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國家緊急制定“禁止各級官員移民國外”等政策和法律

華爾街大班 2008.7.27

對于多年來愈演愈烈、寇深禍亟的腐敗問題，許多人提出了有價值的反腐建議，其中不乏治本之策，例如，恢復大眾民主，還人民群眾民主監督等權利，實行公職人員財產公示制度等等。今天，本帖子從另一個側面探討一下反腐的問題，就是建議國家制定禁止各級官員移民國外的政策，同時，建議人大盡快制訂或修改相關法律，對于賣國企、賣銀行的行為，制訂特別的監管辦法和法律。這些算是一個治標的建議。

凡看過《官場現形記》的朋友，應該對過去幾千年來封建專制制度下的貪腐痼疾，有所體會。不過，在那個時候，雖然貪官貪墨錢財，因為沒有所謂的“全球化”，無法移民國外，其貪墨的財富最終還是在留在國內。貪官無論是東窗事發，被抄沒家產，還是僥幸逃脫，“安享富貴，澤披子孫”，財富終究還在國內，怎么著也是“肉爛在鍋里”。“和珅一倒，嘉慶吃飽”，就說明了問題。此外，因為，貪官們無法逃之夭夭，他們在貪墨時，我想多多少少應該是有點“顧慮”的。

但在“改開搞”的當代，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貪官們貪腐的大膽、瘋狂、無所畏懼，已然到了冠蓋全球，亙古未有的地步，連在地獄里的和珅、李鴻章之流都自嘆弗如，在閻王爺那里叫起“撞天屈”來。導致腐敗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貪腐們有退路，隨時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外國人”；苗頭不對，立即開溜，和家人乃至子子孫孫到國外享受“富貴榮華”。你們看陳良宇、成克杰等等之流，哪個不是有幾本甚至幾十本外國護照？

因此，盡快制定禁止各級官員移民國外的政策顯得非常必要。這個政策中心點就是規定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比如股級或科級以上的公務員，禁止擁有外國護照，一旦發現這些公務員擁有外國護照，就地免職，永不錄用；即便擁有外國護照，也禁止離境。

另外，建議人大盡快制訂或修改相關法律，對于賣國企、賣銀行的行為，制訂特別的監管辦法和法律：

一、實行有罪推定的原則

只要在賣國企、銀行的過程中出現顯失公平、暗箱操作的行為，就推定出賣者有罪。比如，價值一個億的國企，只賣了一千萬或三千萬等等，只要是不等價的交易，出賣者就構成犯罪，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比如，某國企價值一億，賣了一億，但在賣的過程中（如評估、核價等），公眾不知情，國企的職工不知情，或者交易中是少數幾個人和領導在“小圈子”里搞掂的，則此交易可被認定或推定為“暗箱操作”，構成犯罪，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再比如，某只國企或銀行的股票因為受賣對象不同而價格不同，如賣給國家是一個價，賣給普通老百姓是一個價，賣給外資又是一個價，不管出賣者動機、理由如何，結果顯失公平，即可認定出賣者有罪，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

二、舉證倒置原則

在賣國企、銀行的過程中，只要任何公民或法人對出賣的程序和交易結果提出質疑、反對或控告，被質疑或被控告的出賣者就有舉證的責任，證明自己的行為公平合法。如果出賣者不能提供證據證明交易過程和結果公平合法，則未完成的交易立即終止，已完成的交易無效。

三、在出賣銀行、關系國計民生的國企的交易中發生的腐敗犯罪行為，不受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時效規定的限制。

關系國計民生的國企、銀行、保險等行業，是我們國家、民族在這個世界上賴以生存、賴以立足的脊梁，更是事關國家金融、經濟主權和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命根子。出賣這些企業，尤其是出賣給外資，應該禁止；賤賣，無疑犯罪而且是重罪，賤賣而獲取不義之財更是不可絲毫饒恕的重罪！因此，在出賣銀行、關系國計民生的國企的交易中（無論是賣給內資還是外資）發生的腐敗犯罪行為，一定要給以嚴懲。除了追究他的刑事責任，更要沒收非法財產，同時是要防止財產刑“空判”的現象。在訴訟時效方面應該沒有時效限制，不適用現有法律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也就是說，無論時間過多久，都要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即便犯罪分子（自然人）已經死亡，犯罪主體不存在了，但贓物還在，依然要沒收和追回非法財產，亦即哪怕犯罪分子已經死亡，他的非法財產已經傳給了他的子子孫孫，也必須依法追回，絕不能讓犯罪分子“虧了我一個，幸福兒女孫”圖謀得逞。要讓犯罪分子明白，他攫取的不義之財，是全國老百姓用血和汗創造出來的，妄想用一個人的“以身試法”來換取子孫萬代的“榮華富貴”，門都沒有！

訴訟時效的問題解決了，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就浮現出來。鑒于貪腐罪犯特別是貪官大量逃往國外（主要是西方）的事實，國內法的管轄（屬地管轄原則）鞭長莫及。對此，提出以下建議：

1、加快和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簽訂雙邊引渡條約的步伐。

目前，與我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有31個，還局限在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令人遺憾和費解的是，貪腐罪犯避難的天堂——西方國家中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至今與我國沒有簽訂引渡條約。美國等國的行為顯然是違背法制、民主、人權的。建議國家從捍衛法制、保護人權的角度，多給美國等國家施加壓力，盡快和這些國家訂雙邊引渡條約。

2、充分利用和發揮國際公約（比如聯合國《國際反腐敗公約》）、國際組織（比如國際刑警組織）的作用。

3、效法“摩薩德”。

象美國這些國家之所以遲遲不與我國簽訂引渡條約，據說是因為我國有死刑犯規定，美國要維護這些貪腐罪犯的人權。咱百思不得其解，貪腐幾億、甚至幾十億的罪犯要人權，可那些生活窘迫，被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老百姓的人權在哪里呢？那些因無錢給孩子上學、無錢給自己或家人看病等等而自殺的人們，他們的人權在哪里？因為說到底貪腐罪犯所攫取錢財都是屬于老百姓的，屬于每一個中國人的！更何況，我國與西班牙簽訂的《引渡條約》已明確規定死刑犯不引渡，開創了先例。還有什么可以“擔心”的呢，美國的狡辯顯然是虛偽的，站不住腳的。

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貪腐罪犯“避難”的國家“不作為”或者“胡作非為”（窩藏貪官）怎么辦，難道眼睜睜看著這些家伙逍遙法外、有滋有味地享受榮華富貴？本大班覺得可以效法以色列的“摩薩德”，象“摩薩德”派出特工追捕納粹分子一樣，派出我們的“執法人員”將貪腐罪犯緝拿回國，接受法律的制裁。美國可以定點清除“恐怖分子”，為什么我國就不能定點緝捕貪腐罪犯？要讓這些家伙知道，即使逃到天涯海角，即使逃到火星，也最終難逃中國人民正義的審判、法律的制裁。

順便再說幾句，上述這些法律建議，是粗線條的。希望制定、修改法律時，規定這些法律具有溯及以往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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