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而自招之狀　　

——讀周瑞金的《我與皇甫平》　　

▉農場老工人　　

讀了一個名叫周瑞金的《我與皇甫平》，你就會知道什么叫搞修正主義，什么叫搞分裂，什么叫搞陰謀詭計?！　?/p>

周瑞金，簡直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流氓！他居然公開宣稱，他所想出來的那個“皇甫平”的筆名，“是有我的深層考慮的”，而且這個“深層想法”他很長時間內有難言之隱“也不便和盤托出”。那是什么呢？居然“就是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之意。乖乖，“奉人民之命”？不是癡人說夢吧！中國人民什么時候表示過這樣的意思？中國人民難道愚昧到不會自己去支持自己的領袖，而只能讓你這樣的人去“輔佐”才行？更令人驚異的是，周瑞金你難道連“輔佐”兩字的意思都不懂？　　

“輔佐”，這在歷史上可從來都是用在大臣、老臣、先臣幫助幼君或者弱智的皇上來執政這種事情上的啊。鄧小平是何等樣的人物，你周瑞金又算個什么東西？這不是對鄧小平的莫大的侮辱嗎？而且，當時鄧小平已經向全世界公開宣布退休，你這不倫不類的“輔佐”又從何說起？再說，中國共產黨是何等偉大的執政黨，中國人民是何等偉大的國家主人翁，什么時候出來了你這樣一個“輔佐”？這不也是對我們黨和人民的莫大的污辱嗎？　　

想當年，有記者胡用了一個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南巡”一詞，現在已改成“南方（講話）”了；想不到，周某人竟然還想出了“輔佐”一詞，到現在還在大言不慚！僅僅這“輔佐”二字，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周瑞金的封建意識和政治野心！　　

凡政治野心家，就必然是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毛主席的話千真萬確?！　?/p>

周某人的這篇文章中，就充滿著如下的類似“黑話”的他們的行話，什么“說穿了就是要”如何如何，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如何如何，什么“有來頭”“發話了”，什么“吃得準”又“吃不準”，什么“心里也更有底了”，什么“我們得風氣之先”成為“晴雨表”、“風向標”，等等。也就是說，他們平時一本正經寫下的冠冕堂皇的話，你用不著當真，那是并沒有“說穿”的話；要看懂他們的文章，必須先要有一雙所謂“明眼”才行。而他們寫文章，也不是憑著自己的良心，憑著自己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憑著自己掌握的理論水平，而是首先要問“究竟有什么背景”，是不是“有來頭”，要“吃得準”，要“心里有底”，要摸透“風氣”。　　

一旦他從什么地方刺探到領導人“發話了”，而且特別是“傳達的范圍并不大”，那可就了不得了！憑他的“政治敏感”，他就“得風氣之先”，就可以以“晴雨表”、“風向標”自居了。你看看他那文中，已經過了那么多年了，還是那副得意的樣子！　　

“一位領導讓我看了……談話材料”，“有關視察談話更為具體詳盡的材料傳達的范圍并不大”，“領導同志并沒有讓我做記錄，也沒有直接布置我寫文章。但是我看完這份材料后就產生了強烈的沖動”，“我內心主意已定”……　　

果然，發表以后就不得了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來頭”；非“明眼人”看了就紛紛打探消息?！坝胁簧僮x者打電話到報社詢問文章作者是誰”，“《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當時也接到很多電話，有的打聽文章背景，問是不是傳達了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發表背景’?！碧貏e是“在國外也引起反響，包括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訊社紛紛打電話詢問有關情況。特別有意思的是塔斯社，當時蘇聯還沒有解體。塔斯社駐上海記者一定要來采訪我，問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誰授意的？是不是鄧小平？”　　

外國人的神經長得跟我們不一樣，他們愛打聽也就算了，值得注意的是周某人寫到的全國各地的“領導人”也是紛紛打探。當時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活竟然是這個樣子的？真是太可怕了！畢竟“文革”已經過去了呀！　　

本來，鄧小平當時盡管已經退休，如果有什么指示，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途徑，向全黨全民宣示的。凡是正確的，為人民謀幸福的指示，人民自然也會支持好擁護。但“皇甫平”卻偏偏要神神秘秘，鬼鬼祟祟，什么“我內心主意已定，‘不須揚鞭自奮蹄’”，寫出來也不明說是鄧小平講的，一幅“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穩操勝券意氣洋洋的派頭，最好你們都來批我，看誰笑到最后。這種搞陰謀詭計的不正常的做法，與文革期間的什么寫作組又有什么兩樣？　　

所不同的是，人家“羅思鼎”“丁學雷”倒還是通過某種系統，是有“上級”布置寫文章；而“皇甫平”，據周某人講，只是其自作主張叫其手下嘍啰寫的，連向上級送審也沒有。另外，“皇甫平”的文字水平，也顯然在人家“羅思鼎”“丁學雷”之下。有什么好得意的？　　

周某人文中還說：“當時報紙上是一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的聲音”，“幾乎都在集中火力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而“皇甫平”的文章出來以后，就改變了這一切。我們實在想不通的是，“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有什么錯？那不是黨中央號召的嗎？那不也是鄧小平說的嗎？你們破壞或轉移“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難道不就是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嗎？“皇甫平”欠下的這筆賬，是他自己承認的?？傆幸惶?，是要還的！　　

周某人說，“我們在文章中絲毫沒有提倡改革開放不要問‘姓社姓資’的意思”。這又是多么不光明正大??！全世界的讀者都知道你們是反對“問‘姓社姓資’的”，那正是你們公然宣傳的，這有什么可以抵賴的？你怎么這么沒有種啊，簡直太讓我鄙視了！　　

周某人文中還好不得意、幸災樂禍寫了《人民日報》某社長因為沒有他的這種“吃得準”的本事，最后“離開了人民日報社”（被罷或被貶了），而他則進人民日報社當了官。同時，他居然還把他的某位寫了幾篇什么文章就當上高官這樣的事，說成是“善有善報”“現在他終于有了收獲”！原來，他寫文章就是為了“有報”、“有收獲”。這真是赤裸裸的比封建時代御用文人更卑鄙的心理的暴露！　　

周某人文中毫不修飾地寫了當時他對《人民日報》某社長施展的兩面派手法，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居然還說人家“這種兩面派手法并不高明”。就數他高明??！周某人文中還透露了他當時被迫“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評，表示愿意承擔責任，一方面心里也更有底了”。由此可見他的那種所謂“自我批評”是多么虛偽！這種兩面派手法是多么高明！　　

下面是周某文章在網上被披載后，部分網友的評語：　　

nshw：何為混入的機會主義，他絕對是個典型?！　?/p>

正宗草民：無知無恥的復辟家無非就是那么幾招，自吹自高胡編亂造，偷梁換柱誣蔑誹謗，問題是他們掌控著宣傳機器?！　?/p>

plx054：一只嗅覺靈敏的狗加上一個會投機取巧的心?！　?/p>

lljjgg：大凡小人得志那都是要上串下跳鉚勁折騰一氣的！可一旦過了時運成了藏弓烹狗卸磨之驢時，總不免仍不甘寂寞的！
    這也是事出無奈呀，走狗走狗，走慣了的狗！它閑不住?。￠e著它難受啊！于是，惟恐新主人沒有留意到，那狗窩里還有一只很會討主人喜歡的老牌走狗賦閑在那里。于是總要汪汪叫上幾聲，以便引起新人主的注意！既然要引人注意，那叫聲自然要加些花點，比如加上狼嚎、虎吼的個別音符。殊不知，加上幾個花點音符之后，人們卻辨別不出嚎叫的到底是狗是狼還是虎了！本來獵人要得是走狗，非狗不在起用之列，結果，老走狗自然無法達到預期目的了，反而可能引起狼和虎的指責，告它侵犯了它們的專有知識產權了！最后老走狗很可能因為侵權而遭受法律制裁，最終被喜歡吃狗肉的人買去宰殺吃肉了。
    預計這就是過時走狗的未來結局?！　?/p>

一氓：像周瑞金這樣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流氓，居然都能當上高官，真是我黨莫大的悲哀！欲哭無淚！?。?！　　

luxinfa：和平演變的自供狀！　　

李布衣：我看，周瑞金引用的一段話，倒是對他自己最好的概括：“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薄　?/p>

附錄反面教材：　　

我與皇甫平——寫在《解放日報》創刊60周年之際　　

□周瑞金 供稿：《新聞記者雜志》
　2009年08月31日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參加今年5月《解放日報》創刊60周年紀念活動，我感到有個新氣象，就是更加充分地肯定了皇甫平文章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這不僅體現在總編輯的主題報告中，也體現在《解放日報》創刊60周年版面集粹《印痕》之上，更體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同志在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之中。　　

　　在中國改革開放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解放日報》于1991年2-4月發表了關于改革開放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這四篇重要文章高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偉大旗幟，推動了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史和新聞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永遠閃光的一頁?！　?/p>

　　15年前的1994年，在紀念《解放日報》創刊45周年的時候，我正在《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任上。當時曾受上海的老領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同志之托，專門向解放日報社領導轉達了他的一段祝詞：“業績顯著，不要自滿。總是要堅持人民公仆的態度，黨的喉舌的立場，反映民間疾苦，主持社會正義，成為政治、經濟的晴雨表，人民群眾的良師益友?！薄　?/p>

　　在朱镕基同志祝詞激勵下，我以《揚“解放精神” 創“解放風格”》為題，撰寫了一篇紀念《解放日報》創刊45周年的專文，發表在報社紀念特刊和上?！缎侣動浾摺冯s志上。文中，我追憶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自己在《解放日報》親歷的三件事：一是1986年8月15日《解放日報》漫畫?？莾煞I袖漫畫；二是1989年1月21日把老布什當選美國總統的新聞放在《解放日報》頭版頭條顯著地位發表；三是1991年2-4月組織撰寫和發表皇甫平系列評論縱論改革開放。我認為這三件事是《解放日報》在新聞改革中敢為天下先的范例，提出要發揚這種解放精神和解放風格，認真貫徹落實好中央領導同志對《解放日報》的殷切期望和要求?！　?/p>

　　今年在紀念創刊60周年活動中，《解放日報》更加充分重視了皇甫平文章的歷史作用，這讓我感奮不已。前不久到北京遇見施芝鴻同志，他建議我把當年組織撰寫和發表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的經過更為詳盡地寫出來，以免某些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不實之詞繼續流傳。這便是此篇《我與皇甫平》的由來?！　?/p>

　　難忘的1991年　　

　　1991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忘的一年。在1990年底，我已知道自己將奉調去香港《大公報》工作。在辦理工作調動過程中，市委一位領導讓我看了鄧小平同志春節期間視察上海的談話材料，我深感這是鄧小平同志關于推進改革開放的最新思想，作為上海市委機關報的《解放日報》負有宣傳重任。所以，我一邊移交工作，一邊自覺組織撰寫和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系列評論，由此在全國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思想交鋒。1991年，就這樣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交鋒年，皇甫平系列改革開放評論及其引發的一場思想交鋒，也就成為鄧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的一大背景。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找中央領導同志談話之后一個月，來上海過春節。這是他第四次到上海過春節。從1988年開始，一直到1994年，他在上海過了7個春節?！　?/p>

　　前幾次鄧小平同志來上海過春節大都在住地西郊賓館，同家人一起頤養天年。1991年來上海，他卻頻頻外出視察、參觀，還在新錦江飯店頂樓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開放的匯報，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談話?！　?/p>

　　在此期間，朱镕基同志親自動手，記錄整理了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的多次談話。在1991年年初全市黨員干部會議上，朱镕基同志傳達了鄧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談話精神，而有關視察談話更為具體詳盡的材料傳達的范圍并不大?！　?/p>

　　我是怎么獲得這個信息的呢？　　

　　那是在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領導把我叫到康平路的家里，拿出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的談話材料給我看。我看后的第一感覺是，鄧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的強調更進一步、更迫切了。對我觸動特別大的是，他在談話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幾十年，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聯想當時報紙上是一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的聲音，鄧小平同志強調全黨要講改革開放，而且要講幾十年。他在談話中又一次強調，不要以為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他在這里再次強調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思想?！　?/p>

　　據黃奇帆同志的文章回憶，鄧小平同志在新錦江旋轉餐廳聽取開發開放浦東的匯報時，鮮明地提出要進行金融改革。鄧小平同志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黃奇帆同志說，鄧小平同志提出這些重要思想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事先有充分思考準備，才能提出人民幣也要搞自由兌換這樣非常精彩的改革思想?！　?/p>

　　鄧小平同志在談話中還強調要擴大開放，開放不堅決不行，不要害怕“三資”企業的發展。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　?/p>

　　這就是我在市委領導家里親眼看到的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的談話材料，當時并沒有其他報社的老總在場。我理解，市委領導給我看這個材料是讓我了解情況以便把握宣傳口徑，這個意圖是很明確的。當時市委領導同志并沒有讓我做記錄，也沒有直接布置我寫文章。但是我看完這份材料后就產生了強烈的沖動，下決心要宣傳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新思想，以便在緊要的歷史關頭，在我們報紙的輿論宣傳中進一步認清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航船破浪前進的正確航向。　　

　　1991年的春節是2月15日。我是在2月11日晚上看到鄧小平同志的談話材料的，憑我在長期從事黨報工作中培養的政治敏感和責任心，我深感鄧小平同志的談話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針對性。鄧小平同志強調，全黨都要講改革開放，這絕對不是只對上海講的，而是對全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總動員。實際上鄧小平同志已經感到，在當時國際大形勢和國內政治氣氛下，如果不堅決推動改革開放，不加快經濟發展，再走封閉僵化的回頭路，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中國人民是沒有福祉可言的。所以后來他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當時深深觸動我的正是這些審時度勢、謀深慮遠、語重心長的話。所以我內心主意已定，“不須揚鞭自奮蹄”，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一定要帶頭宣傳、闡發鄧小平同志關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新思想，這是理所當然的、也是責無旁貸的?！　?/p>

　　從12日開始，我就醞釀怎么宣傳鄧小平同志上海談話精神的問題?！　?/p>

 　　我是怎樣組織撰寫皇甫平系列評論的　　

　　《解放日報》1989、1990年已連續兩年在農歷大年初一，由我在頭版的《新世說》欄目撰寫一篇千字文的小言論來祝賀新春。而1991年庚午歲尾，在我了解到鄧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談話的精神后，我就感到，只寫一篇小言論已不足以宣傳鄧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　?/p>

　　所以在2月13日，也就是小年夜，我找來評論部的凌河，并請來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鴻同志。施芝鴻同志是我們報社的骨干通訊員和重要作者，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不斷給《解放日報》撰寫新聞、通訊和評論，他同解放日報前農村部領導張伏年、賈安坤、龔心瀚、宋超等同志過從甚密；同我交往也很深，我常約他為《解放日報》撰寫重要評論，我們在思想理論問題上有共識、有默契。小年夜那天，我把在市委領導同志家里看到的鄧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時的談話精神說了一下。正巧，施芝鴻同志在市委研究室也已聽到了傳達，并在筆記本上作了完整詳細的記錄。我們核對了一下，內容同我在市委領導同志家中看到的一樣，我提議我們三人要合作寫幾篇署名文章?！　?/p>

　　當時我便把自己構思好的準備在大年初一發表的評論提綱說了一下。就是抓住“辛未羊年”做文章，以“十二年一個輪回”， 作回溯前瞻，又從“六十年一甲子”作更大時間跨度的回顧和展望，提出1991年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交替點上。這篇評論由凌河同志按我口授提綱執筆撰寫，并由我改定。　　

　　“十二年一個輪回?；厥淄?，上一個羊年——1979年，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開創中國改革新紀元的一年。” 回顧這12年的改革過程，“撫今憶昔，歷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惟一道路，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評論開筆這些話今天讀來也許平淡無奇，但在當時卻著實讓人眼球為之一亮。因為當時報紙上幾乎都在集中火力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所以媒體已經有19個月沒有用這樣的口吻談論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了。評論這短短幾句，是“六四風波”以后第一次鮮明地對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作出正面評價，因而產生比較大的社會反響?！　?/p>

　　在文章中我們又前瞻了此后的12年，那正好是2003年。屆時，我國已進入小康社會，繼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實現了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目標的第二步目標，我們國家將發展得更好。同時，我們又回顧和前瞻了六十年一個甲子的輪回。從1991年往前看60年是1931年的辛未羊年，當時的“九一八”事件，再次昭示了我們落后挨打；而從1991年再向后看60年，正好是2051年的辛未羊年，那就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將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目標，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p>

　　經過這樣大開大闔的論述，來闡明1991年是我國一個重要歷史交替點，1991年應該成為改革年?！拔覀円迅母镩_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開放貫穿全年，總攬全局”?！　?/p>

　　“改革年”這個提法來自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镕基，他是在傳達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精神時提出這個重要概念的，他還提出：“何以解憂，惟有改革。”我體會，他提出“改革年”可能是針對當時有關1991年是“質量年”的說法?！　?/p>

　　這就是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第一篇，發表在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正逢全國休假迎新春，所以相當多的讀者還沒有充分注意到。但鄧小平同志看到了。因為當天《解放日報》頭版上半版刊登鄧小平與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迎新春的新聞報道和大幅照片，而下半版就加框刊登皇甫平署名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大概過了三個星期左右，1991年3月2日，發表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第二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文章闡述了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發展市場經濟。這篇文章是由我出題，施芝鴻同志執筆，再由我改定的?！　?/p>

　　鄧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1991年初的兩次談話，都強調我們要在發展市場經濟問題上進行思想解放和理論突破。我理解，鄧小平同志要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到了90年代的此時此刻，說穿了就是要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上求深入、求突破。我國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一種增量改革，就是在公有制經濟外增加一塊新的發展空間，可以搞私營經濟、個體經濟，也可以搞中外合資或外商獨資經濟。但當時還沒有觸及到計劃經濟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而90年代的改革要由體制外轉向體制內，由增量改革轉向存量改革。這樣，就必須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這就必然要破除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　?/p>

　　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放思想要進入新境界，改革開放要開拓新思路，經濟建設要開創新局面”。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就在于理直氣壯地發展市場經濟。文章聯系當時中國和上海的實際宣傳了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時的講話精神：“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辈⑴u“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后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　?/p>

　　文中鮮明提出“在改革深化、開放擴大的新形勢下，我們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并指出這種“新的思想僵滯”具體表現為，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把利用外資同自力更生對立起來，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頓對立起來，等等。這幾個“新的思想僵滯”的表現，是根據當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精神概括出來的?！　?/p>

　　在我們黨關于改革開放的話語系統中，思想僵化是專指真理標準大討論時的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的思想觀念、理論觀點。當時鄧小平同志講過，有不同看法，基本上是怕出問題，怕出問題不一定就是思想僵化，所以我們經過推敲，認為用“思想僵滯”的提法，要委婉一些，也更準確一些?！　?/p>

　　這第二篇文章是皇甫平系列評論中最重要的一篇。后來上海市和全國評好新聞獎，都是以這篇評論作為代表作?！　?/p>

　　這篇文章引起的社會反響更大。贊成的人很多，包括經濟學家吳敬璉等，看到文章后都非常興奮。后來他遇見我對我說，一看“皇甫平”就知道有來頭，一定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發話了。但文章也遭到“左”的思潮強烈反對，認為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我們提出改革開放的新思路就是發展市場經濟，引起了這些人的不滿甚至恐慌?！　?/p>

　　3月22日，皇甫平系列評論第三篇《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這篇文章是凌河同志根據報社外一位理論工作者沈峻坡同志的來稿改寫的。　　

　　文章從上海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爭議說起，從國際飯店屋頂上最早豎起的日本東芝的霓紅燈廣告，引起很大的反對聲音；到后來在虹橋進行土地使用權拍賣，引起很大的阻力。針對曾經出現過的這些爭議和反復，文章指出開發開放浦東、設立保稅區、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一定要邁開步子，敢于冒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這樣的對外開放，是不是讓外國資本家把錢都賺去了？會不會損害民族工業、民族經濟？會不會使上海重新變成舊社會“冒險家的樂園”？針對這三個思想障礙，我們深入闡述了鄧小平同志關于“開放不堅決不行”的思想。這篇文章鮮明提出：“增強擴大開放意識，就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拋棄任何一種保守、僵滯、封閉的觀念，形成與一個先進的國際城市相稱的開放型軟環境”,“90年代上海的開放要邁出大步子，必須要有一系列嶄新的思路，敢于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入自由，免征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于這類被稱為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如果我們仍然囿于 ‘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碑敃r我們深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兩個“凡是”，已變成一個“凡事”，即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是阻礙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一個要害問題。所以，在這篇文章中，很有針對性地提出 “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趑趄不前，難以辦成大事”。我們在文章中絲毫沒有提倡改革開放不要問“姓社姓資”的意思，只是說不要對改革開放的舉措亂扣“姓資”的帽子?！　?/p>

　　這第三篇文章見報后，由于尖銳地提出了“姓社姓資”問題，“左”派就認為抓到“辮子”了，紛紛撰文“批判”，大張撻伐，這就把一場爭論的“導火索”給點燃了。我們這篇文章是3月22日發表的，4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來了。最早的一篇就在《當代思潮》雜志上發表。接著，《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論戰線》等雜志也連篇累牘發表批判文章。這些文章歪曲皇甫平評論原意，如出一腔，無限上綱，亂扣帽子，紛紛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　　

　　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第四篇《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發表在4月12日。這篇文章是我出題目，由施芝鴻同志執筆的?！　?/p>

　　這篇文章的背景就是在當年3月份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上，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朱镕基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我們借此契機論述改革開放需要大量德才兼備的干部，闡述了鄧小平同志關于大膽使用、科學使用人才的思想，即要把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作出政績、得到人民擁護的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去?！　?/p>

　　文章是根據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上關于干部問題的講話精神撰寫的，文中引用了戰國時期思想家荀子在《大略》篇中說的一段話：“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這段話的意思就是，那種很會講話、很有思想、又能夠干實事的人，是國寶級人才；而那種講話木訥、不善表達，但很能干事的，是國器型人才；還有一種人很有觀點、能出點子，但不大會干實事，這也是可用的人才，可以用他出點子和雄辯滔滔的才能；而那種話講得很好聽，做的卻是另外一套，這種人卻是國妖。荀子說：“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就是說當政者對于國寶級的人需要非常恭敬、很好地用他；對于國器型人才需要很好愛護他，對于有用的人才要大膽任用他，而對國妖式壞人則必須堅決清除。　　

　　我們在文章中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對經濟體制改革有進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銳提出，對“那些口言善身行惡的‘國妖’、兩面派、騎墻派一類角色，毫無疑問絕不能讓他們混進我們的干部隊伍中”。這是對鄧小平同志關于要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重要思想的積極呼應?！　?/p>

　　就這樣，從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報》以每篇發表時間間隔20天左右這樣的節奏，在頭版重要位置連續發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主題一以貫之，內容相互呼應，文風鮮明犀利，及時宣傳并深入闡發了鄧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形成了一個有力推進改革開放的完整的輿論先導系列。當時，報社黨委會和編委會是支持皇甫平系列評論的?！　?/p>

　　在最初醞釀時，我們曾打算還要寫第五篇，專門論述怎么看待姓社姓資？改革開放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引發了爭議。后來，因為港澳工委來電話催促我盡快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我忙于移交工作，辦理赴港手續，這篇文章的寫作也就被擱下了?！　?/p>

　　我為什么給系列評論取名“皇甫平”　　

　　為什么這組系列評論會用皇甫平這個署名呢？　　

　　在醞釀寫第一篇文章時，我曾開玩笑說，50年代的“馬鐵丁”、“龔同文”都是由三個人組合的署名，文章很有影響。我們三人也組成個“馬鐵丁”式寫作組吧。但我們在討論第一篇評論文章時，并沒有涉及署名問題。第二天初稿出來后，我才考慮署名問題。所以，皇甫平這個署名是我獨自在大年夜擬定的，沒有與凌河和施芝鴻同志商量過。我為什么要署一個皇甫平的筆名呢？　　

　　那是有我的深層考慮的?！　?/p>

　　當時海外不少媒體都對皇甫平作了解讀，一般都是把皇甫平說成是“黃浦江評論”的諧音。在當時的交鋒和爭議過程中，我也不便把自己的深層想法和盤托出，所以一段時間內形同默認了皇甫平就是“黃浦江評論”的意思。　　

　　一直到了1994年4月，我在撰寫紀念《解放日報》創刊45周年文章《揚“解放精神” 創“解放風格”》時，才透露了皇甫平署名的深層含意。文章中有這么一段話：“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擬定的，現在人們都知道它含有黃浦江評論的意思，這只從諧音取義；其實它還蘊涵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見《新聞記者》1994年第5期）2003年2月，即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發表12年后的癸未羊年，上海《新民周刊》記者陸幸生來采訪我關于皇甫平文章發表經過的時候，我才把自己當初如何擬定這個署名的具體想法講出來?！　?/p>

　　我當時對記者說：“許多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音，這并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從更深層的意思來說，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念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有輔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這就是皇甫平筆名的深層涵義。而皇甫又是中國的一個復姓，人們看起來比較自然?！?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時，我在各地演講談到皇甫平署名，又對“輔佐鄧小平”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就是“宣傳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的意思。　　

　　我當時心里的真實想法就是這樣的，要把鄧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宣傳出來，以利于全黨全國人民更好地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從而推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梢?，皇甫平是順應當時歷史條件的一個署名，以后就再也沒有用過。直到2006年在發表我撰寫的《改革不可動搖》一文時，被《財經》雜志主編陰差陽錯又用了一次，而那是后話了?！　?/p>

　　后來我們就用其他的署名了。如到了第二年（1992年）春節，我們發表宣傳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重要談話精神的署名評論就用了“聞頎”。1992年4月以后，我組織發表在《解放日報》的四篇評論文章，署名就叫“吉方文”，就是“《解放日報》文章”的意思。1993年我奉調履任《人民日報》副總編以后，分管評論、理論宣傳，我又主持開辟了一個重點評論欄目，署名“任仲平”，就是“《人民日報》重點評論”的意思。這個筆名很直白，沒有什么其他含意，《人民日報》直到今天還在使用。　　

　　皇甫平系列評論引發的思想交鋒　　

　　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發表后，在國內外、黨內外反響強烈。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每逢文章發表，都會有不少讀者打電話到報社詢問文章作者是誰，并紛紛表示讀了這些文章很有啟發，有助于進一步解放思想，認清形勢，打開思路，堅定信心。　　

　　《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當時也接到很多電話，有的打聽文章背景，問是不是傳達了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還有的表示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為主旋律，說出了他們的心里話。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發表背景”?！缎侣動浾摺肥钱敃r最積極支持皇甫平系列評論的刊物?；矢ζ轿恼驴l后，《新聞記者》前任主編魏永征就以“秦澤”的筆名報道了系列評論的觀點，還拒絕刊登一位老干部寫的批判文章。　　

　　以后，在1992年第9期的《新聞記者》上，又發表了《皇甫平三人談》和金維新的《批評者已經造成聲勢被批者一直保持沉默——去年輿論界一場“爭論”之我見》，1994年又刊登我的紀念《解放日報》創刊45周年的文章?！　?/p>

　　這四篇文章當時在國外也引起反響，包括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訊社紛紛打電話詢問有關情況。特別有意思的是塔斯社，當時蘇聯還沒有解體。塔斯社駐上海記者一定要來采訪我，問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誰授意的？是不是鄧小平？他們很敏感?！　?/p>

　　當時對這些系列評論文章正面反映是主要的，這說明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深得人心！但是反對的聲音也不絕于耳，我們原來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這一年卻變成了改革的爭論之年、交鋒之年。而爭論和交鋒的中心內容，始終是圍繞改革開放的性質、市場經濟的取向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本人展開的?！　?/p>

　　上面說到，1991年 3月22日我們系列評論的第三篇文章發表后，很快4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來了。最早的一篇《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就發表在《當代思潮》上。該文一開頭就說，在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日子里，曾有過一個時髦口號，叫做不問姓“社”姓“資”。結果呢？“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化的邪路”，諸如經濟上的私有化、市場化，政治上的多黨制、議會制，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思潮。在列舉了這一系列“惡果”之后，文章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好家伙，這就等于把皇甫平宣判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了?！　?/p>

　　接著，《真理的追求》雜志發表《重提“姓社”與“姓資”》一文，又升高調門把“皇甫平”說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文章寫道：“改革不要問姓‘社’姓‘資’本來是‘精英’們為了暗渡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一切不愿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有權利問一問姓‘社’姓‘資’”。《高校理論戰線》雜志也加入了圍剿皇甫平的行列，該刊發表署名文章，說是“至今仍有此論者把‘姓社還是姓資’的詰問指責為‘保守’、‘封閉’的觀點，主張予以拋棄”，“對于那種不許問‘姓社姓資’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　　

　　在這些小刊物打了頭陣之后，到了八九月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求是》雜志也刊發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這些文章的說法，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資本主義邪路”，“斷送社會主義事業”，“不合黨章條款”，“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宣揚 “庸俗生產力論”，鼓吹“經濟實用主義”，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頭分明已指向鄧小平理論和鄧小平同志本人?！　?/p>

　　難能可貴的是，在這過程中，中央媒體中惟有新華社站出來支持了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志發表評論，呼應皇甫平文章，明確表示不能對改革開放任意進行 “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文章從農村改革講起，認為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像這種改革就不應該問姓社姓資。北京一些媒體對此大為惱火，就在撻伐皇甫平的同時批判《半月談》。我注意到，這些媒體的批判文章同批判《解放日報》皇甫平文章是不點名批判的做法不同，他們對《半月談》是公開點名批判?！　?/p>

　　這種對待《解放日報》和《半月談》的不同批判方式很耐人尋味，這說明他們又吃得準又吃不準?！　?/p>

　　吃得準的是認為，他們要批判的思想是不符合當時反對和平演變的主流的?！　?/p>

　　吃不準的是，他們認為《解放日報》哪有那么大的膽？《解放日報》后面肯定有來頭。而來頭是什么人他們當然也知道，所以后來他們批判文章的調子就不完全針對皇甫平了。他們提出要批判庸俗生產力論，批判經濟實用主義，顯然這是沖著鄧小平理論、鄧小平思想來的?！　?/p>

　　這種情況也在上海表現出來。當時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寫了一篇很長的逐字逐句批駁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給市委領導，市委領導轉給了我，但沒有批示什么意見，所以我也就不予理睬。此外，當時上海市離退休老干部有一個讀報小組，成員在職時大多是處級干部，有一天他們指定要我去參加他們的評報會。我去后，他們指著我批評說：你無非是聽了鄧小平談的話，鄧小平現在算什么，他現在退休了，是一般黨員，難道他說的都正確嗎？你都要跟著宣傳嗎？那現場氣氛就像開批判會一樣，會上所透出的批鄧情緒是顯而易見的?！　?/p>

　　一些媒體喧鬧一時的批判，理所當然地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科片在劉國光同志主持下，召開了“當前經濟領域若干重要理論問題”座談會，吳敬璉、衛興華、戴園晨、周叔蓮、樊綱等經濟學家就“姓社姓資”這一敏感問題坦陳己見。他們對批判者的“高見”不敢茍同，吳敬璉說：“從全局上說，從戰略上說，一定要保證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從具體問題來說，不能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對外開放用了一些社會化大生產通用的做法，如果問‘姓社還是姓資’，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這樣的話，從根本上說來，是妨礙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的，甚至是破壞社會主義繁榮的?！毙l興華說了五點：第一，實行改革開放不能不問“姓社姓資”；第二，不能亂定“姓社姓資”；第三，不能對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問“姓社姓資”；第四，問“姓社姓資”，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資”的東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確的“社資觀”去胡亂批評正確的理論思想。　　

　　理論界當時也有一個在全國很有名氣的人寫了一篇文章，讓《解放日報》駐北京辦事處一位記者轉給我，說是如果我把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報》上，可以視作一種自我批評，北京報刊就不會再發表批評文章了。我知道這分明是一種“戰場喊話”。我看到文章中有這么一段話：“筆者完全不能理解，‘不問姓社姓資’的口號，究竟符合黨章的哪一條款呢?提倡‘不問姓社姓資’，那么在政治上還要人們問什么呢?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難道需要和可以改變嗎?”我看了這些“高論”很是納悶，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這都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規定的，怎么突然之間就變成“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了?我馬上打電話給駐京辦事處記者，要他明確轉告那位作者：除非他把這段話刪掉，否則《解放日報》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來那篇文章就發到其他報刊上去了?！　?/p>

　　“戰場喊話”之后不久， 1991年8月中旬，人民日報社社長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報，要找我談話。事前，我接到該報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的電話，說他們社長要來上海，要我接待一下。我摸不透這位社長為什么要來找我談，就向上海市委一位領導作了匯報。領導當場就打電話到中央辦公廳了解人民日報社長來上海究竟有什么背景？在得到“是他個人的行為”的明確答復后，市委領導就對我說，你隨機應變吧?！　?/p>

　　當時這位社長直截了當問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誰授意寫的？我對他說，沒有人授意，是我組織撰寫的。我從來沒有向誰請示過，也沒有送審，就是我作主的。我作為解放日報一把手，發表署名評論文章還是有這個權利的。我還講到第三篇文章還是一個理論作者來稿，我們在他文章的基礎上重新改寫的。聽我這么一說，他說那他們誤會了。然后他說，你趕快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把皇甫平文章寫作和發表的經過，按照你今天講的寫出來，我到北京去做做工作，就不會再批判皇甫平文章了。我回答說，我會考慮一下給你寫一個。他說，你越快越好?！　?/p>

　　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領導匯報了，回復是：不睬他！　　

　　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這一年的“七一講話”中，深刻論述了鄧小平同志有關“計劃和市場只是經濟手段，不是區分兩種社會制度的主要標志”的思想。同時也談到了反和平演變。此后一個階段，中央各大媒體都只宣傳他關于反和平演變的思想，而不宣傳他談改革開放的內容，引起江澤民同志的不滿。有一次他批評新聞界專門抓反和平演變來宣傳，說：“我‘七一講話’中講的改革開放你們為什么不宣傳？”他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強改革開放的宣傳，不改革開放我們站不住?！　?/p>

　　在這個背景下，《人民日報》就開始起草有關改革開放的社論，這就是9月2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由來。　　

　　9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社論。在9月1日晚上，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了社論摘要，短短幾句摘要中就有兩處提到“要問姓社姓資”。 我看了那天晚上新聞聯播，第二天一早就趕快找報紙來看，結果發現《人民日報》社論中的那兩句“要問姓社姓資”的話沒有了。　　

　　后來我才知道，當晚江澤民同志也在看《新聞聯播》，他發現問題后立即給當時的中宣部長打電話，要他把社論中這兩句話刪掉。當天晚上，部長打電話叫人民日報社長把社論稿送來，連夜把那兩句話刪掉了。這就造成新華社當晚發了兩個不同版本的社論電訊稿。第二天報紙出來以后，海內外輿論嘩然。港臺報紙更是大做文章，認為中央高層對改革開放出現了分歧。　　

　　我調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以后，才得知那篇社論原稿上并沒有“要問姓社姓資”的提法，而是那位社長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后來，為了擺脫自己的被動，那位社長竟向上面撒謊說“‘問姓社姓資’的話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則一向認為“問姓社姓資”是“一種‘左’的傳統觀念”。與此同時，他又批準編印一封“讀者來信”，摘信中的話說：“那些對改革開放不主張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蟲，便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的應聲蟲！”這種兩面派手法并不高明，此后不久，那位社長就離開了人民日報社?！　?/p>

　　當然，這只不過是1991年這場交鋒的一個插曲罷了。這種爭論和交鋒還發展到更高的領導層，其具體情況這里就恕不詳談了?！　?/p>

　　我們自覺巧妙地進行針鋒相對斗爭　　

　　組織撰寫和發表皇甫平系列評論之前我曾預料到會引起爭論，也做好了冒一點風險的思想準備。但是我決沒有想到會引起這么激烈的反應，會招致如此兇猛的“批判”，拿大帽子嚇人竟嚴重到如此程度?？吹侥切┩崆覀兾恼略?、無限上綱撻伐的“大批判”文章，我們本想進行反擊。但當時上海市委領導理解我們的處境，悉心保護我們，在任何會議上都沒有給我們施加過壓力，所以我比較坦然。同時遵照市委關于淡化處理、不要正面交鋒的指示，我們顧全大局，對惡意攻擊的文章一概不予置理。但對于這些重要情況，我覺得有必要向市委領導作一次較為詳盡的書面匯報。于是，就在系列評論第四篇文章發表后十天，也就是4月23日，我以《解放日報》總編室的名義給市委寫了一份報告。在報告中講了皇甫平文章的來龍去脈，我怎么考慮要發表這四篇文章？這四篇文章發表后有什么反應？既反映了正面情況，也反映了反面的。另外，也提到港臺報紙的報道，比如最早報道皇甫平文章的是臺灣《聯合報》，認為皇甫平文章是上海在叫板北京，反映了上海跟北京的矛盾，云云。我把《聯合報》的有關報道復印件作為附件一并呈報給市委領導。　　

　　在送出這個總編室報告的同時，我又給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長、分管宣傳的市委副書記三位領導，寫了一封信，著重說明為什么這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不送審。我說，當前形勢錯綜復雜。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的談話很重要，是對全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新的動員，《解放日報》作為黨報應該有這個責任進行及時宣傳。按照歷年的慣例，黨報的社論、重要的評論員文章應該送審，但并沒有規定署名文章、署名評論也要送審，皇甫平評論按慣例是可以不送審的。更重要的是，我擔心送審會讓你們為難和被動，如果由此產生什么問題的話，我愿意個人承擔責任。　　

　　對我的這封信，書記和市長都圈閱了，但沒有表示意見；市委副書記作了批示，但批示沒有講文章該不該寫、寫得對不對，只批了一句話，像類似這樣的文章今后還是要送審。對此，我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評，表示愿意承擔責任，一方面心里也更有底了。　　

　　當時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分管理論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副部長劉吉同志，一再表示皇甫平文章寫得及時，寫得好！他說有人說我是你們的后臺，可惜你們寫文章時我并不知道，當不了后臺。他還提議，可以把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第三篇文章重新發表，同時加一個編者按，讓廣大讀者來評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張過“不要問姓社姓資”？　　

　　更為難得的是，他還把皇甫平這組系列評論文章、包括對我們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都搜集起來，通過鄧楠同志轉送給鄧小平同志。因為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時，鄧小平同志正在上海過春節，是會看到這篇文章的，加上劉吉同志轉送的材料，我估計鄧小平同志對皇甫平事件知道得還是比較早的?！　?/p>

　　盡管如此，作為組織撰寫和發表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的始作俑者，我當時還是承受著重大壓力，連我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的任命到6月初也被突然取消了。當時我已經交接完工作，《解放日報》連歡送會都已開過了，我的行裝也已準備就緒，飛機票都買好了。但中央組織部臨時來了一個電話，就突然取消了對我的任命。好在我在《解放日報》工作了近三十年，大家對我很了解，所以這件事對我并沒有太大影響，大家反而都很同情我。我仍舊擔任解放日報社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還是主持《解放日報》全局工作?！　?/p>

　　鄧小平南方談話讓皇甫平擺脫困境　　

　　據說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展開的交鋒中，有一句話在北京流行著：“京都老翁，坐看風起云涌?！边@表明鄧小平同志當時非常冷靜地、不動聲色地觀察和思考了1991年發生在我國的這場思想交鋒。　　

　　兩個多月后，也就是1992年春天，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多次論及這場交鋒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論觀點。　　

　　1989年、 1990年到1991年，鄧小平同志多次在內部找中央領導同志談話，而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我猜想，他作為退休老人，可能不想再走到前臺來。但是從1991年這一年的爭論和交鋒中他可能看得出來，皇甫平的文章完全是在宣傳他的思想，竟然會引起那么大的反對的聲音、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他如果再不走到前臺發話，就很難直接推進改革開放了?！　?/p>

　　所以他在選擇時機。進入1992年，中央就要開始醞釀十四大的主題、醞釀十四大領導班子的組成。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最關鍵的時刻，鄧小平同志選擇這個時候，以88歲高齡，親自視察南方，應該說時機選得非常好。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從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來大講改革開放，反復強調改革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他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p>

　　針對1991年思想交鋒中暴露出的問題，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白蟆钡臇|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p>

　　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正如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所高度評價的：“今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精辟地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地回答了這些年來經常困擾和束縛我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大音稀聲掃陰霾。曾幾何時，那些激烈抨擊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的“左”的政治家、理論家，紛紛收起他們手中的大帽子，偃旗息鼓了，有的連忙轉向寫“防‘左’”文章了。　　

　　我們得風氣之先，在 1992年2月4日，即農歷壬申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發表皇甫平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一周年的時候，在《解放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特別約請施芝鴻同志撰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的重頭評論，在全國拉開了率先宣傳、深刻闡發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的序幕。文章發表后，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人家一看標題這么大的氣派，就知道講這個話的人肯定是鄧小平了；人家一看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這樣旗幟鮮明地率先宣傳和闡發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重要談話，就知道一年前鄧小平同志在上海過春節期間的重要談話同南方談話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　?/p>

　　3月份黨中央向全黨傳達了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精神后，新華社向全國轉發了《深圳特區報》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栩栩如生地傳播了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活動和談話內容。中央和全國各地報紙紛紛發表自己的言論?！　?/p>

　　從4月份開始，我們又在《解放日報》接連發表由我精心策劃和組織的四篇署名為“吉方文”的評論文章：　　

　　第一篇是《論走向市場》，論述了鄧小平同志關于要搞市場經濟的思想。后來，劉吉同志告訴我，這篇評論被黨的十四大報告起草小組選為參考文件?！　?/p>

　　第二篇我們寫了《論加速發展》，是約請施芝鴻同志撰寫的，集中論述了鄧小平同志關于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這篇文章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　?/p>

　　第三篇是我們在1991年想寫而沒有來得及寫的：《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文章也被《人民日報》在顯著地位全文轉載了?！　?/p>

　　第四篇是《論換腦筋》，闡述了鄧小平同志參觀首鋼談話時關于“不換腦筋就換人”的精神。我們這篇文章重點論述了要換腦筋的問題，也就是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轉換計劃經濟習慣思維。當時《北京日報》全文轉載了?！　?/p>

　　這些情況生動地表明，同一年前發表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時的遭遇大不相同，全國輿論態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個生氣蓬勃的加快改革開放的輿論環境，很快在中華大地蔚然形成。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國相繼舉行的好新聞評獎活動中，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均以高票獲得一等獎。1992年10月，在中共上海市第六屆黨代會上，我也以高票當選為市委委員。過了幾個月，1993年4月，中央就決定調我到人民日報社任副總編輯。　　

　　實踐證明，在當代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發展市場經濟是大勢所趨，加快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眾望所歸，與時俱進不斷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p>

　　18年過去了。今天回過頭再看那場思想爭論和交鋒，我更深刻地認識到，輿論要在社會歷史的緊要關頭發揮先導作用，就要勇于和善于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敢為天下先，成為時代的晴雨表、社會的風向標。這是新聞工作者應盡的社會責任?！　?/p>

　　寫到這里，我要著重說一下皇甫平、吉方文系列評論的合作者施芝鴻同志。他在皇甫平系列評論寫作中貢獻很大，不僅執筆起草了兩篇重要文章，而且在1992年春節又為《解放日報》撰寫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的署名評論，在全國最早宣傳和深刻闡發了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1994年3月，施芝鴻同志又應我約請同我合作撰寫了《人民日報》重點評論《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堅戰》，得到中央領導贊賞，產生良好社會影響，并與皇甫平系列評論一樣獲得全國好新聞一等獎。我同施芝鴻同志有過三十多年的交往，他在上海市郊農場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農委工作時就是《解放日報》的得力通訊員和重要作者。2003年我在出版專著《寧做痛苦的清醒者》時，在《后記》中曾特地寫上這么一段話：“這里我特別要向施芝鴻同志致謝，他文才卓犖、人品高尚，默默無聞地為《解放日報》的報道和評論工作做出重要貢獻。他曾為此受到過政治壓力和不公正的對待，然而他無怨無悔，任勞任怨，依然辛勤播種，埋頭勞作。善有善報！現在他終于有了收獲，終于可以一展抱負了。我真誠祝福他！”現在他已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肩負服務中央領導同志、起草中央重要文稿的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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