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比在位時更風光的國企負責人，秦曉是獨一人。　　

秦曉領銜的博源基金會，囊括了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何迪，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高西慶，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汪建熙，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美國斯考克羅夫特集團主席、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銀副主席、前歐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前瑞銀亞太地區主席譚信樂（Rory Tapner），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委員會成員、豐投資亞洲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史美倫（Laura Cha），顧問委員會成員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陳小魯，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衣錫群，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干事王波明，前瑞銀投資銀行亞洲區主席賀利華（Rodney Ward），銀監會首席顧問、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袁明，新世界中國實業專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紀文鳳，學術委員會成員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香港中　文大學　教授金觀濤，復旦大學新經濟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瑞銀全球新興市場研究部主管喬納森·安德遜（Jonathan Anderson），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等眾多“大腕”。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名望之高，即使秦曉國企大權在握時，也不可能將他們納于帳下。　　

為什么退休后的秦曉比在位時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兩點：一，秦曉的身份不簡單，并不僅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長”，背景深不可測；二，秦曉背后的人出手了。或許是為了獎勵秦曉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購案”（一個是以超低價賣出，一個是以超高價買進，都是堪上教科書的鯨吞國有資產之典范杰作）上鞍前馬后的辛勞，或許是秦曉在上述兩案中不懼“千夫所指”的表現為主子所看重，認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后還為他打造了另一個舞臺，讓他在另一條戰線上繼續沖鋒陷陣、保駕護航。　　

秦曉折騰的博源基金會，雖未必像　張宏良　先生所說的那樣已構成政黨雛形，但確實也鬧出不小動靜，聚集了一幫自稱為“新右派”的力量和眾多資源，致力于影響國家的政策，左右社會的變化。其目的，一是要將此前“化公為私”的成果合法性，去風險化；二是要為進一步的“化公為私”、掠奪全社會財富鋪平道路，要點是在制度上使道路更暢通，同時將通道牢牢把持在“自己人”手上。由于他們掌控的資源之多、勢力之強，他們所代表的方向，已經在體制內外形成一種“大勢”。要阻止這列車輪碾壓而來，體制內的唯一契機是：正義感尚存的知情者能夠挺身而出，實名舉報——類似“平安上市”、“永隆收購”這樣的驚天弊案，知情者當不在少數，利益也未必能完全擺平。今天已經不是2003年了，力量對比和社會環境都已有所不同。揭穿它，就能夠打擊它，甚至有可能以某案為切入點，促使社會力量和走向重新整合。　　

從秦曉和博源基金會的發跡，不難看出我們這個社會最龐大的惡性腫瘤是怎么成形的，以及它的運行軌跡。這個腫瘤的名字叫“權錢共同體”，特征是“權即是錢，錢即是權；有權即有錢，有錢即有權”。秦曉雖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絕不是唯一；這個腫瘤也并非只有博源基金會一個載體。例如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休了原中組部部長安子文的女兒安黎，娶了中國光彩事業國際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王豫穎（ 胡本人兼任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副會長），然后就四處奔波，大聲疾呼：誰追究資本家的“原罪”，誰就是“反改革開放”。甚至還把他老爸扯出來，利用只言片語作為背書，真是不讓九泉之下的老爺子安生。　　

權、錢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都在流入同一個口袋；中國社會最強勢的兩群人，已經在合流。其他人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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