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困境:中國產業工人的悲劇性生存

田文林

　　2009年12月,美國《時代》周刊曾將中國產業工人作為年度人物,用以褒獎勤奮的中國工人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卓越貢獻。然而,時隔不到半年,全球知名的電子代工企業富士康公司就接連發生跳樓自殺事件,由此使中國產業工人的生存狀況成為各方關注焦點。富士康公司不同于簡單的血汗工廠,據說公司門口每天都有人等著進廠工作的機會,資方也向媒體記者展示了他們的生活和休閑設施,以此證明員工的待遇并不算差。然而,唯其如此,富士康事件才更深刻地折射出當前中國產業工人的悲劇性生存狀態。
　　
　　“工人階級貧困化”正在成為現實
　　富士康悲劇事件頻發,直接原因是工資水平太低,不足以支撐起工人養家糊口的擔子。而其背后的根源,則是因為工人遭受著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本階層的雙重剝削。
　　懂得一點政治經濟學ABC的人都知道,工人工資實際是支付的勞動力價格。一般來說,勞動力價格至少要包括三個部分:勞動者養活自己的費用,勞動者養活家庭和子女的費用,以及勞動者的教育培訓費用。改革開放30年,當許多家庭已實現轎車入戶,很多富人開始越洋采購奢侈品時,而那些真正創造產值的生產工人,卻沒能相應地提高工資水平。據官方報道,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所占比重連續22年下降。中國體改研究會網站發表的一份《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與借鑒》報告也顯示,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而世界平均值為50%。另據郎咸平測算,按小時計算人均工資,德國排第1名,30美元/小時;美國第2名,22美元/小時;泰國是2美元/小時,而中國是0.8美元/小時,排在世界最后。在此大背景下,即使富士康公司工資比同行略強,實際仍非常有限。據媒體披露,一般員工底薪900～1200元,想掙錢全靠加班加點。有人測算了一下,這些員工除去各種必要開支,每月結余不過500多元。靠這點錢來養活父母和兒女,幾乎不可能或只能維持最低生存線水平。說到底,富士康工人與工廠大門外那些等候工作機會的勞動者,不過是“較差”與“更差”之間的區別。這種場景讓我想起了以前在政治經濟學課本中描繪過的事實: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猶如巨大的勞動力蓄水池,可以使資本家根據需要增減。而且,工廠外的閑賦勞動力,也使資本家更有理由加重對廠內工人的剝削。郭臺銘來大陸設廠的原因是一句很出名的話:“在臺灣請一個工程師的錢在大陸可以請80個作業員”。
　　當前中國的情況非常獨特。改革開放后,資本的力量幾乎滲透到社會生產的每個角落,而作為生產主體的勞動者本身,卻日益被邊緣化。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工人組織化程度低,與資方集體談判能力有限,由此使“工人階級貧困化”這個以往只在馬恩經典和舊中國才能看到的景象,日趨變成現實。
　　
　　世界低端產業鏈的犧牲品
　　富士康悲劇還折射出中國代工企業在世界產業鏈中的下游地位。就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鏈一樣,世界經濟中同樣存在產業鏈分工的現象。在自然經濟時期,農耕經濟相對于游牧經濟,就算是高端產業了,這是古代中國能夠長期輝煌,一直到鴉片戰爭前中國GDP仍能位居世界第一的重要原因;到工業化時代,大工業相較于手工業成為上游產業,而抓住工業革命機遇的西歐國家,便一躍成為那個時代的佼佼者;進入現當代,這個產業鏈條進一步拉長,出現了所謂“一流國家靠標準、二流國家靠金融、三流國家靠技術、四流國家靠產品,末流國家靠原料”的金字塔格局。郎咸平指出今天的國際競爭就是“產業鏈競爭”。
　　位于產業鏈上游的國家,相當于動物世界中的食肉動物,可以用高附加值產品交換別國的低附加值產品,因而能夠分配和享受到更多的財富;而一旦陷入產業鏈下游位置,則相當于淪為食草動物,只能靠低附加值產品交換別國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強國的打工仔。換言之,產業鏈分工實際是國際范圍內的利潤分配鏈條。而在這個產業鏈條中,與研發、設計、推銷、物流等環保而附加值高環節相比,生產加工差不多是最辛苦、利潤率最薄的環節。而中國沿海很多企業正是這類出口加工類企業。據報道,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售價20美元,但中國只能獲得35美分;一雙耐克運動鞋在美國售價120美元,但付給中國工人的工資不到1.5美元;法國某名牌90厘米方巾,在巴黎商場零售價680歐元,而中國企業交貨價只有50元人民幣。而富士康公司正是這樣一家替戴爾、蘋果等西方知名電子產品代工的企業。由于沒有自主品牌和技術,這類打工型企業處在產業鏈末端,注定是“做蛋糕有份,分蛋糕無緣”,其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最先受到沖擊,而在利益分配中所得最少。富士康承接來自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等國際訂單,但其利潤有限。富士康在與這些國際客戶訂單中,很難從供應鏈上創造利潤空間。如它為戴爾或惠普代工一臺電腦,所有的物料都是對方指定,比如電腦的機殼塑料用GE的,顯示屏用三星或LG的,甚至耗材比例都有明確規定,而物料價格往往是客戶早與供貨商談好的,富士康只須按指定價格向指定供貨商進行購買。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富士康代工蘋果公司加工的iPad手機,售價499美元,其中所有零部件成本僅為219.35美元,平均成本為260美元左右。其中蘋果開發的 A4處理芯片每個26.8美元,16G的存儲芯片29.5美元,韓國LG公司制造的觸摸顯示屏95美元(成本80美元左右),而富士康公司的組裝費只有11.2美元。在利潤微薄的情況下,贏利壓力會層層向下傳遞,最終壓在最末端的生產線工人頭上。也就是說富士康在供應鏈上的利潤率幾乎為零,其所賺取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也就是對員工的過度壓榨。就此而言,如果說富士康是導致工人自殺頻發的禍首的話,那么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等國際知名公司,同樣附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最大限度地賺取了利潤,由此極大擠壓了工人工資所占的比重。
　　那么,富士康們的出路在哪里?從國內層面看,要么是擴大公有制范圍,減少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機會;要么是支持工人建立強有力的工會組織,增加集體談判能力。沒有兩億多的農民工,絕對沒有20年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如果把國家比喻為身體,那么這些產業工人就是中國的下肢和雙腳。從世界歷史角度看,沒有一個國家在任由底層民眾日益貧困化的情況下,能真正實現崛起。而在國際層面,則是提供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保護民族工業發展,力爭占據產業鏈上游位置。中國近些年力倡自主創新,發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正是化解中國在經濟格局中被動局面的戰略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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