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對峙

　　例行上訪的“大衣哥”

　　在中國基層，征地拆遷和信訪這兩項工作都被稱為“頭號難題”。這兩個“頭號難題”又往往交織在一起。2011年11月24日，我們抵達作為全國經濟百強縣之一的浙江省嘉善縣，試圖在這里觀察基層面臨的“頭號難題”。在與縣信訪局的一次座談會上，我們接觸到了這樣一個案例，并開始用鏡頭記錄。

　　2012年1月，嘉善縣縣政府大門。到縣里上訪的人總會出現在這里。我們經過連續幾天的觀察，發現一位穿綠色大衣的老人每天都出現在縣政府門口，他也像縣政府大樓里的上班族一樣，每天清晨八點準時來到這里。

　　記者：“您是每天都來嗎?”

　　熊海峰：“每天都來，我昨天前天都來了。”

　　記者：“一般你在門口做些什么?”

　　熊海峰：“做些什么，我找他們，找縣長、縣委書記出來。我們評理啊，講法律，講憲法。給他們看看，我就是每天到。”

　　老人名叫熊海峰，今年73歲，是嘉善縣羅星街道魏南社區居民。縣里征地拆遷，征了他家的四畝多承包地，拆了他和老伴的房子，幾年來他每天都要到縣政府大樓門口報到，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樣的是，他的上班時間就這一個多小時，等到政府工作人員都從他眼前進門上班后，他就騎著他的三輪車回家了。縣信訪局的工作人員提到他都無可奈何。

　　嘉善縣信訪局副局長周宏：“冬天穿了一個黃大衣來上訪，我說網上不是有一個‘大衣哥’，你實際上也是‘大衣哥’，對不對啊?”

　　我家住在拆遷辦

　　經過打聽，我們找到了熊海峰住的地方。讓我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住在魏南社區的辦公樓里，而且住在拆遷辦惟一的一間辦公室。

　　這是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辦公室，床上躺著的這個老人是熊海峰的老伴，名叫肖彩英，她比熊海峰還大一歲，已經74歲了。由于身體受過傷，肖彩英常年臥病在床。

　　記者：“這個棍子是干什么的?”

　　肖彩英：“打老頭子。”

　　記者：“你打大爺啊。”

　　肖彩英：“嗯。”

　　記者：“為什么呀?”

　　肖彩英：“我心里難過，拜托他們快點給我弄好。”

　　記者：“你難過，你想趕快把這個事情解決是嗎?”

　　肖彩英：“嗯。”

　　我們開始接觸這兩位老人是在2012年春節剛剛過后的幾天，但在這間屋子里絲毫感覺不到過年的氣氛。兩位老人為什么會把家安在社區的辦公樓里，他們的子女又在哪里呢?

　　2012年2月6日，農歷元宵節。

　　這天晚上，我們見到了熊海峰的大女兒熊世蘭，她給父母送來了元宵。

　　熊世蘭：“沒有地方團聚，真的，連孩子都說，我們的年不開心，真的。每年過年，媽媽就像發神經病一樣的，我來看她都跟我發脾氣，她拿這個棍子打了我爸爸，還打我，因為她心里知道外面在放鞭炮，她就知道人家外面在過年，她沒辦法。她說你們兩個上訪，怎么上訪的，一點用都沒有，她就怪我們兩個沒用。”

　　熊世蘭，嘉善縣實驗小學高級教師，是家里的第一個大學生，在熊家的三個子女中排行老大。熊世蘭自己的家就在離實驗小學一路之隔的園丁樓里，這幾年來，為了父母房子被強拆的事，她一直陪著父親熊海峰上訪。

　　熊世蘭：“誰不是父母生的，看到父母這個樣子，被強拆搞得這個樣子，就是再強的公權力，再強的官員，我想我也要跟他去斗，為什么?我要為我的父母爭一口氣。”

　　從縣政府最初動員拆遷，到最后對熊家進行強拆，在長達兩年里，熊家人正是以這種激烈對抗的態度，對待一撥又一撥上門做工作的拆遷人員。

　　嘉善縣西塘法庭庭長曹建強：“他的夫人叫肖彩英，她直接就是把唾沫吐到我們這個女法警臉上，還拿了一個棒子來打我們。”

　　嘉善縣羅星街道魏南社區黨支書袁鑫明：“把東西扔出來，把凳子扔出來，鐮刀飛出來。”

　　最屈辱的三天

　　在這期間，作為小學高級教師的熊世蘭說她經歷了人生中最屈辱的三天。

　　熊世蘭：“到現在還記著，我關的那個牢房，是一個女的小偷，在商場里偷東西關進來。我覺得這是我的恥辱，我要洗清我的這個清白，要還我清白。”

　　熊世蘭的屈辱來源于一次司法拘留。2007年6月16日早晨，縣法院對村里的另一戶人家啟動強制拆遷，在強拆過程中，熊世蘭父母家的菜地被推土機軋壞，熊家為此上前理論。在法院工作人員拍攝的鏡頭中，這位身穿白襯衣、戴著頭盔的男子就是熊世蘭的小弟弟，他攔在推土機前邊，不讓離開。

　　嘉善縣西塘法庭庭長　曹建強：“當時跟他們說得很清楚，菜地損失的問題落實在我身上。熊世蘭的小弟弟仍舊不肯，攔在挖機的前面。決定強行把他帶到我們法院，拖到警車上去。”

　　熊世蘭有兩個弟弟，他們在同一年考上大學，分別在嘉善縣國稅局和縣農經局當干部，那一天被法官帶上警車的正是熊世蘭在縣農經局工作的小弟弟。

　　熊世蘭：“然后我跟過去一看，怎么我弟弟被銬了?然后我就鉆到后面警車的肚子底下，我就擋著他，我說你們今天在我身上開過去好了，怎么平白無故地來抓我弟弟?”

　　這個戴著帽子鉆到警車下面的人就是熊世蘭。法官決定把熊世蘭和她弟弟一起帶到法院。熊家姐弟為這次沖突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司法拘留3天。

　　熊世蘭：“我還是老師，你說我的尊嚴到哪里去?被學生罵這個勞改犯。我的兒子星期一看到媽媽還沒有從牢里出來，放學中午的時候在聽到同學議論，說他媽媽關到牢里去了。他躲在學校的最角落里，躲在那個樹叢下面。他說媽媽我躲在那里，很久很久都天黑了才回家，他的爸爸找呀找呀找不到。”

　　女兒的跳樓和父親的守樓

　　三個月后，自認為經歷了前所未有屈辱的熊世蘭，在2007年9月6日這一天又聽到了一個她最不愿意聽到的消息，鄰居給正在學校上課的她打來電話，說她父母家的房子正在被強拆。嘉善縣實驗小學與熊世蘭父母的家只隔著一條小河，一眼就可以看到。得到消息的熊世蘭爬上了學校的樓頂。

　　熊世蘭：“我就這樣想，我今天用我的命也要把我父母的房子保下來。那我就站在上面喊，我說，誰敢拆我們家的房子，我就從樓頂上跳下來，今天我就說人和房子一起死。”

　　也就是在這一天，熊世蘭的母親肖彩英在極力掙扎中受傷，被送進了醫院治療。

　　第一次強拆就這樣停了下來，熊世蘭父母家的物品和財產被拆遷工作人員清理到政府安排的兩間臨時過渡房里。從那天起，熊海峰就爬到屋頂上，守著自己家已經被搬空的老屋，不肯離開。

　　熊世蘭：“爸爸每天看著這個房子，白天就在屋頂上生活的。我做飯是用梯子遞上去給他吃的，每天看著這個房子。然后這個六天，我們一邊要送給爸爸吃飯，一邊要到醫院去。”

　　六天后的2007年9月12日，是熊家最難忘的一天。這一天下午，熊海峰在法院打算要回自己的存折和身份證，而就在此時，法院對熊家的房子實行了拆除。

　　“占領”拆遷辦

　　房子被拆后，縣政府給熊海峰夫婦安排了兩間臨時過渡房，但熊海峰夫婦選擇了激烈對抗，他們搬到廢墟上，在窩棚、工地暫住，因為工地已經在施工，他們一次次搬家。

　　最后，熊海峰夫婦在施工工地上實在待不下去了，女兒就推著躺在平板車上的母親，來到了當時的魏南村村委會，也就是現在的魏南社區辦公樓。

　　熊世蘭：“我說既然是你村委會拆的，你村委會賣的地，那我們沒辦法了，只有住到村委會了，然后我就扛了兩個被子這樣扛上來的時候，跑到四樓看看是這個辦公室。我說你難道這個就是拆遷辦公室?我說我們家的事情就是你們搞出來的，那我們就住到你辦公室，然后他逃出去。”

　　拆遷辦唯一的辦公室成了熊海峰夫婦暫時的家，兩張辦公桌成了他們的床鋪。從此，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在四樓的這間辦公室里一住就是四年多，它的對面就是魏南社區的辦公服務大廳。

　　記者：“當時你們想得到嗎?”

　　社區干部：“想不到，都想不到。”“我們村里總共有600多戶。現在拆剩下十來戶了，拆遷拆到現在進展還算順利的，像他那樣的話，總共才他一戶。”

　　“嘉善第一難”

　　從熊海峰現在住的魏南社區辦公樓到他每天上訪的縣政府辦公樓，只用過一個拐角就到了，距離不到五百米。幾年來，熊海峰就在這兩點之間，重復著從未間斷的上訪生活。

　　記者：“您還能堅持下來嗎?”

　　熊海峰：“估計能堅持。我以前和他們講過的，我這個鼻孔里不出氣了，我就不上訪了。”

　　這些年來，熊海峰先后九次到北京上訪，到嘉興市里、省城杭州上訪更是頻繁。嘉善縣有重點信訪積案的縣領導包案制度。這種正在全國推行的包案制度，要求領導親自負責解決老大難問題，一包到底，直至解決。幾年來，嘉善縣針對熊家的包案組已經啟動了多輪，面對面溝通不止上百次。宋柏楓，2012年卸任的嘉善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也是第三輪包案組的負責人。

　　嘉善縣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柏楓：“就說如果我還有一年沒有退休，這個案子我也沒有信心。這個可能是，應該是說嘉善第一難的第一難。”

　　第二集：相見

　　從59戶到11戶的博弈

　　這一天，熊海峰帶著記者來到一個叫“嘉華世紀城”的小區，他說自己過去的家就在里面，如今這個地段已經開發成了商業住宅的黃金地帶。

　　記者：“這個是您以前住過的地方?”

　　熊海峰：“以前住過的地方。我的宅基地就在那邊，小橋對過就是了。”

　　記者：“您以前住在這的時候周圍是什么情況?”

　　熊海峰：“周圍都是農民，都是農民。”

　　這張照片里的房子，就是熊海峰和老伴肖彩英曾經的家。十多年前，這里還是縣城的郊區。培養出三個大學生的兩個老人，在家里種菜、養豬，過著安靜的田園生活。

　　2001年7月，熊海峰所在村民小組的土地被浙江省政府批準征用。當時，征地拆遷涉及的農戶一共有59戶。2005年，縣征遷指揮部動員這59戶農民拆遷。

　　熊世蘭：“我們家的這個地段又很好，是郊區，隔了一條河，翻過一座橋就到鎮上了。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是不愿意離開。”

　　熊家不愿意離開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覺得政府當時給出的補償款太低。

　　熊世蘭：“我們第一次的房屋拆遷評估賠償有一張紙，是評估公司給我們的，只有76000塊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賠這點錢，像我們家這個錢，只能搭一個豬窩。”

　　熊海峰家大門緊閉，沒有回旋的空間，而鄰居們開門談判，等待時機，熊世蘭認為這是拆遷人員的圈套。

　　熊世蘭：“想個什么圈套呢，說那邊安排你們新的宅基地，有門面房的。我的父母就說我們不吃這套，我們有這么多的地，我們子子孫孫都可以用的。”

　　從11戶到1戶的孤守

　　到2006年，當初大多不愿意拆遷的59戶村民，只剩下了11戶仍然拒絕拆遷。為了抵制強制拆遷，11戶人家訂立了攻守同盟，承諾決不作妥協。

　　但這個同盟很快瓦解。2007年6月6日，法院對熊海峰的鄰居徐衛國家強制拆遷。正是在那次拆遷中，熊世蘭和她的小弟弟因為妨礙法院執行公務被司法拘留。讓熊家沒有想到的是，徐衛國家的強拆其實只是一場“表演”。

　　嘉善縣法院原副院長周衛民：“那徐衛國那一家呢，實際上是形式上是強拆，私下呢已經達成協議了。補償協議都達成好了，他意思就是，他同意的，法院你們給我做一下，我們拆遷的時候我走開，等你們拆遷好了完了，那我就過來鬧一鬧，就是這樣。”

　　記者：“十幾戶里頭有幾戶是真正意義上的是強制拆遷的?”

　　周衛民：“現在說起來嘛，真正強制意義上就熊海峰一家。”

　　如今，相同的是，熊家與其他58戶人家的房子和田地都已消失在城市的繁華之中，不同的是，熊家一直沒有著落，而鄰居們早已搬進漂亮的新房。

　　記者：“住得寬敞嗎?”

　　鄰居：“寬敞的了。”

　　記者：“有出租的房子嗎?”

　　鄰居：“有。”

　　記者：“出租了幾間?”

　　鄰居：“出租了五六間吧。”

　　記者：“一個月收入多少?”

　　鄰居：“一個月一千多吧。”

　　鄰居：“住的環境肯定比過去好一點。”

　　大多數拆遷戶都選擇了在政府新分配的宅基地上重新蓋樓，他們又再次做起了鄰居。

　　熊家：“強拆最恨曹健強”

　　從59戶到11戶，再到惟一的一戶。2007年9月，熊海峰家最終因強硬的對抗態度被強制拆遷。

　　在這場拆遷中，固執的熊家對鄰居的“變臉”也不好說些什么，但他們從此記恨上了一個人——嘉善縣法院行政庭庭長曹建強。熊家認為，當初縣國土局申請對熊海峰家強拆，正是曹建強作為審判長，做出了準予強制執行的裁定書。兩個月后，熊世蘭和她的弟弟被司法拘留，當時決定將熊家姐弟帶回法院的也正是曹建強。

　　熊世蘭：“我們坐牢的滋味嘗過了，然后對我的傷害這樣，然后我母親躺在床上這樣，壽命不知道少活多少年，如果他的父母呢，他的父母呢?”

　　2007年9月6日，在熊家被強拆當天的錄像中，曹建強的身影再次出現。

　　嘉善縣西塘法庭庭長曹建強：“網上這么多的關于我的信息，關于我們法院、我們周院長的信息，當然也有很多的人身攻擊，家屬開始也很有意見，被別人說成這么樣一個人，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跟熊海峰的三個子女如果能夠交流的話，我一直希望能夠交流一下。”

　　五年之后　“仇人”相見

　　如今，曹建強已經被調到縣里的西塘法庭當庭長。我們向熊家轉達了曹建強庭長希望能夠當面溝通的意愿，幾天后，熊家和曹庭長的談話在縣法院的一間會議室進行。這是熊世蘭和父親在強拆發生五年之后第一次見到曹建強。

　　2012年2月24日，嘉善縣法院。

　　嘉善縣西塘法庭庭長曹建強：“今天來我跟中央臺記者也說了，我們之間需要交流需要溝通，但是交流跟溝通不一定能夠達成一致，但是總比不交流不溝通要好。我們在執行過程當中考慮你們兩個老人的身體，帶到綠城賓館，這個方案是我們法院通過正常的程序研究而制定的。”

　　熊海峰：“那天你執行，把我們老倆口抓去的時候，我們不走行不行?你說!我們犯了什么罪了?你要來抓我?”

　　熊世蘭：“所以看你今天的口氣，你還是那天拘留我，就是報復。”

　　曹建強：“我們把你帶回來的過程當中，我們也不想拘留，你在這里是什么表現、什么態度?你作為一個教師，你有沒有反思過呢?”

　　熊世蘭：“我跟你講態度的嗎?講違法不違法。法律是杠子。我講態度嘛，我現在態度也不好，你可以拘留嘛，現在我爸爸態度也不好，你又可以拘留吧?你講態度，你那天完全就是報復。今天我寧可不走出去，我也要耍態度。我就看你再來抓我。”

　　曹庭長耐心地解釋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氣氛還是很難緩和。

　　熊世蘭：“他毫無愧意的。”

　　曹建強：“幾位記者我請你們勸一下，我想今天我們再繼續下去，就我的能力做些說明，如果她再這樣我就跑路了。”

　　熊世蘭：“你難道這么嬌貴啊?你高高在上，如果我反過來拘留你呢?我今天很好地面對你。”

　　面對咄咄逼人的熊家父女，曹庭長還是堅持要把自己的話說完。

　　曹建強：“熊世蘭你提起作為一個人，確實我們都是人。你也是一個教師，我曾經也是一名教師。你這個案件的執行過程當中，你們有意見很正常，但是相信我坐在這里，我們做工作還是問心無愧，跟你們交流也不是一次兩次，竹竿、唾沫、謾罵，什么都有。”

　　熊世蘭：“我還要問問清楚，我之前罵你之前有沒有認識你?我是不是一天到晚罵你的?”

　　談話持續了兩個小時，我們看到雙方的溝通的確比較艱難。

　　熊世蘭：“我告訴你，你還當法官，你還不為民作主，你還不如回家種紅薯呢。”

　　熊海峰父女離開會議室。

　　曹建強：“我幾次三番講到，希望能夠有一點的溝通交流，但是不指望一次的交流溝通能夠有所進展。我們的錯與對不是我們自己說的，由上級法院，由人大相關的機關都可以。只要你熊世蘭也好，熊海峰，通過法定的途徑，我認為都是可行的，都應該走下去，走到底。”

　　第三集：價碼

　　10平方米與400平方米的角力

　　熊海峰和老伴肖彩英住的地方就是魏南社區這間不足十平方米的拆遷辦公室，幾年來，他和女兒熊世蘭一直在上訪路上奔波。而在距離這個辦公室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棟四層小樓一直在等著熊海峰夫婦住進去。這一天，社區的工作人員帶著我們來到這棟已經空了兩年的樓房。

　　記者：“你們是說這房子已經造好兩年了是吧?”

　　嘉善縣羅星街道魏南社區工作人員：“嗯。大概兩年，差不多兩年到了。”

　　記者：“那是一直給他們家留著的嗎?”

　　社區工作人員：“那肯定是給他們留著了，不給他們留這個房子，我們早就分配掉了。以前熊海峰經常過來看的。”

　　記者：“他也喜歡這個地方嗎?”

　　中間人：“喜歡的。”

　　這棟樓房是村里兩年前統一規劃設計的，宅基地面積110平方米，總面積400多平方米。據社區的工作人員介紹，房子當年的基建工程造價是30多萬元。房子對面這一幢幢獨棟小樓里住的都是熊海峰同村的居民。

　　記者：“那個房子你看過嗎?”

　　熊海峰：“看過，房子可以住。”

　　記者：“你覺得滿意嗎?”

　　熊海峰：“也無所謂滿意不滿意，反正年齡老了。”

　　這棟樓房距離熊海峰原來的家不太遠，環境也不錯，隔河相對的就是公園和高檔小區。2012年，這棟樓房的市場拍賣價是180多萬元。那么，是什么原因讓熊海峰和老伴守著村里預留給他的樓房不住，偏偏住在拆遷辦呢?

　　原來，熊海峰希望得到的，并不僅僅是這一棟房子。

　　記者：“如果那個房子住進去了，你還有什么樣的其它要求?”

　　熊海峰：“　我兩個媳婦沒工作，要門面房，給一個也可以，兩個也可以，兒孫要傳下去的。”

　　熊海峰除了要樓房，要門面房外，第三他還要一塊110平方米的宅基地，第四他還要一筆89萬元的補償款。熊家的這些條件，政府能滿足嗎?

　　嘉善縣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宋柏楓：“不可能滿足的。因為這個底線就是你多少宅基地，兩個人宅基地標準75平方米就75平方米。那縣里面哪一個領導不可能說除了給你75平方米宅基地，我再給你一套房子。”

　　一次功敗垂成的談判

　　宋柏楓所說的底線，指的是按照房屋拆遷政策確定的補償標準。我們了解到，2005年熊海峰家最初的補償條件是75平方米的宅基地和7萬6千元補償款。后來，補償款逐漸調高到26萬5千元。

　　2009年，由嘉善縣領導掛帥的包案組通過與熊家談判，將補償款提高到了115萬元，并答應幫助熊家用其中的56萬元聯系購買鄰村的一棟三層小樓。

　　記者：“當時那個條件你覺得是不是已經非常好了?”

　　嘉善縣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宋柏楓：“已經非常好了，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的意見，作為嘉善的話，他是最好的條件，沒有比這再高的。”

　　但就是這個在政府方面看來全嘉善縣最好的補償條件，再次被熊家拒絕。

　　熊世蘭：“那時候講到115萬的時候，前面的政法委書記談下來，我爸爸只有兩個要求，就是這個宅基地變成110個平方米，75平方米升成110個平方米，這個錢再加30萬，我就同意了。”

　　當時的包案組表示，做出這樣的解決方案，由政府出面只花56萬元就幫熊家買到鄰村的一棟三層小樓，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對于熊家提出的再增加30萬元補償款和35平方米宅基地的要求，實在難以答應，談判就此破裂。

　　四個月之后，已經拒絕包案組解決方案的熊家，卻突然提出了反悔。

　　熊世蘭：“那么四個月之后我們就跟他說，我們答應這個條件好了，我們也不要30萬了。”

　　但當時正值2009年房價快速上漲期，這短短的四個月，政府答應幫熊家購買的那棟鄰村的樓房已經從56萬漲到一百多萬，原定的協議已經無法達成。

　　此后，雙方關于拆遷補償的協商越來越困難，到了2012年，熊家要求的補償條件再次加碼。

　　熊家說，他們提出這么高的補償要求，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熊世蘭：“讀書的時候都是那么好的，年年三好學生，還是學生干部，老師眼里是最好的好孩子，怎么變成到牢里去?”

　　記者：“你覺得就是說怎么樣才能平復?”

　　熊海峰：“平復?他們加倍!什么賠償都要加倍!他想私了啊?”

　　在熊家人看來，一場強拆，五年上訪，帶來的是痛苦和傷害，原本幸福的家庭再也回不到過去。他們認為，失去的一切，必須得到償還。

　　熊家“新方案”：我要我的承包地

　　2009年的談判破裂后，政府方面和熊海峰家由于補償條件談不攏，幾年來沒有太大的進展。那么，還有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呢?熊家說有，不過，這個新的方案讓政府更加頭疼。

　　熊海峰：“我要我的承包地，我一輩子只相信種地。”

　　熊海峰說，他已經看好了一塊地，希望在那里安家種地，他堅持要帶我們去看一看。

　　記者：“你就想在這片地上把自己原來的房子蓋起來是嗎?”

　　熊海峰：“對啊。”

　　此時，我們發現，在這塊地門口的圍墻上，掛著一塊牌子。

　　記者：“這里已經規劃了，這是建設局監制的，建設羽毛球館和健身中心。那你想要在這塊土地上重新蓋自己的房子，現在看可能嗎?”

　　熊海峰：“可能不可能，根據縣政府，我不好說，我最好是可能。”

　　奔波上訪路

　　熊海峰說，如果政府不能讓他恢復原狀，像以前那樣種地生活，那就必須要滿足他的補償條件，為此，他和女兒熊世蘭四處奔走。

　　從2006年6月開始，熊家父女多次到政府部門上訪，在得到答復之后提出復查，在復查之后又提出復核。這一個個日期，見證了他們在上訪路上的一次次奔波。2007年1月和2008年4月，嘉興市政府和浙江省國土廳分別作出最終的復核意見書，支持復查、答復意見，并且明確告知這一信訪事項已經終結。根據《信訪條例》，在信訪終結之后，信訪人如果仍然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次上訪，相關部門不再受理。

　　熊海峰信訪案依法終結以后，由于問題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成為信訪積案，信訪局的大門依然向他們敞開。熊家父女除了每天到縣政府門口例行上訪，還通過每月15號的上訪，確保縣領導每次都能看到他們。

　　這一天，在信訪局接訪熊海峰父女的是縣政府辦的一位副主任，熊世蘭和父親談了不長時間，就匆匆出來了。

　　記者：“今天談得怎么樣?”

　　熊世蘭：“根本就是說，就這樣了，就是其實這種曲子好像唱了無數遍，就這樣來一個領導唱一個，大領導又不來接訪，都弄個小領導來有什么用啊?　”

　　熊家父女得知在自己家所在街道接訪的是縣里的一位副縣長，熊海峰趕緊騎著三輪車往街道辦事處趕。在這里，熊海峰排到的號是最后一位，他顯得很著急。

　　熊海峰：“馬上回去。”

　　記者：“馬上就回去了，對吧?”

　　熊海峰：“回去吃午飯，吃完午飯，下午到嘉興上訪去。”

　　記者：“您下午還到這邊來嗎?”

　　熊海峰：“不來了。”

　　記者：“哦，就不來了?”

　　熊海峰：“來不及了呀，這邊來了我去嘉興就來不及了。我要越大的地方上訪越好，嘉興搞不好杭州，杭州搞不好北京。”

　　這天中午，我們在嘉善縣汽車站見到了熊海峰。每月的15日也是嘉善縣所在的嘉興市的干部接訪日，在縣里上訪完之后，熊海峰幾乎每次都要坐這趟公交車去20公里外的嘉興市，像趕場一樣繼續上訪。

　　熊世蘭：“哪個做兒女的看到父母這樣無動于衷?我為我父母討回他們合法的權益，我又錯在哪里?我這樣要被罵神經病，又要擔不孝的罪名。”

　　第四集：追問

　　重大疑點

　　在采訪中，我們了解到，熊海峰一家之所以提出如此高的賠償要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們始終懷疑，針對他家和鄰居們的這次拆遷是一場非法拆遷。

　　熊世蘭：“我就想因為我的父母被這個強制拆遷造成的傷害這么大，我就想要追究一個真相。”

　　偽造批文是熊世蘭和父親最大的懷疑。當年，嘉善縣國土局發給熊海峰的“責令限期交出土地通知書”顯示，熊家所在地塊是以“浙土字B2001第10240號文件”被征用。因此，熊家開始對這份10240批文窮追不舍。

　　2011年8月30日，熊世蘭和父親向浙江省國土廳申請公開10240批文，拿到批文復印件后，他們僅僅從封面上就發現了兩個重大疑點：一是呈報材料封面上的文號寫錯，寫的不是10240，而是10239，二是批文檔案袋封面上的“被用地單位”名稱也出了問題。

　　熊世蘭：“上面寫是什么?征用錢橋村的，寫得清清楚楚。我們是魏南村的，240批文是征用隔壁村的，根本跟我們不是一個村的，所以這個批文我們等于說查到了，完全是張三的帽子戴在李四頭上。”

　　2012年年初，熊家以被告偽造征地批文、實施非法拆遷為由提起訴訟，要求縣國土局、縣法院做出國家賠償。

　　但我們在縣國土局采訪時，卻聽到了完全不同的說法。

　　嘉善縣國土局局長鄭利平：“10240這個編號肯定沒有問題，也就是說批準的我們整個批件無論是實體、內容，還是具體的批準的主體，都是合法的。”

　　局長釋疑

　　鄭利平解釋說，省國土廳當年把10240批文的文號錯寫成了10239，這是工作人員的筆誤，為此縣國土局已經不止一次給熊海峰家做過解釋，但熊家就是不愿相信。

　　幾天后，鄭利平來到了熊海峰和老伴住的辦公室，準備再做一次溝通。

　　2012年2月22日，魏南社區辦公樓熊海峰住處。

　　嘉善縣國土局局長鄭利平：“我們老熊去查來的，是2011年8月30日去查閱檔案的時候，我們省廳發現這個整個嘉善縣01整理第五批次，老熊你看到了，是這個文號，很明確，他特意給你蓋了一個章，這個是240，應該是10240。這個是省廳給你寫的。”

　　熊世蘭：“都要求拿10240，結果他說拿不出來，用這個代替的，我們要求拿10240批文，他們拿不出來。”

　　就在熊海峰父女和鄭利平爭論的時候，一直躺在床上的肖彩英突然爆發了。

　　肖彩英顯得非常生氣，她伸手想要拿她平時放在床后邊的那根棍子。第一次走進這間屋子的鄭利平，顯得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一幕。

　　熊海峰：“我老伴恨死了，我住在這里四五年了，你們叫法院來執行，到現在還在強詞奪理。”

　　接下來的談話轉移到了熊海峰所住辦公室的隔壁房間。

　　熊世蘭：“你們這個數字上造這么多的假，你看看。你今天不解釋沒關系的，我跟你講，我發在網上給大家也可以看。你不要爭，我看了四至范圍的，你不要解釋，他在給你誤導。”

　　鄭利平：“我問問你，其它問題還有嗎?”

　　熊海峰：“其它問題，地還給我，我不同意拆遷。”

　　兩個多小時的談話結束之后，熊世蘭仍然認為10240批文中的一些數據存在問題，又和我們算了起來。

　　熊世蘭：“可能放在別人任何人不會去追究這些事情。我們花了整整四年多的時間去追究這個，就是找到這個根源到底在哪里，換了別人任何人不會這樣去查。”

　　承認筆誤

　　那么，10240征地批文到底有無問題呢?在鄭利平與熊家父女見面幾天之后，我們來到了審批這份批文的源頭——浙江省國土廳，見到了10240號批文的原件。我們注意到，“10239”被鉛筆劃掉，改成了“10240”。

　　2012年3月2日，浙江杭州。

　　浙江省國土廳耕地保護處副處長沈國明：“這個呢，可能是當時工作人員有筆誤，筆誤。”

　　記者：“有筆誤對吧?”

　　沈國明：“對。”

　　沈國明處長解釋說，是當年的工作人員誤將10240寫成了10239。在熊家申請信息公開時，省國土廳在復印件的左上角上蓋上了檔案證明章，證明這一份10239批文實際上就是10240。沈處長說，十一年前，征地批文的很多內容都是由人工填寫，雖然10240的文號寫錯了，但批文的內容并不存在問題。

　　那么，10240批文檔案封面上的“被征地單位名稱”寫的為什么不是熊家所在的“魏南村”，而是“錢橋村”呢?

　　沈國明：“征用是城南、錢橋、魏南這么三個村，都是魏塘鎮的。”

　　記者：“但封面里面就寫了錢橋村?”

　　沈國明：“這個封面可能沒有寫全。”

　　沈處長解釋說，10240批文涉及的被征地單位有錢橋村、魏南村、城南村三個村，由于檔案袋封面上的表格有限，當時就只寫了“錢橋村”作為代表，并非只是征用“錢橋村”的土地。

　　登門道歉

　　幾天后，聽說熊家父女還堅持批文是偽造的，沈處長從杭州來到了嘉善，準備和熊家面對面做一次溝通。這次見面的地點安排在魏南社區的一間會議室。

　　浙江省國土廳耕地保護處副處長沈國明：“那么今天來呢，主要受領導的委派呢，主要是兩個事情，第一個事情呢，為我們省廳的這個批文抄錯了的事情呢，給你們解釋一下，給你們道個歉，由于我們這個工作人員失誤，給你們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

　　熊世蘭：“也就是說誰抄錯了呢?”

　　沈國明：“就我們的經辦人員抄錯了。”

　　熊世蘭：“經辦人員是你們省廳的?”

　　沈國明：“是我們省廳的經辦人員抄錯了。這個跟嘉善無關。這個確實是我們廳里的工作人員抄錯了。”

　　熊海峰：“你們講得蠻輕的，好像無所謂的。”

　　沈國明：“不無所謂。”

　　熊海峰：“我們老夫妻兩個差一點家敗人亡。”

　　沈國明：“確實是我們工作人員工作不到位、不認真、不仔細造成的，但是從這個批文的內容，里面的內容都是一致的，盡管它是寫了個239，但是它這個項目也是第五批次。”

　　盡管沈處長當面道了歉，但熊海峰和女兒熊世蘭并不相信批文抄錯的解釋。

　　熊世蘭：“十年的紙張，從我老師的眼睛里看出來的紙張，應該是這樣的紙張。”

　　浙江省國土廳耕地保護處副處長沈國明：“熊老師，紙壽千年呢。”

　　熊世蘭：“紙壽千年。為什么前面這個有發黃的紙呢?前面這個封面也好都發黃了，都已經發黃了，而后面的這些紙都是嶄新嶄新的，問題就在這里。”

　　沈國明：“要有理有據。”

　　熊海峰：“我講得有理有據，國土局五年的紙張發黃了，到省里面還是新的，這有據吧。”

　　沈國明：“檔案保管條件都不一樣的。”

　　熊世蘭：“這個批文講到底就是偽造的，根本沒有的，就是沒有的。”

　　這場談話一直持續了三個小時。熊家父女會接受沈處長的道歉嗎?

　　熊海峰：“他們現在不認錯的。”

　　記者：“他給你道歉了，你們還覺得還是不滿意是嗎?”

　　熊世蘭：“怎么是道歉?明明是違法的事情，這個道歉怎么能成立呀?”

　　對于第一次接觸熊家的沈處長來說，他沒有料到今天的溝通會如此艱難。

　　浙江省國土廳耕地保護處副處長沈國明：“我覺得關鍵還是要做好溝通工作，特別是他這個拆遷，不只是涉及到他一戶。我們制定政策的時候要兼顧大多數人的利益，那是要公開公平公正的，所以說我們維護群眾權益的時候，我們維護他的是正當權益，而不是他無理要求的權益。”

　　第五集：心愿

　　被上訪改變的生活

　　這一天，在實驗小學的這間教室里，我們看到了正在教孩子們畫畫的熊世蘭，她已經在實驗小學做了29年的美術老師，她說，現在每周都要給孩子們上18節美術課。

　　熊世蘭：“負擔很重的，白天上課腦子都混亂的，但是我也一直安慰自己，就是晚上躺在那里，有一個名人我記得，在沒有外人能夠安慰你的時候，就用你的左心房安慰右心房，用你的右心房安慰左心房。”

　　這些是熊世蘭曾經的照片，那時的她看起來很陽光很快樂，在這個小縣城里，熊世蘭曾經有許多朋友，但是現在都已經不再來往。

　　熊世蘭：“原來很要好的小姐妹、朋友碰了面，都像陌路人一樣的。我都受不了，不要說人家了，我也怕人家尷尬，人家碰到我多尷尬啊?”

　　記者：“你出去都戴著口罩?”

　　熊世蘭：“戴著口罩、帽子，不想別人認識我。”

　　宋主任退休前的心愿

　　對于政府來說，熊海峰和女兒熊世蘭也是讓他們感到頭疼的人。這一天，在縣政府辦公樓的這間辦公室里，有一個即將退休的人正在收拾他的書籍文件，他是剛剛卸任的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宋柏楓，同時他也是熊家包案組的第三任包案負責人。熊海峰案還沒有一個結果，而過些天，他卻要退休了。

　　記者：“本來你是不是想在退休之前能把熊家的事情解決了?”

　　嘉善縣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柏楓：“我也想把這個事情，也是做件好事嘛，功德圓滿，退休的時候功德圓滿，做件好事情，沒有想到，不行。”

　　2012年1月，宋主任卸任，也不再擔任包案組負責人。他在退休之前還有一個心愿，那就是讓熊海峰和老伴先搬到樓房里去住。為了達成這個心愿，宋主任召集包案組成員，在他退休之前與熊家父女做最后一次溝通。

　　熊世蘭：“談要求那就談要求，最后的條件，145萬，上次寫的對吧?還有村里的房子56萬購買，還是換李家村的56萬，對吧?多余89萬，對吧?還有110平方米的宅基地，如果110個平方米的房子能安排像人家路邊的店面房，那地也不跟你討了，我們有生活保障了，就算了。如果你不是門面房的，那你村委會有門面的，要安置給我們。”

　　嘉善縣信訪局副局長周宏：“當時拿出56萬來就是幫助你們去買，那么現在這個房子已經買不到了。”

　　宋柏楓：“時過境遷了。”

　　熊世蘭：“不是時過境遷，56萬換這個買村里房子的錢，不講價錢的，沒什么好講的，哪有講時過境遷，難道政府也時過境遷了嗎?”

　　最后一次協商

　　宋柏楓提出，如果一攬子解決方案暫時還談不成，那就不如分兩步走。

　　宋柏楓：“現在我給你解決就是魏南村這套房子，上次借條都寫了，借了以后，你們先把兩個老的搬進去。”

　　熊世蘭：“現在不能搬，我現在不需要一步一步走，我需要能拍板的領導來，能拍板的領導來，一步到位。”

　　宋柏楓：“我是退休之前按照我的良心，按照我的誠意協調一下，把兩個老的能夠安置好，住到新房子里面去，能夠曬個太陽。”

　　宋主任退休之前的最后一次協商，依然是不歡而散。但是，在協商結束后的當天下午，宋主任就安排人找了一家裝修公司去看村里的樓房，準備做簡單的裝修，做好讓熊海峰夫婦搬進去住的準備。

　　住進真正屬于自己的家，這也是熊海峰的老伴肖彩英的心愿。

　　肖彩英：“搬過去了嘛，就好了。”

　　記者：“搬過去就好了，住在這多難受啊?”

　　肖彩英：“嗯，幫我老頭子買個車子把我推推，買個車子老頭子把我推推。”

　　記者：“買個車子推著你?”

　　肖彩英：“到外頭太陽曬一曬。”

　　記者：“想曬曬太陽，是嗎?”

　　肖彩英：“五年沒見太陽了。”

　　就在宋主任與熊家的最后一次協商結束后不久，縣里下發文件，由剛剛從縣委常委、副縣長職務轉到人大常委會當副主任的馬佩蓮，接著擔任熊家的第四任包案負責人。文件一下發，馬主任就馬上召集包案組成員開會，商討新的解決方案，而且第一次明確列出了解決熊海峰信訪案的時間表。這個已經持續六年、仍然難以解開的“頭號難題”，能夠像包案組期望的那樣，如期得到解決嗎?

　　第六集：終局

　　蹲點干部來了

　　2012年3月，為了推動熊海峰案的化解，嘉善縣專門抽調縣婦聯副主席芮紅衛作為聯系熊海峰家的蹲點干部。

　　蹲點干部、嘉善縣婦聯副主席　芮紅衛：“我老公說你干嘛去接這個案子?人家說這么難的，會不會搞到我們家里有什么事?我說相信熊老師，我說怕倒是不怕，我想用真心來跟她交流。”

　　芮紅衛和熊世蘭住在同一個小區，兩人并不陌生。通過幾次接觸，芮紅衛觀察到，六年的上訪奔波，讓熊世蘭失去了許多朋友，她的心靈世界也很難向人敞開。

　　芮紅衛：“她是很孤獨的。她自己也跟我開玩笑說，她說她沒有朋友，沒有真心的朋友，也像套中人一樣在生活。”

　　在這個小區里，芮紅衛和熊世蘭的家只隔著幾棟樓，芮紅衛開始找熊世蘭早上鍛煉身體，晚上散步聊天。后來，熊海峰父女還頻繁到芮紅衛的家里來找她談話，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這給芮紅衛的家人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芮紅衛：“有時呢也很冤的，一個呢周圍的人也不理解，還有就是熊世蘭也對我發泄。好幾次休息的時間，或者說晚上的時間打我電話，或者說要向我來傾訴，真誠地讓她上來，但是事后我老公也跟我發脾氣。”

　　這一切，熊世蘭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

　　被“玩弄”的信訪局長

　　2012年5月，縣里將芮紅衛由縣婦聯副主席調任信訪局副局長，由她作為包案組的牽頭干部直接對接熊家。這一安排讓熊家人更加感受到了政府解決問題的誠意。

　　熊世蘭：“你給我一份面子呢，我好像心里就軟得很。你如果很狠，我有的時候也拿出來了，我也豁出來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2012年7月11日，包案組和熊家坐在了一起面對面商談。雙方商談了兩個多小時，最終還是沒有達成一致。8月2日早上，熊世蘭接到了縣委書記的電話。

　　熊世蘭：“姚書記跟我那個電話里談了一個鐘頭，他為我挑擔子，做哪些事做哪些事。那我覺得他能站在我的立場上面為我去承擔一些東西，我覺得領導能做到這一點就不錯了。”

　　就在芮紅衛以為一切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幾天后，一件讓她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2012年8月6日，熊世蘭和父親熊海峰到北京上訪了。

　　嘉善縣信訪局副局長芮紅衛：“我覺得我花了那么多精力，付出了那么多真情去跟他們談，到臨解決的時候，又到北京上訪去。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覺得我被她玩弄了。我的付出，得到的怎么是這么一個結果?”

　　七年之后終見曙光

　　熊世蘭和父親這次到北京上訪，讓芮紅衛很是沮喪，甚至想到過就此放棄。當時，解決熊家的信訪積案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如果芮紅衛選擇撒手，等于前功盡棄。

　　8月24日，芮紅衛接到熊世蘭打來的電話，說父親突然生病，芮紅衛像往常一樣，第一個趕到現場，她成了熊家人的主心骨。在她的幫助下，熊海峰被及時轉院到嘉興，轉危為安。

　　熊世蘭：“等于說這個山倒下來了，好像扶都扶不起來了。那我真的覺得心里很怕，真的很怕，因為一直陪著他的，我在想爸爸吃什么樣的苦，我都能陪他，但是他如果這樣的話，我不能代替他，所以心里苦得不得了。”

　　熊世蘭的父親今年73歲，患有高血壓等好幾種病，加上常年上訪，身體狀況并不樂觀。74歲的母親肖彩英更是常年臥病在床。上訪這些年來，熊世蘭最不想聽的就是別人說她對父母不孝，這時，芮紅衛的一段講述打動了她。

　　嘉善縣信訪局副局長芮紅衛：“我呢比較特殊，自己父母都不在了。那么有一種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憾，永遠是我的心結。我們是同齡人，她比我大，她還有福氣有機會善待兩個老人，我已經失去父母的遺憾，有很多的遺憾跟她講。她聽了也很感動，也認真進行了反思。”

　　看到生病的父親，聽到芮紅衛推心置腹的交談，生性倔強的熊世蘭開始動搖了。

　　熊世蘭：“我也很著急的，我就想總不能讓老人死的時候沒有家吧，死的時候都沒有家。”

　　熊海峰轉院到嘉興后，經過治療，病情一天天好轉，而這起歷時七年的信訪積案，也迎來了最終解開的曙光。

　　芮紅衛：“那么9月18號下午熊世蘭基本是簽掉了息訪協議代理人，那么19號上午，她又提出新的條件。”

　　記者：“已經簽了又反復?”

　　芮紅衛：“已經簽了又反復了，又提出來有些東西損壞了，提出賠償，又讓我中午去幫她買東西。”

　　記者：“那要買什么啊?”

　　芮紅衛：“她要買煤氣灶啊，還有說一個吃飯的桌子。”

　　記者：“那你給她多少錢啊?”

　　芮紅衛：“我給她兩千塊錢，那么讓她自己去買，我說也算我一點心意，我說給老人搬家添點東西。”

　　病床上的最終協議

　　9月21日，也就是熊世蘭在息訪協議上簽字的第三天下午，熊世蘭提出讓芮紅衛陪母親去嘉興看望住院的父親。熊世蘭的母親肖彩英有嚴重的暈車現象，為了讓老人在車上舒服一點，芮紅衛特意借了一輛商務車。

　　嘉善縣信訪局副局長芮紅衛：“這商務車后面身體好躺平，老太太我扶她躺平。路上我還特地留心帶了一點咸菜，吃這種咸的東西不容易暈車。回來我后來扶她上樓的時候，她告訴我，她說這是我沒有暈車的難得的一次。”

　　很久沒有見面的熊大爺夫妻倆，那一天見面很開心。當天下午，病床上的熊海峰在協議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熊世蘭：“把著父親的手簽的，把著他的手在醫院里，小芮一起去的，在嘉興中醫院把著手在病房里簽的。”

　　在最終簽約的解決方案中，雙方一致同意了四個條件，一是給熊家宅基地面積110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幢，其中75平方米為按政策安置面積，其余35平方米算作長期租借給熊家;二是政府根據原定的補償標準，支付熊家拆遷安置補償款26.5萬元，這些錢折抵安置房的建筑物造價，不再單獨支付給熊家，三是協調改善熊世蘭家居住條件，四是政府給予熊海峰夫婦15萬元的生活困難補助。

　　芮紅衛：“應該說我們這次處理也是沒有突破原來的那個框架，因為前幾任已經跟他們談過的答應的條件，如果說不再實行的話，他們也覺得政府言而無信。”

　　新家

　　簽約兩天后的9月23日，是農歷的八月初八，在芮紅衛的建議下，熊家在這一天正式搬進了新家。芮紅衛幫著熊家忙前忙后，并且特意買去了糖果和鞭炮。

　　嘉善縣信訪局副局長芮紅衛：“老太太說你想得真周到，馬上讓她兒子放了鞭炮，然后放了以后，周圍的鄰居一看他們放鞭炮了，知道搬家了，就過來看，老太太也很開心。”

　　熊世蘭：“這一點倒真的是很感激她的，我媽媽都說了，有一次跟她說，有一句話我還記得的，要是我們早一點認識你多好啊，我媽媽拉著她的手這樣說。”

　　2013年2月24日，農歷元宵節。這是我們連續第二年來到熊海峰家里過元宵。今年這個春節，是熊海峰夫婦七年來第一次在真正屬于自己的家里過年。

　　熊海峰信訪案雖然已經最終結案，但它留下的思考并沒有結束，這起歷經七年、最終化解的信訪積案，成為當地省、市、縣多級信訪部門正在研究的一個樣本案例。

　　熊海峰信訪案也是基層“頭號難題”的一個縮影。每一處中國基層，都會有自己的“頭號難題”，只有深知其難、直面其難，才會葆有敬畏之心，才能架起理解之橋，才能找到解決之道。最能打動人心的，不是成功之時的掌聲，而是為難之處的求索。最有借鑒意義的，不是終局之時的總結，而是過程之中的磨礪。(央視記者王平、龔雪輝、綻曉棠、邵楊、趙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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