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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辯證地看中國改革三十年

劉國光 · 2009-05-24 · 來源:烏有之鄉
建國六十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劉國光:辯證地看中國改革三十年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值得紀念的一年。當前,國內理論界以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掀起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驗的熱潮。本文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來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范圍很大。因此,本文的分析先從辯證法這個角度入手。辯證法包括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三條規律.我們利用“否定之否定”或“正”、“反”、“合”規律來分析中國經濟改革30年的一些重大問題。否定之否定規律是辯證法的規律之一。否定之否定規律就是“正”、“反”、“合”的規律。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不斷地實現新發展,實現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并由此推動事物向更高階段發展。對我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也要運用這一規律。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是“正”,改革開放之后的一段時期就是“反”,這是一個否定。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的“正”和“反”是從方法論和邏輯上講的“正”與“反”,而不是價值判斷。

我國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的“正”與“反”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主要有:一是經濟運行機制。由過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二是所有制結構。過去是單一的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純越好,一切向國有制看齊;改革后實現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及其他各種混合所有制經濟都得到了發展。三是分配制度。過去名義上是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實際上實行的是偏于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分配制度;改革后,在分配制度方面開始注意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逐步趨向共同富裕。經過30年的“正”與“反”的矛盾運動,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同時也積累了一些新矛盾,需要新的“正”、“反”運動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新的綜合。

一、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在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運行機制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推動了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在全部商品流通總額中,目前市場調節部分已占90%,以上。幾年前有人估計,我國市場經濟在整體上完成程度已達70%,左右。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不夠完善,還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資源要素市場、資本市場等。在一些領域由于經驗不足而犯了市場幼稚病,從而導致過度市場化的問題。如,在教育、醫療、住宅等領域不該市場化的部分也大搞市場化,以至于發展到對市場過度迷信的地步,并帶來一系列不良后果。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市場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都充分展現出來。市場經濟在發揮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逐步顯露出來。特別是在經濟總量綜合平衡、環境資源保護及社會公平分配等方面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這與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一定的關系,單靠市場機制本身是不能有效解決的。因此,在當前迷信市場成風、計劃大有成為禁區的氛圍下,重新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一點在1992年已明確寫入黨的十四大文件。這些年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在不斷加強,在短期經濟波動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貨膨脹和治理通貨緊縮兩方面的成功經驗。但國家計劃對短期和長期宏觀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明顯減弱,計劃本身多是政策匯編性的,少有約束性、問責性的任務,計劃的要求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大,中央計劃與地方計劃完全脫節,國家計劃控制不了地方盲目擴張行為。國家計劃逐漸軟弱,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已影響到宏觀調控的實效,造成國民經濟發展許多方面失衡。

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現在已到了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指導作用的時候了。針對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經濟發展進程的狀況,黨的十七大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黨的十七大重新強調多年未提的發揮國家計劃的導向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計劃手段是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目前,只有少數市場經濟國家設有計劃機構,并編有預測性計劃,多數國家沒有采用計劃手段來調控經濟。但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在宏觀調控中利用計劃手段。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財政、貨幣、計劃三者關系中,計劃應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指針.財政、貨幣政策要有計劃的指導。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能分開,計劃是宏觀調控的主要內容。

黨的十七大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講的那樣,“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是計劃與市場在更高層次上的新結合,主要表現為:一是現在的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的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層面的計劃。二是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現在的計劃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計劃,而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又是有必要的約束和問責的計劃。

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不能把“計劃性”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之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有計劃的”。我們要依照這個精神,努力改進國家計劃工作和宏觀調控工作,使之名副其實地起導向作用,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實現市場與計劃的更高層次的綜合。

二、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在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

關于所有制改革,現在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階段。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單一的公有制形式.倡導越大越公越純越好。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這是對單一的公有制形式的否定。這個“正”與“反”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公私比例關系上的“公”降“私”升上,這是合理的。因為改革開放以前私有經濟所占比例幾乎是零.公有制占絕對地位。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相當長的階段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高于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也快速上升。這一“正”與“反”變化過程已持續了30年。當前,“公”降“私”升是不是到了一個關鍵階段,是否需要新的否定和新的綜合?對此,社會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意見認為,現在我國的所有制結構仍以公有制為主體。但他們的統計和計算方法存在一定問題,表現為他們將自然資源、行政性資產都計算在了公有經濟名下。把資源性資產都算作國有資產,那國有資產當然應該十分可觀,僅土地一項就占有較大比重。實際上我們講的國有資產應主要指經營性資產。而不應包括資源性資產。第二種意見認為,我國目前的公有制地位已開始動搖。第三種意見認為,我國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喪失,私有制已開始占據主體地位。持第三種意見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出于憂患意識,擔心這種情況出現,主張重新建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另一種人的意見是主張私有化,不贊成姓“公”姓“私”之爭,認為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標志著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成功,現在到了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了。

以上對公有制是否占有主體地位的幾種觀點都是個人根據自己的計算和估計數據提出的。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現在到底是什么樣,公有制還是不是居于主體地位?學術界對此有很多爭論,迫切要求國家統計機構和有關部門統計并公布這方面的數據。目前,在國家綜合部門、統計部門尚未拿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結構數據前,難以準確判斷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現狀。但從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直到現在,黨的文件一貫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七大重申了這一主張:“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當然不是空話,不是停留在文字面上,而是要堅決貫徹落實的。

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并非恢復過去“大一統”的公有制經濟,也不是恢復舊模式的國有經濟,而是在保證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毫不動搖地保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并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深化國有經濟改革。這是所有制經歷了“正”、“反”兩個階段之后在更高階段的綜合。有人說公有制存在效率低的弱點,是官僚經濟、權貴經濟。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談到這個問題(見《開放導報》2007年第5期)。實際上,公有制經濟并非注定效率就低,20世紀60年代我國的“鞍鋼憲法”有很好的經驗,日本等國有企業管理都吸收了它的經驗。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管得好的,具有較高的效率。應承認,我國的國有經濟內部管理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某些企業管理不善。變國有資產為少數企業高管人員的個人財富和私有財產: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在腐化變質,有的企業領導自定薪酬,幾十萬、幾百萬年薪的高工資,遠遠高出普通職工月薪只有幾百、幾千元的水平。但這些都不是公有制固有的屬性.不能以此斷定公有制就是低效率的。國有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要通過改革去解決,但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既不能回到過去“大鍋飯”的舊體制,也不能維持現在被扭曲的狀態,而是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目前存在的壟斷和腐敗問題,解決國有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問題,要使國有企業在維護社會公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農村不能例外。我國農村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集中體現在鄧小平同志所講的“兩個飛躍”上。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改革開放開始時的一個否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大發展,經過30年的發展,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應著手實現第二個飛躍,即發展新的集體經濟。集體經濟也是公有制實現方式。鄧小平同志講“兩個飛躍”時就說,“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這又是一個否定,是新階段的新綜合。發展新的農村集體經濟不是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產隊體制,而是發展在充分考慮農民的財產權益基礎上的新型集體合作經濟。目前,新型集體合作經濟已在我國起步。如,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皇城村、山東的南山村,等等。目前。蘇南、浙江、廣東一些農村最近興起了社區股份合作企業,這些集體合作組織帶動農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做出了貢獻。

三、在分配關系方面。要從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

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到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這是完全正確的。是改革開放后一次最成功的否定。但如果收入差距太大,以至出現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就需要新的否定,讓先富帶后富,縮小貧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分配領域的更高綜合。

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內,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其正面的積極作用,促進了效率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但如果貧富差距過大,不能實現先富帶動后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實現公平的目標,就必須強調效率與公平二者同時并重,而且更加重視和強調社會公平。我在2003年《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一文中提出“逐步淡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向實行效率與公平并重的原則過渡”,并向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提出建議。2005年我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中,再次闡明了這一主張。在《要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一文中,除指出把公平置于“兼顧”的次要位置欠妥外,還認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報告征求意見稿中還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字樣,受到一些同志的非議。但全會文件最終定稿時,消除了這兩種提法,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黨的十七大將初次分配也要重視社會公平這一原則寫入了中央文件。我的上述主張與黨中央的最終決策是一致的。

淡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強調“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不是要回到過去的“大鍋飯”,不是回到過去的平均主義,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與提高。從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先富帶后富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然后再轉回到“同時注重公平與效率、更加重視公平”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視公平”,這些提法的變化是明顯的“正”、“反”、“合”例子。

收入分配關系的“正”、“反”、“合”是與所有制關系的“正”、“反”、“合”有機聯系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但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提出了很多緣由。如,城鄉差別擴大、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后,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是收入差別擴大的主要影響因素。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與所有制結構變化及“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存在著必然的關系。這種關系被某些學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時,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

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需要從多方面人手。目前,人們往往從分配關系人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入手,來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對此,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來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的趨勢。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因此,分配上的新綜合是以所有制上的新綜合為前提條件的。所有制發展上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公、私兩種經濟,不能只片面強調一個“毫不動搖”;要延緩“公”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制結構轉換過程。只有這樣.才能最終避免貧富的兩極分化。

總之,無論是運行機制、所有制結構還是分配制度。都有“正”、“反”、“合”三個發展階段。還有很多例子也都經歷這樣三個發展階段。改革過程中否定之否定中“合”的階段正在開始.能不能堅持正確的發展觀,做好更高層次的綜合,決定著改革的成效。綜合得好,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會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經濟社會能繼續保持高速穩定的發展。改革開放由“正”到“反”,從“反”到“合”,決不是倒退,更不是走回頭路。而是實現了更高層次的綜合,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告訴我們,不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國沒有出路,市場化走過了頭。也沒有出路;完全市場化,不要國家宏觀計劃調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完全的兩極分化,不要社會公平,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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