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曾將四川視為木材輸出地，結果嚴重破壞了長江上游的生態屏障。直至1998年長江中下游洪水后，才在四川率先啟動“天然林保護工程”，不再指望四川輸出木材。可嘆的是，沒過幾年，又指望四川輸出能源，結果水電項目建設成了破壞四川森林的魁首。而即使將水電資源全部開發出來，對國家的能源問題不過是杯水車薪。四川是生態高度敏感的地區，極易遭受不可逆的損害，從而危及整個中華民族的持續生存，我們是要眼前的利潤還是要子孫后代的長治久安？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語出明末清初歐陽直公《蜀警錄》，它提出了“蜀”與“天下”的關系問題。縱觀華夏文明史，“蜀”與“天下”密切相關，只有從全局視角才能看明治蜀之要道。

    四川在全局的地位

    1935年，地理學界的老前輩胡煥庸教授發表第一張中國等值線人口密度圖，在圖上，胡煥庸從愛琿(今黑河)到騰沖畫了一條直線，將中國分為東南、西北兩半壁，東南集中了96%的人口，而西北僅4%，此即地理學界著名的“胡煥庸線”。60多年后的1998年，我國人口分布大格局與胡煥庸的時代別無二致(見圖一)。可見“胡煥庸線”表征了中國自然與社會系統的某種穩定特征。那“胡煥庸線”意味著什么？

    地理學家們發現，胡煥庸線兩側是中國的農牧交錯帶，還是眾多江河的水源地。中國的玉米種植帶的西北邊緣與“胡煥庸線”高度吻合，這似乎在提示我們，“胡煥庸線”是耐貧瘠作物的生存邊界。進一步還可以發現，中國的貧困地區多分布在“胡煥庸線”的兩側。這暗示我們，在“胡煥庸線”的兩側，資源相對于人口嚴重不足。

    農牧交錯區、江河水源區、玉米種植帶的西北邊緣、貧困地區，這些看似不相干的問題卻被“胡煥庸線”聯系在一起。它提示我們，“胡煥庸線”兩側，存在一個意義獨特的區域。貧困的人群艱難地生存在這農牧混雜、生態脆弱的區域內。這個地區的生態承載能力與其社會經濟壓力矛盾尖銳，而這個區域的生態變化影響著整個國家的生態環境。

    四川就位于這個地帶的西南端。這樣的地位決定了四川的根本特性：脆弱的生態環境與高強度的人類活動的尖銳矛盾。

    四川省農業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劉衛東等在《四川省農業功能區劃研究》(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第29卷，第3期2008年6月)中，依據農產品供給功能指標、農業就業與社會保障功能指標、農業文化與休閑旅游功能指標、農業生態環境功能指標，用聚類分析的方法將四川省劃為六類區域。四川是個農民大省，76.3%的人口為農村人口，從農業功能的角度研究區劃有其合理性與現實性。

    這六類地區是：特大都市省會成都的市區；圍繞它的盆西平原；其東側是盆地丘陵地區；在這些區域的北部和南部，是盆周山地區；在四川的西部與北部，是川西北高原區；在四川的西南部是川西南地區(見圖二)。

    由圖二看出，除成都市區外，四川比較富庶的地區只有盆西平原，它包括成都郊區在內的58個市縣區，但面積上占全省比重很小。

    盆地丘陵地區：共33個區縣市，水源不足，干旱頻繁，水田中望天田超過1/3。植被覆蓋差，水土流失嚴重。人均GDP僅為盆西平原區的1/3，人均工業產值僅為盆西區的1/4。第三產業及科技教育發展滯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豐富，是全國民工主要的輸出地區。

    盆周山地區：山地占地區面積的91.6%，土地利用以林地為主，有林地占42.3%，居全省首位。人均GDP為全省最低，人均購買力、財政收入等各項經濟指標均為全省最低水平。農業生產基本條件差，土地質量等級低。

    川西北高原區：為青藏高原東部與橫斷山脈，它包括阿壩州、甘孜州全境和涼山州木里縣。地勢高亢，區內平均海拔在3000～4000m以上，是四川省地勢最高地區；氣候寒冷，大部分地區年均溫0℃～6℃；光能資源豐富，太陽年輻射量和年日照時數均為四川省最高值。這個地區的甘孜州是漢藏雜居區，阿壩州則是漢、羌、藏雜居區，是羌族唯一的聚居區。

    川西南地區：以涼山州為主(不含木里縣)，包括攀枝花市全部3區2縣，雅安市漢源、石棉2縣。91.2%的面積為山地，山地海拔多在3000m左右；區內氣候屬偏干型亞熱帶氣候，光熱資源豐富，其海拔1300m以下的南亞熱帶干熱河谷地區被稱為“天然大溫室”，是全長江流域光熱資源最豐富的地方。但該區干旱期長達7個月，灌溉條件成為農業發展的限制因素。涼山州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區。

    由此可見，四川確實具有“胡煥庸線”兩側地區的各種特征。

    都江堰：“天府”的過去與未來

    說到四川，人們自然會想到都江堰，想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但這只是農耕文明時代的局部景象。

    李冰父子領導興建的都江堰工程，其實是一個兩級濾波系統：魚嘴分水堤“分四六，平旱澇”，平時六成水進入內江，供應成都平原，四成水進入外江；若遇洪水，比例自動倒置。寶瓶口、人字堤、飛沙堰組合工程進一步濾平從內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

    然而，這個兩級濾波系統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人類對水資源的需求明顯小于水資源總量，即使在干旱之時，60%的水資源也足以保障成都平原的用水。而多余的水則通過外江排走(“分四六”)。由此，內江流域的穩定供水以外江流域的旱澇波動為代價。換而言之，人類主要生活在由內江保障的區域內，而外江流域則人煙稀少，主要起著生態功能區的作用。

    在那個生產力低下的年代，中國人口始終受到資源的制約，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人口始終在1億以下。18世紀中葉以后，人口加速增長，1834年內突破了4億。此后就是“洪楊之亂”、清廷覆滅、外敵入侵、國內戰爭……人口徘徊在5億以下。1949年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增長，直逼13億大關。人口與資源的平衡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而今四川盆地是全國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隨著人口的增加(見圖三)，都江堰正常運轉的前提漸漸消失了。

    2006年5月31日，四川省水利廳向社會公布的《四川省2005年水資源公報》稱：

    “去年是水資源總量偏豐的年份，但四川省仍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處于水資源緊缺狀態，其中包括成都、德陽在內的多個城市人均水資源量低于1750立方米用水緊張線。”(《天府早報》2006年6月1日)

    在筆者上中學時，還常在成都的河中游泳，那時的夏季，常見一群群小男孩從橋上跳入河中嬉戲。2006年4月18日《中華工商時報》成都報道：近日，由成都市著名水利專家、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專家調查組，對成都市河流生存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震驚：成都市三環路以內的52條河流瀕臨死亡。由于沒有來水，河流基流為零，成都市河流水生態環境每況愈下，水生生物幾近絕跡，河流功能喪失殆盡。據說，成都西邊的金馬河，10年前還是魚蝦成群、河邊水草茂盛的景象，河中還能釣起1公斤重的大魚，但如今已是連連斷流、河床裸露。注意，水量驟降是僅僅10年間的事。

    “缺水”將李冰要求的“深淘灘”拋到了腦后。圖四是江安河從都江堰到溫江的一段主河道，蜀諺云“金溫江、銀郫縣”，可知溫江是都江堰工程重點保障的地區之一。而今這河道就像一條淤塞的血管。

    飽受爭議的紫坪鋪水庫就建在都江堰的上游，它的核心功能其實是對稀缺水資源的綜合調節：盡量蓄水，以備枯水期之需。目前紫坪鋪水庫由水利部門管理，2008年5月初，水利部門命令騰空庫容，以迎接汛期。“5·12”地震時，紫坪鋪水庫水量已放到3億立方米，不足設計庫容量11.2億立方米的1/3。地震只是震裂了壩體的面板。

    如果地震時庫中裝滿了11.2億立方米的水，在烈度為11度的地震中，能否安全，只有天知道。而一旦紫坪鋪水庫潰壩，成都平原勢必“人或為魚鱉”。但如果沒有紫坪鋪水庫，成都平原的缺水狀況將遠比現在嚴重，事實上連東部的丘陵地帶如遂寧等地都在指望紫坪鋪水庫的水。

    然而，在整個四川，成都平原是條件最好的。

    若爾蓋：黃河之水濕地來

    川西北高原區是長江、黃河流域的上游。阿壩州的若爾蓋濕地是我國最大的泥炭沼澤地，可儲水28.53億立方米，每年提供給黃河超過30%的水量，是黃河的蓄水池。它還是長江流域岷江、大渡河、涪江的水源涵養地。它在涵養水源、蓄洪防旱、調節氣候、凈化水質和環境以及保持生物多樣性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然而近幾十年來，若爾蓋濕地草原大面積退化、沙化，導致草地生產力下降，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環境受到嚴重威脅。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學院、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學者白軍紅等，分析衛星圖像解譯數據，并通過GPS野外調查和大量采樣后，進行修改和編輯，評估了若爾蓋地區的景觀變化(白軍紅等《近40年來若爾蓋高原高寒濕地景觀格局變化》，《生態學報》第28卷第5期2008年5月)。

    研究顯示，若爾蓋地區從1966年到1986年，濕地面積大幅度萎縮，此后雖有恢復，但十分緩慢。

    他們還發現：1966～1986年期間，若爾蓋高原濕地景觀斑塊數明顯減少，而斑塊平均面積則不斷增大；這表明濕地退化導致大量小斑塊喪失。

    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與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學者張寶雷等，則用遙感數據研究了若爾蓋濕地2004年的土地利用狀況(見張寶雷等《基于多源數據的若爾蓋濕地土地利用遙感自動調查》土壤2008，40〈2〉)。

    他們將獲取的2004年的土地利用圖和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課題獲取的2000年若爾蓋濕地的土地利用圖進行面積比較，發現近5年，若爾蓋濕地沼澤地和水體面積都有所減少，其中沼澤濕地面積減少了18073.13hm2，減少率為4.18%。林地、灌木、高覆蓋度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其中高覆蓋度草地面積減少最多，達到了110179.67hm2。中低覆蓋度草地、疏林地和裸地面積增加幅度較大，增幅分別為47.89%、13.55%和22.45%。建設用地更是增加了271.37%。

    據2008年10月四川省森林資源管理總站提供的數據，若爾蓋、紅原縣草地沙化近年來呈現出快速發展趨勢，若爾蓋沙化草地面積已達1萬公頃，并以每年11%左右的速度遞增。

    若爾蓋濕地的退化導致了黃河流域的整體生態危機。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蜀”與“天下”的關系。

    川西峽谷：你到底要什么？

    其實何止黃河，長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沱江、烏江都從四川發源或流過，四川省是長江上游的生態屏障。據四川林業部門提供的數據，全省水土流失面積占全省總面積近1/3，占長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積的56%，全省每年土壤侵蝕量占長江上游土壤侵蝕總量的42%。水土流失引發局部區域水質污染、水源枯竭、水利工程淤塞垮塌和地質災害頻繁等系列環境問題，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澇災害和水環境惡化已經成為四川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大面積的水土流失直接威脅著三峽水庫，而三峽下面就是江漢平原，順江而下就是中國的經濟重心長三角。

    然而，人們對長江上游的目光集中在水電上，自2004年電荒后，全國大小財團紛紛到長江上游“跑馬圈水”。“十五”期間，四川林業部門批準的林地占用構成見圖五，電力項目建設成了破壞四川林地的最大因素。注意，這還只是政府批準的，大量未批先建的工程尚不在內。

    中國的水能高度集中于藏東川西高山峽谷地區，致使水電成了四川最炙手可熱的領域。

    在紫坪鋪看到的岷江上游河段水資源簡圖(見圖六)上顯示：已建和在(待)建工程布滿整個流域，岷江已經被水電“榨干吃盡”。

    大渡河的開發規劃則是首尾銜接的梯級開發，若此規劃實現，大渡河將成為水庫“項鏈”，原有的生態環境勢將徹底改變。

    川西地區的地質條件形成于印度洋板塊與歐亞板塊的碰撞、西藏高原的隆起。橫斷山脈的急劇擠壓、隆升、切割，高山與大江交替展布，匯集了雪山冰川、峽谷急流、草甸、丹霞及高山喀斯特等多種地形地貌，形成世界上獨有的三江并行奔流170公里的自然奇觀，成為世界上蘊藏最豐富的地質地貌博物館。

    獨特的地質環境使這里成為世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這里集中了北半球南亞熱帶、中亞熱帶、北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寒溫帶、溫帶、寒帶的多種氣候和生物群落，集中了6000種植物種類和超過全中國一半的動物物種，被譽為“世界生物基因庫”。

    這里還生活著納西、傈僳、藏、白、彝、普米、怒、獨龍等眾多少數民族，是世界罕見的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字、多種宗教信仰、多種生產生活方式和多種風俗習慣并存的匯聚區，是中國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多樣性最為富集、歷史文化積淀極為深厚的地區之一。

    如果我們將規劃的電站全都建起來，這舉世唯一的地質財富、生態財富和民族文化財富是否會毀于一旦？大渡河干流首尾相連的梯級開發，勢將使大渡河變為一條高壩水庫項鏈，這種變化到底是福是禍？汶川地震提醒我們，這里地質活動強烈，地震、泥石流、滑坡、塌方、雪崩、飛石和洪水頻繁。

    推動四川“跑馬圈水”的動力是能源危機，“西電東送”戰略是站在長三角的立場上向四川索取資源。站在全局的立場，為此犧牲藏東川西地區的地質資源、生態資源、民族文化資源，承受地質災變可能帶來的風險，毀滅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值得嗎？

    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公司網站提供的信息告訴我們：

    “根據全國水力資源復查成果，我國大陸水力資源理論蘊藏量在1萬kW及以上河流上的水力資源理論蘊藏量年電量為60829億kW·h，平均功率為69440萬kW；理論蘊藏量在1萬kW及以上河流上單站裝機容量500kW及以上水電站的技術可開發裝機容量為54164萬kW，年發電量為24740億kW·h，其中經濟可開發水電站裝機容量40179萬kW，年發電量17534億kW·h，分別占技術可開發裝機容量和年發電量的74.2%和70.9%。”

    那么，水電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我們的能源問題？

    2003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為170943萬噸標準煤，其中水電占7.4%，即相當于12417.20萬噸標準煤。同年水電總量為2836.81億千瓦小時。故每億千瓦小時電力相當于4.38萬噸標準煤。

    據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公司網站提供的信息，我國經濟可開發水電站年發電量為17534億千瓦小時，即使全部開發出來，僅相當于76749.57萬噸標準煤，為2006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246270萬噸標準煤)的31.16%。

    從1954到2006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年均增長率為8.39%。從2002到2006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年均增長率12.82%。在這樣的增速面前，相當于2006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31.16%的總潛力對全局而言，根本是杯水車薪，而付出的代價則是幾十年后，長江中下游勢將面臨無法應對的局面，而長江的未來從根本上決定了長三角的未來。

    趙爾豐：“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

    長三角對四川的依賴又何止于生態問題。面對日軍大舉侵華，基于江浙財團的“國民政府”以四川為“大后方”，才苦撐了八年，等來國際形勢的逆轉。而四川能成為“大后方”應歸功于晚清的趙爾豐。

    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大舉瓜分中國，而滿清政府卻“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對列強軟弱無力。從道光到同治，英國完成了對尼泊爾、不丹、錫金、拉達克的侵略和控制，將目光投向西藏，1888年開始武裝入侵西藏。1904~1905年，英人借通商要挾，自哲孟雄(今錫金)進兵，在江孜擊潰藏軍，進入拉薩，以圖控制整個西藏。

    時任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在川藏邊地厲行改土歸流，以府、廳、州、縣及理事官、委員取代土司統治，原屬川藏分轄、又遭領主割據的邊地，被統一置于清政府的直接統治之下，形成一塊完整的川滇邊務大臣轄區。

    以行政改革為先導，趙爾豐全面推行新政，開展各項改革和建設。

    發展農業，扶持商貿。創立農業試驗場，試種稻棉，試驗野桑養蠶，試仿收割野漆，推廣蔬菜種植。創辦墾務，大量招募四川農民入康，到巴塘、理塘、鄉城、稻城等縣墾荒種糧。發展城鎮商貿，鼓勵本地商人和外籍商販開設各種商鋪，經營餐館、酒樓，繁榮市面。如巴塘的醉月樓，就曾遠近聞名，盛極一時。

    開拓交通，振興實業。撥付專款，修筑康定至德格、康定至昌都的南北大道，廣設驛站，加添橋梁，聘請外國工程師建鋼橋于河口(今雅江)，方便往來行旅客商。在巴塘興建制革廠，生產皮鞋、藏靴。在稻城興建造紙廠，利用當地竹木原料造紙。聘請美國礦師勘探金礦。派員出國考察織絨機器和磨面機器，準備興建織絨廠和面粉廠。

    著手開辟康藏郵電線路。派員測量由巴塘至后藏扎什倫布寺共長2247里的郵路，擬設分局6個，報房4個，工程材料等費共計預算30余萬兩白銀。

    普及教育，倡導文化。興辦學校，令學齡兒童進校讀書，發給制服、課本、筆墨紙硯，毫不征費。聘請四川工匠祝洪興、羅世杰等人赴巴塘，教授藏族學生學習掌握機器印刷和雕板印刷技術，印制大批教科書本。巴塘、康定還開辦了師范學堂(見《西康建省秘聞》)。

    這一切是后來“國民政府”能將“大后方”落在四川的必要前提，它對中華民族度過危難具有難以估量的戰略性意義。至今仍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說，這里的“康”指的主要就是四川的甘孜州。

    趙爾豐的命運是悲劇性的，這悲劇源自滿清中央政府對四川功能定位的錯誤。

    當年，清光緒皇帝發布上諭，鐵路準歸商辦，四川商民據此自集一千五百萬兩白銀的股款，在成都成立了川漢鐵路總公司，在宜昌設立了分公司，其間開山劈石就用去了四五百萬。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接受了度支部大臣載澤，郵政部大臣盛宣懷“借外債，修鐵路”的主張，宣布路權收歸國有，旋即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對于退還民間股款的事則態度曖昧。

    此舉激起川人激烈反抗，5月21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會”，以“破約保路”為宗旨，參加者數以10萬計。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奏請朝廷，強令時任川督的趙爾豐鎮壓，趙于7月15日誘捕了保路首要蒲殿俊、羅綸、張瀾等人。下午，又在督署大院開槍打死打傷請求釋放蒲等人的群眾數十人，成都陷于腥風血雨之中。川人群起反抗，將各處電線搗毀，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掀起武裝暴動。清廷急調鄂軍入川，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得以乘機武裝起義，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1911年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12月，軍政府派兵包圍督院街的督署衙門，擒獲趙爾豐，將其押至皇城處死，以泄民憤。

    而今時髦翻案，對“保路運動”的是非，評說紛紜。歷史的事實是：被觸怒的四川百姓搬走了清王朝最后一塊基石。這讓人們再次領悟到“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內在根源。

    “后來治蜀要深思”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時任四川鹽茶使的趙藩游覽武侯祠，書寫下著名的對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他從“攻心”、“審勢”的視角思考“治蜀”的問題，然而治蜀最應該思考的是“蜀”與“天下”的關系，是從國家大局看四川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礎上，明確哪些是應該指望于四川的，哪些是不應指望于四川的。

    四川是長江、黃河的生態屏障，而江、河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命脈，保護江河的生態，無疑是四川對全局最大的責任。長江、黃河的生態改善，受益者是整個中華民族；反之，受害者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生態保護勢必限制GDP競爭，因而不應讓四川加入GDP賽場上的所謂“區域間競爭”；相反，在四川生態保護方面，應得到中央財政的大力挹注，包括對川西、川西南、川北百姓生存發展的支持，這是中華民族持續生存之所需。

    四川的穩定對全局的安定至關重要，而四川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于人口嚴重匱乏。因而從全局安危的視角看，不能將四川定位為資源輸出地。以四川現有的資源，能做到安定社會，已屬不易。當年川糧外運、川豬外運，20世紀60年代大饑荒時有10個省靠川糧度荒，而四川則付出巨大的人口犧牲。而今四川已經沒有多少余糧可供外運。統計數據顯示，從宏觀上看，四川省產的糧食僅夠自給而已(見圖七)。

    當年曾將四川視為木材輸出地，結果嚴重破壞了長江上游的生態屏障。直至1998年長江中下游洪水后，才在四川率先啟動“天然林保護工程”，不再指望四川輸出木材。可嘆的是，沒過幾年，又指望四川輸出能源，結果水電項目建設成了破壞四川森林的魁首。而即使將水電資源全部開發出來，對國家的能源問題不過是杯水車薪。四川是生態高度敏感的地區，極易遭受不可逆的損害，從而危及整個中華民族的持續生存，我們是要眼前的利潤還是要子孫后代的長治久安？

    作為中華民族的戰略大后方，治蜀最重要的是營造一個有向心力的社會，而不是短視地只看得見資源，卻無謂地制造出瀑布溝式的群體性事件(瀑布溝水電站漢源庫區移民群體性事件)。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類事件的影響，鬧不好就是全局性、顛覆性的。2008年10月四川省水利廳地方電力局在一份情況匯報中提道：

    “中央水電企業占據了我省大部分水電資源。”

    “中央企業對四川資源的占用至今沒形成對地方的合理補償機制，尤其是近幾年水電發電機組80%以上都以較低的價格進入了國家電網，又以較高的價格賣給我省。”

    同月，四川省移民辦則在一份情況匯報中陳述道：

    “沒有形成資源輸出地與電力消耗地、水電企業與移民群眾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機制。”

    “在某些大型水電工程移民實物調查中無視科學種田、立體農業的事實，給移民只算其中的某一種作物，按水平投影面積去計算山坡上生長的零星經濟林木，而不愿意花工夫去照實點數，公然侵害移民群眾切身利益，草率地對移民群眾依法訴求的合法權益采取高壓、強制手段。”

    “庫區不穩定因素時有發生。”

    對這類現象，值得深思。

    手段強硬的趙爾豐名聲不佳，被稱為“趙屠戶”。但站在滿清朝廷的立場上看，他是一位具有全局意識的良吏。四川總督錫良在上奏內廷保舉他時稱他：

    “忠勤純愨，果毅廉明，公爾忘私，血誠任事。”

    對西康的建設證明了他的戰略遠見。趙其實深知安民乃為政之要務，他曾在路途發現一家百姓無隔夜之糧，而地方官不知，即加嚴懲。他訓導地方官：

    “知縣是知一縣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愛民者，因愛民而勤政。非勤政為一事也，愛民又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賊民者也。”

    可惜滿清中央政府對四川的錯誤定位，將他放到了與川人對抗的位置上，導致了他自己和滿清王朝的悲劇。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因愛民而勤政”，這才是“后來治蜀要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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