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年代的光與影

[文 / 潘 毅 ]

原載：《開放時代》

　　我的夢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尋找中國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然而，作為一個未能自我改造的讀書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發覺自己與他們之間的距離，我不但沒能成為打工者的一份子，反而被遠遠地拋了出去。

一、走過失語的年代

　　走過失語的年代，恐怕，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和稀泥的年代。在這個年代，就讓大家學曉一種屬于這個年代的歡笑。

　　和稀泥的時代走過了九十年代的沉郁和苦悶，開始變得有些不安，或不安份，有些不愿再沉默的，想發出一點兒聲音，弱小而無力。沒有歷史的負擔，卻保留著一點兒想象，這本來為和稀泥的一代提供了希望，可惜，由于對歷史想象的蒼白乏力，而且又缺乏一點兒勇氣和承擔力，于是我們進入了一種既可笑又可憐的生活狀態：要么有原則，沒立場；要么有立場，沒原則；要么既沒原則又沒立場，但卻可以假裝反叛，贏得掌聲。不信，看看近年的新社會運動，便會領會一二。冒出來的角色多了，鬧哄哄，既可左，又可右；既非左，又非右，立場原則皆可討論，只要大家團結，心中有數，見步行步，和稀泥成了難已回避的時代結局。

　　和稀泥的一代也懷著一種半自戀的反叛精神，想反建制、反權力，同時卻又對資本主義社會存著一種犬儒的宿命觀，心里對社會改變沒有把握、沒有希望，也就更侈談有社會改造的圖像和改造社會的方案。坦率地說，和稀泥的一代當中，有不少人自以為比較明白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覺得做人最好實際些，要懂得惜身，反也要反得有分寸，這才是存活之道。

　　活在這個年代，我覺得有點輕，愛與恨，已不再屬于這個既和稀泥卻又斤斤計較的年代。當江氏邀稿，要我談談與中國女工的相遇和抗爭經驗。我心想，這個年頭還有什么故事值得訴說？2007，回歸十年，我交上的是一份白卷和一點兒屬于這個和稀泥年代的清醒。

　　在這無夢而又眾人歡笑的日子里，我開始想起了一些人和一些事……

二、火焰的熄滅

　　上大學的時候，八十年代剛要走完它轟轟烈烈的一刻。我有幸受益于一個思想開放、熱情激蕩的時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國，不知那來的一股勁兒、一點兒希望，大家對于走出一個未來的中國有著許許多多的憧憬和想象，經濟改革、政治變遷、思想改造，無一不可以辯論，還記得人人手上都捧著一套《走向未來叢書》。中大國是學會搞的一個題為“黃河瑯”的讀書周，參與的大學生超過二百多人，要進入討論小組，還必須面試。

　　中國往何處走？恰似是一代人共同探索的課題，思潮迭起，卻又苦無答案，于是左手一本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右手一本劉小楓的《逍遙與拯救》，中國的前途便是個人的命運。

　　當時思想界的主流多少受一股帶著歐洲啟蒙色彩的現代主義影響，問題總是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出路轉來轉去。可惜的是，吵鬧之余，更加迫切需要面對的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呈現出的問題卻被有意或無意地回避，所針對的盡是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挫折。還記得當時著名學者金觀濤搬來歷史超穩定結構論來解釋中國的長時期停滯落后。這對于承繼左翼思潮的中大國是學人，自然大感不足，于是，當中有人抬出馬克思和后馬克思主義，有人搬來尼采的超人價值，有人苦思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困局，有人探索東歐的另類社會主義……

　　中國往何處走？應該有千千萬萬種可能性。當我還來不及消化那些思想，當我的腦袋還空洞洞的時候，一場悲劇的發生，卻為此劃上了休止符。從此，沒有人再問：中國往何處走？前路失去了光，便只好常伴在黑暗之中。只有午夜夢回時候，偶爾還能聽到中國往何處走的余音末了。

　　
三、歷史不為個人的意志轉移

　　九十年代是一個失語的年代，或是高壓或是利益收編，導致了知識界一場或真或假的精神自我放逐之旅。那些走過場的名字，應該記得卻又消失得有點快。思潮像潮水般退走，沒有了吵鬧，剩下一片難得的寂靜。

　　奇怪的是：當思想界變得鴉雀無聲，民間社會沉默無語的時候，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新的一幕正在緊鑼密鼓地上演：一邊廂，大搞特搞經濟特區，沿海城市建完一個又一個，港資、臺資、日資、韓資和美資引完再引，發展是硬道理；另一廂，將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窗口城市，承諾讓它五十年不變，大家擔心，便獻上一部基本法立下生死契。

　　1992年元旦剛過，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下考察，在廣州、深圳、珠海等地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為改革開放開路奠基。他明確表示“左”對于中國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間，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被寫進中共黨章，并且首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于是，“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總目標一錘定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無可爭辯地進入了歷史進程。

　　中國往何處走——還用問嗎？當然是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就這樣，隨伴著九十年代的主旋律——安定與繁榮，歷史的草案就已拍板定好，一場真正超越生死的具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啟航，誰生？誰死？已無關緊要。無論你喜歡不喜歡，歷史不為個人的意志轉移。

　　不愿當歷史舞臺上的玩偶，便選擇了退出。在那段最后掙扎的歲月，我記憶里有《哈維爾選集》和它動人的中文版序言，它教會了大家人性與社會主義的掙扎，還有走向做一個真實的人的方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切關于中國的討論都銷聲匿跡了。

　　中國知識分子真的自我放逐了？
　　

四、火的特色

　　1991年5月，一場大火，一場工廠大火奪去了六十多名年輕女工的生命，沉痛之余，大家開始深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出現的問題。火，映現出體制內部的弊端，同時也暴露了原始資本主義為了資本累積而不惜犧牲一切的罪惡。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相遇，的確為我們帶來了一個相當有特色的歷史舞臺，而且比什么都來得更有改造社會的力量。思想死了，市場便活躍起來。

　　中國知識分子沒有真的被放逐，代替他們走上放逐之路的是一群尚未自覺階級地位的打工者。九十年代初期，打工者一批接著一批地走出農村，涌入經濟特區，正式地走上無產階級化的道路。不幸的是，經濟特區里的外資工廠卻經常發生火災，被困在車間和宿舍里無路可逃而被燒死燒傷的，是那些從農村外出的年輕打工者們。

　　已經忘記了是哪一天的黃昏，在廣州一家醫院的外科病房里，我第一次接觸到一位躺在病榻上的女工。不到十八歲的她，全身燒焦，只剩下一張臉龐依然秀麗。直到今天，我依然無法忘懷她安寧而又絕望的眼神。離開醫院的一刻，淚水滾滾滑落，朦朧的視野中看到一輪西下的夕陽，那一份死寂陪伴了我整個九十年代。

　　第一次真正踏足中國農村是在九一年的夏天，為的是尋找燒傷工人以及遇難者家屬的下落，對他們進行人道救援。我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找到當年的記錄，蠟黃的紙上留下了依稀的筆記，覺得珍貴，便全數留下：
　
　　1991年5月30日，廣東省東莞石排鎮興業雨衣廠發生嚴重火災，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四十多人受傷的慘劇。興業雨衣廠由內地廠商王 × × 以“三來一補”的形式和香港商家沈× ×合辦而成。自從去年十月開廠以來，招請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外省民工，特別是從農村出來的年輕婦女。工人全部睡在廠房里。工廠大門在半夜被牢牢鎖上，廠房內部堆滿了易燃的塑料原料。30日晚上二時多起火，工人逃生無門，活活被燒死或跳樓摔死。

　　由于廠里不少遇難工人來自湖北，1991年8月下旬，我與朋友共赴湖北省大悟縣三條村進行實地考察。

　　（一）一對新婚夫婦

　　我們從湖北漢口乘坐長途公共汽車，經過四個小時顛簸終于到達大悟縣，再租車經過一個多小時抵達汪洋村。汪洋村有一千多村民，分八個小組，小組實際上就是實行承包制前的生產小隊。我們在村口四處打聽，剛好碰上了兩位遇難工人的表哥。由他帶路，我們在崎嶇的山路步行了二十多分鐘到達遇難者張清波、喻愛虹夫婦的家——汪洋村第八小組。他們倆是新婚夫婦，剛剛辦完喜事的家里，現在又接著辦理喪事。進了張家，張母一聽說我們是為了她這對死去的新人而來，立即放聲痛哭，邊哭邊喚她兒媳的名字，哭聲如怨歌，十分凄厲。張父說兩人今年春節才剛結婚，新房的大床是新添置的，錄音機也是新買的。我們看到屋里曾經張貼的大紅喜字已經被撕掉，但仍然留下了一些新婚的痕跡：新婚夫婦的照片依然擺放在床頭。據說喻愛虹原來并不打算這樣早結婚，而是希望先多賺一點錢。后來經過家人多番催促才返鄉成親。一般來說，女方結婚后就不再工作。但是由于操辦婚事用掉了四千多元，其中大部分還是東挪西借回來的，因此，春節一過，夫妻二人便共赴喻愛虹已經工作了兩年有余的雨衣廠打工。喻愛虹罹難時懷著四個月的身孕，她本打算再過三個月便和丈夫一起回老家待產，然后就留在家里種田，不再外出打工。

　　張家共有七口人，1981年分土地后有三畝半地，除了在水田種稻外，還在山地種花生和小麥。1990年的稻谷收成是二千九百斤，上交政府一千一百斤。另外，由于張家種花生，因此按照政府規定還必須上交花生油，1990年張家上交了花生油六公斤；另外，1990年的上交提留每人需繳現金三十元（1991年升至四十元），張家一共上交了二百一十元。因此可以說，張家除了能夠糊口之外，實在沒有多大余力積蓄現金，四千多元的婚事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負擔。張家沒有能力買牛，一頭牛值一千二百元，相當于他們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他們只能與另外四戶人家共享一頭牛。他們家養的兩頭豬，也在辦喜事的時候賣去了一頭。家里的十多只雞，又因為村里發生雞瘟，死剩下只有一只。現在，家里便只有這一頭豬和一只雞，陪伴著兩位老人過活。

　　張清波在雨衣廠工作的工資不高，作為非熟手工人，他每個月工資只有一百八十元，喻愛虹則有三四百元。
　　張清波死時二十四歲，喻愛虹二十三歲。兩個人的賠償金加起來一共二萬一千元，安葬費每人約二千元。張家另外將賠償金分給喻家六千六百元。張母哭著說，他們再窮也不會使用這筆賠償金，會心痛。這筆錢只會用于每年的悼念活動上。

　　張家現在只剩下一個兒子，二十歲。女兒已經結婚，也住在同一個村里。張父說如果安全，考慮到賺錢還是會讓小兒子外出打工，不然哪有錢來成家。同村的人都知道外出打工情況嚴峻，到山西煤礦挖煤死去的也有，但是，他們別無選擇。

　　（二）經歷了一次輪回

　　走出張家，向左穿過一條小路，經過十多間破爛房子，我們到達了陳義寶的家。陳義寶出生于1974年，他1990年11月進廠的時候尚不足十六歲。乍見他，年輕的臉上仍充滿了孩子氣。他摔斷了左腿，走起路來一瘸一拐。他說腿現在已經不疼了，可以在村里四處亂竄了。我們都笑了，在他家里，我們倒是享受到了一種有客從遠方來的喜悅。

　　陳義寶說從四樓掉下來都摔不死，以后什么事都不用怕了。5月30日深夜，他剛入睡，突然聽到女孩子的尖叫聲，初時還以為是一群女孩子在鬧著玩兒呢，后來又聽到樓內房間一片混亂嘈雜，許多人爭先恐后地往三樓跑，這時才察覺到一定出事兒了。跳下床來，定一定神，他心想可能是火警，打算找個人來問問，濃煙已經彌漫整個房間，張開口，差點嗆了一下，于是往前走，心里也拿不定主意，摸到窗口，仿佛有一股莫名的求生力量叫他跳下去，沒有絲毫的猶豫，他直接就跳了下去。雙腳著地的剎那，睜開眼睛，他說自己好像是經過了一次輪回，而他，仍然選擇了做人。

　　陳義寶說起自己的經歷時眉飛色舞，對當時的驚駭，對現場的慘狀，似乎一點兒都不以為意。

　　陳義寶說他在興業雨衣廠里并不是年紀最輕的，比他小一歲的還有兩個人，他很關心他們的下落，但是卻完全沒有他們的消息。陳義寶在廠里的時候非常頑皮，經常和別人開玩笑，為此沒少挨肥佬（本地老板王× × ）的責罵。他說廠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石頭一樣，平時動都不動，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時悶得發瘋，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還是把沖動壓制住了。他從新年一直到五月起火那個夜晚，從來沒有放過一天假，包括星期天。他說，工作時候不是悶得發瘋，就是餓得肚子直打鼓。每天從早上七點一直干到晚上十二點，只有兩頓飯，都是一些青菜加上點兒嚼不爛的硬豬皮，米飯多一點兒也不能添。他有一次向廚房要求添飯，被廚房主管（王老板的媽媽）罵了回來。陳義寶說他在廠里吃的比家里還要差。

　　陳義寶睡在四樓一間用紙板分隔開的小房子里，這房子共住了十一個人，設置就像監獄一般，一排睡床用幾塊木板連在一起，分上下兩層，下面睡六個人，上面睡五個人。陳義寶說夏天的時候根本就沒法睡得著，攝氏三十四度的高溫，六個人擠在一起，一臺風扇也沒有。男工之間因此經常產生摩擦。

　　陳義寶每天睡六個小時，曾經有幾次捱不住睡著了，被肥佬拿著棒子毆打。他說有時肝火太盛，想回拳，但最終還是忍住了。用焊機制作雨衣十分費神。春節過后，他被安排上帽，每一百件兩元，平均每天能做六百件，有的時候做得快，一天能做到八百件。他說自己因為睡眠不足或者不小心，經常被焊機燙傷。傷得嚴重的時候讓休息半天，通常是不準休息的。他每個月的工資扣除四十元的生活費之后，還能剩下三百多元。

　　1991年的春節，他給家里寄了二百元錢，由于賺的錢太少，他舍不得花上一百多元的路費回趟家。他說自己心里很想家，但是肥佬說回家的人必須被扣下五十元的押金，不回家的人則每天可以獲得三塊五的膳食補貼。于是心里一盤算，扣下五十元的押金，再加上一百多元的路費，倒不如將這筆錢寄回家。不過，他說肥佬后來不認賬，沒有支付三塊五的膳食補貼，年假的吃用全部都是自己負擔的。

　　春節過后，肥佬一直沒有發工資，直至起火前三天，才發了三月份的工資。廠方的慣例是第一個月的工資推遲到第三個月的月底才發，因此3月份的工資在5月底才領到。5月30日起火的時候，肥佬共欠下工人兩個月的工資，陳義寶的便有六百多元。

　　陳義寶被燒了二百元，還有去年才買的被單和衣服，現在只剩下一雙一瘸一拐的腿。以后，每當我聽到這首歌，便會想起他：

　　工傷（工傷者）

　　（原曲：小草）

　　沒有呻吟，
　　沒有喊叫，
　　我就這樣受到了工傷。
　　有人嘆息，
　　有人傷感，
　　你看工傷病友充滿整個病房。
　　機器啊機器，
　　你別再發狂。
　　工友啊工友，
　　要注意安全。
　　手指啊腳趾，
　　你離開了我。
　　企業啊老板，
　　你要給我賠償！

　　沒有在大火中喪生的中國打工者們，注定要活下去，經歷了一次生死輪回，他們開始獲得階級意識的自覺。陳義寶滿面的歡笑，與那一雙一瘸一拐的腿，為我們訴說著生存的希望及其與資本所主導的這個社會之間的必然沖突。試想，有誰會比這位不足十六歲的打工者更明白資本的本質、市場經濟的含義以及他們的階級地位？

　　（三）改革后的陽河村

　　翌日，我們來到高店鄉陽河村第一組。這個小組座落在一個小盤谷上，人口共有二百多人。繞過幾個山彎，踏過一條小橋，我們看到了一片水田和人家。這個組的土地顯然比汪洋村差，水稻長得并不高，花生葉看起來也很干枯，其它農作物，如梨樹和蔬菜，也相對較少。自從1981年分土地以來，他們的生活水準顯然比文革時好得多了。1984—1985年是農民的蜜月期，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了，各種雜稅尚未出現，肥料的價格也比較合理。但自1988年以來，農民的生活水準下降得厲害，通貨膨脹，各種生活必需品和消費品都在漲價。農民覺得最不合理的是小孩子的學費，每個學期都要花上差不多二百多元，是文革時候的一百倍。

　　陽河村共有八個組，組與組之間相隔約有十五分鐘的路程。組里的房屋排列得很整齊，一般是五、六間小屋排在一起。我們找不到村長或組長辦公的地方。表面上看，農民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非常疏離，但是從一些嶄新的口號上，可以看到政府依然對農民存在著控制。在村屋的墻上，我們看到一些有趣的標語：“納稅、愛國”、“按時交提留，愛黨愛人民”和“濫用土地，就是反人民”等等。從這些標語以及與村民的閑談中，可以感覺到各種農業稅的確是沉重的負擔，往往有不少農戶在年終時不能及時納糧和繳現金。村長最頭痛的就是要逐戶上門催促交稅，有時每星期上門三、四次，而用行政手段強迫交稅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以往設立的很多項社會福利政府都已經不再負擔，社會主義所強調的社會生活和群體參與都已變成了孤立的家庭生活和個人發展。

　　當日是農歷七月十四，鬼節。村民正在進行祭祀活動，遠在我們進入村口之前，哭泣聲已由村里傳來，回蕩于整個山谷之中，因為火災中喪生的工人來自陽河村第一組的就有三個人：喻宗喜，男，二十九歲；喻愛珍，二十一歲；喻愛虹，二十三歲。這個組共有八個人到東莞打工，全部都進了興業雨衣廠。現在除死去的三個人外，由于嚴重傷殘而留在廣州紅十字醫院的有一人：熊小清，女，十九歲。其余四名生還者都回家了，他們分別為喻霞珍（喻愛珍之妹），女，十九歲；喻彩華，女，十九歲；張林，女，十八歲；喻新橋，男，二十一歲。

　　（四）兩個生還的女孩

　　中國的打工者們走的便是這樣的道路，而且有時是一去不復返。

　　兩個生還者——喻霞珍和喻彩華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敘述：

　　1990年春節前，我們同組八個人一起到東莞找工作，每個人身上大約帶了二百元錢，當天到達東莞后找到同鄉陳義寶的姐姐，她帶我們到她工作的廠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從廣告上看到雨衣廠招工，當時這間工廠叫做沙龍雨衣廠，一般工友稱其為舊廠。這間廠到了1990年10月才由老板王× ×將舊廠拆開，另與香港商家合辦新廠，叫做興業雨衣廠。我們當時到工廠找工，面試我們的是廣東老板，姓鐘的，他當時并沒有向我們要身份證查看，也沒有與我們簽訂任何合同，只是問了我們是從什么地方來的，以及從前是否在雨衣廠工作過。我們都不敢問工資到底怎么計算，他也只是馬馬虎虎地告訴我們這間廠的工資是多勞多得，誰干得快誰就多拿錢。由于我們都是生手，因此也就都默不作聲地跟他到工廠車間試工。

　　第一個月我們平均工資才拿到二百多塊，每天從早上七點一直干到晚上十二點，星期天也從不休息。有時候趕上趕貨期，還要通宵達旦地工作。廠里有廣東人、廣西人、四川人、江西人及我們湖北人。其中要算我們湖北人工作最勤勞，最吃得苦，因為我們都是偏遠山區來的，既不懂事又怕事，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經感到很幸運。我們這一群人干得特別快，到第二個月已經能拿到三、四百元的工資。有時候覺得太辛苦了，不想再做，但是心想既然人家能做到，為什么自己就不能？就這樣，也就堅持下來了。

　　我們在舊廠工作了四個月，到了1990年7月停貨，停貨期間（7月至9月）一直沒有發過工資。肥佬（那個廣東人老板王 × ×）還答應我們每天補貼三塊五的生活費，可是后來一直都沒有發工資和生活費。有一次我們找到肥佬家向他要錢回家，他推搪說快有貨了，工資和生活費都要等到上班才發。8月初我們曾經聯名寫信到石排的勞動局，請求勞動局協助我們追討四個月的工資，可是一直沒有答復。后來聽說是因為我們不是正式的合同工，因此不受任何勞動法例的保護。

　　10月，肥佬另建新廠。由于舊廠沒有工資發，肥佬答應我們到了新廠不會再欠工資，于是，我們八個人便都跟著他進了新廠。由1990年10月到91年1月底，才發前三個月的工資。平時我們跟肥佬要錢，他有時會給三十或五十元，當然后來都在工資里扣除了。這些錢我們主要是用來買東西吃，由于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才吃兩頓飯，餓了便想到街上買些豆腐和辣椒吃，我們在家鄉都吃辣，到了廣東以后吃得很淡，每日除了蔬菜和豬皮外，什么吃的都沒有，因此特別想吃辣椒。

　　我們的工廠有兩幢樓，矮的那幢有兩層，都是生產車間，第一層放了十五部焊機，第二層放了十二部焊機和兩部打鈕機。高的那幢有四層，第一層是貨倉和裁床，第二層全部是裁床，第三層是貨倉和男工宿舍，第四層男女工宿舍。矮樓第一層工廠的十五部焊機是1991年4月新購置的，由于要買這些新機器，春節過后的工資一直沒有發。平時管理這間廠的主要是廣東老板肥佬，香港老板每隔一、兩個月才來一次，不過有一個來自香港的會計劉×經常會代表香港老板來廠里，有時候會逗留一個星期以上才走。他5月中來的時候，我們去找他理論為什么不發工資。他當時告訴我們，由于公司需要錢擴建廠房和購買新機器，推遲了一點兒，但是很快就會有工資發。他還指著車間里十多臺新裝上的電風扇說，這些設備都需要錢，公司哪來那么多錢。

　　工廠里的電風扇是今年四月份才裝上去的，以前連一把風扇也沒有，車間空氣非常混濁，焊塑料的時候經常發出又臭又酸的氣味，有時候受不了了，就跑到廁所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記得有一批棗紅色的塑料，發出的臭味特別難聞，車間里許多工友都感到頭痛。我們向指導員請假去看醫生，老板也不管。廠里有三個指導員，工廠第一層有一個，女的，是廣東人，她月薪大約六百多元；第二層有一男一女，女的是廣東人，月薪大約五百元；男的是廣西人，月薪有四百多元。

　　喻彩華在廠里所做的工序是上領，工錢是記件的，每一百件是一塊八，每天能做一千至一千五百件左右，要看精神而定。有時候過于疲勞，手腳就慢。工資最高的那個月，拿到了六百多塊錢。

　　喻霞珍的工序是上袖，也是每一百件一塊八，大約每天能做一千件，平均工資是四百元。我們的工錢并不固定，老板見我們做快了，便會降工價，例如上帽子，前個月還是一塊五，5月份就降到了一塊二。

　　我們睡的地方一直都沒有風扇，九十多人睡在一層里，空氣跟車間里沒什么兩樣兒。4月份，天氣開始熱起來的時候，有不少男工忍受不了了，就跑到天臺去睡覺，而我們女孩子只能窩在房間里面。晚上下了班，雖然很想到街上舒展一下筋骨，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但是工廠大門一過十二點半便上鎖，所以根本沒法走出去街上散散步。

　　5月30日晚上兩點鐘起火，我們無法從工廠大門逃出來，全部都從三、四樓往下跳，不是死，就是傷。喻霞珍從三樓跳下，她姐姐沒有跳下，所以被活活燒死；喻彩華也是從三樓跳下，張林則從四樓跳下，我們都傷了臀部和腳部，張林還多燒傷了一只手。后來我們又聽說一個名叫張云的廣東男孩子燒死在一樓的電源總開關處。

　　與其說這場大火要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留下烙印，倒不如說，它決意要燒毀一種屬于九十年代特有的創傷和死寂。

五、誰的呼喚

　　已經忘記九十年代是如何走過去的了，在無數絕望的日子里，大家都渴望著光，追逐著一點點光影，希望能為這些打工者們照亮他們冰冷黑漆的生命隧道。

　　走出農村，我有了對于九十年代更多的問號，以及一個嶄新的渴望——進入工廠，走進打工者的內心世界，走進他們的生命，共同尋找那些創傷背后的希望之光。于是，1995年春天，我進入了深圳的一家電子廠，與五百多名打工者相遇，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無數關于他們的故事填滿了我曾經空白無夢的日子，他們的歡笑與淚水讓我懂得：對時代的無力感是對生命的無知和否定。

　　工廠不是時代的囚室，也不是農民工逃脫苦難與貧窮命運的避難所。它是資本的怪胎，既能夠奪去工人的生命，也能夠供給農民工唯一的求生希望。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為大家提供的是現代化夢想的試金石。從九十年代起，幾乎每一個年輕的農民，不管他/她來自何處，都是一個潛在的工廠工人。在工廠的宿舍里，工人既埋怨血汗工廠，又懂得自我作樂，更曉得挖苦資本的無情，同時又渴望著能夠改變自已的命運。

　　宿舍里一位女工的夜半尖叫，使我徹夜難眠，內疚不已，同時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終于對一個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訴！

　　我的夢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尋找中國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
　　然而，作為一個未能自我改造的讀書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發覺自己與他們之間的距離，我不但沒能成為打工者的一分子，反而被遠遠地拋了出去。許多年后，依然不能忘記一位女工和我說的話：“你的世界不屬于這里，留在工廠受苦沒有必要，還是早一點兒回家吧。”

　　沒有回家，也沒有能夠成為打工者的一分子，但我知道我與他們的命運已經耦合在一起。我想讓打工者們明白，我與他們一樣，是時代的過客，四處漂泊在社會的邊緣，同樣無家可歸。

　　翻開九十年代中后期搞的一本打工者讀物，看到了一位名叫章兵兵的女工寫下的一首詩和一篇短文：

　　路在哪里（章兵兵）

　　天，是藍色的，

　　太陽，是熾熱的，

　　人群，是忙碌的，

　　唯有我，是心事重重的；

　　看著，來去匆匆的人們，

　　我的心，在滴血，

　　就像一只迷途的小羊羔，

　　不知道該怎么走、該怎么走！

　　在深圳這個大都市里，

　　難道真的沒有屬于我的那片綠蔭……

　　路在哪里？
　　
　　無奈的漂泊（章兵兵）

　　看著路上稀稀疏疏地幾個人來回走過，我心里有一說不出的酸楚，突然好想回家。可是，回家能解決問題嗎？

　　我手里拿著一瓶礦泉水，漫無目的地走著、走著，腦子里一塌糊涂，我該怎么辦？服裝廠我是不想進了。可是，除了進服裝廠，我又有甚么選擇呢？先別說口袋里的錢一天比一天少，連今天晚上住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回看，遇到這樣的一個“黑廠”，我又能如何呢？入廠時，我交了二十元廠牌，但廠牌一直都沒辦到。一日，上午我和同事提前下班，宿舍門衛說：“沒有請假條不能回宿舍。”由于我們受不了車間的環境，下午不想去上班。我們便去找廠長開放行條。過五關、斬六將，放行條下來已經下午三時多了。

　　最后，我辭工了。收拾行李時，宿舍門衛催促了好幾次。本來，工人在辭工之后，一般是可以住宿三天的，可這個廠非要工人立刻搬走不可。我想找個車行搬行李嘛，可是，我找了一個晚上，都沒一個可以幫忙的。已經十一時了……

　　一個人走在路上，我感到好無助。任憑雨水去敲打，心都碎了。淚水不知甚么時候就開始親吻我的臉龐。為甚么倒霉的事全都聚在一天發生了？我的心里很煩，總是在宿舍一百多米之內來來回回。

　　那一幕，剛好被住在路邊宿舍里的小姨看見了。她正在刷牙。“你先在能避雨的地方站一下，我馬上下來。”后來，她問：“現在甚么時間了？”我回答說：“十二時正。”宿舍在晚上十二時關門。我想，是不是剛才自己太狼狽呢？我也知道該找一個廠了，可是，我不能保證自己的身體還能承受那超負荷的工作。我怕。我徹底絕望了。

　　想起在車間里一天到晚像機器一樣地工作，我就心寒，累死累活，每天凌晨一時才下班，頭昏眼花，腿也打顫。等到月底發工資，就因長得不那么漂亮而少得一點，是那么的不公平，讓人傷心，這樣做還有甚么意思呢？

　　夜，已深了。黎明之后又是一個燦爛的艷陽天。我，應該怎辦？明天，我該怎么辦？我還會徘徊在那一百多米的路邊嗎？

　　打工者問：應該怎么辦？明天，我該怎么辦？既然有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便會有同樣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化。一個只要勞動力，而不要勞動者的社會，能為這群打工者提供怎樣的答案？面對剝削、歧視和冷漠，城市對于他們來說，是永遠的異鄉。

　　大家都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不愿意就這樣離去的，決意成立一個屬于自已的組織——女工關懷。1996年5月剛成立的時候，它的名字叫做女性聯網，對于這群四處漂泊的打工者來說，通過一個女工網絡把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們聯系起來，打破族群和地域的局限，建構打工姐妹的主體性，這，就是當時大家的想象。女性聯網的第一批核心義工是來自我曾經工作過的流星電子廠的十二名女工。在抽屜里找出她們當年填寫的中心義工登記表，感慨萬千：

　　付 × 妹 20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組長
　　黃 × 玲 21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普工
　　劉 × 國 18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普工
　　蘇 × 鳳 22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普工
　　李 × 花 20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普工
　　李 × 英 21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普工
　　林 × 嬌 20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QC
　　米 × 群 23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QC
　　黃 × 蓮 23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修理
　　黃 × 容 24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修理
　　高 × 瑞 24歲 未婚 初中 流星電子廠 管理
　　羅 × 24歲 未婚 高中 流星電子廠 文員
　　
　　看著這十二個名字，回憶又上心頭。曾經有多少個夜晚，在加班加點之后，與她們在宿舍里談論成立女工關懷的設想。在城市里經常受騙的她們，雖然內心渴望著有這樣的一個組織，可是又擔心在一個缺乏信任的環境里，如何能使其它工人也相信這個屬于打工者的組織。已經想不起當時如何把這個問題暫時放下，開始進一步討論女工關懷的使命：推動勞動權益、提高女性意識、推廣職業健康和實踐女工自主。當時大家的想法并沒有奢望能建立一個實體的女工中心，資本的壟斷和公民社會的闕如，能夠有一個無根者的網絡就已經很不錯。

　　或許是命定，1996年的春天，當我們走遍了廣東省和深圳市各政府部門都求助無果的時候，南山區工會內部的一位熱心人士出現了。在她的幫助下，我們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了第一個女工中心。中心于同年5月1日開幕，南山區的工會主席以及其它一些干部都參加了開幕儀式。當天的熱鬧情景，至今不能忘懷。自此之后的每一個晚上，中心都擠滿了來自附近工業區的打工者們。

　　中心經常舉辦勞動權益、女性健康、職業安全、性知識等教育講座，目標是增強女工自我保護及維權意識。同時又將女工網絡由中心延伸到工業區的宿舍之內。宿舍聯絡員成為中心和女工溝通的重要橋梁，發揮互助互愛精神，團結一起。中心憑借的是靈活而具創意的手法，透過義工小組活動、文娛康體節目、讀書組、手工藝班、白話和英文學習班、詩畫創作、電影分享會、攝影會、戲劇組等方式，使女工們能夠暢所欲言，表達心聲，反思“打工妹”的集體身份，尋找女性主體。

　　受盡歧視的打工者，終于在這個城市的一隅找到了一個溫暖的家。一位名叫毛翔的女工在中心出版的一本名為《姐妹密語》的讀物上留下這樣一段話：

　　今年年初，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地方——女職工服務中心。不久我就成為了本中心的一名會員，時間不多卻是感慨萬千，我走進中心，就像到了自已的家，這里的人都像是自己的親人，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自己一份，溫暖、快樂……

　　另一位女工楊璇，在同一本讀物中為中心的會員阿紅寫下了她的抗爭史：

　　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楊璇）

　　阿紅在某廠已經做了四年了，最近卻由于一件事令她幾乎沒了工作。

　　母親從四川老家來看望阿紅。幾年沒見母親了，阿紅馬上向上級請兩天假陪伴母親。由于廠方規定凡請假四個小時以上的都要經主管批準，她就先請拉長批準，后請車間主管批準。

　　車間主管沒問請假理由就表示不批，而且把阿紅的請假條拿走。她沒法子，只好向拉長請假四個小時，即當天晚上不加班。經拉長批準后，她很開心的去陪母親。母親剛從家里來，坐了兩天的車，只休息一天就要離開，阿紅實在舍不得。第二天早上，她又向拉長請半天假送母親上車。送完母親，下午她照常上班，但發現自己的工卡不見了。她問保安，保安說工卡給主管拿走了。她就想先上班，等下班后再向主管要回。晚上下班時，她向主管拿工卡時，主管叫她找拉長拿工卡。其后，拉長和她一起去找主管。那時候，主管才表示她請假未經批準，要當曠工處理。何理之有？

　　翌日早晨，阿紅照常上班，發現自己的工卡果然被打了曠工，于是就去找主管評理。主管不但不理睬，還將她的工卡丟在地上。她一時氣急就與主管頂嘴，主管一氣就把她開除了。

　　當時阿紅也沒有辦法，只能自認倒霉，重新找工作。在找工作的期間，她找了一些書看，發現自己的權益被侵害了，于是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首先，阿紅寫了一封投訴信，準備寄到勞動局。但考慮到自己去投訴可能會連累身邊的人，最后她把信件交到廠部經理，看廠方如何處理。如果廠方不管，她就會親自到勞動局投訴。廠方看到信件后，馬上通知她去上班。但她還是不放心，經過與朋友商量后，她找經理談判，并提出三個條件。一、不要到原來的部門，以免被主管報復；二、補回被扣的工資；三、以后不要再為難她，不能以任何借口炒掉她。

　　廠方響應后，阿紅終于繼續上班。這次的經歷也令她由軟弱變得堅強。　　

　　女性聯網能夠堅持下來，除了一群熱心地付出時間當中心義工的女工，以及一兩位不畏艱難的前線組織者之外，與幾位香港社工亦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她們的參與使女性聯網能夠一步一步堅定地走了下去，沒有她們，或許女性聯網早已經退出歷史。

　　光出現，又幻滅。九十年代末，我從倫敦回港，多年的戰友已經疏離，望著藍黑色天空里盛放的煙花，仿佛一顆顆子彈，在我胸口爆炸開花。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一顆心在失語年代里割裂的痛楚。

　　
六、世紀希望

　　光又重現。2000年的夏天，又一批熱心而真誠的社區組織者出現在我身邊。她們清楚自己的身份與工人不同，并試圖尋找相互改造的可能。她們給我的第一個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如何與工人的生命扣連。我內心覺得有點諷刺，卻也被她們的真誠打動——早已被知識分子這一身份折磨多年的我，一直在逃避著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沉重負荷，她們的問題，雖然沒有使我在一個無法逃脫的知識分子身份里反省，卻給大家帶來了新的希望，在她們的努力下，女性聯網又多了一個口述歷史的項目和一個合作社。

　　經過數年的共同努力，女性聯網已經形成了一個女工網絡，在工廠宿舍組織女工學習，建立了女工圖書館、女工互助組和權益關注組。2000年又進一步在深圳的三個工業鎮展開了婦健快車服務項目，以開拓更加廣闊的女工網絡。2000年8月的《姊妹蜜語》中有這樣一段告示：

　　婦健快車在珠江三角洲工業區服務已有四個多月，接觸的女工超過一萬二千人次。我們除了派發有關婦女，勞動衛生與權益的資料外，還為姐妹們進行簡單的身體檢查。更有不少姐妹光顧車上的小型圖書館。

　　為了讓姐妹們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我們會自八月份開始為每個姐妹準備一張個人健康紀錄卡。

　　雖然快車提供多個服務項目，但我們知道這還未能切合姐妹們的需求，所以希望大家能對我們的服務多提意見，以提高快車的服務素質。

　　婦健快車由于人手有限，希望在工業區內招募一批義工宣傳隊伍，這樣義工姐妹們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也可以鍛煉自己，只要抽出一點時間，就可給別人獻出一份愛心，若您有興趣參加，請與我們的工作人員聯系。

　　另外，更希望您把自己的打工經歷寫出來，投稿于《姊妹蜜語》，讓其它姐妹一起分享！

　　2001年，一群女工開始用口述歷史的方式，來訴說她們的生存處境，找尋她們的自我身份認同。

　　自說自話的故事尚未停歇，不愿聚了又散的命運使她們又開始思索——如何能夠獨立生存？如何能夠逃離血汗工廠并且無須回老家依賴男性生活？香港、臺灣以及日本等地的合作社經驗使女工們紛紛雀躍起來，熱熱鬧鬧地討論了大半年之后，五個女工聯手于2002年8月成立了女工消費合作社。

　　作為一個嘗試，大家都希望能借此為流動性極高的外來女工群體找到一條出路。在對中心多年來組織外來女工的經驗和困境進行總結的時候，一名女工組織者說：“我們雖然培養了一群女工，但她們往往到最后還是打工幾年后就回家，經濟地位沒法提高，依然無法擺脫傳統婦女的命運。”

　　在全球或地方資本的運作邏輯之下，農民工的身份、地位及其對生活的期望好像宿命一般，注定無法亦無力做出反抗。成立女工合作社，目的就是以女工集體為基礎發展其自我生存的能力，同時以集體力量來面對日常生活并鞏固女工網絡；透過另類的經濟生活，使女性學會自我組織、學習“當家作主”的精神，最終建立起女工的主體性。這，就是在女工中建立合作社的意義。

　　共同討論，一起思索，有憧憬，不言敗，女工合作社成員為自己定下的奮斗目標是：

　　1、透過另類的消費模式建立女工合作社，令女工以集體方式去面對就業和生活處境，減少孤立的個人在勞動市場受到的資本剝削。

　　2、透過消費合作社的實踐，在女工之間建立經濟自主的能力，試驗工人的集體參與、民主管理及風險承擔的經濟實體。

　　3、在女工合作社的實踐過程中，建立“合作經濟互助網絡”，創造互助空間，促進女工團結，并培養對資本和國家政策的批評意識。

　　可能是因為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合作社的成員比想象中更加積極地投入。2003年3月8日是屬于她們的日子，在南山區一個工業村租下的一個鋪位里，她們迎來了女工合作商店的正式開幕。

七、路在何方？
　　
　　大家可以驕傲的日子并不長。夜幕下，憑欄處，留下的只有一排排的街燈倒下的光影。

　　當女工合作社還來不及消化掉她分娩的痛苦的時候，當她還來不及給自己慢慢成長的機會，我們卻又不斷受到珠江三角洲頻發的工傷和死亡事件的沖擊。前線的組織者告訴我，又一場悲劇發生了，一位十八歲的女工，因為無法承受職業中毒所造成的終身傷殘的痛苦而自殺身亡，中心的讀物上留下了這樣的記載：

花祭（日月）

　　2003年11月2日凌晨5時，一位十八歲在廣東打工的少女，因職業中毒在廣州一家職業病醫院跳樓自殺。花樣年華，就那樣匆匆走完人生的路。第二天，又有一位同樣只有十八歲、患上了職業病的少女，苯中毒，病情十分嚴重，在同一家醫院醫治無效，悄悄的離開這個世界。…

　　窗外的玫瑰，
　　昨夜無聲的在殘風中凋落，
　　一朵剛剛開放的玫瑰。
　　一道美麗的風景，
　　從此消失。
　　為了得到陽光普照，
　　為了吸吮雨露，
　　為了開放得更加燦爛，
　　在殘風中，
　　盡力舒展枝葉。
　　是生命太脆弱，
　　它承受不了大風大雨；
　　是生命太幼稚，
　　它承受不了殘酷的現實。

　　窗外的玫瑰，
　　昨夜無聲的在殘風中凋落，
　　一朵剛剛開放的玫瑰。
　　今日的朝陽，
　　依舊從東方升起。
　　風兒依舊在空中飄蕩，
　　陽光感受不到玫瑰的凋落，
　　風兒不了解玫瑰的夭亡。
　　淡漠與冷酷，
　　奚落與嘲諷，
　　是他們的面孔。

　　窗外的玫瑰，
　　昨夜無聲的在殘風中凋落，
　　一朵剛剛開放的玫瑰。
　　還沒有來得及享受陽光的溫暖，
　　還沒有來得及享受春風的撫摸，
　　被一雙無情的手折去，
　　凋落的殘花還躺在泥土。
　　它的余香未散，
　　它的花容猶在，
　　或許還有一位多情的男孩，
　　等待這枝玫瑰獻給他心愛的新娘。
　　窗外的玫瑰，
　　昨夜無聲的在殘風中凋落，
　　一朵剛剛開放的玫瑰。

　　內心的痛楚無法抑制。無論付出多大的努力，經年累月的不休不眠，珠江三角洲每年還是少不了十萬個工傷個案。于是，一股悲憤的情緒使我開始懷疑中心與合作社的方向——以社區為本的維權服務以及合作經濟是否能夠應對日復一日不斷出現的工傷事件？　

　　有什么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改變世界工廠的運作？

　　如何能夠更加有力地賦權于打工者？

　　沒有路，卻急于尋找路，使我沒能更好地理解現實空間的局限，沒能更加用心去體諒前線組織者們的執著和堅持。即使這樣，她們還是默默地堅持著，直至2004年底。

　　2004年，女工關懷走過了她八年中最光輝的歲月。11月，女工中心和職安健服務中心在深圳寶安七十一區開幕，區共青團、義工聯和衛生局的干部參加了剪彩儀式，出席的嘉賓包括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和深圳大學的多位教授以及內地多個婦女團體和工人團體的負責人。當天，女工中心義工精彩的歌舞表演，吸引了四百多名工人的參與。晚上，幾十名工人包圍著歌手，不愿離去，曲終人不散。

　　乍見的光彩，并不存在扎實的根基；雖然不乏廣泛的社會支持，但當面對顏色革命的恐懼癥出現，公民社會的發展只能中途夭折。

　　至今，女工關懷已經堅持了十年的歲月，道路似乎一年比一年難走：

　　女工合作社倒下了；

　　女工書店還沒開張便已關閉；

　　女工中心的命運像打工者一樣顛沛流離……

　　路在何方？

　　對于那些已經離開的戰友，心中依然歉疚未減；而那些依然堅持在前線的組織者們，讓我滿懷敬意，使我堅信，路，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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