（或者心照不宣地）想要繼續證明這種“理性”呢？雖然理性認識總是要通過曲折反復（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毛澤東《實踐論》）才能夠達到。但是國家間激烈競爭的現實世界是不容許一再犯這種把庸俗理性當作理性并指導戰略性實踐的錯誤的——比如蘇聯從赫魯曉夫直到戈爾巴喬夫等所為。中國革命從大革命初期到遵義會議前的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錯誤路線對革命的極大破壞也殷鑒不遠，他們哪一個何曾不認為自己把握了理性（從純粹才學而言，三位都才華橫溢、學富五車）？所以，建議那些整天坐在書齋里（甚至餐桌上）卻滿嘴“理性”的官僚、精英們先看看毛澤東存世的調查報告，基本讀懂了（或者沒讀但掌握了其精髓）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或者《資本論》）之后，再選取中國東、中、西部有代表性的省、地、市、縣、鄉、村等，擷取其中的企業、政府、各界人民及其思想文化組織等主題，像解剖麻雀那樣展開毛澤東那般嚴謹細致的調查研究并依據科學的方法論進行歸納綜合，那么得出的理性才可能會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理性。才可能指導國家建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而不是相反。才可能像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事業那樣幾乎總是能游刃有余、立于不敗而不是像某些精英指導的事業那樣從一座大山改到三座大山，從能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改到對外資投鼠忌器、外資尾大不掉的國家。

綜上，筆者在此批判所謂“理性”，重點不在于批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及其后的大量實踐（尤其是廣大人民的實踐），而在于思想理論上的以正視聽，在于提倡毛澤東那樣的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調查研究，在于重樹毛澤東那樣不自欺欺人、不文過飾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求真務實之風。因為，畢竟我們經歷過這一曲折，期間我們取得了突出成績，也學到了很多本領，領受了大量生動形象的反面教材，這就為我們后來者螺旋上升把握理性并指導實踐開辟了廣闊道路——此即本文拋磚引玉的主要目的。

鑒于“五一”勞動節及“五四”青年節的到來，特作如下補充：針對某些人總是拿蘇東劇變及朝鮮、古巴等國家的所謂貧窮、落后來挖苦貶斥社會主義，宣告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與終結。在此筆者借用目前流行的一種形式并改編蒸汽機火車機車發明者史蒂芬孫的故事作為回答：

史蒂芬孫（列寧），英國（俄國）人，是用蒸汽機為動力的火車機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社會）發明者。

1813（1917）年，史蒂芬孫（列寧）設計出性能良好的實用鐵軌機車（蘇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1814年，史蒂芬孫經過長期鉆研，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在鐵路上行駛的蒸汽機車。在前進時，這臺機車（蘇聯）不斷從煙囪里冒出火來（進行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改革），被稱為“火車”（社會主義），但其貌不揚，丑陋笨重，走得很慢很吃力（但誕生之初，它千瘡百孔，備受誣蔑、歪曲、封鎖、打壓和圍剿，舉步維艱）。有人駕著馬車（資本主義）與火車（社會主義）賽跑，譏笑他：“你的火車（社會主義）怎么還沒有馬車（資本主義）快呀？”又有人責怪他，火車的聲音又響又尖又大（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對剝削者不民主，他們作威作福不自由了），嚇跑了牛羊（趕跑了反動的外資、邊緣化了各種“假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引起了農民的恐慌。然而，史蒂芬孫并不灰心，繼續努力改進機車。（然而列寧與斯大林并沒灰心，決心繼續改進社會主義，但他們都還沒如愿就去世了……其他人聽到或親眼看到馬車確實更快捷、更豪華、更舒適、更先進，于是繼任的火車司機赫魯曉夫等對火車將信將疑，有點想要把火車換成馬車，但一來怕眾人不舍得不同意——畢竟代價不菲，二來一時也難以確定火車好還是馬車好。就這樣，赫大師雖三心二意、不求甚解，卻自命不凡，遠觀和抵近考察了馬車并向馬車夫“虛心”求教之后，對列祖、斯宗的秘籍不屑一顧，并躊躇滿志地駕馭起火車來，不靈，傳至勃徒，更不靈，往后，火車終于在戈徒的如釋重負、志得意滿中，在馬車夫們的冷嘲熱諷、彈冠相慶中，被拋棄在了火車站，很快，汽輪機、輪轂、車廂及一應什物被大卸八塊、哄搶一空……混亂中，身高馬大的葉公最終獲得馬車夫們的一致贊許，允諾一定免費給他定制一輛駕輕就熟、性能一流的馬車——而且還有獎學金，只要把那些與紳士身份不協調的沒用的刀槍什么的處理了，葉公一一照辦，卻發現上當了，不但沒拿到獎學金，更始料不及的是馬脾氣比牛脾氣還厲害，弄得大力士葉公灰頭土臉、差點翻車。直至一文武雙全的年輕人普生，多少看出了門道，想法找到了流失的汽輪機及其它殘存的火車部件，把它們裝在馬車上，日夜苦練駕馭技藝，總算找到了一些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久違感覺……火車本紀一）

（火車本紀二、三……就由我們來續寫吧！）

1825年，英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條鐵路。這條鐵路由史蒂芬孫親自指揮修建，全長約27公里。9月，史蒂芬孫駕駛著自己設計的機車，拖帶著34節小車廂，試車成功。

1829年，史蒂芬孫發明了第一臺高速蒸汽機車——“火箭號”機車。這種機車牽引著40多噸列車，時速超過26公里，空車行駛時速超過56公里。1833年，史蒂芬孫發明“專利人號機車”。1841年史蒂芬孫又發明“長鍋爐機車”，延長了鍋爐的煙管。

史蒂芬孫為火車的發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火車機車的發明和應用，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迅速發展，引起了交通革命。

備注：歡迎補正、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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