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11月12日報道，出于對食品安全現狀的擔憂，一些單位、企業租地種菜形成自供食品基地。

網絡虛擬菜園令廣大網民們樂此不疲，為了更好、更專業地“種菜”，當下甚至興起了一種新的網絡商業模式——花錢雇人“種菜”：沒有時間看管“菜園”或不愿早起“偷菜”的網民們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雇用”別人替自己打理“虛擬菜園”。

鮮為人知的是，現實版的“雇人種菜”也在各地悄然興起，真實的土地、真實的“地主”“長工”和新鮮可食的蔬菜，一種新的食品自供、直供、特供模式在特定的人群和組織中產生。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了解到，租一塊地，雇上一些農民為本單位、本企業、個人或自發性的組織種植蔬菜、養殖家禽，在國內許多地區已經不是個別現象。出于對食品安全現狀的憂慮，部分省級機關單位、大型國企、民營企業、上市公司、金融機構或個人自發組織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這種有組織、有計劃、有管理的自供方式，與娛樂和省錢無關，而是以冷冰冰的、用腳投票的方式，表達對食品安全的深度憂慮。

仿佛又回到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規模化、產業化不再是社會分工的價值取向，社會群體之間的不信任造成的畸高的交易成本，最終傷害的遠不只產業本身。

現實版“雇人種菜”

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的博客里，一篇“國家機關自建農場”的博文被廣泛跟帖和轉載。文中提到何教授所到的幾個省級國家機關，均有自己的生產基地。

去年在西部某省機關食堂吃飯，陪同人員對他說：“我們的飯菜你放心吃，都是綠色食品。我們在農村租了幾十畝地，雇農民種植，沒有化肥，沒有農藥。”

今年的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市文聯主席池莉呼吁政府管理好食品安全。她同時告訴媒體，自己種菜已經三年了，她的菜園不施化肥，只用榨的豆餅和菜餅做肥料，味道與市場上購買的蔬菜完全不同。

本報廣泛調查了解到，“自供”蔬菜的除池莉這樣的個人、何兵博文里的政府機關，還有大型國企、有實力的民企、金融機構以及一些自發的個人組織，這一模式還因口口相傳和易于模仿，正在不同省、市、縣及不同性質的機構和組織間廣泛地復制。

中石化中部某省級公司已經有這樣一個龐大的生產基地，為企業員工們供應副食品。而同處一城的該省電力公司正在效仿，后勤保障部門正在尋找一個足夠大的生產基地，為企業員工們供菜。從該電力公司透露出來的消息是，要不惜成本做好這件涉及員工福利的大事。

與發達地區相比，中部這個省份是傳統的魚米之鄉，工業污染相對較少。而在工業污染更為嚴重的廣州，十年前已經出現了這種模式。在廣州的祈福新村，一位企業家將未開發的三期房產用地租了下來，雇人種菜直供一、二期已經入住的居民，這位企業家因此收入頗豐。

一些單位或企業的領導和老板，從提高員工福利的角度出發，安排專人管理食品自供事務。廣州的易方達基金管理公司，即為員工考慮得特別周到。他們在廣州郊區租種的菜地，用的是自己公司采購的種子和化肥，以確保非轉基因和較少的工業污染。除了供應員工食堂外，吃不完的菜，員工還可以購買回家。

對飲食頗為講究的廣州，從個人到企業再到機關單位都有類似現象。廣州的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由于老板對食品安全的特別關注，也租地雇人種菜供應本企業員工，節假日甚至將多余的菜作為禮品發給員工。

一家華東地區生產除草劑和殺蟲劑的上市公司，也在東北租了大量土地，雇人種菜供員工食用。

員工人數不多的單位和企業，在忍受品種供應有限的情況之下做到數量上的自給自足并不太難，有時還略有富余。但一些大機構，由于管理資源有限，“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只能供應領導、招待貴賓。

同樣的情況在北京和上海亦不少見。上海一家以金融、房地產為主的民營投資企業集團，在蘇州開辟了400多畝地，接受部分會員客戶的訂單，以及供應公司高層日常用餐，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這一福利還沒有覆蓋到普通員工。

在北京的中關村，20多個白領自發組織了購菜聯盟，由北京郊區的一名農民負責幫他們種菜。一名聯盟成員告訴記者，這樣的自發性組織在全國已經有100多個。

如果說企業的這一行為顯示出企業主對員工健康的關心、個人和自發組織的這一行為是迫于現實的無奈，那么政府機關單位也搞副食品自供，就顯得有些刺眼。

本報記者從陜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后勤中心處了解到，陜西省高院在離西安50公里的陜西高嶺縣租了30多畝地，雇了十幾名農民幫該單位種菜已經有兩年，省高院一名工作人員還告訴記者，這個生產基地供應的時令蔬菜目前已經供不應求。

而記者了解到，甚至一些省級機關的環保部門亦在其列。一個現象是，無論是個人、自發性組織還是企業、機關單位，都拒絕了記者的采訪要求，“低調”是他們對待這一行為的共同態度。

房地產公司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商機。一個走南闖北的房地產企業老總還告訴記者，菜地或果園在一些樓盤還成了廣受歡迎的促銷手段。有些小產權房以管理用房的名義出售，同時搭售一片果園或幾畝地，許多人用這個作為度假別墅，雇人打理果園或菜地。

北京的一個叫東方太陽城的樓盤，將幾十畝地劃成一份一份的數百等份，業主在買房時，同時還可以認領一份地，自我打理或雇人打理都可以。

食品安全的隱性擔憂

就像渴了喝水、困了睡覺那樣自然，剛剛脫離農業社會不久的中國人，聯想到用這種最原始、最質樸的小農生產方式解決新工業時代難題，并不需要花太多腦筋。而且，農村大量閑置的土地、廉價的勞動力，也使得租地雇人種菜或養殖無需大費周折。

這些生產基地和農民，有的只提供蔬菜，有的養殖家禽，甚至還能自己做豆腐，但顯然有限的土地和勞力不可能涵蓋市面上所有的蔬菜、禽蛋品種。

雙方的關系是松散和原始的。組織、個人與種地的農民和生產基地，大都是組織成員通過朋友、親戚關系尋找到，并以松散和非契約化的形式確定的租種和雇用關系。

無論是雇用期限、菜品質量和服務、監管責任都沒有明確的保障。當然，一些大型企業和機關單位，在獲得更長期、更穩定和更放心的食品方面更有保障。

記者采訪和暗訪過程中發現，這一現象較為普遍地存在，原因在于社會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加劇。這其中，既包括社會對食品生產者生產過程和方式的不信任，也包括生產者和終端消費者對流通環節的不信任，以及社會對監管層的不信任。

多利農莊董事長張同貴告訴本報記者，他萌生自己搞農莊的想法，緣于看到很多農民種兩塊地：一塊地生產出來的蔬菜用來賣到市場上，一塊則供應自家人食用。這樣一種做法為人和社會所知，即便兩者菜品質量區別不大，也難免對購買者產生一種不良的心理暗示。

雞是45天長大的，豬是五個月長200斤的，菜原本40天一茬，現在25天一茬。化肥、農藥殘留，沒有菜香味……僅憑直觀和感性認識，加以常識判斷，生產過程的安全就足以令人大打問號。

除生產環節外，更多的污染來源于流通環節。被媒體廣為報道的毒豇豆、毒大米、硫磺生姜等，都是在流通環節不法菜販所為。選擇自己種菜或雇人種菜，“從菜園到廚房”，則大大減少了流通環節的人為安全風險和自然質量損耗。

一名企業的后勤管理人員告訴記者，市場上的蔬菜從農民菜地到老百姓的廚房，至少要走過五個流通環節，運送、轉送過程中，保濕、降溫條件差異較大，自然的質量損耗不可避免。更可怕的是，一些無良菜販，用各種工業添加劑為食品保濕保鮮。

中間環節除質量安全不可控以外，利潤盤剝也很厲害。以今年春節上海市場上的芹菜為例，農民手中出來的芹菜，3毛一斤，到了菜場，已經變成了3元一斤；蔬菜進超市，也有40%的加價。

誰為大眾種菜？

監管不作為或難以作為，也是令社會用腳投票的原因之一。

一名企業自供生產基地的管理者對本報記者說，他曾與一些有機食品農莊聯系供貨，這些農莊幾乎能供應所有市面上的蔬菜品種，而他在參觀該農莊時卻只看到了有限的幾種蔬菜品種，“多出來的品種哪里來的？這難免令人心生狐疑。”

多利農莊總經理郭海告訴本報記者，有機食品認證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有機食品標準均為定性標準，這為認證的度量衡帶來難度；二是有機認證的市場化運作，令認證變成了錢證交易。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何計國告訴記者，有些企業申請有機食品認證，然后對外出售有機標簽，這種方式比較普遍和混亂，也造成了社會對有機食品的不信任。

但自供就能真正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嗎？

郭海告訴記者，生產有機食品，不僅僅是不打農藥、不施化肥，還需要優質的土壤和水質條件，一般土壤需要三至五年的有機轉換期，土壤和水質條件達標需要專業的技術人員來操作，而這種自供顯然缺乏專業化和系統性的措施。

何計國認為，除此之外，自供并不能消除一些化學污染。比如按傳統的耕種方式，以動物糞便來給蔬菜施肥，很有可能糞便中帶有一些比化肥更復雜的成分，如傳染病源，如重金屬、抗生素等，美國即有此類報道。因此，只有專業的生產基地，通過高溫以及分離處理動物糞便中的有害物質，而小規模的自供農場往往是達不到的。

復旦大學教授張暉明指出，這種自供現象根源于中國的特供系統與大院經濟，一些地方政府也想尋找穩定的基地以形成自己的特供系統。

從經濟學角度來解讀，這一現象背離了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越來越專業化的趨勢。這表示我們這個社會“制度成本很高”。

何計國表示，食品安全問題本來就反映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心理不平衡的問題，同時也是個人價值評價體系失衡，“錢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就比著去弄錢，于是有了食品安全問題”。

另外，一些機構搞自供，也是因為他們有錢這么做。“如果我們像加拿大那樣，大家剩的錢都不多了”，食品安全和自供問題都能夠很大程度上自動消失。

但要徹底解決食品安全和監管難題，何計國認為，需要整個社會的系統改造。“單看食品安全問題，特別來氣。但看整個社會，建筑、服裝等行業都造假泛濫。”

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社會里，如果其他行業的質量監管體系沒有改善，單單食品安全抓得特別緊，容易使資本流動不平衡，造成食品供應量不足，“就更麻煩了。”

(本報記者周芳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來源：人民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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