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軻

　　在一群人看來，“它”不過是一個新的物種，但在另一群人看來，“它”是一個危害人類健康的魔鬼；

　　在一群人看來，“它”是解決糧食危機、減緩氣候變暖的良藥，但在另一群人看來，“它”的背后存在著利益集團不可告人的滅絕人性的巨大陰謀。

　　無論是在科學領域，還是在政府決策、商業實踐和公眾參與領域，“它”都是引發各種觀點激烈碰撞的“罪魁”。

　　“它”，就是轉基因。

　　轉基因優勢“不可忽視”？

　　“目前在生命安全領域，無論是在國際還是在國內，很多問題還沒有搞清楚。轉基因技術是繼續發展，還是有限制地發展，現在還是一個有爭議的焦點和敏感問題。”環境保護部國家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王捷處長說。

　　4月28日至29日，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等單位在京舉辦了“生物安全國際論壇”。這已是自2003年以來召開的第四次“生物安全國際論壇”，會場上仍是爭議不斷。

　　用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薛達元的話說，兩天的論壇，似乎只在一個方面達成了共識，那就是：轉基因技術雖然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它具有科學上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決定了轉基因生物的商業化生產和規模應用具有一定的風險。轉基因問題需要長期的跟蹤研究和實踐，才能最終得出一些相對比較科學、準確的認識。

　　最先“放炮”的是朱禎。他是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也是轉基因技術和應用堅定的支持者。

　　朱禎主張大力推廣轉基因技術的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國的糧食問題。朱禎認為，要解決未來的吃飯問題，必須突破傳統技術，采取新技術、新方法。而轉基因技術為作物新品種培育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重要途徑，有助于解決未來對糧食的需求。

　　“到203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4.5億，按照目前我國糧食產量的增長幅度，要滿足未來的需求缺口很大。”他說，我國在雜交水稻育種領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為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近十年來我國水稻單產一直徘徊不前，畝產在430公斤左右，單靠傳統育種已很難有大的突破。

　　朱禎以轉基因棉花為例稱，我國轉基因抗蟲棉業已實現產業化，2008年我國抗蟲棉種植面積占棉花種植面積的72%，國產抗蟲棉面積占其中的91%。1999年至2008年期間，我國抗蟲棉累計推廣了2.2億畝，減少農藥使用量80%以上，年節省農藥4.5萬噸，平均每畝增收節支220多元，總共經濟效益高達400億元人民幣，遠遠高于同期我國對轉基因研發的投資強度。

　　植保(中國)協會給記者提供的一份題為《轉基因作物的環境效益與生物安全》的報告顯示，自1996年至2009年，全球種植的轉基因作物總共減少農藥使用量9.39億公斤有效成分。如果歐洲50%的玉米、油菜、甜菜和棉花使用轉基因品種，農藥每年的使用量將減少1450萬公斤(即有效成分440萬公斤)。用藥面積將減少750萬公頃，節約2050萬升柴油，從而減少73000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這份報告還顯示，轉基因作物的使用，不僅可以增加作物產量，耐除草劑作物還將使得免耕農業成為可能，這是發展可持續農業的重要手段之一。免耕意味著將種子直接播入土壤而不需要預先翻耕除草。不進行翻耕能夠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從而節約用水。而由于減少了農業機械的使用，能夠減少石油燃料的使用并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植保(中國)協會以阿根廷的經驗為例稱，耐草甘膦大豆給阿根廷的農民和環境都帶來了益處。首先，農民可以大量使用免耕技術。阿根廷是全球領先的應用免耕技術的國家之一，其免耕面積達到1900萬公頃，占全球免耕面積的20%。根據對當地農民調查的數據，生物技術使得有毒化學品的使用量減少了50%。

　　南京師范大學韓成、鐘文輝兩位學者的研究也顯示，田間和溫室條件下，轉基因水稻溫室氣體排放水平在大部分生長階段均顯著低于親本水稻排放水平；產甲烷菌、甲烷氧化菌和氨氧化微生物(氨氧化細菌和氨氧化古菌)的群落結構和數量也具有短暫的差異。相比于親本水稻，轉基因水稻(明恢63-Bt)能夠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并導致功能微生物的群落變化。

　　轉基因番木瓜也是在中國推廣較為成熟的品種。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王長永在2009年7月，采用調查表形式，在廣東省廣州市萬頃沙鎮(少部分客戶來自橫瀝鎮)開展了有關轉基因番木瓜社會經濟影響以及當地農民對其認知水平的初步調查，共訪談農戶91戶，涉及3種轉基因番木瓜和6種傳統番木瓜。

　　王長永告訴記者，調查結果表明：轉基因番木瓜畝產比常規番木瓜約高11.5%。轉基因番木瓜種苗成本(元/畝)比常規番木瓜低27.2%。王長永說，盡管每株轉基因番木瓜種苗市場價要比常規番木瓜高出2~3倍，但由于轉基因番木瓜種植密度低于常規番木瓜，所以，轉基因番木瓜種苗每畝成本反而低于常規番木瓜。

　　商業化之難

　　基因是決定物種生命現象的最基本因子，是最基本的遺傳物質。轉基因，也稱生物技術，就是將某生物物種基因分離的基因片段，植入另外一個生物物種的基因組，從而部分改變該生物物種的性狀，實現人類某種目的的現代高新科學技術。

　　轉基因作物，就是將轉基因技術用于人類傳統作物如水稻、玉米、小麥、蔬菜、果樹等，從而人工加快遺傳育種進度，其出發點是減少農藥使用，減少環境污染，或提高作物水分、養分利用效率。

　　自1994年美國FDA批準第一個轉基因食品——轉基因番茄商業化種植以來，目前，轉基因作物已達120種左右，世界上轉基因農作物種植總面積已占到世界總耕地面積的2%。

　　在我國，目前也出現了棉花、玉米、大豆、水稻等多種轉基因作物。以轉基因生物為食物或為原料生產的食品已越來越多地走上人們的餐桌。2009年年底，農業部向華中農業大學研制的兩種轉基因水稻頒發了安全許可證書，中國因此成為第一個實現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國家。

　　獲得證書的是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轉抗蟲基因水稻為“華恢1號”及雜交種“Bt汕優63”。證書自2009年8月17日起，有效期為5年。據此，這兩個水稻品系將可以在湖北省境內成規模種植。

　　今年3月，《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華中農業大學采訪時，有關人員提供給記者的一份資料稱，“轉基因作物將成研發趨勢，首頒安全證書是邁向商業化第一步”。

　　這份資料稱：“與外界備受爭議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業內專家們的備受鼓舞。對于中國水稻育種界而言，首張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無疑是振奮人心的。專家們一致認為，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和生產，是科技發展不可阻擋的必然趨勢。”

　　中國科學院院士謝華安被認為是雜交水稻育種權威科學家。據了解，在超級稻育種方面，謝華安育成了“II優明86”等4個超級稻品種。華中農業大學獲得安全證書的品種之一“Bt汕優63”所用的父本“汕優63”就是謝華安在1981年選育出來的。

　　謝華安曾表示：“國家此次發放兩張安全證書，是轉基因水稻邁向商業化的第一步，是一件大好事。全國各地的科學家跨區域合作，攜手做了很多工作，轉基因水稻的種植有著非常良好的基礎。”

　　但據記者了解，獲證兩年來，華中農業大學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步伐并不大。該校彭少兵教授告訴記者：“按理說拿到證書后，3年左右就可以實現商業化了，但目前已經兩年多了，商業化基本上沒有啟動，一個主要的方面就是公眾對此的反應。”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此前就明確指出，證書的頒發有點“偷偷摸摸”。據說，頒發證書的消息是一家外國通訊社最早發現的，這一消息被放在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主辦的網站上，混雜在《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中，通常不易被人注意到。

　　“轉基因技術產品商業化的最終承受者是廣大公眾消費者。公眾不僅應具有對轉基因生物產品的知情權和選擇權，而且還應具有轉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的參與權、監督權和法律訴訟權。”在論壇上，云南思力生態替代技術中心研究員周玖璇指出，我國轉基因作物相關管理條例和管理辦法中，并沒有涉及公眾知情和參與轉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的條款。在轉基因作物安全管理的實施進程中，公眾參與的權利被忽視了。

　　“鑒于我國已成為世界首個批準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的國家，而水稻是我國大部分地區的主糧，一旦發生安全性問題，將毫無疑問影響到國家和民族的安全。”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副教授何俊民說。

　　不切實際的人工“怪物”？

　　蔣高明基本上是站在轉基因的反對陣營一方。“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三分之二是搞轉基因的科學家，很多人持有轉基因專利或正在申報專利，有些還有自己的轉基因公司。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其公信力本身就值得懷疑。”蔣高明認為，轉基因作物存在多方面的負面影響。

　　“轉基因作物將破壞自然生態系統。”蔣高明說，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環節遭到破壞都會危及到整個系統。例如，一些鹽堿地、沼澤地、熱帶雨林以及某寄生蟲分布的區域，以前原本不適合農業種植，但由于轉基因作物出現，科學家向作物中轉入了耐鹽堿、耐高溫、耐高濕、抗病蟲害的基因，在這些地區種植轉基因作物，就使原本生活在這里的生物棲息地喪失，從而造成物種減少、退化乃至滅絕，使原有的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遭受破壞。

　　在歷史上，因物種的單一化最終造成重大災難不是沒有發生過。1864年，愛爾蘭土豆枯死病，造成了100多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離失所，原因就是當地人只種植兩個土豆品種，而這兩個品種又特別脆弱，發生意外后無法挽救。

　　“自然界里從來沒有過轉基因作物，這是按照人的意志合成的‘怪物’。”蔣高明說，植入抗蟲基因的作物，比一般的作物更能抵抗病蟲害襲擊。長此下去，轉基因作物將取代原來的作物，造成品種(系)喪失。

　　除此之外，轉基因公司為了強化轉基因作物的“入侵”能力，還發明了專用除草劑、化肥，將別的作物視為雜草“除之而后快”，更加劇了轉基因作物入侵危害。這就是為什么阿根廷農業，一旦發現了轉基因大豆的危害后，想恢復原來的傳統種植體系“已基本不可能”的根本原因。

　　對于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可以大幅度提高產量這一說法，蔣高明也指出，轉基因作物并不能從根本上提高產量。轉基因是在大農藥、大化肥、除草劑基礎上做“種”的文章，會讓人越來越賴，地越種越瘦。而提高糧食產量，除了人的因素外，耕地質量才是關鍵。蔣高明認為，應當用生態學辦法解決糧食增產問題，盡量不要使用轉基因技術。

　　“轉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能引起人類急、慢性中毒或產生致癌、致畸、致突變作用。”何俊民介紹，1998年，英國的Pusztai用轉雪花蓮凝集素基因的馬鈴薯飼養大鼠，發現大鼠出現了器官生長異常、體重減輕等癥狀，免疫系統也遭到破壞。這一實驗結果引起世界范圍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質疑。

　　此外，轉基因農作物可能與其他植物交叉授粉，產生基因漂移，使相近的傳統品種改變原有特性，若轉基因高產作物的高產基因通過花粉傳給雜草，則可能會出現超級雜草，引發生態災難。

　　在論壇上，薛達元還告訴記者，他所帶領的團隊剛剛完成了在河北省廊坊市棉花產區所作的調研報告。他們選取同一農戶的面積約為7畝的長方形地塊，耕種占地面積相等的常規棉、轉基因棉和轉基因雜交棉。記錄不同棉花品種在一年的生長過程中的成本、產量以及用工情況。

　　結果顯示，幾種棉田用工成本相同，收益基本一致。薛達元等人在2002年的調查也發現，在農民的收益上，許多情況下由于種子價格問題，轉基因抗蟲棉并不能為農民節省成本。由于次生害蟲的上升，有些地方的轉基因抗蟲棉的用藥量并未明顯減少。

　　監管力度正在加強

　　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快農業生物育種創新和推廣應用，開發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新品種，做大做強現代種業”，“加強生物安全管理，加大生物物種資源保護和管理力度”。

　　基于此，國家有關部門對于轉基因問題似乎有些“轉向”，監管的力度也正在加強。

　　王捷在論壇上透露，最近，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連續召開了多次會議，針對轉基因和食品添加劑等問題，責成農業部作為牽頭部門，到國內部分省區對轉基因作物進行調研，調研已經結束，正在形成調研報告。

　　“在調研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尤其是在管理層面上，存在管理不夠嚴格等問題，在一些地區轉基因作物非法種植的現象還是存在的。”王捷說。

　　去年，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在中國重要的水稻種植地湖南和湖北的種子市場上發現了正在違法出售的轉基因水稻種子。綠色和平還公布了在北京、武漢、廣州及香港等多個城市進行的食品抽樣檢測結果，在中國多地出售的嬰兒食品、普通餐館的快餐米飯及加工米粉中，均含有轉基因成分。

　　“環保部作為環境安全的主管部門，對這一領域的發展非常關注。因為轉基因等生物技術一旦被釋放到環境中去，如果有危險的話，再想把這些危害物質回收起來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是我們最擔心的。”王捷說，包括轉基因在內的現代生物技術，也可能會給人類帶來解決諸如糧食問題、減少殺蟲劑等問題，但必須經過科學的評估，在確實能保證其安全性后，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批準和履行相應的手續。

　　王捷透露，最近，國務院主要領導也對轉基因及其產品給予高度關注，在有關批示中也表達了對這一領域的擔憂，并指示科技部門包括科技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一定要在這一領域加大研究力度，做出科學明晰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據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博士陳懿介紹，目前我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法規體系由環境保護基本法的相關規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專項立法和相關立法以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技術標準等方面構成。在立法和實施中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管理體制不順暢，市場秩序亟待規范；管理制度不完善，法律實施深受影響；司法救濟困難，維權途徑不暢；違法成本較低，違法事件頻發等。

　　他認為，目前亟須通過進一步立法努力，形成包括風險評估制度、中間試驗管理制度、環境釋放與商品化管理制度、標識制度、信息披露(獲取)制度、應急處理制度和損害賠償制度等在內的完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體系。

　　“我國當前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的需要極為迫切，其基本原則應基于‘預防原則’，這也完全符合我國已締約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基本思想。”何俊民說，加強轉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證公眾的知情同意權，完善強制性轉基因的標識制度，賦予公眾自由選擇的權利；另一方面，可以規范轉基因技術活動，使各個領域轉基因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在嚴格監管范圍內，并制訂嚴格的懲罰制度，以保證轉基因食品在我國健康發展，還可避免我國在轉基因食品對外貿易中遭遇轉基因技術貿易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