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國有經濟比重越高貧富差距越大”嗎？　　

早幾年，張維迎就說他有個重大發現：凡是國有經濟比重高的省份，居民收入差距就大。相反，只要私營經濟比重高，居民收入差距就小。看到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最近在《北京日報》上把張維迎的這些話拿了過來作為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的“新思維”。　　

周天勇說：“在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國內，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省區，如貴州、甘肅等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越高；越是創業活躍和個體民營經濟比重大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數越低。”　　

周天勇與張維迎一樣，只說有這樣的規律，并沒有提供數據。最讓人不解的是，周天勇將國有經濟比重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做對比，屬于“不當類比”。　　

兩列數之間有很強的關聯關系是可以用數值表示的。一個數列數值越來越大則另一個數列數值越來越大叫正相關，反之叫負相關。同時，數列中越多的數表現同一趨勢，相關程度就越高，越能說明這種關系存在。如果一部分數顯示正相關，數量差不多的數顯示負相關，則相關系數就很低，很難說存在這樣的規律。　　

周天勇簡單舉出貴州、甘肅與浙江、江蘇對比。這不是嚴肅的研究態度。且不說做這樣的判斷最好把所有省市數據做數列，起碼應該列舉足夠數量的典型大省。更重要的是，要給出具體數據。　　

確實，東部省市城鄉收入差距略小于中部（2007年東部為3.17比1，中部為3.22比1，差距為1.5%），明顯小于西部（2007年西部為4.01比1，差距為26%）。[1]但周天勇先生把國有經濟比重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行對比，屬于不當類比。因為農民收入主要來自農村經濟。農民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與他們所在地域無關，因為跨省打工是普遍現象。而現在整個農村經濟中并沒有國有經濟，只有私營經濟。農民收入高與低，主要與當地農村經濟發育水平有關，也與全國農民工工資水平有關。國有經濟集中在非農產業，并不在農村與農民爭市場，爭資源。因此，國有經濟比重假如對居民收入有影響，也只能表現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上，無法與城鄉居民收入關聯。　　

　周天勇教授這樣類比，要么顯示出他不足以駕馭經濟現象，要么屬于主觀故意。　　

由于多數省統計年鑒沒掛在網上，下面找到東部的江蘇、廣東、浙江、福建4個大省，與中西部河南、湖北、四川、新疆4個大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經濟比重，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數據。這幾個省都是大省，基本能反映出兩者之間關系。選用工業數據是因為各省國的金融、電信、能源、鐵路等都是國營，能反映差別的數都集中在工業。同時，這里沒用基尼系數，用了最高10%收入與最低10收入的倍數來表示，因為這個數基本能反映基尼系數情況，也是常用方法。　　

前面數字為國企比重，后面為最高10%城鎮居民收入為最低10%的倍數。　　

江蘇：5.0%、、10.2倍　　

浙江：6.5%、、8.1倍　　

廣東：5.1%、、9.2倍　　

福建：8.2%、、6.4倍　　

河南：8.7%、、6.2倍　　

湖北：24.3%、 6.4倍　　

四川：14.7%、 5.2倍　　

新疆：12.9%、 7.0倍　　

算術平均：　　

東 部： 6.2%、、8.5倍　　

中西部：15.2% 、6.2倍　　

數據確實顯示東部工業經濟中的國有經濟比重低于中西部，平均低44%。但數據還顯示國有工業比重低的東部，比中西部省份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入差距要大，平均大37%。而且，無論東部四省還是中西部四省中，也表現出國有工業比重越大的省份，居民收入差距越小的趨勢。　　

　周天勇　先生說全球經濟中，國有經濟成分大的國家吉尼系數大。也沒有提供數據。這也不是一個嚴肅學者的治學態度。　　

現在各種統計年鑒都沒有各國不同經濟成分比重的口徑。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首先，分析可以用不同國家數據比較，也可以用一個國家前后數據比較。原社會主義國家在國有經濟占主體時吉尼系數大約在0.18-0.25左右，是當時吉尼系數最小的國家。但私有化后，吉尼系數都大幅上升。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目前吉尼系數在0.3-0.4左右。1985年中國國有經濟還占絕對主體的時候，基尼系數0.25。現在國有經濟不占主體了，吉尼系數達到0.47。俄羅斯在私有化最嚴重的90年代中期，吉尼系數達到0.5。在普京重新將戰略產業國有化后，吉尼系數降低到2006年的0.4。[2]　　

同樣情況在拉美國家也有顯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拉美國家開始“國退民進”，吉尼系數迅速上升。巴西達到0.63，墨西哥達到0.55，阿根廷達到0.52。新世紀后，拉美國家開始全面“左轉”，又一次掀起國有化浪潮，[3] 同時可以看到的結果是，這些國家吉尼系數開始明顯下降。巴西下降到0.57，墨西哥下降到0.46，阿根廷下降到0.51。[4]　　

也就是說，數據顯示：國有化比重高則吉尼系數低，國有成分減少，吉尼系數增加。國有成分再增加，吉尼系數就減少。　　

同時，即使都處于發展中階段，國有經濟成分偏大的，吉尼系數也偏小。東歐和蘇聯解體國家即使現在國有經濟成分也大于多數拉美、東亞國家，但前者吉尼系數大致在0.28（捷克、白俄羅斯、烏克蘭）到0.35之間。而同樣東亞和拉美國家，吉尼系數大致在0.33-0.45之間。[5]　　

同樣例子也可以從發達國家經濟數據看到。　　

據80年代中期的統計，國有經濟占成分，英國為10％（原來達到20%，撒切爾非國有化結果），法國為18％，聯邦德國為11％，而美國則更低，在國有企業中就業的人數僅占全國總就業人口的1．5％。[6] 同時，美國吉尼系數在發達國家中最高，達到0.41；英國為0.36，法國為0.33，德國則只有0.28。　　

瑞典國有經濟占比重在歐洲國家最高，一度達到50%，被稱為“混合經濟”。瑞典基尼系數只有0.25。　　

也就是說，無論國內國外，無論靜態動態，大量數據都顯示出國有經濟成分越高，居民收入分配越小的趨勢。這才更接近事實。那么，本文是否打算認為這是一個規律呢？是不是國有經濟比重與吉尼系數呈高度“負相關”呢？沒有。一點沒這個意思。因為再多的S是P，也不等于所有S=P。看到幾個例子就下結論，不是非主流學者的習慣。 　　

那么，是否因為本文與　周天勇　先生都沒能窮舉所有事實，因此本文論述同樣沒什么意義嗎？不是！　周天勇　先生說國有經濟比重越高吉尼系數就越高，就要求國有經濟成分與基尼系數兩個數列高度“正”相關。由于本文找到比他還多得多的相反例子，因此，即使不能說國有經濟比重與基尼系數兩個數列存在高度“負”相關的相關系數，起碼能大幅度減低　周天勇　先生等所咬定的相關程度，使其判斷完全失去了價值。　　

把國有經濟成分與吉尼系數說成正相關關系，是周天勇先生文章的核心論據。沒有了這個依據支撐，這篇文章除了提供一個反面教材外，沒有任何價值。　　

另外，想提醒一下周先生，國有經濟成分越高，吉尼系數越大的“理論”，是張維迎先生早幾年就很得意的重大“發現”。周先生全文并沒指出這一點。　張維迎　先生的雖然著述不多，但對自己的“創新”還是非常在乎的。就前一段，他還為價格改革時一個提法究竟是誰最早說的，與徐景安在網上爭個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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