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紀委對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工委書記兼管委會主任皮黔生(副部級)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調查，于　6月17日　決定給予皮黔生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這是繼不久前許宗衡東窗事發之后又一“改革先鋒”的黯然謝幕。今天我想談談我對許宗衡、皮黔生之流的“改革先鋒”的看法。　　

一、許宗衡到皮黔生：“改革先鋒”落馬的時代已經開始　　

1．“深圳新一輪改革”與許宗衡落馬　　

許宗衡是第一位有長期在深圳工作經驗的深圳市長，以前深圳市長都是“空降”的。1993年，許宗衡奉調前往特區深圳，開始他在廣東的政壇生涯。最初，許只是一名深圳市委組織部的處長 ，但經過1994年-2000年6年時間出版系統與市委黨校領導工作的鍛煉，2000年，許宗衡重新回到深圳市委組織部后直接被提拔為“二把手”，并很快“扶正”擔任深圳市委組織部部長，同時成為深圳市委常委 。2003年，許宗衡再次晉升，他離開組織系統，進入深圳市政府任常務副市長 。2005年，他接替李鴻忠，任中共深圳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黨組書記至今，這離許宗衡奉調前往特區深圳已經有12年。他也因此終結了深圳特區行政首長歷來“空降”的歷史。　　

　2009年5月6日　，《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獲得國務院批準通過，其中深圳市2009年的改革重頭戲，已經包括了向中央申報將特區范圍擴大至全市，即將原屬關外的寶安區、龍崗區和光明新區納入特區之內。如果獲得批準，深圳特區的總面積將由現在的395平方公里擴容為1948平方公里。此外，在該方案中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深圳將實行“行政權三分”，行政層級將由原先的四級減少為三級。　　

一般認為，《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是許宗衡一手推動的。主政深圳期間，許宗衡特別注重抓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推行“強勢政府”， 此外，許力促深圳官員接受審計評議，讓一批審計不合格的官員直接下崗。特別是許宗衡剛剛上任，就開始籌劃新的深圳政治經濟改革方案，核心是決策權、行政權和監督權的三權分立。據說，這“借鑒了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能夠通過制約和平衡有效的遏制腐敗”。可惜，《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剛剛通過，一手推動它“遏制腐敗”的許宗衡就于　　2009年6月5日　凌晨　被中央紀委帶走“雙規”，上演了一場黑色幽默。　　

2．天津濱海新區與皮黔生落馬　　

皮黔生曾是天津的改革風云人物。1984年8月，他出任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下稱管委會）研究室負責人。此后的23年，皮黔生在開發區歷任要職，先后出任開發區總公司經理、管委會主任助理、開發區總公司副總經理、管委會副主任、總公司總經理、管委會主任、市外經貿委主任、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　　

在某些公眾場合，皮黔生喜歡自詡為“老開發”。 上世紀90年代初，皮黔生在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助理期間，一度集開發區規劃建設、土地管理、房地產管理、環境保護等四個局長于一身，由此落下“皮四局”的綽號。其能力、精力可見一斑。2000年9月，身為天津市委常委的皮黔生，出任濱海新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集濱海新區黨政大權于一身。作為天津市經濟發展最快、財政收入最好的區域，濱海新區不僅是天津市的門面，也被視做“環渤海經濟圈”發展的領頭羊。皮黔生擔此重任，仕途頗為看好。　2007年6月10日　，皮黔生被免去天津市委濱海新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的職務。經過兩年的調查，日前，中紀委決定給予皮黔生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3．“改革先鋒”落馬的時代已經開始　　

　2008年9月27日　，溫家寶總理在天津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特地對濱海新區進行了考察。當晚，溫總理在聽取天津市關于濱海新區改革開放的情況匯報后，作了重要講話：“廉潔非常重要，新區的班子和各級領導要以身作則，不管怎樣，新區要非常廉潔，領導班子一定要站得住。”

媒體解讀為，溫總理的這番話凸顯出有效監督“創業元老”的急迫性。“創業元老”作為某一部門或某一區域的最初締造者，難免滋生居功自傲的心態。這些位高權重的“創業元老”，長期處于監督的真空地帶，內部制約與監督機制形同虛設，極易產生腐敗現象。

我認為，與其說“創業元老”，不如說“改革先鋒”。“創業”一般指白手起家的狀況，新中國成立已經60年了，許宗衡、皮黔生等人誰不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創業元老”所謂的“創業”主要指的是某些“改革開放”的措施。許宗衡到皮黔生的接連落馬表明，“改革先鋒”落馬的時代已經開始。　　

二、為什么“改革先鋒”又 “極易產生腐敗現象”　　

1．兩種改革方向的較量

為什么“改革先鋒”又 “極易產生腐敗現象”呢？ 難道說，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的改革也會造成腐敗？如果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明白兩種改革方向。

社會主義制度也和其它各種制度一樣，必須不斷通過改革加以完善。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是改革開放的關鍵，社會主義改革和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改革這兩種性質的改革的斗爭貫穿改革開放始終。鄧小平同志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 江澤民同志指出，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胡錦濤同志指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　　

如何判斷社會主義改革和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改革這兩種性質的改革呢？我認為，主要是看改革是落實了工農群眾的主人翁地位，還是不斷提高少數“精英”的地位。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在毛主席時代，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一套以“鞍鋼憲法”，“大慶經驗”，“大寨經驗”為中心的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通過這些“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改革，落實了工農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發揮了工農群眾的積極性，完善了社會主義。

1978年以來，盡管鄧小平同志等中央領導多次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如：“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但是，改革相當程度上不相信工農群眾，例如國企改革，一開始就是大搞“廠長負責制”，提高少數“精英”的地位，如此改革，很難保證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出問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國的舊體制雖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畢竟存在比較嚴密的監督機制。資改派打著“改革”的旗號，制造體制的混亂和監督機制的失效，由此實現腐敗便利化，如此改革，“改革先鋒”當然會 “極易產生腐敗現象”。像國企改革大搞“廠長負責制”必然導致廠長的腐敗。作為《抉擇》原型的那家紡織廠每年的招待費就一千多萬元。每個廠頭退休，發給一百萬元辦三產，也就是個人小紡織廠。于是大紡織廠周圍布滿了小紡織廠，國家的資金、原料、市場都流到了小紡織廠。小廠紅紅火火，大廠一點一點被蠶食，氣數將盡。大廠的工人失業，被小廠以低價招來，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隨意壓榨剝削。

有人說：“腐敗不是改革開放造成的”。而在　1982年4月10日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向他的同事們發出了警告：“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顯然 ，在鄧小平同志看來，正是“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導致了“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腐敗正是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的改革造成的。　　

總之，從根本上說，“改革先鋒”又 “極易產生腐敗現象”是因為這些“改革先鋒”根本不是希望通過改革完善社會主義，而是希望通過改革實現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他們的所謂“改革”就是實現腐敗便利化，把中國變成一個舊中國似的“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這些“改革先鋒”本質上正是腐敗精英。　　

2．一輪資改，一輪腐敗　　

有人說：“改革開放以前也有腐敗”。沒錯，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絕對的、徹底的和腐敗絕緣，關鍵是能否把腐敗限制到最低限度。在“三反”運動后，毛主席時代的腐敗大多是小打小鬧，涉案金額較少，大貪污犯很少出現。沒有形成大面積的腐敗現象。都是一個人、兩個人，很少有集體腐敗。1959年安徽鳳陽縣六級干部會議的材料顯示，在該縣查出的“問題”干部中，662人共貪污39004元，每人不到59元；962人共挪用公款41788元，人均約43元；占小便宜的377人共占了2113元，每人不足6元；而鋪張浪費的734人共浪費了729元，人均不到1元。如果按照今天的標準，這些腐敗分子恐怕可以評一個“廉政模范”。　　

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 中國出現了以貪污、送禮、走后門為中心第一次腐敗高潮。鄧小平同志把當時的情況和建國初期作了比較：“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那個時候，貪污1000元以上是‘小老虎’，1萬元以上是‘大老虎’，現在一抓往往就是個很大的‘老虎’！”　　

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后實行“價格雙軌制”，使中國出現了以官倒官商為中心第二次腐敗高潮。官倒官商風潮席卷全國，“10億人民9億商，剩下1億在觀望”。到1988年，官倒官商為中心的腐敗高潮達到了張頂峰，據趙紫陽下臺后的報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的兒子也參與了倒賣彩電的活動，堪稱駭人聽聞。

1992年，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不說“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絕不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計劃，相反，當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當然要搞得更好。然而，資改派蓄意歪曲，只談“市場經濟”不提“社會主義”，大搞亂集資、亂開發、亂招商，使中國出現了以土地審批和房地產開發為中心的第三次腐敗高潮。反腐專家、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黃葦町說，“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生產要素開始進入市場，像土地審批、證券交易等。腐敗也由倒賣生產資料轉向生產要素方面。”　　

1997年，十五大提出加快國企改革。中央領導同志幾乎每年都嚴正批判以“賣光”、“送光”為代表的私有化輿論和行動。但是私有化輿論和行動屢禁不止，造成嚴重后果。曾任國資委副主任的李毅中說：“有些地方低估賤賣，一賣了之，甚至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伴隨著私有化為中心國企改革，中國出現了以盜賣國企資產為中心的第四次腐敗高潮。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集體非常重視反腐敗工作。在十六大之后的2003年，被媒體稱作中國的“反腐敗年”。這是新一屆領導集體施政的第一年，這一年因腐敗問題被判刑或查處的省部級高官達13人，包括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原云南省長李嘉廷，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等。這使得中國的腐敗的行為有所收斂。　　

但是，資改派借機歪曲改革方向，把改革的高潮變成腐敗高潮的行為并未停止。2005年6月，上海浦東新區被批準為我國首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2006年5月26日　，國務院又正式批準天津濱海新區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2007年12月14日　，國家發改委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至此，我國綜合改革試驗區初步形成了東（上海、天津、深圳）中（武漢、長株潭）西（成都、重慶）互動的試點格局。今年許宗衡、皮黔生的接連落馬表明，利用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改革的中國第五次腐敗高潮已經初漏端倪。　　

以上主要說的是經濟改革，科技、醫療、教育等其他領域乃至政治領域情況類似，每一次改革的高潮，最終都變成了腐敗高潮。　　

可見，大規模的腐敗正是隨著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發展起來的。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每一次改革的高潮，資改派都借機歪曲改革方向，把改革的高潮變成腐敗高潮。　　

三、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嚴懲披著 “改革先鋒”外衣的腐敗精英　　

1．毛主席反腐的經驗　　

毛主席反腐的經驗，一是依靠群眾，二是嚴懲不貸。　　

毛主席時代的反腐敗主要不是靠專門機關，而是靠黨和政府自上而下發動和領導的群眾運動，靠群眾檢舉揭發來懲治腐敗行為。據統計，在“三反”運動期間，全國共揭發出貪污分子和有貪污錯誤的人120多萬，其中105916名為貪污1000元以上者。60年代，在參加“四清”運動的41萬人中，清查出15100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人，占3.9%。毛主席發動一次次的群眾運動，保障了革命隊伍的純潔性，防止了權力失察的腐敗現象。事實證明，資產階級、犯罪分子或潛在的罪犯，最害怕群眾運動。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罪惡行為都可能逃脫司法機關的視線，卻逃不過群眾的眼睛。清華大學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說：“單就反腐敗的效果而言，群眾運動是非常有效的，對于腐敗分子有很大的威懾力。”　　

早在建國以前，毛主席對根據地的貪污犯無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都是一律嚴懲不貸。像延安時期的貪污犯肖玉璧打過多年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功顯赫。案發后，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毛澤東問：“肖玉璧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說：“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肖玉璧被依法執行槍決。　　

建國以后的毛主席時代，有人貪污幾十塊錢團費都受到很嚴重的處理，“萬字號的都槍斃”，就是貪污上萬元就槍斃。像著名的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揮霍、送禮共3.78萬元（舊幣3.78億元），其中劉青山1.83萬元，張子善1.94萬元。其時的天津市委書記黃敬就提出重判不斃的請求；華北局拿出的意見是判處死緩；征求天津地區552名黨員意見時，有335人同意判處劉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對，同意判張子善死刑的多一些，但也不是全部。毛主席對此說道： “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殺張子善、劉青山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誰要搞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最終，判處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死刑，立即執行，并沒收其本人全部財產。從此，中國贏來了20多年比較清廉的日子。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用“法治反腐”的名義，否定毛主席反腐的經驗，否定禁止群眾運動的現象愈演愈烈。其實，“法治”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一樣，都不是超階級的，都有具體的階級內容。建立在否定禁止群眾運動基礎上的“法治”是代表誰的利益；腐敗分子和人民群眾誰在這種“法治”的立法、執法中作用更大；這種“法治”究竟是真的在懲治腐敗，還是在慫恿、縱容腐敗，是很清楚的。像近年被稱為“中國金融第一案”的主犯石雪被判處死緩。石雪貪污公款2.6億；挪用公款1.19億余元，尚有6300萬余元未退還；作為大連證券公司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集體私分給個人，共私分國有資產264萬余元。并且，石雪沒有任何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法律精英歡呼雀躍：“新加坡、香港以及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多數都廢除了死刑，即使保留死刑，也不適用經濟犯罪。貪污公款2.6億判死緩表明中國向法治國家靠攏了一大步”。如此“法治反腐”， 反腐敗越反越腐敗也就不奇怪了。　　

2．80年代對項南、雷宇的懲治不力直接促成了腐敗的泛濫

80年代中期，改革的問題開始暴露，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晉江假藥案”和“海南汽車案”，但是對主要責任人項南、雷宇的懲治不力，沒有及時端正改革的方向，直接促成了腐敗的泛濫。

 “晉江假藥案”指福建省晉江縣陳埭鎮涵口村是個假藥制造中心，三年之間，有五十九家鄉鎮企業制造假藥，產值三千萬元，用行賄、欺騙手段銷往二十八個省、區的三千多家醫藥、醫療單位。陳埭鎮依靠賣假藥成為省內首屈一指的“億元鎮”的行為得到了項南的賞識，把假藥廠捧為“鄉鎮企業一枝花”， 一再表揚陳埭鎮的假藥廠。甚至社會輿論揭露、批評涵口村制售假藥時，項南仍把這枝“花”與自己的政績連在一起，認為否定“花”就是否定自己，千方百計的阻撓調查，導致假藥廠在暴露后仍然生存了兩年之久，造成大批人因為假藥失去了生命。

“海南汽車案”是原廣東省海南島發生一起大量進口和倒賣汽車物資的嚴重違法亂紀事件。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經批文“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 不過雷宇故意忽略了最后一段文字，于是海南島開始了瘋狂的汽車倒賣運動，在　1984年1月1日　至　1985年3月5日　的一年多時間里，采取炒賣外匯和濫借貸款等做法，先后批準進口8萬9千多輛汽車，已到貨7萬9千多輛，還有電視機、錄相機、摩托車等大量物資，并進行倒賣。這其實是變相的走私行為，徹底擾亂了中國汽車行業，把中國汽車業幾乎沖垮。

顯然，項南、雷宇絕不僅僅是一個犯錯誤的問題，而是涉及改革方向的大是大非。依靠賣假藥、走私拉高GDP，制造“政績”，這完全是一種犯罪行為。況且后果又這么嚴重，一個造成大批人因為假藥失去了生命，另一個把中國汽車業幾乎沖垮，判兩人重刑甚至死刑都是不過分的。可是，當時對這兩人的處理很輕微。項南是引咎辭職，其實不辭職也到了退休年齡了；年輕一點的雷宇是被撤職，但是不久又復出在其他部門任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項南、雷宇不是幸運兒，而是倒霉蛋。大多數披著“改革先鋒”外衣的腐敗精英結局要比項南、雷宇好的多。像被人們稱為“任你胡來”的通過彎曲張志新案丑化毛主席起家的任仲夷，在主政廣東期間大搞色情業來吸引外商。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多次嚴厲批評，質問“廣東的老鴇為什么不殺幾個”。任仲夷等人一直陽奉陰違，廣東的腐敗越來越嚴重，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卻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在90年代末，任仲夷終于暴露了真面目，大肆叫囂“我看政治改革還是要像經濟改革那樣，學習借鑒人類一切先進的東西”，“中國應該學習借鑒西方社會先進的政治文明”。

當“晉江假藥案”和“海南汽車案”東窗事發時，廣大腐敗精英惶惶不可終日，生怕發生一場端正改革方向的群眾運動，等到項南、雷宇受懲治的結果一出來，廣大腐敗精英放了心：“假藥大王”不過引咎辭職，其實不辭職也到了退休年齡了，“走私大王”不過是被撤職，但是不久又復出在其他部門任職，“任你胡來”等大多數披著“改革先鋒”外衣的腐敗精英更是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還怕什么？干吧！于是，一場全國性的官倒官商運動開始了，中國從此深深陷入了腐敗的深淵。最終，“海南汽車案”發展成了“遠華走私案”， “晉江假藥案” 發展成了“三鹿奶粉案”，此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總之，必須學習毛主席反腐的經驗，一是依靠群眾，二是嚴懲不貸，決不能像“晉江假藥案”和“海南汽車案”一樣輕描淡寫。　　

剛剛寫完，聽說全國政協通過了免去陳紹基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披著 “改革先鋒”外衣的腐敗精英會落馬，更不知道許宗衡、皮黔生落馬后是會像劉青山、張子善落馬之后贏來了20多年比較清廉的日子，還是會像項南、雷宇落馬之后進入了20多年更加腐敗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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