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慶人30萬字雄文《王慶人:中國當代問題乃主義之爭!》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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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訂年終版)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里呢!”
毛澤東1949年3月25日“進京趕考”見到北平城垣時的談話見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第125頁,1991年版
“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們的全部政策中所實際遵循的,也就是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
毛澤東1963年11月《對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
自從“資本主義補課論”在祖國大地泛濫以來,自從“打左燈向右拐”在官民間上行下效以來,中國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愈演愈烈,令“改革開放”遭到了普遍質疑。
本章分為如下4節:
1.越演越烈“改開”無共識
2.九十年前問題與主義之爭
3.馬列主義解決了中國問題
4.問題與主義之爭再次登場
1. 越演越烈“改開”無共識
自從毛主席、周總理所開辟的改革開放道路遭到扭曲以來:
1)官商勾結、國企和集體制遭私有化
“民企”、外資與不良官員內外勾結,不但非法地攫取了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和集體所有制社隊企業的資產,而且迫使全國幾千萬工人下崗,還以最壞的資本主義方式剝削農民工,使得中國從最平均的社會蛻變為貧富兩極化的社會,勞資矛盾直追全球各國之冠。但他們千方百計地掩蓋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別有用心地轉移目標:
A. 一方面,他們依仗權勢制造輿論說“國有企業壟斷”,不是去糾正現在國有企業中“老總”比員工高出千百倍的不合理工資,卻打主意進一步拆分那所剩無幾的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將資本主義一路走到黑。
B. 另一方面,他們在解散人民公社、制造了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之后,反而又以“城鎮化”為借口,或搞大規模土地流轉、或搞大規模的強征土地和血腥拆遷,不惜在中國上演二十一世紀版本的“羊吃人”。
五百年前的英國版羊吃人確曾造就了世界上第一個日不落國,但他們的中國版“羊吃人”,卻是在二十一世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2)國際化、中國霸權紅利損失最嚴重
任何人無論他忽悠“改革紅利”、還是相信這種忽悠,都必須正視這嚴酷的現實:
中科院國家健康研究組于2013年1月8日發布第1號《國家健康報告》,研究歐美國家依靠“霸權紅利”剝削其它國家的體制,以及我國國民經濟和勞動者健康因“霸權紅利”損失而受到的傷害。“霸權紅利”是指歐美霸權國家通過在全球建立的經濟霸權體系,直接或間接獲取的超額壟斷利潤,其本質上具有掠奪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美國從全球攫取霸權紅利的途徑五花八門,主要包括鑄幣稅收益、國際通貨膨脹稅收益、債務收益、海外投資收益、流動性收益、不公平貿易收益、匯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貨收益、知識產權收益等十個渠道。
根據《國家健康報告》,在中國加入WTO第十個年頭的2011年,美國在全球攫取的“霸權紅利”超過7萬億美元;中國則損失“霸權紅利”3萬6千多億美元,是全球損失最多的國家!這些損失相當于中國勞動者全年工作量的60%!現在不是有很多人批評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11月宣布的兩年救市計劃嗎?但那樣的救市計劃即使執行十一年所花的錢,也達不到中國在2011年這一年的“霸權紅利”損失額!
一方面,中國這樣巨額的經濟損失全部轉變成了美國壟斷資本的“剩余價值”;另一方面,中國勞動者還因被壓榨而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價”,包括“肌體過量失血”、“根基營養缺乏”、“成長動力失調”、“生存本錢耗竭”四大病灶。
3)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再潑祖國大地
毛澤東主席生前早就警告過:“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的談話),但是:
從上至下的住房、教育和醫療“市場化”即資本主義化,在中國人民頭上壓上了新的三座大山。官員腐敗、物價飛漲、食品毒害、環境惡化、資源糟蹋、妓女二奶、強盜拆遷、吸毒販毒、黑白兩道等等,舊社會各種丑陋現象又在中國大地重演了。
不但如此,為與國際接軌而發展低端代工、低端外包,造成了嚴重的空氣污染和今年冬春之交的霧霾,覆蓋黃淮平原和京津唐地區,歷史上從未有過。到秋冬之交,霧霾籠罩全國近半國土長達一周,從華北到東南沿海、甚至到西南地區,已攻陷25省份、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區。國務院9月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將要投入17500億元治理——還是紙上作業,前景堪憂(見新華網北京12月8日電)。
全國范圍內這樣普遍而嚴重的問題必須解決,但所有的方法,包括年復一年的“和諧維穩”、“八榮八恥”、“反腐倡廉”、“加強監管”等等,非但不見成效、反令問題越演越烈。說到底,中國的這些問題都只能從根本上解決,只能堅持真理、依靠主義來解決。這就令人們人想起了1919年那場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2. 九十年前問題與主義之爭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剛接任《每周評論》時就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那時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八年,大量的社會實踐證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并未打到,中國原有的問題非但未解決、而且越發嚴重。胡適寫道:
“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什么是“主義”?主義就是當時的仁人志士們為解救中國而苦苦追求的真理。但是,胡適卻反對談主義,而且還嘲諷和挖苦這些追求真理的人們:“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在讀到胡適的這篇文章之后,李大釗馬上致信表達了完全相反的意見,即后來發表在《每日評論》上的《再論問題與主義》:
社會問題的解決總要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那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和主義。如果沒有主義、沒有多數人的參加,什么研究都解決不了社會的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
李大釗還特別提出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張:
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階級斗爭,進行革命;如果不重視階級斗爭,如果“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因而其它“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也就都無法解決了。
3. 馬列主義解決了中國問題
在與胡適辯論“問題與主義”之前的一年期間,李大釗先后發表了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Bo1shevism的勝利》。就在與胡適辯論問題與主義的同時,李大釗正在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向中國人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奠定理論基礎。
除了傳播和研究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之外,李大釗還特別重視工人階級的革命先鋒作用,并直接從事工人運動;特別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并積極發動和組織農民斗爭。李大釗的理論和實踐,教育和影響了整整一代早期共產黨人。
1)毛澤東的道路
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毛澤東,先是搞學生運動、工人斗爭、農民運動、國共合作,繼而舉起了工農武裝割據大旗。他所靠的,就是李大釗所說的“共同的理想和主義”: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1931年早春
從井岡山斗爭到瑞金中央蘇維埃,從告別中央蘇區到長征遵義會議、再到延安陜甘寧,從轉戰陜北到西柏坡三大戰役、再到北平·北京天安門,毛澤東終于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也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在三十年前的那些問題。因此,毛澤東稱李大釗是“真正的老師”。
在即將建立新中國之際,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四篇評論,批駁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國務卿艾奇遜信件。其中發表于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對中國人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過程,給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回顧和總結:
“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都失敗了,于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么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并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傊菑拇艘院螅袊膿Q了方向。”
2)胡適的選擇
1919年宣揚“不談主義”的胡適,后來卻選擇了與“大談主義”的蔣介石同舟共濟。以下的史實證明,胡適那一類人,就是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的那類少數人,那類“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
在1948年3月29日召開所謂“行憲國大”時(即蔣介石假孫中山“憲政”名義所搞的把戲,或時下有人要以“憲政夢”名義所搞的貨色),蔣介石欲擒故縱,先裝作自己不競選總統、請“外交部長”王世杰出面勸進胡適。經過三勸兩勸,胡適還就當了真、答應要競選總統。蔣介石卻在幕后策劃通過了《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給了總統遠遠超出“憲政”的無限權力,然后又一改面孔說要親自出馬競選總統了。此時的胡適非但毫不知尷尬,卻心甘情愿地繼續幫助蔣介石唱完這場“憲政”雙簧,包括在四輪副總統競選中出任主席,以及在選舉結束后的5月1日,再以“主席”身份主持儀式,歡迎“總統、副總統蒞會接受當選證書”。
此后,胡適又先后兩次涉入蔣家王朝的行政院長提名事項。直到遼沈戰役蔣軍47萬被殲之后,胡適仍然再三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蔣先生站在一起。”再到淮海戰役大局已定的12月16日,胡適還在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含淚長談,試圖說服美國幫助蔣介石將內戰繼續進行下去。胡適為此甚至當面表示“決心放棄學術事業而為國服務”——歷史事實證明,胡適對自己的“主義”還是很堅定的,只不他所選定的那個主義,在中國是徹底地失敗了。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間(本文集將統一簡稱“改開以來”),國內外反動分子制造謠言、篡改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本文集第一分冊第三篇章《獨立解放曾伏虎》將深入討論與這里第2、3節有關的內容,澄清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包括新中國奠基之戰抗美援朝的有關史實,并且以史實和證據批駁改開以來的這類謠言。
4. 問題與主義之爭再次登場
那么,胡適一生堅持的到底是什么主義呢?
胡適口說“只解決問題、不談主義”,但這主張本身就是一種主義、一種哲學,那就是從他的美國導師杜威那里躉來的“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毛澤東語)。
實用主義是一種唯心主義,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問真理如何、甚至不承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理,只求依據經驗來追逐一己私利,或者追逐自己所屬的、所代表的那個資產階級的目標。胡適下面這段話,就是他的實用主義“真理觀”:
“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是因為他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他們‘真理’美名的。我們所謂真理,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真理和我們手里的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這把茶壺,是一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
胡適《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第1集第2卷第102頁
以這樣的真理觀來衡量,改開以來的“摸論”、“貓論”、“不爭論”、“左燈右轉”,都不過是胡適“美國牌實用主義的哲學”六十年后的再版。任何時代的實用主義都是反對追求真理的,都是依靠幾千年來形成的、在社會上仍然占有巨大優勢的舊式意識形態來誤導民眾的?,F代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為什么能夠利用舊式意識形態來阻礙社會主義革命、來復辟資本主義,以及為什么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本開篇將專辟第七章“與私有制傳統觀念決裂”深入討論。
“實事求是”在改開以來被叫得山響,但卻有很多人假實事求是之名、行實用主義之實。老革命家薄一波在1986年4月參觀毛主席韶山故居時,曾應工作人員的要求題寫了“永遠按照您所詮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前進”。筆者認為,薄老的題詞表明他認為,很多人所詮釋的“實事求是”,并非共產黨的思想路線、而是實用主義。
毛澤東主席早在《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實踐論》(1937年7月)以及六屆六中全會講話中(1938年10月14日),就多次引用這一成語,明確提出共產黨人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在《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5月19日)中再次全面地歸納了“有的放矢、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態度:
“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對照毛主席“所詮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誰再假實事求是之名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應該受到追問:你那個“是”到底是客觀事物規律性、還是你心中的資本主義呢?你說的“實事求是”還與“有的放矢”相連、還是馬列主義的態度嗎?
胡適一生還不遺余力地主張他從美國舶來的西方自由主義,“全盤西化”。而當下的“自由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普世價值”論者們,也都奉胡適為自由主義的鼻祖,其目標就是干干脆脆地、痛痛快快地“打右燈、向右轉”。因此可以說:
à 九十四年前的那場“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就是以李大釗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與以胡適為首的實用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爭[2]。
à 時下針對中國亂象的各派論劍,則是二十一世紀版本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一方面是普世價值論者喧囂改旗易幟,另一方面是廣大工農兵和革命知識分子奮起搏斗,回擊資本主義復辟、回歸社會主義道路。
筆者對社會主義的勝利充滿信心,并將在第四分冊第十六篇章《風雨再迎紅爛漫》中,與讀者全面討論這場斗爭的理論、實踐與前途問題。有關的哲學和主義,本文集還將在第一分冊第二篇章《辯證唯物世界觀》中深入討論。
注:1)許可讀者點擊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載本《開篇》2013年終版、在朋友圈中打印傳閱。2)歡迎轉載本《開篇》,但須事先告知作者所要轉載網站或博客的網址([email protected]),以獲書面許可。
[2] 胡適作為我國學術史上的著名學者,不但在諸多學術領域有過重大貢獻,而且還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但本文集既非專門領域的學術著作,也非對任何學者的專門評著。筆者在本文集、尤其是本開篇引用和評價人物與事務的標準,端看其在歷史關鍵時刻,是推動歷史前進、還是阻礙了歷史的進程。因此,本開篇對胡適的引用和評價,完全無意于抹殺他在諸多學術領域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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