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會理事、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干事王波明，派遣其旗下的《財經》雜志，采訪了博源基金會的總干事何迪——如果還有其他選擇，相信博源的精英們不會頻頻讓《財經》出鏡（這一道具不久前秦曉才用過），有些話如果由其他媒體來說，怎么也要顯得客觀、公正些，雖然“公正”并不在秦曉的“現代性核心價值”之列。或許是由于就連《南方人物周刊》（顯然更適合于進行這樣的訪談）這樣的媒體也不愿意再惹一身騷了，所以才只能自己“采訪”自己——說是采訪，不如說是演出。這種采訪，與賀衛方20年不做論　文的　教授水平，朱學勤創作等于抄襲的論文水平，相映成趣，共同構成了啟蒙派的學術奇觀。　　

盡管這可能是一場連演出都沒有，直接就把劇本登出來的“采訪”，但畢竟劇本也是人家博源的精英親手寫的，倒也透露了他們的一些真實想法，其間頗講了些真話——如果你善于“聽音”的話。　　

文中最有價值的，就是博源的精英們坦露了他們內心一種深層次的擔憂，“對好生活得而復失的擔心”。按照他們的說法：現在的中國人民已經過上了“好生活”，但還沒有建成“好社會”；“好社會”需要設計和建立一種對“好生活”的制度保障，以避免“得而復失”——這就是博源基金會所從事的工作，所想實現的目標。　　

看到這兒，讀者難免會產生幾個疑問：既然“中國人民”在博源的制度還沒有出來以前，就已經過上了“好生活”，難道他們不會自己捍衛這種生活嗎，為什么還需要博源另搞一套制度來幫助他們捍衛？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竟然能夠威脅到中國人民和政府都愿意捍衛的目標，以至于缺了博源的制度設計就不行？而且，在博源的劇本中還寫到：“盡管進入本世紀后中國經濟崛起，但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如果“中國人民”真的都過上了“好生活”，又怎么會“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如果所謂“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指的只是過上“好生活”后“二奶”包多、包少的問題，那么博源精英們所深惡痛絕的“極左思潮”，又怎么可能煽動起“歷史的反動”之危險？　　

啟蒙派的精英們都喜歡自詡“講邏輯”，但他們的邏輯往往就這樣漏洞百出——關起門來自慰或許還問題不大，一拿出來亮相就現丑了。要回答上述問題不難，僅僅需要腦袋沒有被精英們“啟蒙”成一團漿糊即可。答案也簡單：要么，博源精英們的制度設計欲實現和捍衛的，并非是中國人民的“好生活”，而是他們自己的私貨，所以才會在“好生活”已實現后，還要另起爐灶；要么，所謂的“好生活”并不是現實，過上了“好生活”的，并非是“中國人民”，而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內的少數精英，大多數“中國人民”對今天的生活并不滿意，不認為“好”，所以才導致“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才面臨“歷史的反動”之危險，而博源的制度設計，正是要“保障”少數精英的這種“好生活”，“保障” 這種“導致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的利益分配格局。　　

確實，對于那些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討不起老婆、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的人來說，你要他們怎么認同博源精英們所斷言的“好生活”？既然其實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內的少數精英在代表“中國人民”過著“好生活”，那么，真正擔心“得而復失”的，就不可能是“中國人民”，而只是那些時時刻刻想代表“中國人民”的精英們。博源精英們的這種“擔心”，一點也不出人意料。以秦曉為例，在將幾百億國有資產裝入私囊后，當然要擔心“失而復得”了，當然會希望將視其所得為非法的現行制度推倒重來，另外設計、推行一種可以將這種非法財產合法化、甚至保障他們將更多公產納入私囊的制度。這就是博源基金會的真正目的，不管它對它自己所倡言的制度作了何種外包裝，其想達到的制度效果，就是這個。　　

如果博源的精英們大聲疾呼，我們要做的一切，就是變非法財產為合法，并且為進一步攫取非法財產創造制度條件，那么，他們不但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所以，博源的精英們沒有這么做。將賣方的需要，包裝成買方的需要，這是商人推銷時的慣伎。秦曉、何迪“都在商界活動”，所以很懂得怎么將自己的目的裝扮成符合公眾利益的樣子，這也是博源舉辦那么多研討會的目的。　　

在這篇何迪的訪談中，羅列了博源成立以來的種種成就，從中可看出博源是怎么進行包裝、建構和說服工作，以實現自己目的的。搶錢的人，要把自己的搶劫行為包裝成符合被搶者的利益，并且得到對方認同，這一任務太過艱巨。所以，一開始博源并沒有將說服對象指向“中國人民”，而是首先限定在精英圈子內。第一步，是利用金融危機的機會，發起并組織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國經濟師定期聚會，研討中國決策層所關注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發展、中國經濟的走向，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等熱點問題，研討結果刊登在基金會的內刊《中國經濟觀察——全球視野與決策參考》上，送決策層及相關的專業人士參考，“在市場與決策之間搭建了一班直通車”。　　

這是什么意思呢？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博源是在好心為決策層提供“全球資本市場第一線的信息與分析”服務嗎？看看“定期聚會”的對象就明白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國經濟師”——眾所周知，投行是以投機贏利的，投行的首席經濟師，服從于投行利益。所以，經濟學界有個默認：投行的經濟學家，不能被視為經濟學家，因為他們服從于背后資本利益的需要，不可能具備獨立、公正、客觀的立場；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為了實現背后資本的利益。因此，博源搭建的“直通車”，其直接效果是，為各國際金融巨頭影響中國的經濟決策提供便利。在這里，它同樣是把賣方的需要包裝成了買方的需要。以貌似中立、學術的形式，為國際金融巨頭爭取政策性、制度性的利益提供方便。博源這樣做，當然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方面，各大投行精英們的利益與秦曉、何迪們的利益是一致的，爭取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后，大家都可以“悶聲發大財”；另一方面，這是博源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它必須讓大家清晰地看到：博源是干什么的，又能夠干些什么。經此一役，精英們，尤其是與國際資本利益相連的買辦精英們切身體會到了：博源是為我們的利益服務的，是我們的“自己人”，而且它的能量很大，能夠搭建到達中央決策層的“直通車”。于是乎，博源“風生水起，影響日著”，各界精英趨之若鶩。　　

定位清晰，影響出來后，第二步“博源基金會展開了與國內相關決策機構的對口交流。各級領導多次聽取匯報，并親自與經濟學家們座談交流，一些財經官員還以學者的身份參加了討論。通過交流，決策者更清楚地了解市場關注的焦點和想法，借助國際的研究力量分析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從而使決策建議具有理性分析的支持。”　　

這就更厲害了。第一步還只是為金融界精英一方的利益服務，這一步就進一步連接了政、商、學各界精英，為他們搭建起直接交流的平臺，從中可以各取所需。這種可以將整個特殊利益集團一網打盡的“對口”服務方式，比之“天上人間”的“一條龍”模式，已經不遑多讓了。所以，“博源很有凝聚力”。　　

將特殊利益集團進行幾番整合后，第三步就是說服決策層自己“改革”，變現行體制為另一種可以保障非法所得的體制。這一步本來很難，但博源的精英們顯得很有信心。用何迪的話說“沒有理由那么悲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相信，中國的明白人比不明白人多，也相信只要擁有適當的條件，明白人會做出順應時代潮流的事。”——這話就需要“聽音”了，換言之，他們相信，在決策層中，利益與他們站在一起的比沒站在一起的多，有改變制度需要的比沒這個需要的多，“只要擁有適當的條件”，有著同樣需要的人就“會做出順應時代潮流的事”——這些人除了代表“中國人民”外，順便連“時代潮流”也一塊兒壟斷了。　　

不知道何迪的這種判斷有幾份把握，只知道他們的這種樂觀，不能不使“中國人民”悲觀。不管別人信不信，反正博源的精英們信了，所以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到了第四步：準備“適當的條件”。這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搜羅一些同一鼻孔出汽的啟蒙派精英學者，召開系列研討會，“為構建未來的現代性國家進行制度儲備”；二是用他們的話說，叫做“倡導理性，呼喚啟蒙”， 變精英共識為社會共識。用大白話講，就是通過一系列七繞八拐的話語建構（即所謂的“現代性框架”），讓老百姓能夠接受這么一種觀念：特殊利益集團的精英們搶他們的錢是為了他們好，至少這樣做對大家都有好處，起碼有“一部分先富起來了”，避免了“共同貧困”的“最壞”結局，所以，大家應該緊跟精英，一起建構一個變非法財產為合法、保護和鼓勵非法所得的“現代性國家”。　　

第二點是最難的，也是能否為“中國的明白人”創造“適當的條件”之關鍵所在。為此，博源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艱辛努力。概括起來，他們的工作可分為三部分：一是包裝了一系列漂亮的概念，二是畫了個很大的燒餅，三是找到了嚇唬人的王牌。　　

包裝漂亮的概念很好理解，任何利益的訴求，不管再怎么狹隘，當它要打出旗號時，都會選擇一種對應的、看似符合公共利益和普世價值的外形包裝。因此，判斷一種訴求、口號和主義的傾向性與實質，不能依據它有的是什么（因為已經作了美工處理），而要看它缺的是什么。人們看到，雖然何迪在談到當前弊端與困境時，說的是“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但在博源所倡導的“現代性核心價值”或曰“啟蒙價值”中，既沒有公平，也沒有正義，有的只是理性、自由和人權。這又導出幾個疑問：如果公平、正義在今天并不重要，為什么就連博源的精英們在分析時弊時，也不得不說“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呢？如果公平、正義只是次一級的非核心價值，那么為什么羅爾斯會將其界定西方政治倫理的絕世名著，命名為《正義論》呢？實際上，在任何社會，公平、正義都是最核心、最基本的價值，反而啟蒙派所高舉的人權，只是實現公平、正義的一種方式。博源無論如何也要將公平、正義排斥在“現代性”之外的姿態和決心，不難理解。一種以公平、正義為價值支撐的制度，絕不可能坐視幾百億公產納入私囊而不聞不問，絕不會保障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非法所得，絕不會赦免偷盜、搶劫公共財產的罪行。　　

至于秦曉念念不忘的理性，就更可笑了。在幾百年前的西方、幾十年前的中國，強調理性對于那些陷入宗教式狂熱中的人，或有一種糾謬性和必要性。但在世俗理性已經充分普及并成為主流的今天，再高舉理性就是畫蛇添足、無的放矢了。只有那些新的宗教式狂熱分子，才會認為今天理性仍很稀缺，很有必要強調。因為在他們眼中，只有自己的理性才是理性，別人的理性都是非理性；任何與其不同的觀點和看法，都是理性缺乏的表現。實際上，這些人與其說是在“倡導理性”，不如說是在倡導對于他們自己的新的宗教式信仰的偏執。　　

這些人畫出的燒餅，有個名字叫“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現代性國家”。他們大聲喊賣說：看呵，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只要我們放棄中國模式，模仿西方的這種制度模式，我們就能夠像西方那樣富裕、發達。　　

這些人在這樣喊賣時，嚴守兩項視覺紀律。一是將眼睛死死盯著現在，決不看向過去；二是將眼睛死死瞄著西方，決不允許偏向世界其他地方。一旦看向過去，就會發現西方能夠走到今天，絕不是因為什么民主，而是有著許多不可復制的必要條件，包括全球殖民，包括種族滅絕，等等。西方式民主不是富裕、發達的原因，而是結果。在西方，普遍、良性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戰以后，即相對富裕后才完善起來的。　　

一旦看向世界其他地方，就不難發現，模仿西方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罕有成功的例子。反之，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最腐敗的政權，大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結出的果實。這不是某一個研究機構得出的研究成果，而是所有進行過這種研究的國際權威機構的共同結論；這也不是某一年的數據結論，而是持續多年的排名數據。博源不是又研究，又課題的嗎？為什么對這么多明顯的事實和數據視而不見，卻偏偏拿著特殊歷史原因造成的少數例外津津樂道？可見他們的所謂學術研究，其實就是結論早寫好了，然后再來尋找有利證據、無視于不利證據的“命題作文”；中心思想是，必須論證他們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套就是“時代潮流”。這樣的“學術活動”，當然其過程只能在“內部小型研討會”上進行，所以頗有必要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多個公開場合贊揚：博源基金會是“干實事、研究大問題的學術平臺”。　　

或許有人會說，落后國家的貧窮、腐敗，是因為它們模仿西方卻沒有到家，變形走樣了。問題是，把發達國家的東西放在落后國家來，能不變形走樣嗎？在西方，麥當勞是廉價食品；在落后國家，可能大多數人卻吃不起。何況擁有資源和力量優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必然主導“變革”的過程。他們要保障和擴張自己的非法利益，能不將制度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變形走樣嗎？　　

看到何迪們侃侃而談什么“中國有足夠的資源應對危機，關鍵在于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源”時，不由想到薩克斯們向俄羅斯推薦“休克療法”時的從容與自信。不同的是，薩克斯們只是自欺，何迪們卻是在欺人，以遂其不可告人之私。比之薩克斯，博源的精英們更像俄羅斯經濟崩潰后的寡頭們：他們不僅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不僅要導演崩盤，而且要參與瓜分。　　

至于燒餅中所提的法治，同為啟蒙派的　賀衛方　教授做出了明確注腳：法治就是哪怕明知是荒謬、錯誤、偏袒、不公正的判決，只要走過了程序，就必須接受其結果。顯然，這正是秦曉們所需要的“法治”：只要過一過程序，裝入私囊的幾百億原國有資產就變成合法的私有財產了；只要過一過程序，原來的罪行就都赦免了。而所謂的程序，從設計到執行，都是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的，那么還有什么需要擔心的呢？這才是“完整的、合理的、符合現代性的制度”，這才是充分保障了人權尤其是財產權的“好社會”呵！　　

嚇唬人的東西不難找，難的是找到政府和民眾都害怕，而且還符合精英們自我利益的東西。這也難不倒博源的精英們，他們找到了可同時滿足上述三項條件的法寶，那就是：盡可能地減少社會動亂，避免民族災難，不希望中國再有大的社會動亂。　　

動亂、災難和博源有什么關系？為什么聽博源的，就可以避免災難、減少動亂？從秦曉到何迪，對此始終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他們只是反復表態：自己與體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不想看到激進和動亂。對于這句話，不管決策層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穿靴的怕光腳的，搶了那么多錢，除非事先避到海外包括香港，否則當然會害怕現行秩序一下子崩解；一切都要在“明白人”的控制下，慢慢地轉過來才好。對于老百姓，博源真正想說的是：你們不可對我們提起清算。道理很簡單，清算一個秦曉，其他“有相同的經歷”的“政界、商界或學界的翹楚”都會感到害怕；這些人都害怕了，中國還不得亂起來，發生“大的社會動亂”？　　

對此，不管其他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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