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依棉工潮過去半年多了，忘卻的救主早已降臨。去年4月初事件發生后，不少人前去訪問，漸漸地也就幾乎沒人去了。局外人既然無力回天，多數也只能在事件的風頭上疾呼幾聲，然后歸于日常，等著下一個事件的出現，再疾呼幾聲。但對于依棉工人來說，工廠的命運就是近萬個家庭的命運，公眾的目光離開了，他們還要在那里生活。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幾個青年在寒冬中到了依棉。雖說不能阻止依棉工人斗爭的失敗，但我們邁出了這一步，試圖把這個事件從純粹作為談資的“新聞”拉向更深層面，呼喚更多的人為保護公有資產行動起來。

靠依棉生活的小商販

對依棉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小商販。

依棉集團非常大，分為廠區和生活區兩大塊，之間是一條小街。一街兩行熙熙攘攘，滿是小商小販。賣水果的、賣魚的、賣肉的、賣調味品的、賣熟食的、賣廢舊書的、賣衣服的、賣鞋帽襪子的、賣鍋碗瓢盤的、賣衛生紙的，還岔出一條胡同，擠滿了小吃攤。我們去的時候是下午，聽說早晚還有很多賣菜的。走在街上，叫賣聲和討價還價聲不絕于耳，連寒冷的空氣似乎也被溫暖了。

這些小商販都是靠依棉生活的。依棉人從他們那里購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他們用掙來的錢養活家庭，兩者是共生關系。

但是，他們或許不知道，依棉從3月底停產以后，保定市政府給工人的生活費，到12月份就停發了，這無疑會打壞共生關系。依棉工人失業，影響的不僅僅是工人們的近萬個家庭。

用各種方法來瓦解工人

在罷工7天以后，依棉幾千工人在2009年4月3日上京“旅游”，最后在徐水被保定市領導勸了回來。回來后，依棉董事長汪麗娟被抓，工人們消了一些氣。保定市政府找借口沒有讓依棉復工，但是還發給工人生活費，采取了拖的辦法。時間一長，工人越拖越散。等到他們已經組織不起來的時候，保定市開始了善后工作。

我們在依棉的時候，到處可以看到招工廣告，從火車司機、紡織工人，到推銷員、保姆，門類齊全。當然這些地方用不了幾個人。據知情人講，保定市政府又是開招聘會，又是給不少工廠下死命令，必須收留依棉工人若干。問題是，你把人硬塞進去了，能消化得了嗎？比如有的修理工被其他紡織廠“招聘”去帶徒弟，有依棉廠內部人士說，看吧，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等“試用期”結束，他們八成沒辦法轉正。就算轉正，又能干幾天呢？人家隨時可以把你踢出去。

對于年紀比較大的工人，就讓他們內退。下面是一位40多歲工人寫的話：

“12月3號下午，通知我們都去廠里簽內退。在辦公樓里，發現不管你是內退還是買斷都沒有與之有關的文件。

“當我要文件時，告知：沒有，不知道，不清楚，找領導。

“當找到領導時，我問：是依棉給我們辦的內退還是政府給我們辦的內退？把文件拿給我看看？各項保險是按怎樣比例扣除的？告知：沒有文件，不知道，不清楚。你還是爭取機會簽了吧。

“就是把自己賣了，也得知道是誰逼我賣的啊！……這是共產黨辦的事情嗎？早晚會有一天‘官逼民反’！”

其實，什么“招工”、內退，關鍵是讓你分散開，再也聚集不起來了。一捆箭折不斷，一支箭還不好對付嗎？我們說，工人之所以有先進性，有嚴密的組織性，是因為他們和現代大工業相結合。當這種結合被打破，工人被瓦解后，也就鬧不起“群體性事件”來了。

從集體農莊拋進原始叢林

從當局角度看，給你招工，讓你內退，是給工人的最好出路，已經仁至義盡了。但果真如此嗎？

在依棉，我們看到了幼兒園、小學、技校、醫院，以前都是屬于企業的，都是依棉工人的福利。說起待遇，工人們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還透著些許自豪：逢年過節，幾乎不用自己買什么，啥都發，糧食、蔬菜、茶葉，甚至啤酒。依棉女工工資又高，福利又好，找老公精挑細選是全保定聞名的。

后來，為了給企業減輕負擔，據說除了實在沒人要的醫院，幼兒園、小學等都剝離出去了。再后來，要跟一個叫“中策”的公司合作，工人們的終身合同被廢除，改成了五年合同。再后來，說是資不抵債了，要破產。

失業的依棉工人就算是沒有餓死，能在“市場經濟”的風浪中茍延殘喘，如此天翻地覆的地位改變，又怎么不讓人寒心？如果說他們以前是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生活，現在可是徹底被拋進了資本主義的原始叢林。原始叢林自然遵循叢林法則，你在食物鏈中不能成為吃人者，就會被別人吃掉。

溫水煮青蛙，軟刀子殺人

依棉工人是怎么從集體農莊被拋進原始叢林的？這里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第一步，廠長負責制，工人不參與企業管理。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給工人漲工資、發獎金，企業管理就不要參與了。依棉老廠長馬恩華1998年去世前說過，全廠就算三年不生產，光吃老底也夠了。但老底是多少？工人們并不知道。

第二步，拉大管理層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依棉工人說，普通工人的工資是幾百元，而中層以上干部每月拿兩三千元。當然，兩三千元只是工資，干部們這個補助那個津貼還有一大堆，腐敗收入更是天曉得。工人們在工潮期間發出質問：“你們住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甚至有的干部在外邊還購置一處或幾處房子。他們的錢都是合法所得嗎？”

第三步，引入“戰略投資者”。據工人們說，2003年，依棉集團改制，引進了“戰略投資者”中策集團，說中策要在三年內給依棉注資5000萬美元發展生產。當時，企業給他們描繪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前景。

第四步，掏干公有資產。美好前景并沒有出現。改制以后，依棉工人從沒見過中策集團的董事長（據說在保定監獄呆著呢），中策的注資更是沒了下文（據說中策只是在太平洋什么群島注冊的一個皮包公司），只見到董事長汪麗娟不停地賣地、賣廠、賣貨，錢去了哪里誰也不知道。工潮期間，依棉總經濟師就曾經在大禮堂當著工人們的面，把董事長汪麗娟掏干公有資產的帳一筆筆講了出來。

有了以上的量變，質變發生了，依棉“資不抵債”了，必須要破產了。

企業一步步走向末路，依棉工人像全國其他廠的工人一樣，并沒有鬧事，等到鬧事的時候，形勢已經無法挽回了。魯迅說過：“軟刀子割頭不覺死。”依棉就是被軟刀子殺死了。

“汪麗娟就是替罪羊”

依棉鬧到爆發工潮，上千工人到北京“旅游”的地步，當局總要給一個交代。保定市領導在徐水攔下“旅游”工人的時候，用懇求的語氣說：只要你們回去，什么要求我們都答應。果然，回來后董事長汪麗娟等8個人被抓了。這只是為了安撫工人。據說保定當局已經決定，只抓這8個人。

工人們卻另有看法。他們認為汪麗娟只是在前臺的人，她后面是保定市政府。據說汪麗娟現在被關在一個鐵籠子里，日夜有人守著。她在里面尋死覓活，給自己叫屈。

依棉工潮以后，保定市長于群不聲不響走了，神通廣大的他到文化部當了司長。但于群也沒說離職，別人也沒說接任，保定市長空缺了半年多。直到12月5日《河北日報》才報道：“12月4日，保定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4次會議決定：接受于群同志辭去保定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請求，任命李謙同志為保定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長。”山芋不燙手了，終于有人接了。

“汪麗娟就是一個替罪羊”，工人們說。

“公有”還是“國有”？

在不少自由派精英，或者被自由派精英洗腦的人看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只要把拖欠養老保險金等問題解決，依棉工人就不會起來鬧事，就會誕生一個國退民進的光輝典范。

我們要問了，某些人憑什么把工廠說改成私有就改成私有，說要工人下崗就要下崗？他們有這個權力嗎！？

現在都說國有企業，以前沒有這種說法，以前叫國營企業。什么是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制，屬于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只不過委托國家經營罷了。后來偷天換日，說成了“國有企業”，一字之差，企業就不屬于我們老百姓了，是國家的——也就是政府的。既然依棉是政府的，政府說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要賣掉，要破產，還是名為國有實為官有，不但全國老百姓管不著，保定老百姓管不著，依棉工人也管不著。工人們喊保衛國有資產，人家會說：你一個工人，到哪兒不是吃飯，國家的事你操什么閑心？

工廠是工人一磚一瓦建起來的，也從來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企業。什么“國有”企業，不能聽這樣的忽悠，社會主義就是要搞公有制，我們應該名正言順地舉起保衛公有資產的大旗！

效率低嗎？資不抵債了嗎？

某些人在上世紀80年代就說“大鍋飯養懶漢”。真是這樣嗎？曾經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過工人，后來又在美國當過工人的陽和平老師說過：“我是到美國才學會偷懶的。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以前中國工人擁有主人公地位，沒有任何后顧之憂，一門心思想著怎么完成生產任務。毛澤東時代，我國工業年均增長13.5%，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包括依棉在內的大工廠基本都是那個時候建設起來的。那時候可是大鍋飯，“懶漢”們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怎么取得這么大成就的？“大鍋飯養懶漢”，還有什么“國企效率低”，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上世紀90年代以后國企工人確實慢慢懶了些。這和社會上私有觀念日益嚴重，個人發財的風氣嚴重有關。最重要的，是工人不能參與管理，干部也不從事生產，成了兩個世界的人；工人辛辛苦苦工作，跟干部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企業性質從公有變成國有，把持在干部手里，工人成了雇傭勞動者，鐵飯碗說砸就可以砸。主人公地位沒了，怎么還會有積極性？

企業把持在干部手里，又沒有工人監督的機制，于是國企成了老總和官員們發財升官的工具，誰來了都可以摟一票，生產卻不去認真管。加上政策鼓勵外資和私企，一來二去，又是沒有活力了，又是資不抵債了，哭著喊著要轉制，要破產。依棉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總經濟師曾對董事長汪麗娟說：你說企業在虧損，你敢把最近一年的報表拿出來嗎？汪麗娟沒話說了。

產權為什么“不明晰”？

工潮期間，保定市領導在回答工人質問的時候，一會兒說依棉是國有企業，一會兒說是股份制企業，一會兒說是私營企業。最搞笑的是，據說已經賣給中策集團的依棉，現在又掛在了中紡集團名下。有人又說了，這個叫“產權不明晰”。

我們又要問了，產權為什么“不明晰”？為什么產權問題只有現在才有，實行公有制的時候沒有？

以前企業領導和普通工人收入差距不大，企業利潤在支付職工工資福利以外，要么擴大生產、進行技術革新，要么上交國家，皆大歡喜。所以，沒必要說企業百分之多少屬于這個部門，百分之多少屬于那個部門，沒那么多廢話。就是一句：企業是國家的。

后來有人說私人企業更有效率，代表了先進生產力，更符合宇宙發展的要求，要搞“國退民進”。企業產權開始“不明晰”了，所以要“明晰”起來，也就是要把企業賣給甚至是送給個人，才能 “明晰”產權。說白了，就是一些人需要獲得超額收入了，而超額收入最好是按資分配，不把產權說模糊了，怎么好弄到自己手里？

企業是政府的，所以工人沒有發言權；國企效率低，所以要改成私營以“提高效率”；產權不明晰，所以要讓它在私人手里“明晰”起來。不管繞多少彎子，都會歸結到一點：要搞私有化。

不可能讓工人最終勝利

從“旅游”途中回來的依棉工人滿以為可以繼續生產，結果被告知，開不了車了，要破產。接著，據說能值兩個億的庫存原料、半成品被人拉走，再不見下文。

工人們現在已經對企業的存活不抱希望了，他們只希望能在在分家當的時候多拿一點兒。一部分工人想要打官司，拿到這些年的住房補貼。但是，就如知情人士所說，保定市政府不可能讓依棉工人斗爭取得勝利，哪怕是局部的勝利。依棉工人那么多，滿足了一部分人，其他人怎么辦？這些年企業破產、改制在保定上演很多了，只是有的廠比較小工人鬧不起來，或者鬧起來也沒那么大動靜，結果都是按24000塊錢買斷了工齡。如果依棉打破了這個規矩，那些人勢必都來要求，鬧起來怎么收場？（實際上，依棉工潮以后，保定市其他幾個企業部分工人就起來鬧過。）照此辦理肯定不行，那只能都按老規矩辦，能給一點點優惠就不錯了。

何止保定，全國又何嘗不是這樣？通鋼打死了人，改制暫時停止了，馬上就有河南林鋼工人要“學習通鋼”。所以對當局來說，通鋼的改制只能是停止，不可能終止。他們很清楚，要推行私有化，必須全國一致，只要有一個地方壞了規矩，就收不住場了。所以不能讓通鋼工人最終勝利，也不能讓依棉工人最終勝利。

私有化的嚴重后果難以預料

各級政府官員勾結企業負責人掏空公有資產，把工人弄到下崗失業、無依無靠的地步，他們自己得利了，后遺癥是要整個社會承擔的。

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很少，地區發展不平衡，我們又不能靠對外掠奪，只有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才可能讓每個人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搞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的趨利性會讓我們的經濟依賴西方，成為人家掠奪的對象。經過西方國家、本國政府、資本家層層剝皮，到老百姓手里還能剩多少？毛主席說過：“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一位依棉工人說，20年前，曾經有學生到依棉廠想要發動他們上街，結果被工人堵在廠門口。相持半天，學生不得不撤走，臨走時對他們說：“工人師傅們，你們不出來，有你們后悔的一天。”這位工人說，那時候工人還是受惠的，要早知道有今天，當時肯定就上街去了——“打住吧，不要再這么改下去了”。

隨著中國經濟的殖民化和私有化，從前當家作主的工人已經徹底淪落到弱勢地位。依棉只是私有化狂潮中一葉小舟，看似敵不過風浪，但如果有無數這樣的小舟，就會聯結成巨艦，任何風浪都會被踩在腳下。如果某些人再不停止這種自掘墳墓的私有化，后果是什么難以預料。

海涅在《西里西亞紡織工人之歌》里面寫道：“德意志，我們織你的尸布！” 搞私有化的人可以站在高處，揚著頭，對下面千萬張菜色的臉視而不見，但他們下一秒就可能掀翻你腳下的臺子，把你踩爛在他們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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