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重慶允許政府“試錯”成為胡折騰官員的保護傘

郭春孚

今日讀了一則新聞，憂心頓起。這則新聞的主要內容是：《重慶市促進開放條例》從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條例規定，開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損失，只要程序符合規定，未謀私利，可以減輕或免除有關人員的責任。政府對于法律、法規、規章和國家政策未規定的事項，可以在職權范圍內先行嘗試。政府還可對行政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土地流轉、財政金融和社會管理等事項進行更多的改革實驗。

眾所周知，重慶一直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1983年成為全國首個城市綜合體制改革試點城市，2007年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新的起點上，重慶擔負著為中國下一輪改革開放探路的一部分重任。這就是說，盡管重慶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地區，卻要“大膽地吃螃蟹”。在大膽的試驗中，可能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就需要一些探路者勇于先行，作出犧牲。對他們在試驗中所犯較輕的錯誤，未給國家和地方造成巨大損失，或不是故意犯的錯誤，不屬于濫用職權的瀆職行為和腐敗行為，對責任人減輕處罰或免除責任是合情合理的。這樣做，人民也是能夠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采取立法的方式保護有關人員“試錯”，不符合黨一貫的辦事原則，很有可能給一些官員胡作非為打開綠燈，成為一些人借改革開放之名胡扎騰的保護傘。

如果說改革開放“試錯”要受法律的保護，那么在第四次反圍剿以后王明、李德、秦邦憲、張聞天等人與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堡壘戰，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也是合情合理的，也應該受法律的保護？以此類推，建國后犯大躍進、反右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錯誤，也是合情合理的，也應該受法律的保護？事實與此相反。

盡管我們黨曾經多次遇到重大轉折關頭，但都沒有為自己犯錯誤找可以原諒的借口，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沒有為自己犯錯誤預設開脫的借口，更沒有立法保護免予問責。我們黨之所以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原因有千條萬條，但領導正確是很重要的一條；當我們黨對自己所犯的錯誤進行深刻檢討，黨和國家領導人帶頭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后，人民不僅原諒了我們的錯誤，而且更加擁護黨和政府的領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可能有人會說，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政黨都會犯錯誤，官員也是人，也會犯錯誤，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對那些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官員給予保護是應該的。我認為這種觀點表面上看是對的，實則是錯的。

首先，黨和人民批準你做官，就是信任你，認為你具有正確執政的能力，如果你知道自己沒有這個執政能力，那就應該把位置讓給別人，而不是為自己犯錯誤尋求政策和法律保護。在許多人的眼里，美國是最民主的國家，也是最法治的國家，似乎也沒有一部允許政府“試錯”的法律。難道美國沒有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只是重慶才有？難道美國人因循守舊，不敢開拓創新，只是重慶人才觀念超前、敢于開拓創新？

其次，共產黨員是人民群眾中的先進份子，官員應該是共產黨員中的優秀份子，理應嚴格要求自己，比普通人做得更好。不僅要勇于探索，還要勇于承擔；不僅要勇于創新，還要勇于奉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不怕犧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沒有這個品質，那就不要做官。既然選擇了為民做官，那就不要怕承擔責任，更不應為自己犯錯誤開脫，設置庇護所，尋找保護傘。

第三，共產黨不能原諒自己的錯誤，一定要永遠牢記犯過的錯誤，警鐘長鳴，吸取教訓，確保自己的領導基本正確，不發生大的失誤。共產黨員也應如此，而共產黨員中的優秀份子——人民的父母官更應如此。原諒自己的錯誤，就有可能使一些官員放松對自己的要求，而預設免責政策，甚至用立法的形式保護“試錯”，那就會使一些官員麻痹大意，草率行事，導致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卻可能重復發生。一個保護官員犯錯誤、充許官員重復犯錯誤的政黨，能有生命力嗎？

第四，在執政體制中，要強化問責制，而不能建立免責制，更不能設置慫恿制。立法允許政府“試錯”，就有慫恿犯錯誤之嫌。這個口子一開，許多不倫不類的潛規則，就有可能一窩蜂地浮升到面上來，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官員打造成保護自己胡作非為、貪污腐敗、魚肉人民的銅盔鐵甲。經濟特區對改革開放的貢獻是巨大的，主要通過試驗性表現出來，這一點不能否認；但以“殺出一條血路”受到標榜的“特事特辦”，在血雨腥風中產生出來的不僅是改革開放的紅果子，也有特殊化的惡果，而特殊化給特權化開了先例，最終導致許多地方的“一把手”踢開黨委搞改革、拋開政府搞開放，規章制度形同虛設，集體領導成了官樣文章。一個人說了算，一支筆批了算，就是特權化的表現，打的旗號就是“學習特區經驗”、“特事特辦”。重慶立法允許政府“試錯”，四川呢？天津呢？廣東呢？重慶可以立法允許政府“試錯”，為什么我四川、天津、廣東就不可以呢？如果重慶、四川、天津、廣東可以，我西藏、新疆、青海、內蒙古可不可以呢？有人說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這是為什么？就是地方保護主義孳養大了地方諸侯，地方“一把手”架空中央，一個人說了算。如果立法允許地方政府“試錯”是對的，那么全國人大就可以立法允許中國政府“試錯”。世界上有沒有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

第五，要做到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就要建立健全監督制度，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將錯誤更多地消滅在萌芽狀態或未造成重大損失之前。而建立健全監督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人民群眾對官員的監督制度，形成保護人民群眾對官員的監督機制，特別是要立法保護人民群眾有效行使監督權，而不是立法允許政府“試錯”。你立法允許政府“試錯”，但如果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人民群眾是不答應的。而我們黨是把人民群眾答應不答應、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是始終為了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利益的。重慶立法允許政府“試錯”，是明顯違背這些原則的。我們不是為了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手段，用好這個手段，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經濟、實現社會進步，而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除此以外我們還是別的什么目的呢？

我們黨歷來的主張是有錯必糾。胡錦濤總書記要求“不折騰”，而重慶立法允許政府“試錯”，涉嫌贊同、鼓動、慫恿、包庇官員胡折騰。這是應該立即加以糾正的。

2009年1月3日于北京明春苑

電話：010—83701573

手機短信：13522382072

[附]

重慶立法允許政府“試錯”

據新華社電 記者近日從重慶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獲悉，今后重慶開放工作創新有了容錯機制的保障，免除促進開放工作創新者的后顧之憂，保護開放工作的積極性。
　　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慶市促進開放條例》規定，開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損失，只要程序符合規定，未謀私利，可以減輕或免除有關人員的責任。同時還規定，政府對于法律、法規、規章和國家政策未規定的事項，可以在職權范圍內先行嘗試。政府還可對行政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土地流轉、財政金融和社會管理等事項進行更多的改革實驗。
　　重慶市人大財經委主任委員王國富介紹說，進一步擴大開放必然要求改革創新，不斷完善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建立與國際慣例相協調、符合重慶開放實際的運行機制。要開放就必然涉及創新，但“大膽地吃螃蟹”就有可能犯錯，為免除創新者的后顧之憂，保護開放工作的積極性，鼓勵大膽探索，重慶在立法促開放時特別設置了容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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