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理智與理智的民族
----對學界與“智庫”的思考
最近，兩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學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其一是對眼前的經濟危機，權威學者一再誤判，表現得像保爾森和伯南特的應聲蟲，完全沒起到預見、預警的作用。以至于在3月初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劉革新提出“要淘汰一部分經濟學家”。3月19日出版的《瞭望》雜志則將經濟學家們稱為“抬轎派”：
“2008年4～7月份，國內經濟形勢已出現逆轉時，‘抬轎派’學者還把經濟增速下滑作為調控的成績來宣揚。”
其二是在2月27日2009跨國公司中國論壇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宣布：“經國務院批準，總理親自批示同意，最近我們要成立一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由原副總理曾培炎先生出任理事長，主要任務是從事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和交流，為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辦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咨詢服務。”
在該中心的網站上，明白揭示其“職責范圍”包括：
一、 參與聯合國發展業務系統“聯合國發展援助框架”（UNDAF）和“共同國別評估”(CCA)及國別政策的制定工作。
二、 承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對華援助方案的總體規劃、國別方案涉及區域合作和南南合作的規劃和設計，以及項目的立項和設計。
三、 負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工發組織對華援助的項目的執行、實施、評估和財務管理。
四、 作為商務部國際援助的專業執行機構，承擔國際對華援助的項目管理和執行工作。
五、 承擔對外援助一般物資項目立項后招標的組織、決標和實施管理工作。
六、 承擔商務部主辦的相關會展活動的具體組織工作，以及人員培訓、緊急救援物資的采購等事務性工作。
七、 為國際組織、國內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提供項目管理服務。
八、 承擔中國民間組織促進會、中國服務貿易協會、中國聯合國采購促進會等社團秘書處的日常工作。
九、 承辦商務部交辦的其他事項。
（http://www.cicete.org/operation.htm）
明顯是一個掛靠商務部、承擔政府職能外包的半壟斷機構。但眾多媒體卻將其視為：“中國最高級別的智庫。”，理由是：
“這個經溫家寶親自批示成立的機構，擁有超級陣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厲以寧、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等數十位官員、知名學者、央企負責人位列其中。” （《中國“超級智庫”背后的桎梏》 2009年04月16日 時代周報 特約記者劉洪慶）
于是，對“智庫”的議論一時間紛紛揚揚。然而，其中一些中心議題卻令筆者產生“不著調”之惑。
“上達天聽”？
議論中比較集中的是“上達天聽”之途。不少人抱怨：“民間智慧”缺乏上達渠道，常常遭受到某些官員和官方智庫人員的排擠或迫害。一些高校研究中心和民間研究機構遠離政府，沒有有效渠道反映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使他們向一些地方部門建言提議，也難以上達至決策層。
平心而論，這恐怕是事實；深一層想，這事實恐怕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改變。
中國是個官本位的社會，從秦始皇推行郡縣制以來，官僚政治 “既壽且昌”。盡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盡管毛澤東為了對付官僚體制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盡管80年代學界對“官本位”作了急風暴雨般的批判，提出了“大社會，小政府”的主張，但到了2007年，據人事部公布，公務員報考比例為42：1，最熱職位達到4407：1，當官仍是社會上最向往的就業選擇。
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中，資源與“渠道”集中于“翰林院”不足為奇，那簡直就是必然。連這一點都看不明白，還妄稱“民間智慧”，其實不過是“怨婦”情結而已。
這樣的現實格局提出了兩個現實的問題：
其一，“翰林院”的職能定位。筆者接觸過一些“翰林院”的學者，據稱，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為領導寫發言稿。這樣的職能定位，談何智慧？然而，這卻不是學界所能干預的，其權、其責在政界。學界抱怨，何用之有？
其二，“民間智慧”的職能定位。筆者想到了兩位真正的民間學者——一位是黃宗羲，一位是馬克思。
黃宗羲的學術生涯在明清之交，他思考的是整個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結果從三代以下，一筆掃盡數千年帝王：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于治亂者也。”（《明夷待訪錄》）
“萬民之憂樂”高于“一姓之興亡”。天下治亂與否，但看百姓憂樂，而皇室興亡本無所謂----“無與于治亂者也”。
正因為黃宗羲鐵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指望向清王朝賣論取官，不在乎“上達天聽”，才可能得出這個在當時驚世駭俗的結果。
貧病而死的馬克思，從來沒夢想過“上達天聽”。他在大英博物館留下腳印的同時，也在資本主義史上留下無人能及的印跡。盡管從凱恩斯到熊彼得，無數權威學者宣稱駁倒了他，盡管無數政客視他為幽魂，希望將他掩埋在歷史的深處，一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卻證實了他在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洞見。報載：
德國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在接受英國《鏡報》采訪時謹慎地說：‘總的來說，我們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是不錯的。’《漢堡晚報》的專欄作家則評論說：‘最近馬克思可是越來越魅力無邊呢。’”
法國總統“薩科齊被人看到在翻閱馬克思的著作。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在上個月給予了馬克思正面評價。他說：‘長久以前，馬克思就窺探到了資本主義的運轉之道。’羅馬教皇……贊揚馬克思有‘絕佳的分析技巧’”。（《馬克思重新走紅歐洲背后》2008年10月29日《世界新聞報》）
這才是真正的“民間智慧”。其定位不是“售與帝王家”，不是“鬻智以干祿”，而是真切地認識現實。
“旋轉門”？
如果說對缺乏“上達天聽”之途的抱怨顯示了“學者”們的消極情緒，那對“旋轉門”的神往則反映了“學者”們的積極愿景。
所謂“旋轉門”頗具美國特色：
一方面，美國智庫為政府輸出具有豐富專業知識的人才，使這些學術精英‘搖身一變’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智庫又為政府換屆后的去職官員提供重要棲身之處，這使美國智庫積蓄了豐富的人脈資源。智庫與政府之間頻繁地交流人員，形成了特有的“旋轉門”現象。（《美國智庫：財團和政客的“第三只手”》2009年1月31日《瞭望》）
中國學者們也明白，智庫和政界之間的“旋轉門”，是美國的兩黨選舉制、總統任命官員制、利益集團游說制等特殊政治制度的產物，而中國國情不同。其實兩國的國情也沒太大差異，前總理朱镕基就曾任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室主任；現在，“中國最高級別的智庫”退休高官云集，不正是“為政府換屆后的去職官員提供重要棲身之處”嗎？
稍微考量一下中國的歷史，不難發現，在中國，行政權力、財產權力和知識資源基本上集中在同一個群體內。“士大夫”這個稱謂表征了這個群體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則展現了這個群體的政治——經濟地位。
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是和珅先生。
和珅的“大學士”可不是浪得虛名。乾隆在《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中特別提到和珅精通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如果他生在今天，做個“海歸”綽綽有余。他還負責編纂過四庫全書，這活兒放在今天，是科學院長、文化部長的工作。
此外，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行政人才，做過理藩院尚書（外交部長），曾先后接待過朝鮮、英國、安南、暹羅、緬甸、琉球和南掌（今老撾）等國的使臣，尤其乾隆時期清政府對英國的外交事務，幾乎交由和珅全權處理。
然而同時，他還是一位大地主，嘉慶4年(1799年)，抄家時發現，他有田產80萬畝（薛福成：《庸盫筆記》卷3）。
可見在中國，產官學本來為一體，何須旋轉門？這方面中國未必比美國落后。
然而，產官學一體的精英集團卻將中國一次次帶入歷史的輪回。苦孩子出身的朱元璋，以極為殘暴的手段對付這個集團，也沒能遏制它的貪污、聚斂，這個集團制造的、走投無路的流民，最終埋葬了大明王朝。
“奏折”與“不二過”
熱衷于“上達天聽”，羨慕“旋轉門”的“學者”們，最喜愛的是上“奏折”，最引以為自豪的是自己“奏折”中的某個觀點被某個“文件”采用。至于這個觀點對社會是利是弊，其長遠作用如何，反倒無人在意。
90年代中期，中國第一次遇到了內需不足，為政者不知所措，為學者亦不知所以然，但這并不妨礙“學者”們上奏折。既然內需不足，就應該試圖將居民存款“擠”出來，讓它變為“內需”，而最能“擠”出的領域是居民必須消費的領域。于是住房、醫療、子女教育成了“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改革”之議一時充斥學界。雖有持異議者，但無礙潮流，畢竟“市場化”已經取得了“政治正確性”。在“學者”們的“擁躉”下（別以為是“引領”，引領者另有其人，“學者”們不過是其“粉絲”罷了），這三個領域的“改革”大刀闊斧地展開。其成果舉世矚目，房地產界、制藥界成了中國頂級富豪的搖籃，而教育界則進化到了商界，成為圈地運動的驍將之一。
可惜，如此輝煌的成就遭到了不識大體的愚民的詆毀，稱之為“新三座大山”。但“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自信的學者們根本不在乎他們一度標榜的“民意”。然而，令學者們尷尬的是，他們本欲“擠”出的內需卻愈發萎縮，以至于中國經濟只能高度依賴海外市場，因為國內市場已經無法為迅速壯大的資本提供所需的利潤了。
現在，本屆政府不得不對這三個領域的“改革”進行“再改革”，而當初那些熱衷于上“奏折”的擁躉者有誰反思過自己的作用？這方面，我們的學者們倒真應該向美國人學學。
反思越南戰爭的美國人寫了《出類拔萃之輩》一書，探討了美國總統肯尼迪和其身邊的出類拔萃之輩如何將美國引入了越戰的歧途。這種反思在我們這里肯定會被視為“秋后算賬”，心懷叵測。然而，一位農夫如果不知秋后算賬，恐怕難免家道中落；一個民族不敢秋后算賬，肯定會重犯歷史的錯誤。孔老夫子早就教導我們“不二過”——不要重復過去的錯誤，但讀讀中國歷史，王朝更替的老戲重復了多少次？直到黃宗羲，才有人試圖深思其所以然。而黃宗羲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他站在天下“萬民”一方。
“計利當計天下利”
這是于佑任先生送給蔣經國的話。于佑任是前清舉人，同盟會元老。在那個年代的知識界中，出了不少這樣以天下為己任的人。
然而，在“理性經濟人”理直氣壯的今天，你在百度上搜索“經營自己”，能找到980,000條信息。關于“偽君子”與“真小人”的爭論也盛極一時，似乎君子必偽，小人方真。在這樣的氛圍下，“以天下為己任”非迂即偽，還是“做個小人真快活”，“我是流氓我怕誰”。
于是，人們在許多“奏折”背后總能發現一些利益集團的訴求，學界則將這一現象視為“民主”的前提——“民主”就是在利益集團間的討價還價過程中求得平衡。
而真正事關中華民族長遠生存的問題，卻乏人問津。
如中國的經濟系統，到底應走向何方？又會走向何方？筆者孤陋寡聞，至今未看到有說服力的文章。筆者所見者，大多以權威理論為依據，推演出其治世方略。各奉各的權威，自然各有各的見解。其相互駁難如雞同鴨講，無法服人。
其實學術爭論，目標不是取勝，而是求真，是探尋整個民族的道路。正如魯迅主張的“讀經不如讀史”。我們數千年的文明史，一個半世紀的近現代史，記錄的是民族的集體生存經驗。我們的生存經歷，是一個動態系統的演變過程。直接研究這個過程，從中探尋啟示與智慧，是我們理解歷史、理解現實的必由之路。但自金觀濤后，我們的學界似乎無此興趣，倒是吳思、李亞平、當年明月等人以小說的筆法做著類似的探尋。
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是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表面上看，全社會都在談生態保護，“生態文明”甚至寫進了中央文件。然而，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現實關系到底如何？
2001年，布達佩斯俱樂部(前羅馬俱樂部)的歐文·拉茲洛發表《Macroshift》（《巨變》）一書，認為全球系統遵循的是復雜系統演化的非線性混沌動力學。這類系統的演化有四個階段，我們現在已經接近第三階段的門檻，即接近系統發生突變的臨界狀態。一旦越過這個臨界狀態，系統便不可挽回地跌入第三階段混沌，隨后第四階段便接踵而來：要么引發大災難、大破壞、大瓦解，要么引發大突破、大轉變并進化到一種新的更高的文明。
在他看來1860－1960年是第一階段奠基時期，1960－2000年是第二階段全球化時期，2001－2010年是第三階段決定性的關鍵期，2010年以后將跌入第四階段“末日境況”，全球社會發生或好或壞的“巨變”。
歐文·拉茲洛的觀點固然振聾發聵，但很難視其為嚴謹的實證研究結果。筆者試圖尋找我們自己學術界對此的實證研究，可惜所得甚微，除了在“生態足跡”方向上有較多的實證研究外，筆者尚未發現從全局、動態的視角進行的實證研究，即使“生態足跡”方向的研究，也是各干各的，而非在一個統一規劃下的協同研究。以至于其結果既難于做地區間現狀的橫向比較，更無法比較各地區狀態的演化差異。
如何理性地認識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如何使這種認識不再停留在個別案例或抽象議論的階段，而是在系統的、大規模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給出可信的、可操作的分析、判斷、決策依據。這對13億人的持續生存至關重要，這也是國土功能規劃的基礎。
這類事關天下利害的問題，才是學界必須面對并力圖解答的問題。在真正搞懂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提出負責任的咨詢意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明夷待訪錄》）
這是黃宗羲對先賢的描述。民族的理智寄托于學界，有負責任而理智的學界，才可能是理智的民族。今天中國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學界，而非汲汲于“智庫”之輩。這些“出類拔萃之輩”，用杜甫的話說，不過是“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而已。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