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鵬:轉基因主糧的商業化應慎重決策
2011年06月01日 01:56 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陳健鵬博士
有消息稱,近日國務院相關部門邀請了國內多位知名人士參加了一次轉基因主糧商業化問題座談會,國務院方面舉辦本次會議的目的,是廣泛聽取、征詢來自不同行業的權威人士對國內轉基因主糧推進的看法和意見。
轉基因在中國是個十分敏感的話題。作為一種農業生物技術,轉基因所引發出來的生物安全、糧食安全、種業安全以及轉基因糧食作物商業化等農業產業的發展問題,亦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供職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的陳健鵬博士,近年來一直致力于轉基因糧食作物商業化問題的研究,他的基本觀點是:推進轉基因糧食作物商業化要慎重決策。
陳健鵬認為,農業生物技術是糧食安全的重要技術保障,在農業生產領域中的應用是大勢所趨,中國必須搶占農業生物技術的制高點,這不僅是技術、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具體到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戰略,尤其是具體到現階段主要糧食作物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需要做全局性、綜合性的研究,這不僅是農業科技政策問題,也是重大的公共政策問題。
陳健鵬建議,要謹慎推進水稻、小麥兩種口糧作物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在農業生物技術研發領域堅持自主技術為主的道路,加強植物育種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加強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充分尊重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保障糧食安全并非一定要推廣轉基因作物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不管是從政治、經濟,還是從商業倫理上講,轉基因技術特別是轉基因糧食作物的推廣都備受爭議,你為何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陳健鵬:自1996年以來,轉基因作物商業化迅速發展,轉基因生物技術受到各國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廣泛關注,已經成為當前科技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就中國而言,轉基因作物,尤其是主要糧食作物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問題仍然爭議很大。
2009年底農業部批準了水稻、玉米、小麥三個轉基因品種的安全證書,意味著中國轉基因糧食作物在商業化種植道路上邁出了關鍵一步,隨即引發了巨大爭議。現代農業生物技術是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技術保障,在農業生產領域中的應用是大勢所趨。中國必須搶占農業生物技術的制高點,這不僅是技術、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但是具體到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戰略,尤其是具體到現階段主要糧食作物,特別是水稻、小麥等基本口糧作物的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問題,則仍需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慎重決策。
中國經濟時報:為什么要“慎重決策”?你在擔心什么?
陳健鵬:在主要糧食作物轉基因品種商業化問題上,中國應堅持預防原則和自主品種研發為主的道路。現階段,要特別謹慎地對待主要口糧作物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我覺得有這么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從糧食安全的角度講,全球范圍內“糧食安全”的關鍵是分配問題,即價格和貿易問題。部分貧窮地區的糧食問題并不僅僅是技術問題,甚至可以說技術問題不是主要問題。生物技術只是解決部分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途徑之一,且不是關鍵途徑。
第二,有觀點認為商業化的轉基因技術和作物品種是造成我國糧食單產遠遠落后的主要原因,其實并非如此。以玉米為例,我國玉米的單產水平大約為美國的1/2強,生態條件、現實生產力和品種差距是作物單產水平差距主要原因。目前對作物產量最有貢獻的是Bt抗蟲性,這種特性對提高糧食的總產出作用有限。對我國而言,如果以提高糧食作物單產、總產作為政策目標,那么可采用的經濟、技術路徑更多,如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和改善、“非轉基因”的高產、抗逆生物技術品種的應用等。
第三,當前,美國主導全球轉基因作物商業化,跨國種業巨頭滲透、控制我國種業的態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我國種業處于市場化初期階段,生物科技水平整體上落后于西方,轉基因生物新品種研發的技術路線與西方趨同。在這種背景下,推進主要糧食作物(美國技術路線)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可能會加速外資對我國種業的控制,從而對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第四,當前,轉基因生物技術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仍存在很大爭議。從國際經驗來看,沒有一個國家推進主要口糧作物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此外,我國目前的種業和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尚不健全,監管工作存在諸多問題。我國能否對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進行有效監管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中國經濟時報:你提到糧食安全與種業競爭問題,實際上在國際競爭中,中國都是處于弱勢,我們應該怎樣來認識這個問題?
陳健鵬:種業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比其他任何產業都更需要關注。從長期看,產業中的內外資關系并不是種業安全的核心問題。良好的市場以及有效的監管才是“安全不安全”問題的關鍵。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相關產業市場發育程度、監管水平都處在低級階段,我們傾向于內資主導種業。現階段,從政策取向上,我們必須對種業采取有效的保護。
中國發展生物技術產業不要跟著美國走,要有戰略考慮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的農業生物技術和產業發展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政策取向?
陳健鵬:應對長期“糧食安全”的壓力和挑戰,我國必須掌握和發展農業生物技術,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人地關系緊張、存在糧食安全問題隱憂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糧食安全被視為“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農業生物技術更應當強調其“公共物品”的屬性。從全球農業生物技術研發的國際分工和中國的現實來看,在農業生物技術研發領域,我國有能力也應該成為農業生物技術研發以公共部門為主導的“一極”,應堅持公共機構在農業生物技術研發領域中的主體地位。根據現實情況,可以預見,我國在農業技術領域的研發中,公共機構和公共投資仍將長期處于主導地位。我國應大力發展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繼續增大對該領域研發的公共投入,同時,鼓勵和引導私人資本在農業生物技術研發領域的投入。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構建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其一,要加強植物育種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其二,要理順和解決種業管理中的種種弊端。
從技術路徑上,我國公共投資主導的研發與美國私人部門主導的研發也應有所區別。公共部門的研發要更加注意作物育種中長期性、安全性的問題。
自主技術主導應成為我國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基本政策目標。這需要我們在推進轉基因品種商業化的過程中有一些戰略性和策略性考慮。現階段,通過推進某些所謂“自主知識產權”品種的商業化,以此推動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市場化發展的思路值得商榷。實際上,目前我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在研發上仍是“舉國體制”。我國可以集中精力研發第二代、第三代轉基因特性,同時,借鑒歐盟經驗,對于美國主推的、且已在市場處于壟斷地位的第一代轉基因技術采用“從嚴的”技術管制,從而為我國自主技術的研發贏得時間。
中國經濟時報:以前也有媒體報道過,在國內的一些超市有未經批準的轉基因大米出售,在一些地方也有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在轉基因技術還沒有完全放開的情況下,這些情況說明中國在轉基因技術的管理方面還是存在不少問題,對此你怎么看?
陳健鵬:這暴露出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管理的嚴重問題,目前已經引起了高層和有關部門的注意。這個問題還是要從制度建設上著手來解決。我們目前要健全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完善生物安全監管體系。在管理體制上,依據相關法律,在責權明晰的前提下,構建基于部門分工的“統一監管模式”,確保監管內容和監管過程的銜接。加強轉基因生物安全檢測能力建設,加強轉基因生物安全評估工作,加強轉基因生物技術監管工作,建立和完善轉基因生物損害和應急處理制度。對轉基因食品實施從嚴的強制標識制度,建立和完善轉基因生物市場監控體系,加強對轉基因作物研發、產業化、流通和消費全過程的監管,特別是要加強當前轉基因重大專項研發領域的生物安全監管,加大對非法種植、傳播轉基因作物的懲罰力度,完善轉基因生物越境轉移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轉基因農作物品種退出機制。
另外,要充分尊重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建立生物安全公眾參與機制,加強生物安全信息發布和公眾宣傳,建立公眾參與生物安全管理的固定渠道。及時公開轉基因生物在生態環境、健康和貿易等方面的風險和影響。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和完善公眾關于生物安全的參與權和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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