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吳邦國(右二)等市領導到上海社科院調研，聽取院專家學者的情況匯報。 (資料照片)

　　80歲姚錫棠病房談起依然神采飛揚

　　兩次上海戰略大討論，我有話要說

　　本報記者 蔣婭婭

　　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海經歷過兩次轟轟烈烈的“經濟發展戰略”大討論。兩次，原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姚錫棠都是主要參與者。最早約他時，得知姚老生病住院了。卻沒想到，采訪提綱轉交后，很快就得到了回復：“我的身體還行。對于這兩次大討論，我確實也有一些看法，可以同你們聊聊。”電話那頭，姚老聲音清晰洪亮，甚至聽得出一些些地振奮。

　　或許，因為那段過往對許多如姚錫棠一樣的親歷者而言，都真是燃燒激情的歲月。

　　那些年，汪道涵市長最頭疼的事

　　有困惑才需要思考，有問題才需要討論。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上海，“連老百姓的日用品，一個小小塑料盆，都憑票購買。”姚錫棠說。這種緊缺，反映在工業領域，“原材料告急”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姚錫棠清晰記得當年，時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經常召集各部委開會，每次總會說到一個話題“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辦”，這是汪市長最頭疼的事。而每次會議結束后，市里也會派一批又一批同志到山西等其他省市，搞煤炭或其他原材料。

　　之所以會出現原材料告急，最大的挑戰就是體制。上海有技術、有人才、有傳統、有經驗，唯獨沒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國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開放，南方城市以廣東為代表經濟迅速崛起，蘇浙沿海也迸發強大活力，各地經濟都在快速發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顯然更加緊缺。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信息往往滯后，不能及時反映市場需求，使上海長期處于短缺經濟狀態，也使工業技術進步緩慢，設備老舊、高耗能、高污染等，拖累經濟增長，甚至影響城市發展、百姓生活。這與當時廣東及蘇浙一帶的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

　　“技術救市”的觀點在當時已很普遍。更有一些業界人士和專家提出，上海需要結構升級，上海要向“三高三低”工業轉型。

　　其實，除了工業的結構升級，姚錫棠認為，當年的上海還面臨著一大挑戰，就是城市功能亟須轉型。

　　上海在歷史上曾經是遠東地區的金融、貿易中心，也曾是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系的開放型、國際化城市。但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種種原因逐漸呈現出一個工業的上海，第三產業萎縮。據姚錫棠回憶，那個時期，社科院和上海統計局都曾以1982年的數據作過統計，算出上海第三產業比重為22%左右，較1952年時的46%大大降低了。

　　“國際上很多大城市都經歷了由發展工業到發展服務業的轉型，成為綜合性多功能城市是一個趨勢。但當時的上海，卻逐漸成為以工業為主的單功能城市。”姚錫棠說，一旦工業發展面臨挑戰，余地就會越來越小，城市交通阻塞、環境污染嚴重、資源不足等等，都成了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發展第三產業，很多人想不通

　　在姚錫棠的記憶中：1978年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幾次來到上海，反復強調“上海是中國的一張王牌”，抓住了上海就可以把全國帶動起來。但就在這改革開放最初的歲月里，各地經濟都開始迅速發展，反而是上海這一張“王牌”，漸漸放緩了發展的腳步。形容當時上海的處境，“失落感”也好，“困惑”也好，總之，關于上海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已經擺在眼前。市委市政府非常著急，從組織調研，摸底情況，到問計專家，召開相關的研討會、座談會，關于上海經濟發展問題的討論，從1982年開始逐漸熱鬧起來。

　　最開始的討論，圍繞“上海工業技術改造”展開，逐漸延伸到“生產哪些新產品”。在當時，“發展經濟就是發展工業，而發展工業就是生產產品”是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也有數據佐證，工業勞動生產率也是農業的10倍。

　　記得在一次研討會上，有日本專家就提出：上海工業應該發展“新三件”，即電視、空調、洗衣機。這是相對于當時上海比較普及的“老三件”(鐘表、收音機和縫紉機)而言。那個時期正值家用電器全球大發展，日本專家覺得上海發展“新三件”并不是很難，起步時還可以引進技術。類似的關于上海開發新產品的建議，在當時被提及很多。

　　就這樣，在產業界、學術界以及政府部門間，關于上海經濟發展問題的討論持續了兩年多。1984年，討論達到高潮。姚錫棠覺得，得益于前期的積累，各種觀點交鋒、碰撞，到了這一時期，討論目的越來越明確，思路也越來越清晰。上海經濟結構調整，發展第三產業，成為這個時期話題的焦點。

　　這一年有兩場比較高規格的研討會。上海社科院聯合相關部門組織了其中的一場，參會人數達到了300多人。在這一次研討會上，姚錫棠在大會作了發言，指出上海經濟正面臨兩種發展思路的重大抉擇：一種是繼續發展物質消耗高的傳統產業，仍然沿著粗放型、單功能路子走下去;另一種是，大力發展物質消耗少、附加價值高的新興產業，特別是發展各種服務業，從根本上調整上海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走綜合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道路。會后，上海社科院學者孫恒志進一步發表了《上海要優先發展第三產業》一文。

　　同年9月份的第二場研討會，規格更高，規模也更大，由汪道涵市長親自主持。500多人的會議規模，其中還有國務院相關領導，以及許滌新、錢俊瑞、薛暮橋等全國著名專家學者。這一次會議討論，更加肯定了上海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突破，那就是強化了“上海要發展第三產業，實現城市功能多元化”的觀點。

　　“當時對于發展第三產業，很多人思想不通，覺得第三產業不創造財富，就連當時的統計指標都只有工農業產值，而沒有一個關于第三產業的。”在姚錫棠的記憶中，對于是不是要發展第三產業的爭論，在9月份的大會后一直持續至年底。當時，建立在幾次大討論基礎上，上海已形成了即將提交中央的《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綱要》。就在《匯報綱要》提交前夕，汪道涵市長再次就上海發展第三產業的問題征求兩派專家的意見，并在上報的材料中將兩種不同意見都附上了。

　　江市長參加討論的“非常前衛”話題

　　1985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轉了《匯報提綱》，肯定了上海發展的兩個方向：經濟結構調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上海第一次經濟發展戰略大討論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姚錫棠特別強調：“這是上海、北京、長三角學者與政府實際管理部門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經過深入調研，廣泛討論形成的集體智慧結晶。”

　　《匯報提綱》批轉后不久，江澤民接任上海市市長，才真正打開了上海改革的局面。當年，江澤民就帶領了大批上海的干部、專家到廣東訪問、考察和學習，回來之后在萬體館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姚錫棠記得，就在這個大會上，上海改革有了全面的部署。

　　1985年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上海雖然沒有轟轟烈烈展開大討論，但每兩周市里面就會召開一次專家討論會。姚錫棠是參會的專家之一。在他的印象中，“這個形式的討論會，比較開放和隨意，話題討論非常深入。江市長時常會親自參加討論，有時也會和大家就某個觀點進行爭辯”。

　　就具體的討論內容而言，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比如，借鑒廣東，從如何吸引外資，發展合資企業，到如何引進先進技術，提高工業水平;又如，學習蘇浙，尤其是上海郊區要借鑒蘇浙的模式，解決農村現代化問題，等等。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討論的話題居然是上海要不要建證券交易所，這在當年是非常‘前衛’的。”姚錫棠記得那一次討論會，是在王戰同志帶隊去美國考察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回來之后，從介紹國際經驗到結合上海實際情況，這一場討論尤其熱鬧，從上午9點一直持續至中午12點半。最后，江澤民作了總結：“根據大家的討論，我看某種程度上，社會主義也是可以建立證券交易所的。”

　　這句話給姚錫棠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來，正是基于這種大膽嘗試的魄力和銳意改革的決心，上海不但真正打開了改革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馬加鞭。從1985年到1990年，上海不僅跟上了全國改革開放的步伐，而且還領先了。

　　1990年上海成立全國首家證券交易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姚錫棠認為，證券市場的開啟，對上海后續的改革，體制的徹底轉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那時，朱镕基有過自由貿易區的設想

　　1990年，上海再次崛起的起點。這一年除了證券交易所的掛牌成立，浦東走到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最前沿。1990年2月，上海正式提交《關于開發浦東的請示報告》。僅僅兩個月之后，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向國內外宣布了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戰略決策。

　　“這一刻起，上海終于被推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線。”姚錫棠曾經兼任浦東發展研究院院長，他對浦東有著特殊的情感。

　　姚錫棠回憶：1984年討論中，就有不少同志提到了浦東，但那個時候大家的設想完全站在浦西立場。一是向浦東進行工業轉移，因為浦西實在太擁擠，最繁華的淮海路、南京路上，也隨處可見街道工廠;二是到浦東造新房子，緩解上海老百姓的住房困難。浦西只有140平方公里，而浦東的面積520平方公里，幾乎是浦西的4倍，當時大片是農田。

　　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討論中，也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浦東不能復制浦西工業發展的老路，而是要發展新型工業。

　　但這些都遠沒有達到國家作出浦東開發開放決策的戰略高度。“其實，浦東的開發開放，是站在全國立場來考量的，是中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戰略選擇。”姚錫棠坦言，這一次浦東的改革，是鄧小平同志直接指揮和設計的，我們只是有幸成為改革的參與者。

　　浦東開發究竟要做什么?要盡可能發揮上海作為“王牌”的三大優勢：一是歷史上素有的金融、貿易中心;二是上海工業中心的升級;三是與國際接軌，融入經濟全球化。

　　那一年，朱镕基擔任上海市委書記。關于浦東的定位，是在朱镕基的主導下確立的。姚錫棠告訴記者，這個過程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決策之前，朱基做了兩件事，一是親自考察浦東，既到浦東這塊土地上走了走，也坐上直升機俯視了浦東每一個角落;第二件事就是去新加坡和香港考察，要借鑒這些城市發展二產、三產的經驗。回來之后，市委市政府果斷決策，浦東的發展要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四個開發區的定位逐步成形：金橋地區發展出口加工為主的高端制造業;陸家嘴發展金融貿易;外高橋定位于保稅區;張江則向高科技、信息化方向去突破。

　　姚錫棠透露了一個小插曲：當時在對外高橋進行定位時，朱镕基就有過自由貿易區的設想，只是條件不成熟，沒有獲批，最終確立成為保稅區。但外高橋園區的英文名稱卻一直以“自由貿易區”來標注。

　　有了明確的目標定位，浦東迅速發展。而建立在浦東改革開放的新起點之上，上海經濟發展逐步走出了上世紀80年代的困境，有了更加明確的目標。1992年，中央提出要“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

　　不認同記者用“頭腦風暴”一詞

　　回顧當年，姚錫棠覺得，上世紀80年代那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是探索;而上世紀90年代的發展，令人振奮，上海經濟也找到了一條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對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是一項長期課題。1981年，姚錫棠所在的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向國家申請了一個課題：《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由副所長陳敏之主持。1983年，這一課題被正式列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首次明確地將上海經濟發展戰略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對象。直到浦東開發開放后，這一課題的研究始終沒有間斷，進入新的層面。

　　姚錫棠記得：“當時市委市政府對這一研究非常重視，抓得很緊。”應該是1993年的下半年，時任上海市市長黃菊提出啟動新的戰略研究。隨后，《邁向21世紀的上海：1996-2010年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課題組成立，副市長徐匡迪親自擔任課題組組長，具體工作則由市政府副秘書長蔡來興組織。由此掀起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和討論的第二次高潮。

　　姚錫棠不認同記者在采訪提綱中用“頭腦風暴”一詞，他覺得這個時期的深入討論遠比“頭腦風暴”要高級。市里召集了200多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研究，市領導還分頭和專家一起組團到海外，到不同城市去了解各行各業的發展、城市如何發展等等，甚至有更明確和細化的研究題目，如城市交通如何發展等。姚錫棠當年參與的這一組海外調研，在徐匡迪親自帶隊下，訪問了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深入地考察了當地的金融、貿易和航運業。“我們這組10多個人，其中有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也有直接從事金融和貿易行業的。調研的目標十分明確。”調研回來，各個小組深入討論并形成報告。

　　到1994年底，這一場深入的研究和討論，到了出成果的時候。市政府主持召開了“邁向21世紀的上海發展戰略國際研討會”，這一次的會議規格非常高，10多位中央部委領導應邀參會，還有很多來自國際著名大公司的首腦，以及海外專家、學者等。會后不久，1995年2月《邁向21世紀的上海》一書出版，明確指出，上海正面臨著崛起成為又一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重大歷史機遇。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總任務：到2010年，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浦東則基本建成既有先進制造業又有現代服務業、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新區，實現崛起成為又一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戰略目標。

　　“這是一個長遠的發展目標和規劃。上海發展的道路，由此越走越寬廣了。”姚錫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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