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揭露和三教授的公開信中，主要列舉了秦曉罪行的兩大證據：一，將至少價值72億的國有資產作價18億多賣給了不知從何而來的兩家私人公司，讓利至少50多億（不算上市后的增值收入）。這筆交易由于有同期發生的匯豐收購平安股份的價格作為參照，利益輸送證據確鑿。

二，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追蹤調查，這至少50多億的利益輸送，明面上的最后受益者竟然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出資10多億入股上述私人公司的北京一位普通出租汽車司機和他的女兒，背后另有不敢露面的操縱者一目了然。

更不用提整個交易都鬼鬼祟祟，黑箱操作，屢放煙霧，交易完成后也不為外界所知。如此不正常的內幕交易行為，背后有沒有貓膩，地球人都知道。但秦曉仿佛受盡了委屈，在政協開幕式后面對香港媒體振振有詞：“說我侵吞國有資產了，關鍵你要有證據呀。”

秦曉還想要什么樣的“證據”？難道舉報貪污的人必須潛入腐敗分子的家中，將存折偷出來才有舉報的資格，否則就是“沒有理性”？主人委托你管理萬貫家財，你趁主人不注意把它弄得只剩一兩貫，主人回來說你有問題，難道你反而問主人要“證據”？難道秦曉所謂“現代性社會”三大支柱之一的“好的法治”，就是這種法治？我原來一直還奇怪，像秦曉這樣的腐敗分子為什么還高唱“民主”，他就不怕“民主”后民眾找他算帳，要他把偷吃的都吐出來嗎？現在才明白，原來秦曉們早就把一切都設計好了。他們所說的“民主”，和大多數人理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那是一種能夠充分保護他們非法所得、將“原罪”度化成“功德”的民主。怪不得秦曉還將“理性”定為他“現代性”三性之一：凡是反我的、我不滿意的，都屬“非理性”，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秦曉不是自稱崇尚國際規則嗎？按照國際慣例，無論是作為公共財產的管理者，還是內幕交易的經手人，秦曉都適用“有罪推定”。現在，控方的證據早已確鑿而充分，輪到秦曉必須拿出證據來，解答有關質疑，證明自己無罪。當然，秦曉一直在解釋，心虛的他面對媒體時總是樂于強調自己“喜歡掌控”。“喜歡掌控”就是秦曉為自己想出的理由：因為平安上市后難掌控了，所以要把股份賣出去。

這種解釋顯然站不住腳。公眾質疑的不是你為什么賣股份，而是為什么賤賣，為什么將利益輸出？價值70多億的股份，你哪怕賣個60多億也好，為什么才賣10多億，而且還是偷偷摸摸，而且還是賣給由隱身人掌控的私人公司？

秦曉還對港媒辯稱：“有國資委、審計署，還有市場和我們的投資者，都在監督。”——你欺負人家港媒不懂內地國情嗎？陳同海、劉志軍，已經暴露的、還沒暴露的，哪個腐敗分子不是在重重監督下貪腐的？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有制度，沒有監督，而是有制度不執行，有監督形同虛設。就在幾天前還在搜狐首頁看到《財經》采訪秦曉的文章，標題就是《招商局原董事長秦曉：中國面臨制度性貪腐的挑戰》——看大腐敗分子談反腐，難免有當年某屆世界反腐大會陳希同、王寶森分任大會正、副主席之荒誕，但至少說明秦曉對中國式防腐的制度性缺陷是心知肚明的。現在他卻以此作為擋箭牌，虛構一個“中國的監督很完善，自己腐敗不了”的情境來為自己辯護，這一說明這個人高度虛偽，二說明他已經亂了陣腳，理屈詞窮。

上面列舉的兩個證據，第一個是確證秦曉有罪，第二個是關系到他到底犯的是什么罪：是把至少50多億的國產納入了自己腰包，所謂私人公司只是掩人耳目；還是為更有背景者作嫁衣，自己只是賺個辛苦費，得到一把保護傘，一張堅挺的護身符？這一切要取決于那個北京的普通出租汽車司機和他女兒代表的是誰。這就需要秦曉親自予以說明。主動輸送至少50多億的利益，完事后又如此高調，秦曉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真實交易對象是誰。無論是作為公眾人物，還是這個交易的最大責任人，秦曉都有責任必須向公眾和有關部門交代清楚。

秦曉有罪已確鑿無疑，弄清楚“對方是誰”，則是理清此案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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