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不能“超越”，法學必須介入，農業部應承擔法律責任！
——要注重轉基因問題的法治原則
北京大學 鞏獻田
今天《中國社會科學報》第六版刊載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署名田松的“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并在該報第一版本期導讀中提示，“為了避免轉基因一類新技術的危害，我們應該超越科學，用哲學的、歷史的眼光審視新技術的應用，由科學家來提供證明其無害的‘科學依據’，而不是由質疑者提供證明其有害的‘科學依據’。”
該文作者的結論，我是非常贊同的，他所談的不少觀點和主張也是正確的。但是，作者把諸如化肥、四環素、氟利昂在歷史上應用，與轉基因糧食類比，卻是錯誤的。
為什么說是錯誤的呢？因為，諸如四環素的使用，是鑒于革蘭氏陽性菌、陰性菌、立克次體、濾過性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當時急于尋找此類病菌的克星，但是當時絕對不知道，過量使用會導致四環素牙等。又如化肥的施用，也是當時糧食增產的亟需，使用化肥效力確實大大增產，而導致土地的板結，只是在大量長期使用之后造成的惡果，在使用化肥的當初是無法預料的。
這與轉基因糧食的不同是很明顯的，即：前者在使用的時候，根本無法和不可能預見到會有負面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決策；而后者卻是已經有不少實例，說明其有負作用。根據報道，這次上海舉辦世博會期間，是禁止供應轉基因食品的！
換言之，以前幾類物品的使用是科學水平所限而未發現負作用，人們不可能和無法預見其不良后果。而轉基因食品，對于這一科學發展的成果，通過已有的實驗和實踐，根據報道，是有負作用的。
何況，增產糧食，除此以外，不是沒有其他辦法的，而是有很多辦法的。解決中國糧食問題，走農業集體化的道路，搞社會主義的規模經營，認真貫徹農業“八字憲法”，通過科學化種田，只要不走資本主義大農場化道路，就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科學是萬萬不能超越的。
不過田松說：應由科學家來提供證明其無害的‘科學依據’，而不是由質疑者提供證明其有害的‘科學依據’。
實際上，這里他是提出了法學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就是這一原則的具體規定。
在轉基因問題上，就是說農業部說轉基因食品對人無害，可以食用。而質疑者說，怎么可以證明其無害，可以食用！
那么，農業部必須承擔舉證的義務！
而且絕不能拿小白鼠之類的東西作為證據，須知，人類的每一個個體都是一個開放的特殊復雜巨系統！而人與小白鼠很不相類似！
對于人這個特殊系統，請農業部證明輸入轉基因食品而不造成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或破壞，造成人類品種（即人種的）變異和退化！
假如農業部舉證不能，那么其批準進口轉基因主糧的決策就是錯誤的！假如農業部仍舊一意孤行，不取消其進口的決策，那就是對于全國人民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的無視和侵犯！就是對于中華民族人口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再生產秩序的故意破壞，就是中華民族不可饒恕的犯罪！
據有關報道，孟山都公司與國內主張進口轉基因主糧的專家有直接利益關系嫌疑，那么根據 Un ne doit prende avantage de son tort demesne (One ought not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own wrong) 不允許有人在其侵權行為中得利的原則，那么對于進口轉基因主糧事件，就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了，很可能是一樁嚴重的犯罪事件！
假如蘇鐵山等同志的信件得不到合理答復，我呼吁所有對于中華民族負責的人們，視情況的進展，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集體利益,提起特大集體訴訟，（ex leg）依法控告農業部并要求嚴厲懲處該事件中國內外勾結的犯罪分子！
2010年7月27日
附：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網
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
作者：田松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本網發布時間：2010-7-27 15:17:00
科學技術是雙刃劍的說法已經被廣泛接受，但是科學依然擁有很高的話語地位。人們遇事總喜歡求助于“科學依據”。轉基因的支持者乃至普通大眾都會要求反對者拿出證明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同樣，反對者也要求支持者拿出足以證明轉基因無害的“科學依據”。支持者的辯護理由是：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證明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
尚未發現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永不發現。但現實社會的行為邏輯是：如果暫時沒有發現有害，就假設是無害的，就可以應用，等發現有害再說。這與科學主義的一個基本預設相一致：科學的負面效應是暫時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即便不可避免，也能并且只能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得到解決。常用的說法是，不能因可能的負面效應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而科學技術的進步，一向被等同于社會的進步。然而，如果以這種態度對待科學技術，人類就只能甘于做事后諸葛，不能在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尚未發生的時候就加以制止。
的確，在新技術誕生之初，人們很難論證其有害的科學依據。最簡單的原因是負面效應的呈現需要時間。比如四環素長期服用會導致四環素牙，很多人都是在經過了十多年，深受其害之后才認識到的。化肥之導致土地板結、地下水污染的后果也是如此。
更復雜的原因則是在今天的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已不是純粹的認知體系，還牽涉巨大的利益。對科學家來說，除了榮譽、地位等相對抽象的利益，還有具體的經濟利益，比如課題、專利，以及直接的高技術產品的利潤等。科學共同體不僅是知識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利益共同體。美國作家恩道爾在其《糧食危機》中介紹了這樣一個故事：普茲泰是英國蘇格蘭羅威特研究所的資深轉基因專家。1995年，在孟山都公司向美國和阿根廷農民推廣其商業性的轉基因大豆種子之前，蘇格蘭農業、環境和漁業辦公室與羅威特研究所簽訂一項協議，要求該所提供一套“科學檢驗方法的準則，以便政府管理部門今后在進行轉基因農作物的風險評估時使用”。此項目由普茲泰擔綱負責。普茲泰在實驗中發現，食用轉基因馬鈴薯超過110天的小白鼠，體型和體重、肝臟和心臟比食用正常馬鈴薯的老鼠明顯小很多，免疫系統更脆弱，甚至腦部也小得多。1998年8月，普茲泰在一個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節目中報告了他的結論，指出：“作為長期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科學家，我認為把人類當做小白鼠一樣來做實驗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并宣稱，他自己不會食用轉基因食品。然而，不到48小時，“這位68歲的研究員接到通知說他的合同不會續簽了。他和他的夫人——一位也是為羅威特研究所工作了13年的很有威望的研究員——一起卷鋪蓋走人。而且，普茲泰被告知不得向媒體透露任何關于他研究的信息，否則會連養老金也保不住。他的研究論文都被沒收并束之高閣，研究所不許他和他的研究團隊成員交流，否則將訴諸法律。這支研究團隊也隨之解散了，他的電子郵箱和電話號碼都被更換了。”恩道爾在書中指出，普茲泰的被解雇，與美國孟山都公司重重施壓有莫大的關系。
由于轉基因作物后面存在巨大的利益，那些論證轉基因無害的科學依據更容易被生產出來，也更容易得到傳播。相反，論證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在其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各個方面，都會受到與這一利益相關的實體的頑強抵抗。此外，由于大多數轉基因研究者都直接或間接地隸屬于轉基因的利益共同體，反對者的主體主要來自其他學術領域，這使論證轉基因有害的科學知識在其生產上就先天不足。
所以，在一項新技術付諸應用之前，要求其反對者提供反對的“科學依據”是強人所難。如果一定要以科學依據為最高標準，則對于轉基因問題，最終必然只有轉基因的科研共同體才有發言權。而缺乏專業知識的普通公眾，就只能聽之任之。因此，要對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問題有預先的防范，則必須超越科學依據，采用其他依據如哲學的、歷史的進行判斷。
經過了不到一百年的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人類進入“風險社會”。這種風險是現代技術的內在屬性。強有力的現代技術來自基于機械論、還原論、決定論的數理科學，在具體應用中，總是與自然相抗衡，試圖實現其對自然的強有力的控制，從而導致自然生態被破壞的后果。于是總體看來，現代技術短期可控、局部可控，但不能保證長期可控、總體可控。前者如化肥、四環素，后者如氟利昂。剛剛發生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也是一例。
氟利昂自1930年前后被發明出來并用作制冷劑以來，一直受到普遍的贊美和歡呼，人們也安于享受冰箱、空調帶來的便利和舒適。直到1974年，人類才發現它會破壞臭氧層。這個負面效果是氟利昂的發明人小托馬斯·米奇利絕對想不到的！當時歡呼的人們，誰會把家里的空調與臭氧層的空洞聯系起來呢！
因此，為了避免轉基因一類新技術的危害，我們應超越科學，用哲學的、歷史的眼光審視新技術的應用，由科學家來提供證明其無害的“科學依據”，而不是由質疑者提供證明其有害的“科學依據”。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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