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改革的回顧與思考

奚兆永

十七大提出，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要進行隆重的紀念活動。從今年1月份以來有關紀念改革30周年的研討會的報道和紀念文章就陸續出現于報刊。進入10月份后這樣的活動和文章就更加突出了。讀了這些報道和文章，也引起了我對改革的回顧與思考。

一、改革開放從何時算起？

有人認為，改革當然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但是，細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有關文件，似乎并不支持這一說法。實際上，整個“公報”，只有一處講到“改革”二字。相反，“公報”強調，“為了迎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任務，會議回顧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公報”也根本沒有提出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反，“公報”說，經過深入討論，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而在“決定”（草案）——也不僅是“草案”里，甚至在1979年9月下旬舉行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所通過正式“決定”里都強調，“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決定”還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頁）根據《炎黃春秋》第11期發表的一篇對杜潤生先生的訪談《包產到戶提出過程中的高層爭論》，可知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華國鋒、李先念以及負責農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堅決主張要搞集體經濟，反對搞包產到戶，鄧小平當時也沒有表態支持搞包產到戶。華國鋒多次講湖南洞庭湖“雙搶”的經驗，證明組織起來搞互助合作可以形成新的生產力 ；李先念也多次講，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而王任重則從理論和實踐凍結核上論證集體經濟的優越性。這使得當時擔任農委副主任、主張包產到戶的杜潤生也沒有辦法，雖然支持包產到戶的有胡耀邦和趙紫陽，還有萬里等。胡耀邦雖然支持包產到戶，但是四中全會剛作出的決定，他也不好進行修改。杜在1980年1月舉行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后就會議紀要問題找趙紫陽商量，趙說，國外發達國家都搞家庭農場，解決農業問題很成功，包產到戶這類問題可以試，不要堵死。他還“出招”說，先念、任重他們有意見，文件還要發，可不用國務院名義，以國家農委名義下發。于是就把問題淡化了。緊接著，在1980年2月下旬舉行了十一屆五中全會。在這次全會上，胡耀邦、趙紫陽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被免去領導職務。接著，胡耀邦取代華國鋒擔任中央領導人，趙紫陽取代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萬里則取代王任重擔任農委主任，這一系列人事變動，都為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創造了條件，但是，無論是五中全會，還是后來的六中全會、七中全會，都沒有就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做出過決定。就正式的中央文件來說，還是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肯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堅持集體經濟、反對包產到戶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雖然從1982年開始，中央每年都要發一個農業問題的“1號文件”，但是第一個“1號文件”仍然強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屬于集體經濟，只是1983年第二個“1號文件”才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并明確提出了“改革人民公社體制，實行生產責任制，特別是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是，無論是哪個“1號文件”，都不是中央全會通過的文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只有中央全會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才有權否定中央全會的決定，就此而論，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并沒有真正獲得正式的許可證。

9月29日《學習時報》登了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曹普寫的一篇題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由來》的文章，文章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的公報提出：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第4頁）。文章認為，“公報中雖然沒有出現‘改革開放’四個字，但這一段話，概括起來就是‘改革開放’。”但是，曹普在引用三中全會公報時做了手腳。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段完整的論述被他掐頭去尾，他所引用的甚至連一句完整的話也不是。為了還事實以本來面目，這里不妨將這一段話全文摘錄如下：

“為了迎接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會議回顧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實踐證明，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我們的國民經濟就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反之，國民經濟就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意義的。”（《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很清楚，這段話的中心，是講我國經濟建設在總結過去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將高速穩定發展，其中雖然也提到了“改革”二字，但它顯然不處于中心的地位，在具體的語境下，“改革開放”四字甚至連一句話的內容也無法概括，它又怎么能概括整個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精神呢？

實際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時間應是1984年10月下旬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正是在這次全會上，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內涵做了經典的規定：“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那么，是不是1984年10月20日就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呢？似乎也不能這樣說。這我們從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經濟體制改革”所做的定義就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知道，這個定義其實是來自于毛澤東。毛澤東早在1956 年初就根據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經驗教訓，聯系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寫出了《論十大關系》一文。1957年二月，他又進一步將該文提出的那些問題提高到理論的高度，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他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根據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頁）實際上，十二屆三中全會對于改革所作的闡釋，就是從這里來的。這樣說，改革又不是從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了。根據毛澤東的上述論述，以完善社會主義為目標、以解決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問題為內容的改革，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就已經開始。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各種主張，還有以后提出的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及60年代以后總結的“鞍鋼憲法”（即馬賓同志總結并得到毛澤東肯定的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都應該叫做改革。實際上，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是是一個同始共終的過程。這樣一來，也就不存在所謂獨立于社會主義建設之外并且在時間上存在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之后的社會主義改革時期了。

二、講改革開放的成就要實事求是

總結改革當然要講成績，但是，必須實事求是，而不能夸大其詞。

有的文章為了突出改革的成績，就把改革以前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上面提到的曹普寫的題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由來》的文章就是這樣。文章說，“經濟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于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文革”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于‘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表面上看，這里所說是有根有據，但是，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我們要問：作者為什么不引第一手即原始的材料而要引第二手即經過加工的材料呢？為什么引用1977年華國鋒在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里“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的說法，而不引用后來中共中央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論述呢？

以下是摘編自《廣東統計年鑒》里的中國主要年份工業生產主要產品產量居世界位次變化 (1949—1993)的材料（1993年12月31日采集）：:

這個材料不同于經過加工的一些用貨幣表示的綜合性材料，他直接用具體產品在世界的位次來表示，很直觀。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前三十年包括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時間里，我國主要工業產品在世界上的位次都明顯地提高了，特別是鋼、煤、原油、發電量、水泥、化肥等對發展國民經濟有巨大作用的屬于生產資料的產品更是大大地提前了。

關于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比較權威的綜合性的材料，可見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里的如下一段話：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需要指出的是，在起草《政府工作報告》時，周總理已重病在身，是毛澤東委托時任第一副總理鄧小平領導起草組完成了《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我們知道，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是持否定態度的，他當然不愿意違心地歌頌文化大革命，但是，他還是根據事實起草了這份《政府工作報告》。應該說，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對文革期間經濟方面所做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是客觀公正的。

而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關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經濟情況更作了權威的論述：

“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批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頁）

事實也正是這樣。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當然不會不要生產，他的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特別是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部門和行業的生產，他抓得很緊。在農業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同時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和化肥的生產，僅拖拉機的產量就增加了5倍多，不僅為當時農業的穩定增產創造了條件，而且為以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工業方面，進行了三線的建設，像十堰第二汽車制造廠、攀枝花鋼鐵廠、東方電機制造廠等都是那個時候建設的；在交通方面，寶成鐵路、南京長江大橋就是那時通車的，萬噸級遠洋輪船是那時下水的，中國大型飛機運10也是那時開始研制并取得重大進展的；在高科技領域，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以及衛星回收技術的掌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動物胚胎移植以及雜交水稻的研究都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這些都是中國人至今都引以自豪的偉大成就，如果“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能取得這些偉大成就嗎？當然，此說出自華國鋒197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但是，依據通常的原則，后來的文件可以糾正以前文件中的不正確的說法，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決議已經糾正了華國鋒在1977年《政府工作報告》里的不正確說法，為什么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后還要繼續引用華國鋒1977年講的那句話呢？這究竟是實事求是，還是別有用心呢？

                  三、改革開放的問題和教訓

改革開放有成就，但是也有問題，并不是一切都好。人們說“三座大山”，說明在住房、教育和醫療衛生等領域都存在大的問題。事實上，我國的科技事業在這段時間也存在明顯的問題。不過這些問題都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對此，鄧小平早在1989年六四以后曾做過總結。他說，“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頁）

我們知道，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不久，即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曾在黨的工作務虛會上做了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這以后他又多次講到這個問題，認為應該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

本來，鄧小平對改革的政治保證“四個堅持”是十分重視的，特別是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直很強調，但是，在遇到一些具體問題時，卻并沒有堅持這些原則。比如，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是明確講“不許分田單干”，“也不要包產到戶”的，但是，當1980年1月31日農委就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情況時，鄧小平卻說，“對于包產到戶這樣的大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毫無準備，不好回答。”（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11期對杜潤生的訪談）隨后，在5月31日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就肯定了“一些是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頁）其實，中央全會“決定”所限定的范圍是“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而并不是鄧小平所指的像安徽肥西和鳳陽這樣一些地方。這樣一來，“決定”的精神就被悄悄地修改了。由于他的這一態度，加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的積極推動，集體經濟實際上就被家庭承包責任制取代了。又比如，1985年11月24日他同薄一波談話，薄提到農村干部有三種情況：一書帶領群眾共同致富；二是帶頭個人致富；三是依仗特權謀私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經營者，得到上級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資源、大量貸款。鄧聽后說，“對第三種，要控制，可以收累進稅。貸款也應有區別政策。雇工，我說看兩三年是必要的。”并說，“農村形勢是好的，這一點必須肯定，不承認不對。……將來還是要引導到集體經濟，最終要引導到集體經濟。”（《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6頁）顯然，鄧對農村出現的非社會主義趨向采取了寬容的實際上是聽之任之的態度，而把發展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推到了“將來”和“最終”，這和他的許多講話里講“四個堅持”、講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相一致的。作為一個領導人，他的這種態度對于其他領導人乃至整個國家的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應該說，鄧小平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是負有重要責任的。

1980年，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進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班子，并且先后擔任了總書記的職務。由于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致使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中國泛濫，結果兩人都摔了跟頭，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

1989年六四以后，江澤民同志走上中央領導崗位，成為總書記。應該說，鑒于鄧小平對六四所作的經驗總結和胡耀邦、趙紫陽兩位前任的前車之鑒，他開始是十分重視四個堅持的。比如1989年6月24日他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說，“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他還強調，“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們堅持貫徹執行的改革開放，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60頁）同年9月月29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他又十分明確地說，“如果今后不堅持社會主義，而是像有人主張的那樣，退回去走資本主義道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養肥一個資產階級，在我國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同上，第67頁）而在此前（8月21日）舉行的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他曾說到“有位同志講了百萬富翁入黨的問題，報紙登了以后，許多人在議論這件事。這次會議的文件里面講，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如果讓不愿意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什么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頁）而在199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他還講到了“兩種改革觀”。他說，“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保持蓬勃生機；在改革中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會葬送黨和人民七十年奮斗的全部成果。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也）江總書記的這些話講得是何等好啊！但是，后來的情況表明，江總書記并沒有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全面執行，一以貫之”地對待四項基本原則。雖然四項基本原則還繼續講，但是他的許多觀點都逐漸有了的變化，特別是對于資本主義剝削、資產階級不能入黨等觀點已不再堅持。而與之相適應，我國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比例越來越下降，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卻節節攀升，兩極分化的現象也越來越突出，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馬克思主義指導等慢慢變成只是一個文字上的東西，而新資產階級形成和資產階級可以入黨則變成了活生生的社會現實。而他原來的一些重要的主張和論述，后來在編選《江澤民文選》時也消失于無形之中。在這方面，高為學同志寫的《中國近期右傾思潮選評》（中國文化傳媒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里曾多有批評，不過他認為這是編者所為，因此提出問題向編者請教，而我認為關鍵還是作者本人。試想，如果作者堅持要把某篇文章收進去，編者能夠阻攔嗎？畢竟文選是作者的文選，而不是編者的文選嘛。問題在于，作者自己的觀點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將一些文章收進文選，豈不是要發生自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的局面嗎？江總書記的思想出現這樣的變化，是很值得人們深思的。

寫到這里，我想提兩件與江總書記有關的事：

1992年7月23、24日，鄧小平在審閱十四大報告時說：“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國有制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此說恐有誤，應是第二產業，這從下一句話講“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可以證明。——引者），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是會提出來的。現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要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和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我最早提出兩個飛躍思想的時候，李先念說他都贊成，說這是一個大思想。這個思想一直沒有闡發。”（《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頁）鄧小平的這個意見不僅在江澤民作十四大報告時沒有反映，后來在他作十五大、十六大報告時也沒有得到反映。鄧小平關于“兩個飛躍”的思想，即農業最終還是要走集體化道路的思想，在江澤民任上一直沒有得到闡發、宣傳和落實。如果說鄧小平的思想右的話，這件事說明，后來的江比鄧還要右。這是其一。

其二，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在和其弟鄧墾談話時說：“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鄧小平的話是對其弟講的，但是要解決問題當然還要靠中央，這話其實是對中央領導人講的。作為總書記的江澤民當然不可能不知道鄧小平的這些話。但是，江對鄧的這些話不僅毫無反應，而且還在鄧談話兩個月后（即11月11日到14日）舉行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把原來“效率公平并重”的提法改成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似乎兩極分化還不夠大，應該突出的不是公平，而是效率。這和鄧小平要著力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的主張是背道而馳的。不僅如此，在開了全會以后，他出訪美洲，在11月21、22日與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談話時說，“從長遠考慮，要建立薪以養廉的制度。”（《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頁）本來薪是養家的，怎么變成薪是養廉的呢？這里的“薪以養廉”實際上是“高薪養廉”。這個問題是千家駒在全國政協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他一提出，就遭到人們強烈的反對。不錯，北宋在歷史上曾搞過“高俸養廉”，現在新加坡等也實行高薪制。但是北宋實行的高俸養廉并不成功，而且產生了許多弊端，如官員膨脹，國庫入不敷出等。事實上，高薪制有很大的腐蝕作用。特別是，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么可以用高薪來防治貪腐呢？巴黎公社曾規定公社委員的工資不得超過普通熟練工人的水平（60法郎），列寧領導的蘇聯在十月革命后也實行了類似的政策，規定人民委員（部長）的工資為500盧布。我國在革命戰爭年代實行供給制，干部生活水平很低，但卻贏得了群眾的擁護。顯然，一個人是否廉潔，并不決定于工資高低，而決定于他的世界觀。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清貧》一文是人們很熟悉的。他說，“我從事革命斗爭，已經十余年了。在這長期的奮斗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業。這在國方的偉人們看來，頗似奇跡，或認為夸張；而矜持不茍，舍已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而現在共產黨的總書記竟然不思繼承光榮的革命傳統，不去加強世界觀的改造，卻要向封建統治者學習他們的養廉之道，這不是倒退是什么？實踐已經證明，公務員高薪不僅不能養廉，反而使一些人的私欲更加膨脹，貪腐現象更加嚴重；公務員高薪還對青年人產生極大的腐蝕作用，現在的大學生看到公務員薪水高，還有各種各樣的好處，對于所謂“從政”趨之若鶩，而公務員報考人數之火爆和競爭之激烈，也屢屢創出新高。如今的公務員已越來越脫離群眾，哪里還像社會公仆？共產黨已越來越背離其初衷，越來越不像一個共產黨了。這是一個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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