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于2013年11月15日全文公布。這一《改革決定》會對中國未來1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基本政策方向產生什么影響？《財知道》推出“十論改革決定”系列解讀，本期為最后一期“第十論”。

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需要超越部門利益

如果中國體制要改革的話，需要一個權威性的機構去超越部門利益，能夠專注地思考并且有權威去落實好中央的決策。所以我認為成立新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我也希望他能夠起到好的作用。

財知道：《改革決定》提出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不是符合你早前提議成立國家改革委的期望？改革小組成立以后，發改委的角色是不是要發生變化？

張維迎：不止我一個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都提出過，如果中國體制要改革的話，需要一個權威性的機構去超越部門利益，能夠專注地思考并且有權威去落實好中央的決策。

80年代有過體改委，后來慢慢就消失了，變成了發改委。發改委實際上只是談發展，并不真正地談改革。所以我認為成立新的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我也希望他能夠起到好的作用。

發改委本身具有另外一種功能，剛才講了它主要不是集中于改革，我也希望能夠通過改革委不斷地去削減發改委那些權力，特別是好多的審批權、那些投資項目審批權等等，還有其他一些權力。

我們在80年代就設想（當時叫計委）計委最后變成一個相對小的類似于原來日本計劃署的機構，沒想到最后發改委變得像一個小國務院，越來越大了，這說明我們的改革終歸是沒有到位。

其實這領導小組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們現在也還不清楚，因為現在還沒有真正公布它的人員構成，包括究竟誰是這個組的組長。這個在中國來講非常重要，一種可能是某一個最高領導人，或者總書記或者總理，他來擔當領導小組組長，那下邊肯定是有興趣執行的人，他的主要工作就在這兒，所以我還是有一些期待。

財知道：你期待最高領導人能出任組長？

張維迎：我覺得應該最少是相當有權威性的。按照過去，好比說80年代的體改委是由總理擔當主任，然后下邊有一個常務副主任，常務副主任就是主持日常的工作。但由于是總理當主任，總理他平時對體改委非常地重視，他有好多的改革都需要征求體改委的意見，體改委它本身又像一個智囊，通常一些改革思路的提出都通過體改委。未來的這個領導小組是不是也能起到這個作用呢？我們現在還不好判斷。

市場和自由是一個意思

市場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哲學，這個哲學就是自由。市場實際上真正給了每個人自由，每個人可以有自由的選擇。沒有市場的地方，實際上就沒有自由。市場不僅僅是一個工具，其實是我們的一種理念，是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在這點上強調，市場和自由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財知道：《改革決定》多次提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你理解看來，市場它是一種工具還是你常說的天理？

張維迎：我想好多人是把市場當作工具，從我們整個人類大的范圍來講實際上你也可以認為它是一個工具，我認為這個工具實際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進人類的合作。

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人類的合作范圍是非常有限的，他只能在認識的人之間合作，市場可以使合作范圍擴大到不認識的人之間，也就是陌生人之間。而今天我們的合作是全球化的合作，我們任何一件產品，實際上都是全球化合作的結果，這都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獨立生產出來的。這個只有市場能帶給我們。

另一方面呢，市場之所以能達到這個效果，是因為它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哲學，這個哲學就是自由。市場實際上真正給了每個人自由，每個人可以有自由的選擇。那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你要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話，那你就要給別人創造價值，也就是在整個分工鏈條里邊，價值鏈條里邊，你得有所作為。你做某件事請，你要有資源，你要比別人做得更好，這樣你才能夠有競爭力。

從這一面來講，我想市場就不僅僅是一個工具了，其實是我們的一種理念，是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你看，沒有市場的地方，實際上就沒有自由。所以在這點上強調，市場和自由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只要我們給予人們自由，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會發展出好多合作的方式。比如會跟某一個公司合作，有人出錢，有人出力，但這家公司能做起來最重要的是有人提供企業家精神，他去判斷未來我們應該去生產什么東西才能夠賺錢。這就是一個合作。所以我想我們對市場可能需要更深的認識。

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護個人自由

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建立這樣一種制度，我認為就是法治，或者說憲政，就是說所有的權力必須在法律之內憲法之下行使，沒有超越法律和憲法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說改革小組是為了幫助完成這樣一個轉變，而不是最終靠它來約束權力本身。

財知道：這樣看來，市場和自由是一回事，你認為政府和市場該是個什么關系才正常？

張維迎：市場的話我想有三個最重要的要素：一個是自由，第二個是財產權，第三個是企業家精神。這些東西其實都需要法律的保護。

好比自由，如果我們沒有法律的保護的話，我們就很難有真正的自由。財產安全需要政府保護，企業家精神只有在相對穩定的產權保障的環境下才有可能迸發出來。然后才能夠變成一個創造財富，創造價值的力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政府很重要。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護個人的自由，和保護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如果政府越出了這個邊界的話，那它可能就變成侵害市場的一方了。最簡單一點就是說，我們需要政府，是為了保護個人的自由，保護私有財產，但由于政府有權力之后，它很可能就越出了這樣一個范圍，走向侵害自由，侵害私有財產。這個時候它和它的初衷就完全不同了。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對政府形成一個有效的約束，如果政府的權力不受約束的話，那我想十有八九它會走向反面。

財知道：如何破除這種悖論？這種約束由誰來提供？改革小組和最高層能提供嗎？

張維迎：那不可能的，改革小組之所以是改革小組，就是說它是一個完成變革的機構，它的使命就是怎么樣能夠讓政府回歸到它真正應該做的事情上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管得太多，越權，跟它的基本功能相違反。

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建立這樣一種制度，我認為就是法治，或者說憲政，就是說所有的權力必須在法律之內憲法之下行使，沒有超越法律和憲法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說改革小組是為了幫助完成這樣一個轉變，而不是最終靠它來約束權力本身。

理念決定人的行為

我們人類有好多東西是要靠我們的理念，其實人類的進步就來自我們的理念。鄧小平的改革其實是理念導向的。我們的理念不是一個人的理念，而是來自于好多人的討論，形成這個理念的過程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這個時候，言論自由或者科斯講的思想市場就變得非常重要。

財知道：它有什么動力去完成這個轉變？

張維迎：這么講吧，一個就是說，我們人類有好多東西是要靠我們的理念，其實人類的進步就來自我們的理念。鄧小平的改革其實是理念導向的。

另一方面呢，在這樣一個機構，當你賦予自己某種職責的話，你本身就會形成一種職業的導向。比如說，同樣一個官員，他現在可能在發改委，什么都管。但是你如果把他調到改革領導小組以后，他就可能轉變了，這個是很自然的。就像我們一個班級打球，分成兩個隊的話，這兩個隊之間就會競爭。這也是人天然的一種類似于職業追求導致的價值取向吧！這個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這樣一個改革領導小組，最好這個小組的人本身就有很強的改革理念。另一方面呢，如果不是一個認識特別錯誤的人的話，只要承認市場的基本邏輯，他相信市場本身的力量的話，那么我想他到了這個地方就應該做這個地方賦予他應該做的事情。

財知道：你講理念很重要，但如果理念不對怎么辦？

張維迎：那沒辦法，其實我們的理念不是一個人的理念，我們的理念來自哪兒？來自于好多人的討論，形成這個理念的過程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這個時候，言論自由或者科斯講的思想市場就變得非常重要。

執行操作的這些人，無論他在哪個部門，他要做改革的話，他的好多理念來自學者的研究，來自思想界提供的一些東西。好比華盛頓，他當時有這種理念，很大程度上與英國的思想家洛克、法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他們有關系，如果沒有洛克，沒有孟德斯鳩的話，那也可能不會有華盛頓的理念，那華盛頓也可能就當了皇帝了。進一步講，如果沒有這些人的話，華盛頓也可能就不會打獨立戰爭了，可能歷史就完全改寫了。

所以保持社會的一種自由探討非常重要。這個小組呢，同樣也要經受大家的拷問。他們所出的一些改革政策大家要可以批評。這樣才能使小組本身成為一個健康的積極的力量。如果這個小組變成了一個封閉的機構，閉門造車，那么我就覺得很危險。

回顧一下，我們再看80年代的改革，應該講體改委是一個很開放的機構，它也不斷地召集體制內或體制外的學者去討論這些重要的問題。它還要不斷地去地方總結經驗，然后再把經驗上升為一些總的指導意見，甚至它還請了國外的一些學者，比較有名的一次是巴山輪會議。還有就是它很重視一些國際機構的意見，比如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它們關于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白皮書，厚厚的一本，還有十幾本附錄。這個對當時的領導人形成改革思路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這樣一個小組，它一定要是一個能把社會上的先進理念不斷地吸納進來變成改革行動的機構。

張維迎為北大經濟學教授、人文經濟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